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说不尽的金瓶梅》（增订本）序
宁宗一是一位教授，也是一位批评家。作为一位教授，尤其是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教授，完全可以不必是批评家，他可以只就他所研究的课题，搜集整理材料，旁及有关学科的大量知识，运用一定的理论进行科学分析，解决问题得出结论。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批评家，就必须把眼光放到今天，着眼于现实，把自己对人生况味的感悟引入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之中，通过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而对人生、对社会进行批判，从而与今天的生活发生紧密的联系。这不仅仅是为了达到一个使古代的东西成为感发今人的思想的某种启迪的目的，反向的，今天的生活仍然可以成为解决古代问题的钥匙。
常听人说宁宗一是一个才子，也有人说宁宗一只重分析评价不重材料考据。其实，这都是从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宁宗一兼教授与批评家于一身的特色。
他并非不重视材料，本来他在考据方面也有着良好的功底，并且从他对学生在材料考据方面的基本功的严格要求也可以看出他对此高度重视。然而，他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就是材料是为创造性的见地服务的。他的才气也正是在于把他自己的人生感悟贯通于他对古典文学作品批评之中。
近十年来他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他早年所写的《性格就是命运》，其中对莺莺的性格分析之细膩、深刻，完全把握住了这个封建时代少女爱情初生时的复杂的感情特点。
这篇写于1980年的文章，七年以后在1987年北京的《西厢记》学术研讨会上，仍然被一位古代小说研究专家认为是他所见到的迄今为止研究《莺莺传》论文中最好的一篇。另一位古代小说研究专家刘叶秋先生对该文也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他的分析“也是一种艺术”，是一次“再创造”，“在我所见讲《莺莺传》的文章中，以此篇谈得最为细腻深刻”。
这篇文章得到这么高的评价，正是因为他对莺莺性格分析的不同寻常。它不仅仅把莺莺放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之中进行分析，更进一步用从现实生活中感觉到的少女的感情去激活莺莺这一历史人物，因而就将莺莺的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艺术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为读者解读《莺莺传》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再比如对《儒林外史》的研究，他认为在吴敬梓笔下的“讽刺人物的喜剧行动的背后，几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性的潜流。”这显然是批评式的揭示，没有对人生的透彻的洞见，怎么会有这种深刻的发现?
在一次《金瓶梅》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进一步提出了他的“人生况味”说，他认为《金瓶梅》产生以后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表现了吴敬梓、曹雪芹对人生况味的深切感悟。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发现，如果批评者自身缺乏对人生况味的品尝，怎么能设想他会发现一个古代作家的人生况味!
宁宗一对洪昇的历史剧《长生殿》的研究也提出了自己的深刻见解。他认为《长生殿》表现了人生永恒的遠感。我认为这是研究者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与作者的共鳴，而这种共鸣的基础就是研究者对古代的作者的心中都具有同样丰厚的人生感慨。这就是为不能体会个中情由的人所不解的地方。
上海昆剧院对宁宗一的见解很重视，昆剧《长生殿》的编导曾不同程度地与他产生过知音之感。
宁宗一笔下的古典文学批评，其批评的对象总会变得活灵活现，套用一句现成的话说，就是他“以灵性激活了历史”。或者更直接地说，他以“生活感悟激活了历史”。
其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生存的共性是主要的，感情体验很多都是相似的，但关键在于需要有对今天生活更丰厚的感悟，或者说需要有更多的灵性，才能够把今天的感悟延及古人。
然而，一个人对人生感悟的薄厚，是与他所受到的磨难的多少成正比的。宁宗一自从走上了文学研究的道路，就命运多舛。有人说是因为他身体里有着满清皇族血统的缘故，但我想更是因为他那不肯随俗的桀鹜不馴的性格。
是他总是在叛逆与超越，这几乎使他成为一个命里注定的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那股与命运抗争的精气神儿，是决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宁宗一除去那动荡年代避不开的厄运，其实他若做得像社会观念中一个教授应该是如何如何的那样，像一个本分的第二代人的样子去生活，他将拥有他的幸福和安宁。然而倒楣的就在于，他脑子里没有怎样做一个教授的框子，他心里感觉他仍然像青年一样年轻，他偏偏要与命运抗争!
有人说，如果宁宗一这些年能够过安宁的日子，以他的才华，他的学术成就会比现在高得多。但我想，这种看法大约忽略了宁宗一作为一个批评型教授的特点。
他的命运多舛至少使他体验了更复杂的人生，使他对人生对生活有了更加丰厚的感悟。而这些，对于他的学术研究，对于他的古典文学批评，又是具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宁宗一执著于生活，他经常对人生进行喋喋不休的评论。如果不是尝到那么多生活的苦果，他怎能有那么多独特而切中肯綮的见解?他的学术实际上是他对人生品评的延长。他之所以能在古典文学作品中见别人所未见，以灵性激活历史，他不平静的生活和不公平的命运为他的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想，他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1989年末，他就当时有人对“学院派”批评的评论，和我谈到有必要倡导新学院派批评的问题。我也感觉到他愿意把自己列入学院派批评的行列。但我还是认为他的文学批评只能算半个学院派。
他有着学院派批评所要求的受过严格的各种基础训练的条件，还深谙中外文学史，有着良好的理论修养和思辨能力。
但是，我总认为他不是个斤斤注重于文本的学者。虽然他的《性格就是命运》一文对文本高度重视(所以《性格就是命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货真价实的学院派批评作品)，但对于更多的作品，他更是通过文本提供的材料去透视那时的社会和人生。
他在对《金瓶梅》的研究中就说过，《金瓶梅》为我们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说它比较符合生活的本来面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常常是目光穿透文本，去引发对人生、生活的见解的。
这一点，恰与学院派批评的要求相悖。而我却认为这正是他摆脱了学院派学究气的优长。这样，需要文本研究时就认真研究文本(像对《莺莺传》认真研究一样)，而需要穿透文本时，又不计较文本，这才是酒脱的批评。
宁宗一集中对《金瓶梅》进行研究是近几年的事。
《金瓶梅》研究总体上保持了他古典文学研究的一贯风格。比如他对《金瓶梅》中“审丑”问题、“杂色的人”问题的洞察，以及对笑笑生描写普通市井生活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并充分强调其在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等等，都是他一贯的批评式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特色。
而他对一些理论方法的使用(如对小说史作顺向的和逆向的考察)则表明了他站在学术最前沿位置的一贯主张(他始终要求他的研究生，自己可以提不出高水平的学术新观点，但一定要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了解并掌握当时的最高学术水平，并以此为出发点观察思考问题)。
然而，用几年的时间集中对一部作品进行系统研究(当然这几年中不是只搞《金瓶梅》)，的确是与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习惯不相合的。但他不能任别人随意贬低《金瓶梅》的品位，一再为《金瓶梅》辩护，却是从他的研究文章中可以明察的，这正表现了他的个性。
据我所知，国内已有人在搞《金瓶梅》研究史，且将宁宗一列为当代金学研究几家之一。
从近几年国内金学研究的情况看，宁宗一的观点也的确是国内研究总成就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现在宁宗一教授出版这本集中了他学术成果的金学研究专著，虽然不是鸿篇巨著，确是成一家之言，对于当前的金学研究以及以后的金学史研究都会有很多裨益的。
另外，由于他所使用的批评方法多为印象式的批评，所以这部学术专著对于一般读者阅读《金瓶梅》具有导读作用，我想也会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
宁宗一教授是我的老师，他让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来为他的专著作序，与如今的时尚南辕北辙，我想这也正是他的风格。因为他认为我对他的为人和学术更加熟悉，因而由我来向读者作介绍比较合适，同样重要的一个原因当是他认定我能介绍得客观。我知我师的心意，故未惶恐。因此不敢虚美，不敢隐恶，是为序。
盛洪于美国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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