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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读 | 陶渊明:桃花源式的生活理想

在中国,陶渊明的影响与历史的前进成正比,越往后,人们越发现他的价值:“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魅力,躬耕自资、诗酒年华的人生选择,“桃花源”式的美好理想,开一代诗风文风的划时代的诗文创作,都成为光焰不息的永恒的思想文化遗产,对后世中国的思想文化,特别是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陶渊明的一生,去欣赏他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文学创作,去感受他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



陶渊明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


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恰逢东晋南朝之交,他生命的最后七年是在南朝的刘宋度过的。尽管陶渊明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做过高官,但并没有改变他们家庭的庶族身份。而在南朝各阶层利益日趋固化的条件下,他们基本上失去了跻身上层统治集团的机会,一腔报国热情无法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道家珍视生命、鄙视世俗功业、追求思想自由的理念就很容易为他所接受。他入仕前写的《五柳先生传》就是这种思想和人生态度的自我欣赏、自鸣得意的流露:


《五柳先生传》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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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陶渊明做过军事幕僚,为将军处理军中文书之类的事务。


一次,他对亲朋好友半开玩笑地说:“我愿以弦歌赚钱,作为隐居的衣食之源,怎么样啊?”这话传到他的上级那里,以为他是因幕僚的收入太少发牢骚,于是就任命他做了彭泽(今属江西)令。


彭泽位于长江之南和彭蠡湖之东的夹角地带,河渠纵横,丘陵和湖畔小平原交织,自然条件虽谈不上多么优越,但正常年景百姓的日子还能够勉强维持。


陶渊明在县令任上,忠实践行“无为而治”的行政理念和政策,除维持治安和征收规定的赋税、征发规定的徭役外,对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尽量不加干预,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产和衣食住行。他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一切都加以简单明快的处理,又不攀高结贵、私事上官,所以官务清闲,乐得有较多的余暇登高望远,临水赋诗,田园游观,饮酒赏菊。一段时期,日子过得还算惬意。


然而,作为县级基层官吏,总少不了送往迎来的日常事务。义熙二年(406年)的一天,郡府遣督邮来县里检查工作。


这个督邮虽然是级别低于县令的小吏,但自西汉设置以来,却是郡府直属的监察官,位卑权重。他们经常分部巡视所属的县域,对包括县令在内的所有县中官员行使督察之权。他们一旦贪贿弄权,对县里政务就会造成不胜其烦的干扰。


这一次,轮到陶渊明面对这种监察官了。属吏告诉他,按照惯例,县令在督邮莅临县城时,应该“束带见之”,即穿戴整齐的官服,郑重其事地迎候并陪同督邮,报告工作,接受检查。陶渊明可能早就耳闻这位督邮的德行,思忖再三,决定宁肯辞职也不去低三下四地侍候这种颐指气使的小人。他叹息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就弯下腰,去低眉顺眼地侍奉这种乡里小人!”于是自动交出印信,毅然离开彭泽。


回到家中,他握笔凝思,一气呵成中国文学史上千古绝唱的《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辞》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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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这篇《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誓与仕宦决绝的宣言书,是他对道家人生理想的最完美的颂歌。所以,归家不久虽然接到朝廷征召他去京城做著作郎的诏书,也坚辞不就,尽管这是一个他能够胜任的愉快的职务。这一年,陶渊明41岁,从此彻底结束了时断时续的仕宦生涯。



与所有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一样,陶渊明深受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理想的影响,所以,尽管他在41岁应该大有作为之年不得不离开官场,但却一刻也没有忘情国事民瘼,诗文中不时流露出对北伐成功的期望,并通过歌颂历史上的志士仁人,张扬自己被压抑的“大济苍生”的宏愿。


尤其是《咏荆轲》一诗,将豪侠义士荆轲刺杀秦王而未遂的行动,作了声情并茂、精彩绝伦的描绘,展示了他冲天的豪气和必死的决心:


《咏荆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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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然而,他遭遇的现实却不给他实现理想的条件,因为那是一个“世胄居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时代。面对如此不堪的境遇,陶渊明毅然选择“独善其身”、不与当道者同流合污的“道胜无戚颜”的高洁之路。


陶渊明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选择的“躬耕自资”的人生之路尽管充满“贫富常交战”的困顿和艰辛,但他却能够坚持到底、毫不动摇,并从不倦的劳作中体味田园生活的快乐和无尽的美感,进而将其凝聚于诗篇中,从而大大拓展了田园诗的广阔领域。


就像他笔下的农村、田畴是那么恬静美丽,那么生机盎然,那么凸显魅力!而农村的邻里关系又是那么淳朴真挚,那么充满情趣:


《归园田居》(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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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在发自内心的浅吟低唱中,陶渊明已经不知不觉地融入了农村、农人的群体,融入了田园躬耕的劳作,融入了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喜悦。


不过,生活在农村的陶渊明始终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因为他在躬耕的同时始终没有停止文化的思索:大到宇宙的浩渺、鬼神的存亡、国家的兴衰、朝代的变迁,小到民俗乡约、气候节令、儿女之态、邻里之情,都在他的思考范围。面对血腥而腐败的政治,耳听百姓在重重压榨下的痛苦呻吟,他将思绪转向辽远而朦胧的羲皇之世,幻化出一个“桃花源”的胜境,在那里安放自己的理想之国:


《桃花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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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陶渊明所理想的这个“桃花源”,是他在与恶浊现实的对比映照中幻想的一个没有君民之分、没有官府之设、没有贫富差异、没有压迫剥削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这种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蓝图虽然在思想史上不无积极意义,但它毕竟是无法实现的空想,根本不具备实践的价值和品格,所以毛泽东才设问:“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陶渊明在躬耕、饮酒、赏菊、赋诗中度着他的岁月。60岁以后,他逐渐感到身体的衰颓,想到死和身后事的安排。刘宋元嘉四年(427年)农历九月九日,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又在菊花盛开的时节到来。他预感到这可能是自己在人世度过的最后一个重阳节,于是在与妻子儿女们共度佳节的时候,欣然命笔,写下三首《挽歌诗》。这三首诗是陶渊明的绝笔,是他对美好人世的告别词:


《挽歌诗》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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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

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面对死亡,全诗尽管也有着对生的留恋和“饮酒不得足”的遗憾,以及对天人永隔的无奈和悲凄,但却没有灵魂不灭、肉身升天的热望与期待。


在他看来,人死之后,荣辱已经不存在,只剩下躯体向大自然的回归,“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基调是参透生死的洒脱和达观。


这最后的绝命词,表明他是一个活得明白的人。两个月后,公元427年的十一月,陶渊明安然而逝。



本文摘编自《中国古代贤明县令》,图片来自百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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