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刘鹗和他的晚清京城高官朋友圈

刘鹗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的作者，其济南风物及白妞说书的描写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但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刘鹗的平生志向并不在文学，而在实业，他的志向是养天下。

 刘鹗平生所做的多是修铁路、开矿山这样的大事业。这些都关乎清廷的经济命脉，需要高层做决定。而如何与决策层乃至各色人等打交道，这无疑是门大学问，为此刘鹗苦心经营，编织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

刘鹗

 这些关系网中的一部分是由达官权贵组成的，主要有晚清重臣李鸿章、王文韶、善耆、奕劻、徐郙等。对他们手下的幕僚，刘鹗也很注意结交。用现在的话说，刘鹗建立了一个有效的京城高官朋友圈。

 这些人身居高位，掌握着清廷的权力和资源，没有他们的首肯，很多事情包括修建铁路、开采矿产是无法得到批准的。

 刘鹗虽然没有担任过具体的官职，但有着道员、知府的官方身份，他深谙当时官场运行的潜规则，和这些官员的交往带有非常鲜明的功利色彩，主要是通过送礼行贿等方式与他们结交，以此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然后再利用这种由金钱铺就的关系获得修路或开矿权，从中牟利。

 在今天看来，这些行为是不够光明正大乃至违法的，但在当时，这是办事的潜规则，不这样做的话，很多事情是办不成的。

与朋友们合影（右一为刘鹗）

 下面以刘鹗结交庆亲王奕劻为例，看看这个朋友圈是如何有效运转的：

 奕劻（1836-1918），爱新觉罗氏，字辅廷，满洲镶蓝旗人。他是庆僖亲王王永璘之孙，幼袭辅国将军，被封庆亲王，先后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总理大臣、军机大臣，是当时的实权派人物，自然也是刘鹗希望结交的对象。

 但是以刘鹗的身份和地位，是无法直接和奕劻接触的。于是，他先结交与奕劻较为熟悉的肃亲王善耆，通过他的介绍和引见，和奕劻建立联系。

奕劻

 说起这位善耆（1866-1922），也是一位实权人物，他姓爱新觉罗氏，字艾堂，号偶遂亭主，满洲镶白旗人。系肃亲王的第十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袭封王爵。曾任镶红旗都统、民政部尚书等。

 此前刘鹗已与善耆建立起较好的关系，并将自己的门生留英学生丁士源介绍给善耆做秘书。在其日记中曾有这方面的记载：“午后至肃邸处，前日汪君韶九来约也。人极和蔼，此人当道固有益矣。”（刘鹗1901年4月15日日记）

 有了善耆的介绍，刘鹗和奕劻搭上了线，当然这种关系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随后刘鹗借祝寿的名义给奕劻送礼：“午后遣人送庆邸寿礼。用‘九如’一座，‘绾绰眉寿卣’一具。……归知庆邸之礼已收也。”（刘鹗1901年4月16日日记）

刘鹗日记封面

 这是一份厚礼，当然刘鹗这份礼不会白送，而是有目的的，而且见效也比较快。过了一个多月，刘鹗在日记中就有如下记载：“至贾子咏处，知庆邸批已下，携归。”（刘鹗1901年5月27日日记）

 贾子咏即贾景仁，曾任山西商务局总办，刘鹗在山西开矿就是与他合作的。显然，刘鹗给奕劻送礼与其在山西的开矿或修路有关，有厚礼开道，事情办得还比较顺利。

 在刘鹗的日记中，还夹有一封没有上下款的书信，其中提到“前日与贾子咏同见庆邸，已蒙面允，照去年所说，将泽襄铁路改为泽浦，准其载人载货”。这封信也可以印证这件事。

刘鹗日记手稿

 此后刘鹗和奕劻继续保持往来，他还有很多事情要仰仗这位实权人物。在其日记中有如下记载：“七钟起，拟谒庆邸也。起即雨，稍迟，雨益大，复睡，午后乃去。因日本有会晤，不见，嘱将所事具禀。”（刘鹗1901年7月31日）“早起，饬人送禀帖。”（刘鹗1901年8月1日日记）

 在打点奕劻的同时，刘鹗还在走着李鸿章等人的门路。刘鹗能与李鸿章结识，与他的父亲刘成忠有关系。刘成忠与李鸿章为同榜进士，两人有同年之谊。刘鹗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也有较为密切的往来，两人曾合资在湖南株洲创办炭素炼钢厂。此外，李鸿章的核心幕僚马建忠是刘鹗的好朋友。

李鸿章

 因上述关系，刘鹗有多条渠道可以和李鸿章保持往来。在北京赈灾期间，他与李鸿章曾有较多交往。利用这些由各种渠道建立起来的复杂人际关系，刘鹗才能拿下那些需要清廷高层审批的项目。

 刘鹗和其他官员交往的情况大多如此，他和这些人谈不上多少友情，不过是彼此相互利用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

刘鹗四十六岁（1902）在上海

 当然刘鹗也有碰壁的时候。为了获得芦汉铁路的承办权，除了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刘鹗还在北京、天津等地积极奔走，请托朝廷大员帮忙。据一位知情者的描述，当时刘鹗“经营中国开铁路事，往来津、京、上海间，外商洋人，内谒当道，南北奔驰，再历寒暑”（姚锡光1896年6月27日日记）。

 据相关资料来看，他最起码找了两个“当道”者：一个是翁同龢，一个是王文韶。

翁同龢曾写有一个字据，内容如下：

刘鹗者，镇江同乡，屡次在督办处递说贴，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件餂余，记之以为邪蒿之据。乙未五月廿一，灯下。

翁同龢字据手迹

 乙未年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廿一即6月13日。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瓶庐居士，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1856）状元。时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是江苏同乡，位高权重，刘鹗自然要送份厚礼，从其所写字据可见当时刘鹗为筹建铁路带着五万两白银在京城打点找门路的情况。

 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号耕娱、庚虞，浙江杭州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时任直隶总督。他与刘鹗父亲刘成忠为同榜进士，其子王稚夔也与刘鹗素有往来，有这两层关系，刘鹗自然会找到他。

《刘鹗集》

 刘鹗深谙官场运作的潜规则，采取行贿送礼的方式谋求修路之事，但这次的效果并不理想：翁同龢对刘鹗的行为相当反感，王文韶则在见面之后认为刘鹗有欺瞒行为，甚至对别人表示“予以不知其人”（王文韶致盛宣怀电），并将相关责任推给另一位高官张之洞。

前者属于不要钱也不办事，后者则属于拿了钱照样不办事。晚清官场生态之复杂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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