億方公益沙龙第九期【实录】
★ 时间:2018年3月25日 下午
★ 坐标:北京億方公益基金会
★ 主题:短平快的互联网筹款时代,公益组织如何计长远
★ 主讲:梁萌 [菁莪二期伙伴,北京建筑大学讲师]
—— 本期沙龙主讲人:梁萌 ——
在互联网筹款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潮里,各位都是弄潮儿。网络筹款是一项新媒体综合工程。 对于公益组织来说,不论是国字头的大基金会还是民间公益机构甚至未注册的草根组织,互联网公众筹款是对机构的项目设计、执行、品牌传播、志愿者动员等多个环节管理能力的综合考量。
(一)互联网热点事件回顾
互联网筹款热点事件,从时间发生的角度分成三种类型:
1.公益嘉年华(99公益日和民生银行ME计划)。
(1)99公益日
99公益日的主要争论点:这个资源主要被谁切走了?被社会救助类的议题切走了。而一些小众议题,一些草根组织很难从中获益,他们的筹款愈加艰难。轰轰烈烈的事件背后,存在一个资源分配方面的问题。同时,腾讯基金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所思考问题的方向认为是公众偏好的问题。所以有一些调整,比如2017年的时候,宣布个人救助类的项目不可以上线,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调整解决资源分配的问题。但基本这个效果我们没有看到。所以,真正的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会说,这个平台,这样一个活动,他不应该把他的注意力放在细则方面。反而需要从这些具体的细则跳出来看网络产品的运营和治理,宏观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公益的小伙伴已经意识到了,但是我看到我们去年的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配捐,特别配捐到底是多还是少的问题,所以仍然是被这个细节套在里面,没有跳出来反思,再跳到宏观的层面讨论。参阅对99公益日相关梳理,作以下分析:
原则:
A.激励:最受人注意的叫配捐规则,我们看到腾讯基金会通过配捐规则,比如以9.09分的惊喜时刻为例,原则是要拿出比去年更多的资金要为筹款排名靠前的项目助力。也就是说,他给的是那些已经筹款特别好的机构,我再给你配更多的资源。所以这样一个激励,会有两个理念在里面:一个是公益领域内部的竞争理念,二是马太效应,那就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这样一个逻辑。
B.传播:这个规则跟前面的激励规则都是相似的,都是马太效应这样一个引申。同时这种奖励是基于效果的事后奖励。我们奖励公益组织到底是为了什么?应该为了促进公益组织发展和能力的提高。但是事后的奖励和事前的能力建设,到底哪一种更有利于公益组织自身的发展呢?或者这两种是互斥的吗?采取一种不可以有另一种吗?
C.透明:第一是很多草根组织要跟公募机构有一个合规的审核、认领,再去慈善中国注册、备案,再到腾讯备案,这是一个透明的行为;第二是腾讯会要求大家面向捐赠人做一些捐款之后的财务报告和项目进展,但是不是硬性规定,这方面说的透明,我公益组织获得了捐款,那么我对你这个平台,我对捐赠人是透明的。但是透明不应该是单向的,他应该是多元而且双向的。公益组织把自己透明了,对方怎么回报呢?是不是目前在腾讯平台上的捐赠人相关数据,如果公益组织通过透明原则,能不能分享这些捐赠人数据信息,这样更有利于做一个后续的捐赠人的联系方式,进行长期的维护。那么筹款活动就会由嘉年华变成长期的日常的活动。同时这也是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机构发展的重要部分,所以这个透明原则目前是一个单向的,我们期望是一个双向的透明。
D.多元参与:目前我们看到参与方在这个平台上,除了公益组织,除了腾讯,他还希望有企业及个人参与。其实腾讯给的目标,我们希望是公益能够成为民众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会看到,因为咱们国家对于社交软件的民众集体的选择,我们最后集中到了微信这样一个平台。但是这个平台传播的方式,社交的方式是与我们传统的插叙格局有一个圈层限制,朋友圈和阶层。我们基于这个圈层的限制而进行个人参与,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参与者对于这个议题的关注,而是参与者对这个信息谁发给我的,是用这个人跟我的关系来判断,然后确定是否参与。引用某文章数据“75.4%的人转发的内容,来自朋友之间的分享,61.6%分享内容来自关注公众号,转发亲人分享的占比也高达43.8%。” 我想说它有效的同时也是双刃剑,真正想要的公众参与效果会打折,因此,参与目标有可能异化,这是一个风险。
规则影响:
A.竞争理念+互联网企业激励方法(KPI量化考核+基于KPI的薪酬激励);
B.奖励作为主要的培育、推动方式——马太效应(关注资源分配的问题);
C.竞争理念+圈层效应:社会资本竞争,而非组织项目、产品传播和竞争;
D.参与目标异化。
综上,我们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如何能够更好的解决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公益组织如何面临新规则?社交的方式与传统的插叙格局有一个圈层限制,针对圈层效益,怎么办?现有技术平台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做到推动公益参与?进行公益倡导?这都是我们应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2)民生银行ME计划
即通过出一部分的资金,通过这种评选、评估和执行的环节,促进草根组织能够在社会影响力方面有所发展。
评选流程:
资格审查 —— 评审答辩 —— 社会影响力培训 —— 网络投票 —— 综合评分(专家评审占80%+网络投票占20%)—— 确定最终入围名单
拉票作为现今互联网筹款的重要形式,其目的是传播和能力提升。引导公益组织有效的提高自身的影响力,拉票竞争的不仅项目的内容和服务的水平,更是你这个机构,或者你个人背后经济社会文化的地位和社会资本。即拉票的过程不是公投,而是一个私投,私投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凭据,所以公益小伙伴才会对这样一个环节有所质疑。那么我想提问的是拉票的规则,假如这个规则我们必须得走,怎么样进行调整,才能更好的分配资源,更好对所呈现项目的内容和服务的水平有所帮助呢?另外,是不是我们除了拉票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路径、方法能够引导我们公益组织去有效的提高他的影响力。
2.同一天生日和小朋友画廊(突发热点事件)
通过这样两个案例分析一下突发热点类事件有什么特点,首先是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就是我们单枪匹马的公益组织有可能跟互联网思维相结合,利用互联网的特点,制造爆款,能够拿到很多捐款。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利用互联网链接更巨大的公众资源。其次,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看到他是对公众偏好的迎合,主要还是在社会救助项目,没有倡导的突破。第三,风险也很大,通过互联网传播开来,然后获得了很多资助,但是问责的风险增大了,所以他们快速的被反转了,被质疑了。因此,在互联网的筹款环境下是危与机并存的,我们既能做非常好的筹款活动,同时也要面临怎么样把这种被动的问责转移为主动的透明化,主动将我的捐款人转化为我的志愿者,转化成我的支持人。
3.公益众筹平台(常规活动)
这是我们日常活动,大家关注的不多,但是它一个显著特点是,要通过你这个项目最后达到你这个筹款目标了,你就成功,达不到,你就失败。所以不是要用市场来检验你这个项目是好还是坏。在众筹网全年的平均成功率大概在45%,但其实是已经把这个市场拿来检验作为一个标准,然而前提是市场作为检验标准,他可能要成熟起来才能作为标准。可是我们现在整个公众认知,还没有跟我们这个领域发展有可配合或者契合的地方,那么这个检验标准高了还是低了呢?
黄巧雯(重庆江北飞地猫盟生态科普保护中心)
核心观点:互联网筹款传播应紧扣项目,引动公众内心需求。
在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里面,受限于自身资源与社会传播,以及现代人类过少接触自然,公众更倾向捐钱给“泪点”项目,动保在整个慈善领域的比例非常低,比如在99公益日所得资源分配仅占6.51%。猫盟作为筹款受助方,在互联网浪潮下,得到了其直接受益,获得了大量捐款,是因为在业内做了八年项目,项目扎实,口碑也较好,其次在传播上紧扣项目内容,因此猫盟筹款产生了质变。除了上述原因,小而美的动保项目契合了许多捐款人的内心需求,亦是筹款中的重要因素。
李敏(阿拉善SEE基金会)
核心观点:公募环境下,筹款就需要筹人,而且需要长期积累,不是一朝一夕,通过为公众科普相关知识及项目目标等详细内容,吸引稳定捐款人。
猫盟在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可以称为翘楚,通过互联网易于传播的特性,向公众科普了中国猫科动物的相关知识。不止猫盟,受向境外基金会筹资环境影响,以及中国公募时代来临,一些专业保护机构走向转型,如广西一家专门从事东黑冠长臂猿、白头叶猴等濒危物种保护的组织,原本核心开展的是物种研究、消除威胁等保护和政策倡议工作。受筹资环境影响,他们开始发展为公众科普濒危物种保护的活动和业务。让公众接触,了解和理解他们项目的目标、尽力搭建核心骨干体系和志愿者体系,唯有如此,才慢慢建立起稳定支持者和捐款人队伍。
汤后虎(中国扶贫基金会)
核心观点:不论公益项目筹款方式怎么变化,筹款的最终目的是满足受益群体的需求,让他们有向上的改变。这对于公益项目来说一直没有变。
在筹款中,筹款方式不断改变了。2006年,还是通过打电话、寄信等方式寻找捐赠方,与纸媒合作,通过报纸的影响力,吸引了公众的捐赠。2010通过与银行的合作把公众变为稳定月捐人,手续复杂,影响了捐款效果。2014年前后,互联网筹款逐渐兴起,通过网络把公众与公益联结起来,极大促进了机构及公益的发展。
什么没有改变?以社会问题为核心,满足受益群体的需求。在ME整体执行过程中,有前期项目申请、评审、投票、培训(影响力培训和项目管理培训等),后期项目管理中其实投入了更多的人力,包括项目日常管理、项目财务管理以及项目监测与评估等等,确保项目对受益群体产生向上的改变,能有良好的项目效果。
孙月(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
核心观点:调整捐助方式,使筹款物尽其用;清楚自己定位,选择合适时机进入互联网筹款模式。
单纯的捐款真的帮助到受益者了吗?如何使筹款物尽其用呢?瓷娃娃组织通过先前经验发现单纯的捐款给受益者这种方式效率低下,在罕见病领域中,医疗资源不均衡、治疗方案少见、医生关注少。瓷娃娃组织调整项目,通过受益群体分类、全国流动义诊、罕见病宣传,从显性救助转变为隐性帮扶。在筹款方式上,由于没有专人团队负责网络筹款,也不清楚目标人定位,组织并未加入互联网平台筹款。需要通过沉淀,深刻了解团队、项目、解决方案、受益群体需要、群体未来之后,才适合大规模的与平台对接。
李春玉(北京乐活社区服务中心)
核心观点:边缘议题在传播受众群体和捐款人的转化率上很低。
在建筑工人职业安全和发展这一领域,网络筹款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目前主流用户关注于大病救助、儿童、动物这些领域,甚少关注成年人安全教育或职业发展教育。即使通过与广告媒体的合作,也很难把传播受众群体转化为捐款人,获得大量的公益捐赠。
陈庆芸(香港施永青基金)
核心观点:需要培育公众的捐赠文化。
香港筹款方式区别于内地,香港善款来源于通过举办筹款活动和街头筹款等方式向公众募捐,或积极主动向各企业和基金会寄信和约见来募捐。
梅若(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
核心观点:面对互联网筹款浪潮,应准确把握项目面向群众的定位及社会议题的设置。
机构主要服务于基层劳动,属于边缘议题,在互联网筹款思维下筹款较为困难。过去几十年中国NGO的发展,大部分来自于国际基金的支持与推动,蕴含着关于社会公平公正、社会发展、人的权利价值的相关理念。在如今互联网浪潮下,有一个好处便是大量草根组织改变了路径依赖,筹款方式多元化,但带来的挑战便是人性的考验,如何克制如此巨大的流量诱惑,与捐款人之间建立长期良好的关系,定位于项目。草根组织真正要思考的问题是项目面向群众的定位以及推动何种政策改变。目前的互联网筹款平台游戏规则没有考量公平、公正以及社会议题的设置,不是所有机构、议题在该阶段能够进入互联网筹款。
郑聪(社会资源研究所)
核心观点:互联网筹款可用于检视项目模式,优化项目操作。
机构曾为贫困村梆子戏恢复和农村公益人学习进行过互联网筹款,过程中遭遇过挑战:“自己村子的发展,自己的学习不应该是自己埋单,为什么要我来支持?”服务对象是否愿意付出自己的金钱或时间来参与项目筹款,从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检视项目设计和操作的合理性。如果参与程度有待提升,是不是项目干预的内容不是服务对象所急需,或者我们的动员手法还有待优化?这些都是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但另一方面,站在服务对象所处的结构性困境来看,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捐赠支持,这样的正当性和善意也是值得辩护和倡导的。
三、专家总结
陶传进
社会组织、受益人、捐赠人和网络众筹四方有一个利益权衡点,发生冲突后,进行矛盾化解,化解了皆大欢喜,化解不了都说这个事情是坏事,所以不是事情本身好坏,而是没有一个共同对话平台可以化解矛盾。有些事情是对和错的关系,有些事情是我们怎么做的关系,要区分出来。对和错的关系,针对这样一件事,今天话题是互联网筹款,对和错的关系用什么来权衡一定要注意。
在守法的前提下,公益组织应参与到市场运作中。公益是不是市场?公益是遵从社会选择,选择什么呢?他有权选择,有资格选择,这叫市场。这个时候有资格选择促使公益组织拼命的做好,这个活力才会激发出来。这个时候就要依法治理,让重大的空间给公益组织和捐赠人自己,然后依法治理,互联网众筹也制定了管理规则。我是学者按照传统的概念,我就特别把这个规则制定的极其严格,密不透风,叫互联网筹款组织没有犯错误之地。这时候对社会是好还是坏呢?是坏。因为现在机构的活力出来了,好多新的资源出来了,试错的机会出来了,公众的选择出来了,努力方向出来了,这是好。我们只要保证几点,第一,保证这个事一定是公益的,至于哪一个方面公益,没必要规定,没必要规定99公益必须做这种公益,你必须是公益就行。第二,你的规则必须是明确的,从规定到执行必须明确,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欺骗人。第三,捐赠人是有自由选择权的,前提条件不能被欺骗。
公益多样化,这是我们要依法治理的一个基本规则。依法治理的含义,就是规定底线,上面是社会选择,就是类似市场。社会选择里面有几条,我特别想表达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力争是三赢、四赢,多赢。社会选择是人家做的好和坏,我们没有资格去指手划脚,社会选择是他选择我,我再选择他,才能去完成。现在公益组织,我判断是好多公益组织做的越好越缺资源。
互联网众筹为公益组织捐款,千万不要觉得不公平,贫富分配不均,他们极缺资源。我们对待的是网络众筹机构,网络众筹本身也是市场,12家又加10家,22家了,他们本身也在被社会选择。对待任何一家都不能像对待政府那样要求他。他不是政府,政府要承担至高的公正性,但是公益组织不用承担至高的公正性。所以社会选择领域,类似于一个市场,他是市场中的一员,千万不能把我们过去对政府的期待又转给他,这个时候社会发展才极其公益。还有社会公众的选择一定要充分尊重,尊重再多不为过,只要保证这个钱是公益的。
提醒我们所有人,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好的时代,好在哪呢?好在政府非常明智,权力管控变成法律底线兜底。道德上,不再道德绑架。现在道德绑架变成社会自由选择,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自由选择,我们会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就是我说的需要调和四个利益相关方,我们共同话语放在一个平台上。我们要梳理他的发展脉络,接下来让我们做的优秀的,做的有深度的,才能获得公众认可,这是我们努力方向,是我们的责任,不是99公益平台的责任。
因此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腾讯公益,99公益日是我们伙伴,企业捐赠人是我们伙伴,公益组织是我们伙伴。大家构建一个共赢的策略,现在我们加到一起力量非常小,千万不要互相拆台,除非他违背了法律,违背了自己承诺的规则和违背了对他管理的法律。这时候我们对别人宽松一点,对我们自己也就会宽松一点。
陆德泉
刚才谈到互联网筹款的资源再分配问题。我也认同陶老师的观点,不一定要求什么事都应该是政府来管。所谓市场和互联网的分配理念,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情况,可能没有提到一点是说筹款成功的机构,某种程度上面也是跟大基金会相关联,也可能一些大的基金会在后面跟他们的伙伴共同开展筹款。像梁萌报告里面所说,有没有可能让它更平等一点,但是最终的结果不是,而且他不光是结果,也可能是包括他在运作过程里面。比如有的组织都已经有及其大的项目,他们仍然把这些基金会拉到配捐,放在这个网络里,同时,也可能有一些另外的基金会来承包,帮你们找更多的配捐。本来这些大型平台互联网募捐,很大程度上希望针对这些草根组织,但是很多大型基金会,都已经有自己伙伴。他们通过配捐才能拿到腾讯的钱,虽然腾讯本来也很清楚,他原来的目标也很好,但是现实上也是纵容,也是共谋,让其他大型的基金会配捐,把这个炒的很火热。所以他有怎样的共谋的东西在里面,变成是我们对于公益圈怎么样看待这样的竞争,这就变成这些大的基金会的商户在竞争、瓜分,腾讯原来说这个资源是给草根组织的,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质疑腾讯,我不管这个事。筹款这个炒热就无所谓了,能够变成这些伙伴依靠什么大的基金会,就觉得受骗。腾讯平台可能是第一天开了一个小时,但不到半个小时,基本上所有的配捐已经完成。所以这个实际形成了怎样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们说筹人,但是其实腾讯平台的人还是需要再探讨。捐款的名单,腾讯不会给到筹款的公益组织,所有数据都还是要集中在腾讯平台,筹款方还有向腾讯来做每一年不同的报告。再加上这些捐赠人的资料,基本上完全在腾讯那里,腾讯也是将其用作他的大数据来作为盈利部分。所以,我还是想更多的建立自己捐赠人的方式,这就回到刚才的看法,这个人可能更多的是给面子筹这个款,缺乏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表面上看起来人气很旺,实际上他是通过企业动员员工做这个事情,他可能很认同这个东西,也可能不一定。所以从这个角度,瓷娃娃可能是第一波,就是我先不跟你玩这个游戏,我先弄好我自己的项目,然后再这个项目的基础上,即使跟一些基金会要钱,我们另外在培养我们自己的月捐,即捐赠人计划,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对于公益筹款的生态,我觉得也不能光盯着他们大的互联网平台,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腾讯都有他们自己的商业眼光的考虑。所以刚才说到,他的筹款控制捐赠人的数据,他也希望炒的很火,他也会纵容大型基金会的瓜分,我规矩定出来,你再违规,你怎么干都可以,这也是一个所谓自由市场的竞争。那么在这样基础上,我们对于比较相对垄断的大型互联网操作平台,其他基金会面对一个怎样的一个分配偏差,应该怎么来回应?比如说不是纯粹的方式来筹款,他应该看中什么东西,然后针对什么样更重要的公共利益来进行捐款。这个也是对于其他基金会一个很重要的考虑问题。另外,中国的慈善喜欢扎堆,一些基金都喜欢投在他的平台里面,所以使得他原来有一些偏差的问题,可能偏的更多。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怎么样去扎堆,怎样学习,这个学习不是等于说,他们没有反思未来怎么做。比如说李嘉诚基金会,可能他们有自己的渠道,他们会扎堆,他们有非常民间的月捐计划,在街头上面牵着月捐,他们集结对话人。所以,他捐款不是光捐款,他需要跟老百姓进行对话。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然后通过这些东西再来做这些事情,不光捐钱,还有动员他们当志愿者这样一个事情。
最后一点是对于互联网筹款的发展,因为现在很多人觉得互联网的发展,包括整体大的倾向,包括国外,现在很多人愿意通过互联网捐钱,来让其他人做事情。从前大家更多捐钱,让大的NGO来做事情,现在不捐钱给大的NGO,而是他们自己来做。现在互联网做什么事情,拿到什么资料,做一些网上动员,还是比较容易。在美国和香港,原来传统大的NGO是通过网络新闻来筹款,现在这些人越来越少,反而民间自发的一些所谓的思维创新的机构多了。那么这些传统的组织还有待思考:他们用什么方法来重新吸纳这些愿意做事情的人,配合他们大的步伐。
杨静
互联网筹款叫做势不可挡,我们就是需要讨论怎么样将这种东西做的更好,让他更改进。
所以我有三种身份,我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负责人,我也面临着传播压力之下自己的纠结。比如你的工作要去宣传,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资金。那么我就困惑了,我只要做得好,当然我说的是能从市场的网络筹资平台中间筹到资金,有他一定关注的议题。像我们社区项目很难去筹资,筹资也筹不到,所以我们基本依靠政府购买,但是我们仍然有传播的压力,就是你做了一点,你传播吗,你为什么不传播,为什么没有专门的人在做传播。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还是这种把公益在市场化推到风波之下,我觉得一股脑的带给我们的压力。实际上我认为,做事,你只要老百姓认可,而且这一方的政府认可了你,老百姓认可你,自然就能得到钱,你用不着那么传播。老百姓认可了,就是你的传播。但是不行,还有很多的压力。
第二压力,我原来是米索尔的顾问,做了十年,也是乐施会的伙伴,20年了,现在又发展为施永青的伙伴,我觉得这几家基金会,有点像我们六、七十年的,那时候的干部只要你埋头苦干,没有干部找党的,汇报工作,天天请示报告。而是你只要作好,是党来找干部,党来找你,看到哪里做好了,党就把你提拔了,这来自于我做妇女干部的口述史。所以他觉得跟着党没问题,因为我只要做好,党就准保能发现我。我觉得这个精神多好,现在问题不是这个,不是你做的好,是我吹的好。从政府、从官场是不是这个风气?所以我要问是我们社会公益组织也要有这个风气吗?这是我另外一个问题。到底是我们做好了,让捐赠的人找我们,我说的这几家,哪做的好,他们就去找了。哪一个发展可靠,他们真的是陪伴,乐施会这么多年培育了中国的草根NGO,乐施会功不可没。这些年,乐施会风向稍微也有点变,因为别人都这么做,因此我觉得市场不可避免,但是什么是可以避免的,这就是我的问题。
第三个,我这次作为了ME的藏族项目,我的失眠是从给项目拉票开始。因为每天看到12点之前我票数涨到多少。 我一个一个的打电话,一个一个的发藏族宣传片,一个一个的讲,他们不会微信,藏区没有网络,不懂汉字,汉语都难说。在藏族地区比我们发展缓慢20年,他们就是救助,现在救助还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一说学校的捐助,人家就觉得,这都是政府的事了,你怎么还在做。我就讲为什么藏区还在做教育的捐助,所以我们如果能改进项目的话,能不能党找干部?这样子,有微信不会发,没网络,不懂汉字,这一群的少数民族同胞们没法去玩游戏规则。所以这个公益网络,有一部分善传播,善于有传播团队的,他可能会用这些渠道。然而我们基金会能不能换个视角,有些人是不会用这个游戏规则,不要把他们一律的拉上战车去玩,这是改进意见。
因此我们真正的互联网,既然是成为现在我们必须要经历的,那就改善它,而且什么是它坏的趋势?我们也要遏制它,让它往好的方向发展。哪些是好的方面保留,所以我们研究出来这种背后究竟哪些是影响了整个公益圈子,让我们的生态发生了变化,让我们公益也不能踏踏实实干活。因为踏踏实实干活的人,没时间玩传播。现在的公益已经非常浮夸了,我们有种趋势是我们共同努力,让我们的公益扎根。
康辉:如何使公益中的利益相关方达成共识 ?
陶传进:通过三条通道:促动政策的推进、多方构建平台形成联合力量、NGO组织自发联合进行倡导。
陆德泉:加强公益组织的自律意识和社会的监督。
杨静:全方面的深入研究公益组织背后的现实,透彻了解参与到公益中的每一方是如何影响和被影响的。
----- 本期沙龙内容完 -----
億方公益沙龙往期回顾:
总第一期 [201702] | 公益咨询“从0到1” 点击查看【上】、【下】
总第二期 [201703] | 公益市场的“两个顾客”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三期 [201704] | 规模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意义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四期 [201705] | 公益项目评估的两个视角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五期 [201706] | 投资思维下的资助之道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六期 [201708] | 商业向善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七期 [201709] | 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项目合作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总第八期 [201711] | 实践者能生产知识吗?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关于億方公益沙龙
如何更好地联结研究和实践是当下中国公益面临的大挑战之一。如果不了解实践,研究者可能无法提出有针对的研究问题,这样的研究很难有效总结实践经验,也解答不了实践者的困惑。另一方面,实践者因为缺乏理论和方法上的严谨训练,往往难以系统地梳理过往的经验并将其提炼至普适的理论,导致好的问题解决方案成为偶然个案,困于不能复制与推广。
億方公益沙龙由億方基金会菁莪伙伴主持,秉承億方公益基金会“激发民间智慧行动,创建公平美好社会”的愿景,践行菁莪计划项目“知行合一,止于至善”的理念。我们希望通过沙龙,促进公益研究者、实践者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多方对话,思考公益研究和实践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惑,达成各方协作共同推动研究与实践的更好联结,最终促进公益发展。
关于菁莪计划
“菁莪计划”是由北京億方公益基金会于2016年发起的支持公益青年行动研究人才项目,该项目倡导“知行合一,止于至善”的理念,支持具有务实、专业、前瞻、有意愿或正在做行动研究的青年人提高其研究能力,进而提升公益界的研究水平。研究者通过对某一关键社会问题进行行动研究,寻求有效解决途径,最终推动公益行业发展及社会的积极变革。
目前,菁莪一期及二期伙伴共计18人,不同的发展经历的青年学者共同致力于公益行动研究,正在逐步形成多元化菁莪伙伴价值共同体。
億方基金会将与菁莪伙伴共同打造有效的“菁莪计划平台”,组织公益沙龙等各种形式的活动,为公益同仁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促进公益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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