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栓：李时人教授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李时人教授（1949－2018）由工厂工人直接录聘为高校教师，从此走上了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道路。
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李时人教授在学术研究上成就斐然，著作等身，其卓然可表者，《中国禁毁小说大全》《明清小说鉴赏辞典》《全唐五代小说》《崔致远全集》《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以及即将结题的《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等，皇皇巨著，嘉惠学林。
尤其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上，李时人教授的研治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涉及文本、文献、理论、方法、小说史以及传播与影响等中国古代小说的各个层面。
在文本方面，李时人教授最先将注意力聚焦在《西游记》《金瓶梅》这两部明代“奇书”上，先后发表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合撰）《〈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谈〈金瓶梅〉的初刻本》等近30篇论文，后来这些文章被结集成《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和《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予以出版。
其中，很多论文自发表之时就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如有关《金瓶梅》的研究，曾被评论认为是“代表了目前《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准与新成果”。
《站在新的时代文化的高度观照〈金瓶梅〉》《中国古代小说的美学新风貌——谈〈金瓶梅〉的艺术新创造》提出应从更高更新的文化视角去审视《金瓶梅》，在《西门庆：中国“前资本主义”商人的悲剧象征》中采用“前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来解读西门庆形象，《金瓶梅：中国16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则更是将《金瓶梅》作为一部风俗史来对待。
除《西游记》《金瓶梅》以外，李时人教授对其他古典小说如《红楼梦》《聊斋志异》《说岳全传》等都给予了不同程度地关注，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治范围非常广泛。
对这些小说名著的具体研究内容也涉及多个方面，有的考索故事原型，如《〈西游记〉闹天宫故事形成考辨》《日本学者关于孙悟空形象来源的探索》；有的探讨作者身份，如《贾三近作〈金瓶梅〉说不能成立──兼论考证的态度与方法》《李汝珍“河南县丞之任”初考》；有的辨析文献版本，如《〈四游记〉版本考》《〈谈金瓶梅初刻本〉补正》，等等。
在小说文献的整理和编订方面，李时人教授对短篇小说、禁毁小说、唐人小说以及域外汉文小说等都作了大量工作，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古代短篇小说名作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游仙窟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等，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从1987年开始，李时人教授着手编订《全唐五代小说》，至1998年正式出版。该书曾被列入国务院“八五”古籍整理重点出版计划，共收唐五代小说2114篇（正编1313篇，外编801篇），逾400万字，全部由李时人教授独立完成，工作的艰巨性可想而知。
作为今人编撰的第一部断代小说总集，《全唐五代小说》自面世以后就被誉为“文化积累工程”，成为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唐五代小说经常参引的重要依据，何满子先生曾在将此书定位为“唐代艺文总集的三鼎足”，高度评价说：“他孜孜矻矻，辛苦经营十年，终于完成了这件与《全唐诗》、《全唐文》鼎立的文化基础工程。”（《十年辛苦不寻常——谈〈全唐五代小说〉这一文化工程》）
2014年，中华书局予以再版，詹绪左先生作了复校，在校改了原稿一些讹误的同时也充实了大量篇幅，使得版本更为精良。
李时人教授对整个中国古代小说乃至“小说”这种文体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和定见。
比如，他在《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论集·弁言》中说“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用美学方法写成的历史——风俗史、心灵史”，“不仅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和组成部分”；小说“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叙事艺术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而散文体小说则是“叙事文学的最高形式和人类成年的艺术”；中国古代小说基本上可以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实际上是同源异流，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发生、发展的总体格局和历史景观”；中国古代小说是在中国古代发生的一种文化和文学事象，“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所以“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理应提出契合自身文化属性和文化特征的理论、方法”，等等。
这些观点是李时人教授在长期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产生的认识，也是他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各种问题的理论基点。尤其在小说的观念上，李时人教授“在长期研究心得基础上做了深入的理论思考”，认为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正统的小说观在本质上都是非文学、非艺术的，从未强调过“小说”的叙事性和文学性，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进步，带来了种种理论上的混乱”（《小说观念与〈全唐五代小说〉的编纂》）。
因此，他与何满子前辈多次交流探讨，最终提出了符合现代美学的判定小说与非小说的“十条”标准，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
对于小说的研究方法李时人教授也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例如在小说主题的研究上，李时人教授认为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我国古代优秀的长篇小说，在进行主题研究时不能试图“用一种简单的、抽象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概念或逻辑命题来概括作品的全部内容”，因为“这几部古典长篇小说都反映了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表现了非常复杂的思想意义”，用一个或几个抽象的思想概念是不可能概括得了的（《关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主题研究”的思考》）。
关于在古代小说研究中扩大研究领域和改革方法，他的看法是：“研究方法更新的关键在于文学观念的更新和思维方式的更新”，要弄清各种方法“对文学研究的适用性和应用范围，从而加以合理使用……各种研究方法要兼容、互补”（《关于〈红楼梦〉及其他古代小说研究问题的思考》）。
直到新世纪以后，他对这些问题仍然给予关注，并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论述：“‘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与百年来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剧烈动荡和频繁变革联系密切……在不同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和学术思想背景下，形成了各种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只有对这些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从理论上进行认识、总结……才能更好地推动古代小说研究合理的发展”（《关于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点思考》）。
并由小说而延及对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思索：“古代文学的研究的基础理论、学科理论，可以是多元的、开放的、允许探索的”，“古代文学研究要想在21世纪得到更大的发展提高，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解决学科的理论建设问题”（《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道路与理论建设》）。
李时人教授对古代小说以及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积极思考和有益探索，对当下乃至于以后的相关研究都具有一定启示和垂范意义。
除了国内的古典小说，李时人教授对域外的汉文小说也颇为关注。
他曾为韩国庆熙大学闵宽东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专门撰写序言，并先后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范围覆盖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
后与翁敏华先生、严明先生合作出版《东亚汉字文化圈古代文学论集》，在《弁言》中他大力倡导对“东亚汉字文化圈”古代文学的研究理应成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由对域外汉文小说的研治提升为对域外汉文学的重视。
2009年，李时人教授在香港大学作有关域外汉文小说的学术报告，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东亚汉字文化圈”内各国古代小说的渊源和发展作了全景式的描述，认为上述诸国古代小说的起源、发展乃至于繁荣都深受中国小说的影响，“是古代东方文学曾经高度发达的见证”（《“东亚汉字文化圈”各国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
为此，他与聂付生、杨彬、刘廷乾等人合作，用时十七、八年精心撰写了《中国古代小说在东亚的传播与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全书分为三卷，170余万字，分别对中国古代小说在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传播时间、传播途径、传播范围，特别是对各国小说产生、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行了详尽论述，展现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东亚各国传播与影响的立体式图景。
李时人教授常言自己要撰写一部中国小说史，是“一部自鲁迅以来有别于诸家的小说史”（教授语）。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感于后出的小说史相对于《中国小说史略》来说“似乎没有多大的超越”的状况，他就说“这是使我们古代小说研究者感到惭愧的事情”，“在新的时期，我们就应该努力来改变这种现状”（《关于〈红楼梦〉及其他古代小说研究问题的思考》）。
为此他曾经从何满子前辈手中接过编写《中国小说史》的计划，何先生也对此寄予厚望，并将此事记入自己的“口述自传”中。可惜后来在编纂完成《全唐五代小说》之后，应中华书局之邀进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的编撰，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明代作家的考察与研究中，《中国小说史》的撰写就此被长时间地搁置了下来，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
李时人教授还非常重视小说辞书的编纂工作。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与何满子前辈汇集明清两代白话长篇小说和包括文言、白话在内的中、短篇小说的鉴赏文章，合作主编了《明清小说鉴赏辞典》，其中列入的小说篇目基本包举了“社会上有影响的、群众能见到的全部品种”。
近年来，又与张兵、刘廷乾合作编写了《〈西游记〉鉴赏辞典》，遴选76个重要情节和31个主要人物分别进行“故事情节鉴赏”和“人物形象鉴赏”，该书被列入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古代小说名著鉴赏系列”之一，“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的和谐统一”的特点可以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
这些辞书既为小说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也为小说爱好者提供了入门工具，《明清小说鉴赏辞典》后面还附录《明清小说在国外》和《近代四十年（1949－1989）明清小说刊本索引》，就更大程度地发挥了小说辞书的“工具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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