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商业向善：成为最好的公司——億方公益沙龙第六期
★ 时间：2017年8月12日
★ 坐标：成都 益创空间
★ 主讲：王群 [菁莪一期伙伴、印第安纳大学博士研究生、助理讲师、善与志联合创始人]
★ 参会嘉宾：冯天丽 [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邓飞 [“免费午餐”发起人]、李北伟 [億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邓富友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项目总监]、荣道清 [成都市慈善事业发展办公室主任、成都市慈善总会秘书长]、稅益中 [成都公益慈善联合会秘书长、成都公益慈善创新孵化联合会会长]。
沙龙概要
—— 本期沙龙主讲人：王群 ——
上半场 — 主题演讲：商业向善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商业向善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大家比较熟悉的社会企业、双重底线、影响力投资等，都是在这个潮流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概念和实践。我今天重点要讲的是“共益企业”（B Corp）。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劝说甚至要求所有机构（包括非营利机构）要按照共益企业的模式来运营。每家机构都有其特点，如何实现向善的目标才是最重要的，共益企业只是途径之一。即使共益企业在中国有一些水土不服，里边有一些东西仍然非常值得大家思考和借鉴。今天讲座结构上，是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首先我会讲一下商业向善的背景和趋势，然后介绍共益实验室、共益企业和共益影响力测评，之后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共益企业认证过程中的员工效益，最后以认证步骤和策略结束。
一、商业向善兴起
基于共益实验室（进行共益企业认证的非营利组织）和我对商业向善趋势的理解，可以说商业向善表现在三个方面：商业进化、消费者对产品的要求、以及商业合作基础。下面我们一一讨论。
1、商业进化
正如个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持续进化，商业也在不断发展。纵观20世纪，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的企业是为股东利益服务的，企业的基本目标即在短时间内使股东利益最大化。而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承担社会或环境责任，愿意服务于所有能够影响公司或公司能够影响的人和其它因素，即利益相关方。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商业逐渐从最大化股东利益向创造社会价值和利益相关方利益转变。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进行理解。
从理论角度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0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创造利润》，阐述了他的观点。第一，企业管理者对股东有尽职责任，股东的利益就是利润，则管理者要全心全意为股东实现利益最大化，否则就没尽到自己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避免污染、提高就业、善待员工等与企业管理者无关，并非他们要考虑的因素。第二，只有人是需要负责任的，公司是组织不是人，则无需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公司股东、管理者和员工可以自发给非营利组织捐款，他们的行为与公司无关。第三，企业管理者的特长是赚取利润而非解决社会问题。如果企业为慈善事业捐赠，则相当于越俎代庖，取代了政府的税收和分配职能，不符合社会自由原则。基于此，弗里德曼认为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只是外表光鲜、实为营销手段的骗局。
这一理论的产生有深厚的社会背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或许代表了主流思想，不能完全否定。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教授对弗里德曼做出回应。他指出前者理论所基于的假设存在漏洞；首先，弗里德曼认为企业能给社会带来的贡献是且仅是利润，所以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其次，弗里德曼认为市场会有效限制公司的行为，消费者自然不会购买那些不诚信、伤害员工的企业的产品。然而这些假设忽略甚至否定了部分企业寻求社会和环境效益的事实，认为商业带给社会的价值即单独企业利润的总和；同时也高估了市场的力量，完全的信息透明只存在于完美的市场当里，而在现实里，消费者往往无法获取企业是否虐待员工、雇佣童工、产品的原料、质量和成本等信息，造成我们常说的合同失灵。
因此，阿罗认为企业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一是因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或其产品会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比如农药虽然可以杀死害虫，但也可能消灭益虫和破坏土壤和环境等。这些后果谁来承担呢？企业无法脱离干系。二是每个行业的生产力是不对称的，我们不能指望农业与工业生产力发展一样快。如果企业一味追求利润，势必会造成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加大，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悬殊。这就要求政府适度干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制定法律、法规和社会福利政策。商业行为和道德伦理是很难泾渭分明的，法律、法规虽然往往以限制和禁止为主，但同时对商业伦理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三位学者是爱德华·弗里曼（Edward Freeman）。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商业伦理，倡导利益相关方理论。他认为，在社会关系日趋发杂的现实情况下，个体是无法生存的，所有企业和个人都要同周围的人和事物产生关系。因此，企业需要处理好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之前，人们在图形化企业利益的时候，往往把股东和利益相关方对立起来。比如，企业内部利益分配是一个金字塔，按优先级排序为顶端是股东，中间是董事会和管理者，最底端是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排斥在企业这个金字塔之外。再比如，中心是股东，管理者作为盾牌，阻挡员工、消费者等众多人、组织和事物对股东施加的压力。弗里曼则将利益相关方比作同心圆。我们暂且把股东放在正中间，第二层为消费者、供应商、员工等，第三层为社区、环境、政府、媒体、各种团体等。在员工持股的企业里，最主要的利益相关方是员工，则员工位于同心圆正中间，股东及其他因素处于第二、三层圆里。如果企业的商业模式很明确就是改善环境，则环境位于同心圆正中间，其他因素在第二、三层里考虑。这个模型并不是说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此消彼长，而是同时倾听每位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为每一位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并且尽量遵循公平原则，创造帕累托效益。
那么从实践角度看，商业向善又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呢？我之前研究过影响力投资的历史，得出的结论也适用于商业向善这个更加宏观的趋势。商业向善可追溯至一两千年前的宗教时代，比如《古兰经》中提到借款人不能收取利息，如今在伊斯兰国家，贷款的利息还是比较低的。佛教对人们如何对待金钱也有一定的观点。释迦牟尼曾说人们实际能支配的财富只有五分之一，另外的五分之四要交税、施舍、赠与亲朋好友、以及看病，因此人们真正能支配的财富只有很少一部分。既然人与人的财富差距其实并不大，就不应为牟取暴利铤而走险。关于基督教，我们可以举离我们比较近的例子。1758年，美国教友会（基督教的一派）在费城召开会议时，确立教徒不能从事奴隶贸易的原则。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是卫理派创始人，1760年代，他曾在布道时讨论金钱的使用，认为人们在赚钱时不能伤害他人的心灵、健康和财产，不能投资烟酒、战争和奴隶等“邪恶”贸易。上述例子表明，在古代已经有较原始的商业向善的观念出现。这些观念基本只存在于宗教内部，未普及成主流商业共识。
20世纪中叶，美国民权运动兴起。马丁·路德·金带领黑人发起蒙哥马利巴士抵制等一系列意在争取与白人消费者同等权利的运动并取得成功，这是典型的消费者迫使企业在消费者权益方面履行社会责任的案例。另一个例子是在越南战争期间，一些美国公司生产投入战争的化学品，如固体汽油弹、叶酸。一家美国电视台播出了一名越南女童背部大面积烧伤的照片，引起观众强烈反感，开始抵制这些公司的股票，迫使它们减少或停止生产这类产品。再比如，南非种族隔离期间，南非规模最大的外企美国通用公司的董事里昂·沙利文（Leon Sullivan）提出企业要不分肤色、平等对待员工的“沙利文原则”，为南非黑人员工争取合法权益起到积极作用。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开始逐渐回应社会对企业向善的要求。这时企业转变较为被动，这也是为何弗里德曼为它们辩护的大背景。
从80年代到本世纪初，责任投资、可持续发展投资陆续出现，部分企业家开始注重在投资及生产过程中避免消极的社会和环境后果，直至发展到将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治理等作为商业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甚至力图积极实现员工成长、环保等绩效。联合国在2004年左右与时俱进地推出非强制性的“责任投资原则”，为企业“不作恶”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时至今日，资本领域向善的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要求投资人考虑财务回报的同时，兼顾积极的社会和环境价值，甚至将社会和环境价值放到与财务回报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
2、消费者更加理性
从二三十年前开始，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可自由支配财富增多，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有了更多选择，不再局限于追求物美价廉，开始增加对产品的社会和环境价值的考虑。产品好坏当然不能由厂商说了算，专业、权威的第三方认证可以为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提供较为真实、可靠的保障。如台式电脑上的“能源之星”标志、建筑物的LEED证书，都代表其达到一定的节能、环保水平。
当前，尤其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理性消费者越来越多，他们除产品质量及其社会和环境属性外，还关注生产过程，比如购买水果时，不仅看水果是否有机，还会关心企业是否善待了采摘水果的员工；再比如不仅看节能产品能节省多少能源，还关心厂商在生产过程中是否消耗了大量能源、造成污染。产品背后的故事逐渐成为影响消费选择的因素。
3、基于价值观的合作增多
除此之外，企业之间的合作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企业间关系主要基于业务往来，买卖双方频繁交易，或若干企业共同执行某一项目，从而建立合作。然而在21世纪，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寻找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合作伙伴，比如一个注重环保的公司很难同违规排污的公司合作。另外，还有公司合作开展慈善项目、履行社会责任等。它们的合作不再纯粹基于经济上的往来，而是为了共同解决某些社会或环境问题。
以上三点变化：商业进化、消费者更加理性、基于价值观的合作增多——是时代发展的趋势，逐渐被企业和消费者接受，在将来可能会成为常态、主流。
二、共益实验室
在这种潮流下，共益实验室（B Lab）应运而生。下面我简单说一下它的来历。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有三位企业家创办了一家生产篮球鞋的公司，名叫AND1。因为产品质量好、营销到位，很快成为美国仅次于耐克的第二大篮球鞋生产商。AND1的独特之处在于创始人对员工非常友好，在公司设有篮球场、瑜伽课程，为员工提供各种福利。他们也非常关心社区发展，将公司年利润的5%捐给当地学校和公益组织。随着公司的发展，创始人在业务拓展和资本引进方面遇到困难，加之竞争对手的打击，导致资金链断裂，无奈之下于2005年将公司出售。令他们骄傲的是，在他们运营公司的十几年里，员工离职率只有2%。
卖掉AND1之后，几位创始人发现，接手AND1的买家和新任的管理层对员工和社区效益并不感兴趣，短短几个月内就取消了几乎所有令他们引以为豪的员工福利和社区支持。他们感到非常迷茫：当公司所有者或管理层发生变更时，企业之前坚守的价值观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如何使企业的责任和价值观持续下去，不管所有权、管理层、商业模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们认为，即便今后再创办一家优秀的公司，也无法避免企业价值观被摒弃；即便设立社会投资基金，支持十几家具有高度社会和环境责任感的公司，也无法改变整个商业环境。
在咨询同行后，他们了解到，美国的《公司法》并未要求企业追求和坚守利润以外的其它使命，公司的社会价值得不到法制保障；同时，商业界也没有一套好的标准将企业价值观制度化，把向善的公司与善于市场营销的公司区分开来，这也就造成了那些注重和追求社会和环境影响力的资本很难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推动建立这样的法律和标准势在必行，于是，AND1的两位创始人联合一位他们在华尔街的朋友，于2006年在美国费城创办了共益实验室这家非营利组织，并于次年认证了全球第一家共益企业。
三、共益企业
共益企业认证是一种第三方认证制度，好比公平贸易之于咖啡、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之于牛奶。它最大的特点是对企业做全方位测评，而非仅针对产品或公司的某一方面。共益企业认证面向全球开放，申请认证的主体必须是营利性公司，政府机关和非营利组织都不适合。
共益企业认证包括公司治理、员工效益、社区效益、环境效益和消费者权益五个方面，其中消费者权益主要涉及企业的商业模式。认证体系对企业运营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测评，达到一定分数才会被认证为共益企业。我会在下面几节简要介绍一下测评方法。
截至2017年7月1日，全球共有2204家共益企业，分布在50多个国家、130个行业。共益企业近几年增长速度加快，美国以外的数量已经超越本土数量。这里面既包括中小企业，也包括例如Etsy（美国一家电商平台）这样的上市公司。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引领全球商业向善倡导运动，重新定义商业成功——企业不是比拼谁更会赚钱，而是谁可以为社会、为人类带来更大的价值或者说益处。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也正因为如此，共益企业认证意义重大。
在中国大陆，截止到8月12日这期億方公益沙龙，共有5家共益企业：第一反应、星碧照明、叫板披萨、众建筑和刚刚认证成功的Bottom Dream。第一反应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上海，也获得了深圳慈展会的首批社会企业认证，从事急救保障和培训工作。星碧照明在浙江金华，生产节能照明设备。叫板披萨是一家北京的餐饮公司，由新西兰人创立。众建筑是一家建筑设计公司，是乐平基金会在北京当地投资的一家社会企业，主打环保、人性化建筑设计。Bottom Dream是上海一家专门“讲故事”的公司，通过线上线下的活动，传播好的社会创新故事。香港目前有两家共益企业。在台湾，有19家公司通过共益企业认证。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任何国家、任何行业的营利性公司，都可以提交认证申请。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截止到今年7月，美国33个州、以及意大利、哥斯达黎加等国已经通过《共益性公司》立法。共益性公司与共益企业在责任和透明度要求方面相同，但前者最大的特点是，它是一种独立的法人实体，此外它们自行发布共益年报，不需要经过共益实验室认证。目前，最著名的共益性公司包括美国的Etsy和巴塔哥尼亚；有意思的是，它们也认证成为了共益企业，可见两者并不冲突。
虽然我并不主张任何公司怀着强烈的功利心去申请认证，但实践确实证明，认证成为共益企业对公司发展是有益的。比如，《共益企业指南》一书列出10项益处，包括吸引高端人才、提高员工参与度、被广泛宣传报道、吸引投资人、维护公司的长期愿景、享受共益实验室为它们提供的支持等。这里最难能可贵的是，共益企业社群实现了集体发声，志同道合的企业家共同引领全球商业向善的运动。
四、共益影响力测评
共益企业是如何认证的呢？这就有必要介绍一下共益影响力测评。共益影响力测评是一套免费的在线测评工具，总分200分，分别在公司治理、员工、社区、环境、客户即商业模式五个方面赋有不同分值。题型包括单选、多选和简答题。
治理方面涉及公司使命、治理实操、商业伦理、透明度等内容。员工方面，涉及工资补贴、福利、员工培训和教育、工作灵活性等。社区方面，涉及企业是否在社区内创造了就业机会、是否实现了员工多元化、是否同当地非营利组织有很好的合作、是否当地购买、以及与当地企业在供应、销商方面的合作等。环境方面，涉及企业的办公室、厂房是否环保、生产原料是否环保、生产及产品是否造成环境污染、生产、运输和销售过程对环境的影响等。客户方面，如果企业涉及健康、百姓生活基本需求、教育、文化艺术、经济赋能和弱势群体，均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加分。除此之外，有关商业模式的其它标准也分散在其它四个方面，比如在治理方面，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关注是偶发、常态、还是锁定成为公司的使命。
如果评测分数达到80分，公司就可认证为共益企业。需要注意的是，评测系统会根据企业的规模、地域和领域给出不同的题目，以帮助企业回答与其业务最相关的问题，比如化学品生产商评测时会回答更多与环境相关的问题。此外，测评里所有题目都是加分或零分，不减分，这可以看作是对企业向善的鼓励。测评会对公司提交的答案加以权重后给出分数，比如企业将每年将利润的20%捐赠给当地非营利组织，或在治理层面锁定某项社会使命，则会在这几个问题上获得高分。
中国的5家共益处企业，四家得分80多分，一家为105分，它们的得分的点不完全一样，比如Bottom Dream在员工和社区方面得到高分，星碧照明则在环保方面有突出表现。这也再次表明，共益影响力测评尊重企业特点，鼓励企业挖掘和发展自身优势。共益企业认证是全球性的，测评指标尽量考虑各国公司多方面的实际情况，这些指标目前到底是否适合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但由于测评结果计算的是总分，某一部分得分较低的话，可以通过其它部分来弥补。
五、员工效益
共益影响力测评里具体有哪些问题呢？只有明确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测评的价值和可信度。我在此介绍一下员工效益，其它四方面，大家可以阅读《共益企业指南》或者在网上自己浏览一遍测评。
员工所有权。公司是否向全职员工提供优先认股权、准股权，或进行公司所有权转移？如果员工持股，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体现出公司对员工的责任，共益性就会增加。
工作环境。在健康和福利项目方面，国内企业普遍为员工提供五险一金。共益影响力测评会关注公司是否为员工提供了额外的商业保险、是否为员工家属购买保险或者提供保险补贴等，这是对员工额外的福利和保护。其实有研究发现，对员工健康投入的回报远远高于投入资金。另外，公司是否发放了员工手册，并在手册中明确企业的使命、员工的权益等内容？这一项非常重要，因为共益实验室非常看重公司的一系列政策是否书面化、制度化，那些偶发的、随机的事件和行为不能为认证带来多大帮助。员工效益还考察公司是否对员工满意度和参与度定期进行调查。国内企业通常评测员工绩效，但不一定了解员工对公司的看法。此外，员工的保留率、流动率和多元化也是标准之一，这也是员工满意度和参与度的一种具体表现。国内企业在运营中，经常伴有较高的流动率。员工跳槽频繁，在公司中找不到认同感、归属感，公司使命和个人价值观不统一。员工效益还包括公司是否提供非全职工作岗位、全职员工是否有弹性工作时间或远程工作许可、是否成立了员工委员会来维护健康和安全等权益。比如，有一家共益企业让员工委员会制定关于安全生产的标准，大大提高了员工保留率。
补贴、福利和工资。工资水平是一项重要指标，比如公司是否调查了当地的基本生活工资，并实施了更高的工资水平，其工资水平是否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等。最高薪员工的收入是最低薪全职员工的几倍？普通员工是否享有与管理层相同的福利待遇（年假、产假等）？另外，员工效益还涉及公司是否支持和资助员工的职业发展（比如为他们的课程付费）、是否为被解雇的全职员工提供再就业指导、发放遣散费等。比如有些共益企业与当地咨询公司合作，让被解雇的员工得以享受免费或低价的心理辅导和就业指导，有些共益企业允许被解雇的员工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使用公司的办公设施，方便他们寻找新的工作。
在员工效益方面有一个案例让我印象深刻。美国有一家共益企业生产冰激凌，每年只有六个月需要大量员工，其它六个月处于停产状态，所以不得不每六个月解雇一批工人、然后再招募一批工人，这样做不仅成本高昂，也难以保留熟练工。后来这家冰激凌厂发现当地另一家公司恰好在另外六个月需要大量员工，于是双方进行合作，员工半年在冰激凌厂工作，半年在另一家公司工作，这样既保证员工全年有稳定的工作，又避免两家公司因员工流失造成的损失。
六、认证步骤及策略
共益企业认证是一个可长可短的过程，我知道的公司里有一个月就认证成功的，也有五年才认证成功的。我个人感觉，如果精心准备，积极做出调整，中小型企业一般半年左右可以完成认证。公司在认证之前，要有两方面考虑，一是商业价值：认证是否对公司的长期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如何让领导层和董事会参与其中。公司领导层和董事会的参与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最能把握公司的使命和发展方向。二是公司使命：如何通过认证或者法律途径实现公司使命的延续。
在充分考虑这些问题后，公司可以开始认证。第一次自测共益影响力需要3到4个小时，不确定的题目（如最高最低工资倍数）可以先略过，然后让员工广泛参与，补做那些之前不确定的题目。达到80分后，公司可以提交面试申请，此时共益实验室会随机要求申请认证的公司提交5到10份证明材料，并预约面试时间。成功通过电话面试后，公司可能需要再补交一些材料。如果面试和补交的材料可以有效支持80分以上的分数，那么恭喜您，您的企业在交纳年费后，就正式成为一家共益企业了。年费基于企业的营业额而定。之后每两年共益企业要重新认证一次，共益实验室每年随机选取10%的公司做实地测评。
目前，我和朋友创立的北京善与咨询公司已经开办了共益企业认证咨询业务，团队包括《共益企业指南》的另外一位译者，也包括其他几位博士和博士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邮件至bcorp@shanyuzhi.com。
七、结束语
张维迎为《共益企业指南》作序。他写道，利润是一种责任制度安排，并不是公司存在的根本目的。利润受所有市场参与者观念的影响，不是股东等少数人的意愿能够决定的。共益企业概念的提出，旨在应对现实中利润机制所存在的问题。如果市场上所有人都认同共益企业所倡导的理念，则非共益企业将难以获利。所以，共益企业认证是目前良好的解决方案之一。企业可以通过认证让公众知道自己在各方面的表现是否达到“好公司”的标准、是否在通过商业活动造福社会和环境。那些心系社会和环境的企业家，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带动身边的企业向更长远、更持续的方向发展，如何充分实现生产经营的透明度与责任感，如何与利益相关方实现共赢。
下半场 圆桌讨论 冯天丽（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核心观点：社会企业和共益企业的认证非常必要，也是企业战略的选择。商业化企业长期来讲依然是主流，倡导共益企业非常适合国内现状。商学院对社企发展责任重大，在大学开设社创社企课程，有利于培养未来的社会企业家。 邓飞 （“免费午餐”发起人）： 核心观点：国内企业若通过公益企业获得更多市场和利益，将带动更多企业学习这一标准，推动良善企业。公益和企业各有不同的难点，规模化仍是社会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其背后是能力弱、资本少的现状，因此需要行业培训与跨界融合。 李北伟（億方公益基金会）： 核心观点：社会企业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公益组织不可及之处，社会企业认证有利于推动行业倡导。億方关注社会企业的社会属性、商业模式、发起人/团队、持续性、创新性、规模化多个层面，对公益背景社会企业重点考察商业模式；企业背景社会企业重点考察社会属性。
邓富友（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项目总监）： 核心观点：我对社企持自由与实践的态度，只要机构创始团队初心纯正、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都会支持。社会企业讨论更多局限在公益圈中，实践中商业模式欠缺，难以形成影响力和规模化。 荣道清 （成都市慈善事业发展办公室主任、成都市慈善总会秘书长）： 核心观点：社企认证可以为行业提供规范的标准，公益组织也要有经营的理念、商业模式思维。经营理念即找到成功的模式；商业模式的思维即确保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税益中（成都公益慈善联合会秘书长、成都公益慈善创新孵化联合会会长）： 核心观点：在现阶段社会企业认证难度大的情况下，建议考虑认定社会项目，带动企业开展社会项目，逐渐发展为社会企业。公益组织发展社会企业，关键是解决专业和技术问题，这是未来社企生存的基础。
主持人：各位嘉宾不同的背景，有政府，有学术，有社会企业，有基金会，有孵化器等。从各位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如何客观地看待公益企业认证的价值？如果中国的企业参加认证，会对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冯天利：我个人认为共益企业认证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虽然目前国家没有相关的免税或其他政策支持，但一家企业若是共益企业，可以表明其在运营的各方面都是非常负责任的。如今，消费者、社会的意识都在不断变化，对企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企业要吸引上下游的合作者、投资者、潜在客户和优秀员工，都需要企业本身具备良好的社会形象。我相信共益企业认证会从多方面推动企业的发展。
最近了解到，仅成都龙泉驿区有上千家企业因环保等问题被关闭。目前的发展趋势是企业必须主动承担环境、社会等各方面责任，而非被消费者、员工、政府逼迫着去做。因此，社会企业、共益企业认证可以说是企业的战略选择。
邓飞：我曾做过电商平台，帮助免费午餐学校的父母们出售农产品，但过程中遇到诸如物流、成本等问题。但因为产品本身有一定的优势，如生态环境、水源、土壤都非常好，同时产品也可以为留守老人、孤残人士提供帮助，因此有足够多的消费者愿意购买我们的产品，这足以弥补运营中的困难。这是我们在共益企业实践方面的经验。
如果国内企业可以通过共益企业而获得更多市场和收益，则会带动大量企业学习、接受这样的标准。只有这样，良善企业才会得到发展，避免被关停的结果。目前国内还没有相关标准来引导、激励企业向善，因此，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企业发展的角度，学习、接受、推广共益企业认证，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也相信随着不断推广，未来会有更多的企业愿意参与其中。
李北伟：我们是企业向善的信任者，我认为现在全球最大的社会创新就是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力图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公益组织不可及支出。因此，我们愿意推动企业向善，甚至社会企业在中国更快速的发展。对于企业认证，我认为可以节省社会认知成本，对社会倡导和政府倡导都非常有利。
邓富友：我对企业向善持自由派与实践派的态度。恩派在支持、孵化企业时，首先，重点关注创始人和创作团队的初心，了解团队基于怎样想法而创立机构的；其次，关注事情本身是否有意义，如解决养老、教育、扶贫等问题就是有明确的社会属性。如果机构发心是为了解决问题，在运作过程中动员各种资源，那不论企业的注册性质、是否分红，恩派都会支持。
从认证角度看，虽然不见得所有企业都会参与认证，但领域内有标杆、参考系时，会引领对其感兴趣的人和团队逐渐走进、了解这一现象，所以我认为推动认证是非常有价值和必要的。
荣道清：在我国，已有部分福利单位按照国际相关标准来自我规范了，这些单位在各方面的管理确实得到快速发展。因此，共益企业的认证标准和体系，对企业乃至其所在行业，都是很好的规范实践。
税益中：我所在的成都公益慈善创新孵化联合会，业务的主要内容即推动社会创新和影响力投资。从摩拜的争议中引发我的思考，当前共益企业认证国内并不普及，这涉及到本土化的问题。因此我们能否换个角度，思考从对企业的慈善项目进行认证入手，推动商业向善。正如成都公益慈善创新孵化联合会的益空间项目，采取企业运营、公益经营、慈善回馈的方式，对这样的企业项目进行认证，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推动商业向善。
主持人：感谢发言。大家对共益企业有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参与，各位认为国内企业在在员工、治理、环境、社区和商业模式方面，要达到认证标准，最需要提高的是哪些方面？
李北伟：億方曾资助一个研究项目，汇集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30多位学者共同对全球社会企业认证的标准进行研究并提出中国的标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企业在创新和向善的实践方面，是位于世界前列的。中国无论社会企业家或社会企业认证，已具备基本的框架和模式。
对于商业向善需要提升的内容，可以为大家分享億方过去在社会企业评审中的经验。億方评审社会企业有两个维度，六个标准：第一个维度从企业本身出发，需要了解企业是否有社会属性、商业模式、发起团队的初心，国内已有部分企业具备这三个条件。第二个维度从企业前景出发，重点考察创始团队的可持续性、商业模式的创新性、问题解决方式的可规模化三个方面。其中，创新性和规模化是大部分企业的瓶颈。因此，商业向善，也需要在这些方面有所提升。
冯天利：我认为共益企业比较适合国内现状，因为国内商业化企业仍占大多数，而社会性的企业则只是一小部分，共益企业面向的，正是这大多数的商业企业。当前中国企业面临诸多问题，如忽视员工福利、社区、环境贡献等，有的企业甚至想承担社会责任也不知如何下手，而共益企业的推广，则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各行业有不同的问题，如有的企业环境污染严重，有的企业食品安全不过关，这都需要加强监督管理机制，共益企业的推广，则可能推动各行业整体状况的改善，这都是值得肯定的。
邓富友：恩派在全国40多个城市开展机构孵化，从公益领域的视角看，我认为商业向善最大的短板在于商业模式不够清晰。尤其在社会企业中，大部分提及的仍是公益行业从业者，大家提倡公益市场化、规模化，由此发展社会企业。我认为中国社会企业要真正发展，一定要有商业领域的精英参与，从企业的视角实践，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益和成果。
税益中：我认为商业向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将事情做到可持续，其最核心问题是专业化。如“免费午餐”，好的项目是会说话的，当项目有了足够的口碑和有社会肯定，资源自然也会随之而来。回到企业层面，专业化更多表现为技术能力，正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企业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这是企业生存之本。
邓飞：我认为社会组织做商业、做社会企业，最大的问题是规模化，规模化的背后是专业能力和资本的缺乏；有的商业企业想来做社会企业，做不好可能是动心起念，价值观和文明不够。
荣道清：作为机构，不论是公益组织还是商业企业，都需要有经营理念。企业经营更要有一定的模式。不同的社会企业可能有不同的商业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成功的商业模式，进而能推动机构和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谢谢！在座的各位都了解影响力投资。请问你们做影响力投资时，哪些方面最为看重，是决定投资与否的关键？
李北伟：在投资时，我会重点考察公益组织创办企业的商业模式，以及来自商业领域创办企业的公益模式，这源于公益人员和商业人员做社会企业时，会面临不同的短板。有一类资本叫做耐心资本，即具有资本的稀缺性同时，有不追求经济回报。億方在判断是否投资时，会重点考察企业的创始人、创始团队，相关社会问题是否紧急、解决方案（商业模式）是否清晰可行等。其中，资本的社会属性是否得到满足，是投资决策关注的重点。
邓富友：恩派在孵化判断是否投资一家社会企业时，会从人和事两个层面考虑。如果将投资行为比喻为赛车活动，则投资需要看赛道、赛车和赛车手。
首先，看“赛道”，即市场选择。影响力投资时，选择前景广阔又有紧迫社会需求或高频消费的市场领域。如早教领域，0-3岁的阶段大量家庭有早教需求，是非常广阔的市场；再如老年服务，这一市场也在不断的增长。在投资时，要考察市场规模，未来增量等方面。
其次，看“赛车手”，即团队的管理者。即便选择广阔的市场，开阔的赛道，赛车手的技术落后仍不是影响力投资的选择。人是非常核心重要的因素，具体考察创始团队是否下定决心做事情，其驱动力如何、过往背景/经验，以及抗风险能力等。如果是陌生团队做过去从未接触过领域的事情，这可能也不是影响力投资的最佳选择。
最后，看“赛车”，即商业模式。重点考察产品或解决方法是否针对待解决的问题、需求和痛点而设计，与其他企业同类企业相比的特殊性或创新性如何。总之，在影响力投资中，商业模式关注产品/方案能否回应问题，以及其扩展性、可复制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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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方公益沙龙往期回顾：
2月期 | 公益咨询“从0到1” 点击查看【上】 、点击查看【下】
3月期 | 公益市场的“两个顾客”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4月期 | 规模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意义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5月期 | 公益项目评估的两种视角 点击查看完整版
6月期 | 投资思维下的资助之道 点击查看完整版
关于億方公益沙龙 億方公益沙龙是億方基金会主办的研究性沙龙活动。秉承億方公益基金会“激发民间智慧行动，创建公平美好社会”的愿景，致力于链接公益研究者与实践者，搭建公益研究输出与落地的畅通渠道。沙龙每月一期，每期由菁莪伙伴主办、公益研究与实践者参与，分享成果，交流沟通，打造公益思想的交流平台、研究的实践阵地。億方公益沙龙希望凝聚更多有识之士，共同推动公益行业与社会发展！ 关于菁莪计划
“菁莪计划”是由北京億方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支持公益青年行动研究人才项目，该项目倡导“知行合一，止于至善”的理念，支持具有务实、专业、前瞻的有意愿或正在做行动研究的青年人提高其研究能力，进而提升公益界的研究水平。研究者通过对某一关键社会问题进行行动研究，寻求有效解决途径，最终推动公益行业发展及社会的积极变革。
菁莪一期伙伴遴选8位成员，分别来自北京、西安、云南、香港及美国等地。在未来的三年中，菁莪一期伙伴将通过专家导师的指导，开展议题研究，进行国内外交流学习。不断开拓视野，积累经验，实现自我提升与突破，成为有积极影响的公益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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