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叶剑英：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彩笔凌云画溢思，

虚心劲节是吾师。

人生贵有胸中竹，

经得艰难考验时。

这首《题画竹》正是叶剑英迎着逆流、勇敢搏击的革命精神和战斗品格的生动写照。

叶剑英，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从一个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战士，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经受了火与血的洗礼和复杂斗争的考验。

1987年8月，叶剑英在谈话中回忆自己从找党到入党的坎坷道路时，不无感慨地说：“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懂得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它，如同资本主义必然要代替封建主义一样。这样，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就始终坚定不移了。”

今天，小编带领大家一起去回顾这段往事，看看叶剑英是如何在蒋介石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和工人群众的逆境中，反戈一击，与蒋介石彻底决裂，投入共产党的怀抱。

1927年4月，中国上空阴云密布，一场充满血腥与罪恶的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12日凌晨一时，上海。蒋介石酝酿已久的反革命政变的枪声终于打响。这一天，帝国主义在上海的侵略军直接帮助了蒋介石，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死伤不知其数。

继上海反革命政变以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大屠杀。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即达2100余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共产党人萧楚女、熊雄等。广大的东南和华南地区顿时陷于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之中。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也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4月28日，他们以绞刑杀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及其他19名革命者。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的政治风云顿时变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从此革命走向低潮，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当时，青年革命将领叶剑英随师北伐，转战武汉、江西，智勇双全，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和器重，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率领部队驻守江西吉安。他得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是跟着蒋介石反革命镇压革命？还是反对蒋介石反革命，跟着共产党继续革命？他坚定地选择了跟着共产党走。

叶剑英在新编二师，与左派军官和几位知心朋友商量，决定逆流而上，打出革命的旗帜，反戈一击。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反蒋”的电文，然后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弟兄们，以前我拥护过蒋介石，他是我们的校长和总司令，主张北伐，联合民众，所以，我们跟着他革命，可是现在他不革命，叛变了，公开反对武汉国民政府，在上海、南京到处屠杀工农群众，枪口对准老百姓，这是不能容忍的！他叛变革命，我们就要反对他。”他打比方说：“蒋介石和我们是一副锅灶煲饭，现在他不干了，一定分开，分两副锅灶煲饭，那有什么办法？现在一个武汉，一个南京，何去何从？我想了又想，几夜没有睡好觉，（现在）想好了，不能与老蒋一锅煮了，决定与老蒋分道扬镳！拥护武汉政府，跟着武汉走！”他当众宣读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表示“至诚拥护中央反对蒋介石”，通电全国。他把电文交给秘书发走后，又向大家说：“弟兄们，从即日起，本师长正式宣布辞职，暂由参谋长代行视事。至于诸位的前程如何打算？我不敢预卜。但我希望诸位振作精神，谨遵总理遗嘱，革命到底！人各有志，我决不勉强。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好了。”

在场的官兵，多数人表态愿意跟师长干革命，留在二师，听武汉政府的号令。右派军官团长徐宝鼎、夏楚中等少数人表示反对，当即退出会场。叶剑英看到这种情形，颇有感慨地说：“看来我们这个部队是一支正义之师，我们的军官大多数是革命的！”大家热烈鼓掌。

叶剑英的反蒋电文，在当时的政界和军界引起震动。有人几次报告蒋介石，但蒋犹然不信。在他心目中，叶剑英是讲交情的人，不会反对他。那份电文即使真是叶剑英发的，也是共产党背后捣鬼。他交代侍从查问明白。

通电反蒋之后，吉安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激烈反对叶剑英，并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同魏燮元等左派军官紧急秘密磋商，决定稳住全师官兵，迅速派出可靠人员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向北进发，投靠武汉革命政府。　　

4月中旬，叶剑英一行，经南昌、九江，登临庐山，转道武汉。　　

武汉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继续推行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成立了以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等五人为委员的全国土地委员会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大农村开展惩治土豪劣绅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是好的一面。另一方面，武汉政府成分不纯，内部矛盾重重，外部四面楚歌：一是帝国主义分子和封建军阀势力的阴谋破坏，制造事端；二是蒋介石占据东南诸省，同四川军阀杨森遥相呼应，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武汉；三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从北方窥伺，随时准备进攻。几股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对武汉实行军事压迫和经济封锁，使武汉三镇陷入严重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危机之中。　　

在这种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在武汉急于寻找共产党，但党已经转到地下，一时又找不到。进退维谷，迷茫徘徊。最后为了找个落脚点，他应第四军“铁军”军长张发奎之约，来到第四军军部帮助工作，随后又参加了第二次北伐。　　

6月1日，国民革命军在河南击退奉军之后，叶剑英随师返回武汉，正式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可喜的是，他在第四军军部有机会结交更多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思想日趋进步。　　

宁汉合流的趋势已定，国共合作的局面破裂。在革命新危机面前，每个革命战士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交出新的答卷。叶剑英日益感到，汪精卫靠不住，冯玉祥靠不住，最后连“左派”将领张发奎越来越向右转，也靠不住了。只有共产党真心真意为工农大众谋福利，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更加坚定了找共产党的决心。一种渴望投入共产党怀抱的强烈愿望，一种渴求在共产党领导下重新投入火热斗争的激情冲动，使他浑身热血沸腾。但是此时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去投靠共产党，要冒很大风险。“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尽管前进道路布满荆棘，但动摇不了他救国救民的初衷。

他决心走出逆境，继续寻找共产党。叶剑英思来想去，找到了在武汉的同乡李世安。李世安是1924年6月在广东大学（后改中山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曾在东山中学和学艺中学同时兼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在广东梅州时，他和叶剑英多次交往，结下了友谊。其后，他又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共同工作过一段。1927年2月，他离开梅州到上海，找到周恩来后，转移到武汉。公开身份是公安局主任秘书。

叶剑英在昏暗的灯光下，向这位可以信赖的朋友，袒露心机，汇报了几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说：“现在，我是看得更清楚啦。靠国民党是不行了，只有共产党才可以领导我们革命。如果你相信我，就介绍我加入组织吧！”李世安听了他的倾诉，表示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愿意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李世安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和希望，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周恩来回忆起自己同叶剑英的交往，不假思索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叶剑英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党组织还在继续考验他。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暂时不要他和其他党员发生联系。

这一时期，武汉的革命形势急剧逆转。汪精卫不顾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劝阻，秘密召开“分共会议”，部署反共与“清党”。宋庆龄发表脱离武汉国民政府的声明，邓演达被迫化装成查电线杆的工人，秘密离开武汉。7月15日，反动派举起血腥的屠刀，进行疯狂大屠杀，使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全国再一次卷起了恐怖的风暴。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叶剑英与真正的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的高潮中，迎着反革命逆流，投入党的怀抱。

本文摘编自《叶剑英的非常之路》，图片来自百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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