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金壁：再说“吾谁与归”——评郑珮聪《“吾谁与归”新解》
郑珮聪《“吾谁与归”新解》（《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3-08，以下简称郑文）认为，范仲淹《岳阳楼记》名句“吾谁与归”，“归”应训为“终、至”,“最终到达”。“与”在句中为介词，“跟……一起”，“‘谁’为宾语前置”。“吾谁与归(其谁与归)”的意思是：我还能和谁一起最终实现那至高的理想(探索到宇宙、人生的奥妙)呢?”
《“吾谁与归”新解》
读毕，觉郑文有诸多可商者。
郑文所谓“新解”，实不在其以“与”为介词，而在于其对“归”及“吾谁与归”句意之解释，而后者又与前者有密切之关系。故笔者先从“与”是否为介词说起。
郑文以“与”为介词，所据为《礼记·檀弓下》孔颖达疏：“此处先世大夫死者既众，假令生而可作起，吾于众大夫之内，而谁最贤，可以与归？”（郑文所举人教版语文《岳阳楼记》注解、郭锡良《古代汉语》皆沿袭孔疏，不足为据）。
此旧说当否？笔者曾撰文《“其与能几何”与“吾谁与归”》（《语文建设》2001．5）,其核心论点，是这两个历史名篇句中的“与”字，皆句中的语助词。
《“其与能几何”与“吾谁与归”》
前句出于《国语·周语上》：“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三国吴韦昭注：“与，辞也。能几何，言不久也。”韦昭说精确而可信。
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引《汉书·高帝纪》“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文帝纪》“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及《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曰“夫有大功而无贵仕，其人能靖者与有几”、《襄公二十九年》“是盟也，其与几何?”、《昭公十七年》“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国语·周语》“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晋语》“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 ”、“亡人何国之与有”、《越语》“如寡人者，安与知耻 ”等例，谓“与”字皆为语助。
其后王引之《经传释词》、杨树达《词诠》、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等皆沿而证之，其说几成铁案。笔者又补与“其与能几何”相似之句数例：
《经传释词》
（1）、《左传·昭公元年》：“后子出而告人曰：‘赵孟将死矣！主民，翫岁而愒日，其与几何?’”杜预注：“言不能久。”
（2）、又：“叔向问郑故焉，且问子皙。对曰：‘其与几何?无礼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杜预注：“言将败不久……为明年郑杀公孙黑传。”
（3）、《国语·晋语一》：“虽谓之挟，而猾以齿牙，口弗堪也。其与几何？”韦昭注：“言不久害也。”
（4）、《晋语五》：“苗棼皇曰：‘郄子勇而不知礼，矜其伐而耻国君，其与几何！’”韦昭注：“言将不终命。”（杨树达《词诠》“与”条已列）
（5）、《吴语》：“王其无死。民生于地上，寓也；其与几何？”韦昭注：“言几何时。”
《词诠》
“其”皆为表疑问语气的副词。笔者且谓此类“与”既为句中语助，则或可省。如：
（6）、《左传·昭公元年》：“赵孟曰：‘（秦君）夭乎？’ 对曰：‘有焉。’ 赵孟曰：‘其几何？’对曰：‘……鲜不五稔。’”
（7）、《国语·周语上》：“王曰：‘虢其几何？’对曰：‘……不过五年。’”
（8）、《晋语八》：“‘君其几何？’对曰：‘若诸侯服不过三年，不服不过十年，过是，晋之殃也。’……十年，平公薨。”
（9）、《楚语下》：“安用胜也？其能几何? ”韦昭注：“言危不久。”
《古书虚字集释》
后人语多沿先秦例。如唐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
而郑文仅列《经传释词》、《古书虚字集释》及当代学者诸文篇名，便将上述观点以“另一种观点视‘与’为语气助词，可省略”一语含混带过。
试问，此论当否？郑文不从此说，原因何在？郑文是否承认“与”字“可省略”？既然“与”字“可省略”，它还有可能是介词吗？郑文要维持“‘与’在句中为介词，‘跟……一起’”之说，上述问题是回避不了的。
况且“吾谁与归”（其变式为“其谁与归”）之“与”也可省略：
（10）、唐顾况《阴阳不测之谓神论》：“天竺律法，复与大衍有差：吾谁归矣？”
（11）、宋晁公溯《次刘机将仕韵》：“今日群原诚可作，吾谁归者有东坡。”
（12）、元熊朋来《奉还皮鲁赡北游诗》：“可怜士生遇此际，不有渊明吾谁归。”
（13）明余劭鱼《周朝秘史》第四十一回：“仲尼亦曰：“使当世有能仗义尊王，免生民陷于夷狄者，舍齐桓吾谁归哉！”
（14）、清孙运锦《登放鹤亭同似荀》：“间绕颓垣读断碣，古人如作吾谁归。”
《诗词曲语辞汇释》
以上为省略“与”的“吾谁归”例。
（15）、唐佚名《真正英雄从战战兢兢中来》（明王锡爵《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
“彼将举乾坤，惟我所旋转；民物，惟我所裁成；竹帛鼎彝之勋，惟我所建树——而天下万世，称真正英雄，非若人，其谁归也哉！”
（16）、宋赵汝腾《宁德县学先贤祠堂记》（明黄仲昭《八闽通志》）： “一切曲学瞭然见之，如稗之害嘉谷，则舍九先生其谁归欤？子曰：‘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17）、元胡炳文《代族子淀上草庐吴先生求记明经书院书》：“明经如此，真可谓明经也！记我明经，微先生其谁归？”
以上为省略“与”的“其谁归”例，其源头为“吾谁与归”。
《论语新编译注》
而郑文却不考“吾谁与归”（其谁与归）之“与”是否也可省略，不詳论“与”字“介词”、“语助词”两说之是非，而谓“‘与’的释义困惑，很大程度上来自‘归’字意义一直模棱两可”，转而去探讨“意义一直模棱两可”的“归”字意义，然后再据此确定“与”字为“介词”——回避论敌的重要论点或论据，此郑文之可商者一也。
郑文举“吾谁与归”（其谁与归）语例之源头为：
赵文子与叔誉游于九原，文子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文子曰：‘行植于晋国，不没其身，其智不足称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见利而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我则随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晋人谓文子如人。”（《礼记·檀弓》）
郑文引《檀弓》文，其误有六：
“游于”为“观乎”之误，一也；“若可作”，“若”为“如”之误，二也；“行植”，中间夺“并”字，三也；“见利而不顾其君”，衍“而”字，四也；“如人”为“知人”之误，五也；其引号之用又误，六也。
《檀弓》
加以其上引例：（10）羲之《石牌帖》，“牌”为“脾”之误；例（16）“唐之刘宴会”，衍“会”字——轻忽如此，而欲与于文义、词义之精研，难矣！此郑文之可商者二也。
郑文以《礼记·檀弓》文为“吾谁与归”（其谁与归）语之源头，而不知《礼记·檀弓》文实源于《国语·晋语八》——鄙文《“其与能几何”与“吾谁与归”》已及此：
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谁与归？”叔向曰：“其阳子乎？”文子曰：“夫阳子行廉直于晋国，不免其身，其智不足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见利而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其随武子乎！纳谏不忘其师，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进，不阿而退。”
鄙文且谓“可知《礼记·檀弓下》‘并植’乃‘廉直’之误字”（今按，盖“廉”先讹为“兼”，“兼”又讹为“并”；“并直”义不可通，故“直”又加“木”成“植”）。
鄙文《“其与能几何”与“吾谁与归”》已见称引于郑文，在主张“‘与’字为语助词”而遭郑文否定之诸文之列。于理，对论敌之文，尤当细为精研，品其失得之理，语曰：“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国语》
而郑文于鄙文似轻而忽之、漫而略之，未予理会（此不足怪，郑氏对一代训诂大家王念孙、王引之、裴学海尚且轻忽如此，况鄙人乎），以致论“吾谁与归”，溯未及源，误以《礼记·檀弓下》一段为“赵文子九原对话的滥觞”，此郑文之可商者三也。
凡研讨训诂之文，尤当重精研文义；凡不解之文，当付阙如，不宜强作解人。而郑氏于此，似有失焉。如其论及“仔细观察如果‘归’作‘归附、归依’解，亦有不通之处”时，举如下诸例：
（8）进退我生，游观所达，得贵为人，将在含理。含理之贵，惟神与交，幸有心灵，义无自恶，偶信天德，逝不上惭。欲使人沈来化，志符往哲，勿谓是赊，日凿斯密。著通此意，吾将忘老，如曰不然，其谁与归。（南朝·沈约《宋书·颜延之传》）
（9）嗟夫！今之人，知动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时，动亦为凶；知静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静亦为贼。大矣哉！动静之际，圣人其难之。先之则过时，后之则不及时。交养之间，不容毫厘。故老氏观妙，颜氏知几。噫！非二君子，吾谁与归。（唐·白居易《动静交相养赋》）
（10）然羲之《石牌（脾）帖》云：石脾入水即干，出水便湿；独活有风不动，无风独摇；又未可以意穷也。非至圣，吾谁与归？（南宋·陈郁《藏一话腴》）
（11）礼者，过不及之准也；抑之极，则矫而为扬之甚，势之必反也。垂及于女直、蒙古之世，鞭笞之，桎梏之，奴虏斥诟之；于是而有“者厮可恶”之恶声施于诏令，廷杖锁拏之酷政行于殿廷；三纲裂，人道毁，相反相激，害亦孔烈哉！三代之后，必欲取法焉，舍赵宋待臣之礼，其谁与归？（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明帝》）
《读通鉴论》
然后议论：“此三（笔者按，当作‘四’）处文献皆大段谈论事理、物理，丝毫未提及人事，
缘何笔锋一转产生‘无人可归’之感？”
首先当予确认：“此三（四）处文献皆大段谈论事理、物理，丝毫未提及人事（关于人的事）”么？
其例（8），是南朝宋颜延之在《庭诰》（相当于“家训”）结尾，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
我们贵而为人，重在有理性；有理性，贵在以精神相交往。人幸而有心灵，当秉持道义而不自辱。信仰天德，誓不上愧于天。我希望大家虽不免终究去世，而有志符合于先代哲人。不要以为那很遥远，每天努力自修就终会接近。如果你们明白我的这个心意，我将乐而忘老；如果你们说“不对”，那我们称许、归心于谁呢？
其中的“往哲”、其例（9）中的“老氏、颜氏”“二君子”，其例（10）中的“至圣”，
皆为论者称许、归心的贤者，非人而何？而郑文下文谓“甚至还有例句无任何铺垫，就出现了‘吾谁与归’，如例（19），‘归附’从何谈起？”按，其例（19）其实即其例（8）。
《诗经新释》， 富金壁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2月版
郑文实在是未懂“往哲”（等于说先贤）之义。其例（11）论当称许、推崇“赵宋待臣之礼”，“待臣之礼”，非属“人事”而何？何以说“此三（四）处文献皆大段谈论事理、物理，丝毫未提及人事（关于人的事）”？
郑文把《礼记·檀弓》“行并植”误引为“行植”，不知“并植”为“廉直”之误；其不明文义显然，而下文又引误文“行植”，并据此论述。
又其例（23）“惟南阳琅琊二王，同居征镇”，“征镇”，郑氏译为“驻守城镇，征讨四方”。实则“征镇”为魏晋以来，将军、大将军监临军事、守卫地方者之总称，是名词。《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髦传》：“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辅，四方征镇。”《晋书·怀帝纪》“帝谓使者曰：‘为我语诸征镇，若今日尚可救，后则无逮矣。’时莫有至者”，亦其例。
其例（14）晋平公过九原而叹曰：‘嗟乎！此地之蕴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将谁与归乎？’”九原，郑文译为“九原故地”，不知九原为春秋晋国卿大夫的墓地，后遂泛指墓地——未通文义，而从容纵论是非、指擿百家，不亦殆乎！此郑文之可商者四也。
《训诂学说略》
郑文又曰：
纵观“吾谁与归（其谁与归）”的语境，无一例外，具备以下几个特征：a.作者在现实环境中屡受挫折、失意惆怅。不论是慨叹人才凋零，还是自身时运不济，皆为逆境触发的感慨。b.言者心情沉重，语气程度甚于平时。从“嗟乎！“嗟夫！”“噫！”“害亦孔烈哉！”可见一斑。c.提及的人物多为逝者，非生者。正是由于现实环境的残酷异常，同路乏人，才会不切实际希冀“死者可作”，渴盼能有同道中人与之前行。d.都在谈论事理，而非谈论某人。e.“吾谁与归（其谁与归）”提及的人和事无论是否得到公认，都笼罩了“至圣”“至善”的色彩。环境残酷之至，心情沉痛之至，内心所最钦佩的人和事，这几种特征都反映了共同语义“终极、至高”。
此一段话，突出地体现了郑文论述的特点：武断绝对、敢为大言、自相矛盾、语意混乱。
曰“纵观‘吾谁与归（其谁与归）’的语境，无一例外，具备以下几个特征”，郑氏“纵观”了多少此类语例，就敢下此结论？
无须多考，即以郑文所举首例言之，“赵文子与叔誉游于九原”，二人谈论晋国先大夫若死而复生，应该亲依谁，比较了阳子（阳处父）、舅犯、随武子，最后肯定了随武子，始终在论人，何以谓“都在谈论事理，而非谈论某人”？
作者近照
“作者在现实环境中屡受挫折、失意惆怅”、“环境残酷之至、心情沉痛之至”，郑氏是如何从赵文子语中看出来的？又是如何从例（10）羲之《石脾帖》中看出来的？
既然“无一例外”，为何又说“c.提及的人物多为逝者，非生者”？“多为”，就不是“无一例外”，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既说“都在谈论事理，而非谈论某人”，为何又说“提及的人物”、“提及的人和事”？
郑文在“纵观‘吾谁与归（其谁与归）’的语境，无一例外，具备以下几个特征”后，说“这几种特征都反映了共同语义‘终极、至高’”。
而试观郑文所列“几种特征”：a.作者屡受挫折、b.言者心情沉重、c.提及的人物多为逝者、d.都在谈论事理、e.人和事笼罩了“至圣”“至善”的色彩，除e.“至圣、至善”（此为郑氏杜撰，非必如此）与“终极、至高”略沾点儿边之外，a.b.c.d.四项所谓“特征”，皆与“终极、至高”无涉。思维混乱、自相矛盾，自己却安之若素，夸大其辞，此郑文可商者五也。
《新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
郑文谓“‘与’作句中语气词的情况极少，且有规律”，所举例为《论语·公冶长》“于予与何诛、于予与改是”，谓“句中‘与’都在介词结构之后，而‘吾谁与归（其谁与归）’的句子结构不符合这一规律”！
这正是语言研习者最当忌讳之处：“例不十，则法不立”，今郑氏仅据两例（且皆出孔子前后两句，一个介词）就“发现”了“句中‘与’都在介词结构之后”的规律！“而‘吾谁与归（其谁与归）’的句子结构不符合这一规律”，故郑文断定，“吾谁与归（其谁与归）”中的“与”不是语气词！鲁莽灭裂，自立“规律”，此郑文之可商者六也。
郑文谓：“学界认为‘归’字的语义主要有两种：一是‘归附，归向’，二是‘景仰、崇敬’，如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归’解为后者，文献典籍中并未有新的例证；严格地说，此义应视为语义上的发挥，并不能视为“归”本身的意义。”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按，此说失之武断。“归”有“称许、赞美”义。《论语·颜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唐韩愈《祭薛中丞文》：“宗族称其孝慈，友朋归其信义。”宋秦观《故龙图阁直学士李常行状》：“公曰：‘大义灭亲，况朋友乎？’自存益确。士论以此归之。”“归”皆有“称许、赞美”义，朱东润释为“景仰、崇敬”，语义少重，亦不必为过也。
郑文又驳王念孙《读书杂志》以及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等“‘吾谁与归’，与‘谁与哭者’，文同一例，犹言吾将谁归也”之说，谓“实质上此二者属不同文例，对此已有学者做过阐述”，语涉蛮横：“已有学者做过阐述”，就能证明“实质上此二者属不同文例”、王念孙与裴学海说法为非吗？
郑文何以解释王念孙所举“万民与苦甚”、“朕之不明与嘉之”、“其人能靖者与有几”、“其与几何?”、“其与不然乎”、“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 ”、“亡人何国之与有”、“安与知耻 ”等例中“与”字，若非语助，究作何解？
郑文不仅对王念孙“‘与’为句中语助”之论证视同无物，又对其后王引之、裴学海、杨树达、张相等重要大家的一致意见置之不理——其蔑视学术权威之气魄则可谓大矣，而其確乏敬畏前贤之审慎态度，缺乏小心求证之精神，则实不可取。此郑文之可商者七也。
《读书杂志》
郑氏拘于对“归”之“归附”义的狭隘认识，谓其例“（12）两都陷没，晋室垂尽，所留遗者，惟南阳琅琊二王，同居征镇，欲求继绝，舍二王其谁与归？”（民国·蔡东藩《两晋演义》）
“这里很容易译成‘除了这二王还能归附谁呢’，但联系上下文，可知并不存在哪一方归附哪一方”——郑氏先替人死板笨拙地译成“除了这二王还能归附谁呢”，然后自己“联系上下文”，加以“可知并不存在哪一方归附哪一方”的否定，此驳论法实不可取：谁曾认为这里是“哪一方归附哪一方”呢？
《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据此译成“除了这二王，还能归心于（赞许，推崇）谁呢”，不是很恰当吗？
其例（6）“瞻望城西，素旌来止。其谁与归？九原莫起”（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祭唐虔伯文》），郑文又谓“唐虔伯与归有光……二人关系并非‘归附、归依’”，试问，一提到“归附、归依”类意思，两人之间就非得是上下级关系了吗？朋友、同僚之间，一方对另一方景仰而亲依之，不行吗？
《论语集注》
《论语·学而》：“泛爱众，而亲仁。”亲仁，即亲依仁人。《里仁》又曰：“见贤思齐焉。”无论双方是平辈还是君臣。归有光钦佩唐虔伯，念其不可复见；晋平公景仰其逝世之良臣，假设其起死回生，而有“将亲依于谁”之叹：十分正常。
孰能鄙陋如此，以为归有光要“归附”唐虔伯、晋平公要“归附”于其臣？郑文常“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编造论敌的论调，此论调必有简单化、片面化、生硬死板之特征，以便郑氏能轻易地将其驳倒。此种手法之运用在郑文中绝非仅见。此郑文之可商者八也。
郑文又曰：“赵文子九原对话的滥觞，从一开始就未提及‘归’的指向，后人在用典时也照搬全收，因而造成了无尽的争论。”
这是一个视“吾谁与归”句中之“与”为介词、把“归”解释成“归宿、归终”者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在视“吾谁与归”句中之“与”为语气词、把“归”解释成“归依、亲奉、归心”之类意思者看来，《礼记·檀弓》所谓“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之“随武子”，正是“归”的语义指向。
但郑文对此说是不屑一顾的，认为这不过是“无尽的争论”中的一种声音。现在郑氏要来结束这“无尽的争论”了：“‘归’训为‘终，至’‘最终到达、最终实现’，则一切疑惑迎刃而解”；“吾谁与归”意思就是“还能和谁一起最终实现那至高的理想（探索到宇宙、人生的奥妙）呢？”
《中国文化经典选读》
“归”可以训为“结局，归宿”，也可以训为“终，最后”，然而说“归”可以训为 “最终实现那至高的理想（探索到宇宙、人生的奥妙）”，则未免玄而又玄，主观臆想罢了。而郑文却一厢情愿地以为，如此释，便能“一切疑惑迎刃而解”！
即以“吾谁与归”之语源《国语·晋语八》言之，其文记载，赵文子与叔向到卿大夫墓地九原游观，说：“死者若可复生，我们归依谁呢？”叔向曰：“该是阳处父吧？”赵文子说：“那阳子在晋国履行刚直，却不免被杀，他的智慧不值得称道。”
叔向说：“是舅犯吧？”赵文子说：“舅犯见利而不顾其君，他的仁德不值得称道。还是随武子啊！他进谏时不忘称其师，谈到自身时不忘表彰其友；事奉君主，推举贤才不根据君主的喜爱，贬退官员也不阿顺君主的心意。”
两个官员私下评论地下先贤，若可复生，谁最值得归依拥戴，本十分自然，如何可能如郑文所云，高谈阔论起“还能和谁一起最终实现那至高的理想”？合乎情理吗？至于赵文子那“那至高的理想”又是什么？估计郑氏还能解释得天花乱坠，可是跟“归”的词义有何关系？
人德才深孚众望，则众望所归；圣明爱民，则天下归心：此“归”即“归依、亲附”之意。在远、殊世则心向往之，居近、同时则身归依之——故译为“归向、崇尚”亦不为过。
《覆正平本论语集解》
《论语·为政》：“为政以德，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拱），即喻“归依拥戴”。
《诗·大雅·泂酌》：“豈弟君子，民之攸归。”归，亦“归依拥戴”意。
《孟子·离娄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焦循正义引《广雅》云：“归，就也。”就，即“归依，归向”。凡“吾谁与归（其谁与归）”表示对谁人仰慕、亲附的，“归”多为此义。
《论语·学而》：“泛爱众，而亲仁。”亲仁，即亲依仁人。亲依、归依，几乎可以解释郑文所举下列提及人物的绝大多数例句中的“归” 字：
（18）、晋平公过九原而叹曰：“嗟乎！此地之蕴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将谁与归乎？”（西汉·刘向《新序·杂事》）
（19）、赞曰：君子重义，小人殉利。巢殒耆诛，其道即异。许、吕封驳，照耀黄扉。死而可作，吾谁与归？（《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四》）
（20）、非唐之刘宴，吾谁与归？（宋·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刘宴知取予论》）
（21）、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宋·王安石《临川先生集·祭欧阳文忠公文》）
（22）、瞻望城西，素旌来止。其谁与归？九原莫起。（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祭唐虔伯文》）
《震川先生集》
或可译为“推许、拥戴、敬仰、归心、倾心”，随文而异：
（23）、唐佚名《真正英雄从战战兢兢中来》（明王锡爵《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
“彼将举乾坤，惟我所旋转；民物，惟我所裁成；竹帛鼎彝之勋，惟我所建树——而天下万世，称真正英雄，非若人，其谁归也哉！”
（24）、宋赵汝腾《宁德县学先贤祠堂记》（明黄仲昭《八闽通志》）： “一切曲学瞭然见之，如稗之害嘉谷，则舍九先生其谁归欤？子曰：‘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25）、元胡炳文《代族子淀上草庐吴先生求记明经书院书》：“明经如此，真可谓明经也！记我明经，微先生其谁归？”
（26）、欲使人沈来化，志符往哲，勿谓是赊，日凿斯密。著通此意，吾将忘老，如曰不然，其谁与归。（南朝·沈约《宋书·颜延之传》）
（27）、动静之际，圣人其难之。……故老氏观妙，颜氏知几。噫！非二君子，吾谁与归。（唐·白居易《动静交相养赋》）
（28）、然羲之《石脾帖》云：……非至圣，吾谁与归？（南宋·陈郁《藏一话腴》）
（29）、两都陷没，晋室垂尽，所留遗者，惟南阳琅琊二王，同居征镇，欲求继绝，舍二王其谁与归？”（民国·蔡东藩《两晋演义》）
如“归”的对象是学说、制度、道理之类，则“归”释为“赞同”，如：
（29）、唐顾况《阴阳不测之谓神论》：“天竺律法，复与大衍有差：吾谁归矣？
（30）、三代之后，必欲取法焉，舍赵宋待臣之礼，其谁与归？（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明帝》
《读通鉴论》
而郑文于诸“归”字，则分别释为“最终找到治国治家的方法”、“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
“创制符合仁政的礼法”、“最终使晋国实现霸业”、“最终探索到为人臣子的处事之理”、“探索到取予的道理”、“探索到那动静养生的奥妙”、“探索到天地间玄妙的道理”、“探索到治理天下的道理”、“最终探索到修身治学的道理”……一个“归”字有如许多种解释，合理吗？
而《岳阳楼记》中的“吾谁与归”之“归”，郑文释为“最终探索到境遇变迁时应持有的至善至美的处事态度”，其文“摘要”则释为“最终实现那至高的理想(探索到宇宙、人生的奥妙)”。试问，二者孰是？抑或可以等同？
郑文对“归”字义解释的随意发挥，正源于郑氏思维之混乱。郑文在批评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将“归”释为“景仰、崇敬”时，说：“严格地说，此义应视为语义上的发挥，并不能视为‘归’本身的意义。”
如果朱东润将“归”释为“景仰、崇敬”是“语义上的发挥”，那郑文对“归”的解释算什么？恐不免要“请君入瓮”吧？增字解经，为训诂学之大忌，而郑氏以己之私见为秘妙，自以为得“归”之确解，实则违背语言事实、训诂学规律，此郑文之可商者九也。
富金壁教授
鄙文《“其与能几何”与“吾谁与归”》结尾说：
文子心所向往的是曾辅佐过晋国文、襄、灵、成、景五君的名臣士会（见《史记·晋世家》）。因其曾食邑于随、范，故又称随会、范会，死后称随武子或范武子。而范仲淹即范武子后代。哈尔滨范氏后人保存的清光绪年间范氏族人续修的《范氏家谱》引宋代《千姓编》曰：“高平范氏，《姓苑》曰：陶唐之后，隋会为晋大夫，食采于范，其后氏焉。《左传》有范献子，越相范蠡著书曰《计然》。本朝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赞颂那品节高尚、以天下为己任的古仁人，信手拈来古人褒美自己先祖之言，作为全文之结语，表面上不露痕迹，实则自有深意，又自然而得体，所谓妙趣天成、匠心独运者也。
郑文又忽略鄙说，而将“微斯人”译为“除了这些人”：不知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吾谁与归”为其有意用赵文子称美范氏先祖之语，以暗寓褒美己之先祖范会之意——这与郑氏误解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吾谁与归”之“归”为“最终探索到境遇变迁时应持有的至善至美的处事态度”、“最终实现那至高的理想(探索到宇宙、人生的奥妙)”，而非“亲依、崇敬”其人，当然也有一定的关系。
不知《国语·晋语八》直至范仲淹《岳阳楼记》之“吾谁与归”意在褒美人而非“探索……处事态度”、“实现……理想”，此郑文之可商者十也。
郑文最后举一例，以证明“与”在“吾谁与归”中为介词，应该解释为“跟……一起”：
（31）、王太尉曰：“见裴令公精明朗然，笼盖人上，非凡识也。若死而可作，当与之同归。”或云王戎语。礼记曰：赵文子与叔誉观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郑玄曰：“作，起也。”（《世说新语笺疏·赏誉第八》
郑文并谓“‘吾谁与归’在后世成为‘与之同归’，大概去古未远的人们较今人更明晓此典故的真正意义”。
今按，“《礼记》曰”云云，为笺疏语。王太尉语“与之同归”为 “吾谁与归” 之化用，两“与”字不同：一为介词，一为语助词；两“归”字亦不同：一为“旨归，宗旨”（名词），一为“归依、亲依”（动词）。
《礼记正义》
王太尉语“与之同归”，即与之同识见，与之同志。因为“见裴令公精明朗然，笼盖人上，非凡识也”，非凡识，即卓识，识见超群，故王太尉愿引以为同志。
王太尉语“与之同归”与《晋语》的“吾谁与归”不可等同视之；亦不可认为，王太尉语证明郑文所批评的“今人”观点为非，而郑文的观点为是。
王太尉完全可能“较今人更明晓此典故的真正意义”，唯其明晓，故能巧妙化用，以不落俗套。否则依郑文主张，王太尉语“与之同归”之“归”，又该作何解释？亦必为“实现那至高的理想(探索到宇宙、人生的奥妙)”矣，此其意虽高，实难为古人之本心，而距“归”之确诂亦远矣。
总之，郑文所反映的治学态度、思想方法，实多可商，而其“新解”，亦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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