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言获赠刊|《文献》杂志2020年第1期目录与内容摘要
出土文献研究专刊
专栏导言 虞万里
关于《吴越春秋》一段疑难文意的解释 刘钊
内容摘要：《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一段文意存在着疑难，不易理解。以往的注释和翻译大都有问题。其实句中“绝嗣者也”的“绝”字应该是“继”字之讹。句中“吾以伯长居国，继嗣者也”是用太伯在周的身份，即以“继嗣者”扣合“勾吴”的“勾（句）”的通假字“后”，而“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是用应该接受分封的吴仲的名字中的“吴”字扣合“勾吴”的“吴”。
关键词：《吴越春秋·吴太伯传》 勾吴 绝嗣 后
【作者简介】刘钊，博士，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古代汉语。
清华简新见郑国人物考略 程浩
内容摘要：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边父，从人物行迹与名字关系来看，或即庄公时期的重臣公子吕。《郑文公问太伯》中的太伯，行辈为文公叔伯、身份为小宗宗主，比照史料对郑国前期公族的记载，其人为公子吕之孙、公孙阏之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公孙阏、太伯以及同篇的堵之俞弥一脉，皆因公孙阏之字“子堵”而为郑国堵氏。《良臣》、《子产》中的周之遗老与子产师辅，也大都见于文献。“桑丘仲文”或为“乘丘仲文”之讹，乃是以鲁地乘丘为氏。“杜逝”即“杜泄”，曾为鲁叔孙氏之宰。“子剌”虽未见于经传，但从近出的青铜器铭文来看，其为郑庄公之裔孙，同时也是郑国列氏的先祖。
关键词：清华简 郑国 边父 太伯 子产师辅
【作者简介】程浩，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先秦史。
三晋伐齐前后齐国一方人物史迹初考
——以清华简《系年》为中心 杨蒙生
内容摘要：三晋伐齐是先秦时期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然而，由于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多历史文献丧失殆尽，与之相关的众多人物和问题变得扑朔迷离。清华简《系年》中，则有许多三晋伐齐前后人物与史事的原始信息。以置身其中的齐国一方的人物及相关问题为例，通过对《系年》和相关传世文献的对读与研讨，不仅可以了解到三晋伐齐期间发生的“陈 子牛之祸”的具体细节，揭示“和子之乱”的真相，补证田齐世系，还能在当时的背景下，将楚声王熊当的一系列相关活动合理纳入其中。凡此种种，无不表明清华简《系年》对于先秦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清华简《系年》 三晋伐齐 陈
【作者简介】杨蒙生，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讲师。研究方向：古文字学、先秦史、文献学。
秦二世元年诏书解读 何有祖
内容摘要：2013年在湖南益阳兔子山9号井出土的秦二世诏书，是重要的秦代文献。本文对秦二世诏书文本加以解读，对毋以、扰、令等字词做出新的解释；将诏书内容与传世文献对照，校勘《史记·秦始皇本纪》、《新书·过秦》断句方面的问题；对秦二世诏书公布之后的影响做文献学考察。
关键词：秦二世 诏书 释读 性质
【作者简介】何有祖，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古文字与战国秦汉简牍。
《儒家者言》“未解章”初揭
——现存最早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 苏成爱
内容摘要：在出土后的将近50年时间里，定县汉简《儒家者言》的第24章一直未得到确切的考释。其实，简文与《风俗通义》所引《孝经》相同，以此为突破口，可以确定此章为带有经说的《孝经》，是现存最早的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弥足珍贵。
关键词：定县汉简 《儒家者言》 《风俗通义》 《孝经》
【作者简介】苏成爱，历史文献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儒家文献与兵家文献。
肩水金关汉简释文勘补 王锦城
内容摘要：肩水金关汉简为汉代西北边塞屯戍生活的实录，主要以官私文书和簿籍为主。整理者对其所作释文中尚有一些释读有误或暂未释出的文字，本文据字形和文义作了一些勘补，共计十九则。
关键词：肩水金关汉简 释文勘补
【作者简介】王锦城，文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肩水金关汉简“通道厩谷出入簿”编连与研究 姚磊
内容摘要：本文对肩水金关汉简“通道厩谷出入簿”的编连展开研究，认为简册至少有七十八枚简，时间上至少是分布在连续两年里的七个月份的记录，并借鉴居延汉简永元器物簿的编连，对“通道厩谷出入簿”进行初步的编联。还讨论了过客、传马、当食者、误书等问题。
关键词：肩水金关汉简 通道厩谷出入簿 编连 研究
【作者简介】姚磊，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先秦秦汉史、出土文献。
399年宝贤写卷即东晋昙无兰抄略《千佛名号》考
——兼论5世纪前的古法唱导与佛名抄略本的关系 李灿
内容摘要：本文首次公布安徽博物院藏399年宝贤写卷的完整录文，并通过对比宝贤写卷与昙无兰《〈千佛名号〉序》中的记载，证明其真实身份很可能就是东晋昙无兰抄略自《贤劫经》的《千佛名号》（或称《贤劫千佛名经》）残卷，而该文献此前久已失佚。文中进一步推测，作为现存最早的抄略类佛名文本，写卷（即《千佛名号》）制作最初可能是基于唱导古法（即5世纪之前的唱导作法）的仪式实践需求——古法唱导中的两个主要仪式程序，可能分别催生了佛名和因缘譬喻故事两类抄略本，二者在古法唱导仪式中可能存在伴生关系。同时，这件写卷不仅为研究古法唱导提供了首件实物例证，也有助于理解5世纪前中国佛教八关斋日的仪式活动实践。
关键词：宝贤写卷 昙无兰《贤劫千佛名经》 《千佛名号序》 古法唱导 贤劫经
【作者简介】李灿，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梵语巴利语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初期大乘佛教、中国佛典翻译史、佛教仪式文献。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考
——兼论陆修静目录“未出一卷”和“卷目”问题 郜同麟
内容摘要：伯2861＋伯2256号“灵宝经目录”中的“卷目”是指陆修静所见经书的题目，并非某种目录的简称。“灵宝经目录”中的“未出一卷”，当从大渊忍尔等学者从上读，是指两卷的《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有一卷未出。“灵宝经目录”中所说的“智慧上品三（大）戒三卷，二卷已出”，二卷是指《罪根经》和《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在陆修静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罪根经》仅有一卷。《正统道藏》中《罪根经》卷下的主要内容是后人根据“灵宝经目录”或类似文献中《罪根经》两卷的传说造作的，其造作的依据包括《法轮经》《明真科》《黄录简文》等。另外，有学者认为《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的成书晚于《罪根经》一类的“元始旧经”，这也是靠不住的。
关键词：《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 灵宝经目录
【作者简介】郜同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敦煌学，经学。
从敦煌写本看失传类书《籯金》的编撰目的与编排体例 高天霞
内容摘要：从敦煌遗书中保存的9件与《籯金》相关的写本可见，《籯金》为唐人李若立所编的一部分类简明、注重时需的小型类书。《籯金》的编撰目的在于纠正当时类书分类苛细、不便检索的弊端，以突出类书的实用功能。《籯金》百篇，分为五卷，基本编排体例是“先录其事，后叙其文”。然由于该书成于一人之手，受当时的编纂条件及个人编纂能力所限，且在流传过程中又经过后人的改编和删略，故今日所见《籯金》众写本存在诸多不完善。
关键词：敦煌写本 类书 《籯金》 体例
【作者简介】高天霞，博士，河西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敦煌文献语言文字。
郭茂倩题衔与赵子游墓志
——一件出土碑刻上的宋代人物信息 陈瑞赞
内容摘要：《乐府诗集》的编者郭茂倩曾于北宋元符年间知温州永嘉县事，在县治华盖山蒙泉刻立观音海神像碑。此碑后于南宋绍兴末年被采作赵子游的墓志石，2015年出土于赵子游墓室。观音海神像碑有郭茂倩题衔，可以补充郭茂倩的仕履信息。赵子游曾知南外宗正事，墓志的出土，也可以补充《宋史·宗室传》有关赵子游记载的不足。
关键词：郭茂倩 题衔 仕履 赵子游 墓志
【作者简介】陈瑞赞，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
明万历十年舟曲《丈地均粮碑》考释 马振颖、赵世金
内容摘要：甘肃舟曲的《丈地均粮碑》刊刻于万历十年（1582），碑中详细记载了万历年间在舟曲实行赋税改革的起因缘由及经过结果，再现了舟曲地区“丈地均粮”这一历史事件。目前学界研究“一条鞭法”在北方的施行情况时面临不少问题，如资料较少、范围不够大、程度不太深入，舟曲的《丈地均粮碑》恰是万历年间“一条鞭法”在陇右地区推行的实例，对于明代赋役制度及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舟曲 丈地均粮碑 万历 欧阳策 “一条鞭法”
【作者简介】马振颖，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敦煌学、碑刻文献学。赵世金，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佛教史、西北史地。
《甲骨文合集》《补编》等所著录国图藏甲骨校勘记之一 赵爱学
内容摘要：对照国家图书馆藏8415至9917号甲骨实物，校勘补正《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等著录书及相应释文书，可补缺拓背面、正面8例，校勘拓片不清晰导致的释文错漏109条，校勘手误或技术性错误导致的释文错漏12条，补充《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字编》等未著录或稀见字形、辞例、骨形等23例，补正《甲骨文合集》及《补编》“材料来源表”错漏27条，汇总重复著录24组，“材料来源表”漏藏地“北图”及重复著录者多出自《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上）二书。可见甲骨实物校勘的重要意义，以及梳理清楚甲骨的递藏源流及著录脉络，对编纂集成性甲骨著录书的重要意义。通过对照相关释文成果，可见“汉达文库———甲骨文库”的释文虽稍有疏漏，但较为精审，校勘较为全面。
关键词：善斋甲骨 释文 校勘 漏拓 来源表 重片
【作者简介】赵爱学，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甲骨学、古籍收藏史。
专刊导言
虞万里（上海交通大学）
吾国学术，溯自春秋，以至当今，其书写载体经吉金、简牍、帛书、纸张之改，所用字体由籀篆而古文、而隶楷之变，之后基本固定在纸张和楷字之间，偶尔伴之以石刻、钟鼎与篆隶。
清末民初以还，甲骨、金石、敦煌残卷等各种文献相继涌现，学术研究形式丕然一变。处今日之世，考证文史无不利用新材料，诠释旧史文，亦即利用出土文献，印证传世文献，本期专刊诸作，即是显证。
新材料——出土文献固然重要，但出土文献必须有科学发掘、妥善处理，正确识读，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
由于历史原因，无论甲骨卜辞、铜器、墓志、简牍乃至敦煌文书，其发掘和发现之初，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散乱，加之传拓、摄影不精，导致其利用价值受到限制。
就卜辞而言，初期出土并非科学发掘，龟背腹甲，一块碎为数片，流转于公私收藏家之手，以致参商暌隔，世纪相望。而影拓技术，高低悬殊，以致字迹莫辨，断辞难连。
上世纪末所编之《甲骨文合集》《补编》受条件限制，汇集影拓时，无法全部核对甲骨实物，留有遗憾，致使《摹释总集》《释文》等离释文之准确性犹未达一间。其后虽有专家不断匡补纠正，仍有未尽。
甲骨文的价值与成果已催生出巨著《商代史》，功不可没。如今其所面临仍有两个艰巨任务：一是残片缀合，二是实物校核。
缀合工作自王国维率先入手，揭示殷商先公先王次序，其后明义士、董作宾、郭沫若、曾毅公、屈万里，以致最近的蔡哲茂、黄天树团队，相继拼合，成绩斐然。非实物的缀合很大程度要依靠影拓的清晰与准确，故而摹拓与实物的校核必须引起重视。
赵爱学《〈甲骨文合集〉〈补编〉等所著录国图藏甲骨校勘记之一》即是用实物校核的力作。作者以国图所藏善斋甲骨实物一千五百多号与《合集》《补编》等对校，纠正因拓本不清晰或技术性错误导致的释文错漏、不同来源的重复著录、缺拓正面或背面，以及材料来源表错漏等约200馀例。实物校核可以促进残片缀合，残片缀合可以精确释读文字，正确的文字释读将推进商史研究。这是百年来甲骨学的新一轮研究。
敦煌残卷涉及经史子集，故敦煌学即四部学。然敦煌残卷可以让我们从微观上深察中古西北地区民间经史子集之细节原貌，故无碍其成为独立的敦煌学。
东晋宋齐是上清经和灵宝经造作的繁荣时期，然因教派缘故，造作之经或秘而不宣，故因应经名而补作、伪造之经亦应运而生，造成六朝道经真伪丛杂之现象。
灵宝派道经虽相传由东晋末葛巢甫所造，然其渊源可追溯到东汉之《五符经》和《二十四生图》等道经。确切而言，葛巢甫所传新灵宝经，有新造，也有因袭。正统《道藏》所收，更杂有后世补作伪造之内容。
出于敦煌的P2861和P2256两残卷经日本大渊忍尔拼合成《灵宝经目》。经目上多有“宋法师云”字样，盖即南朝梁宋文明《通论门》内容。《通论门》系据宋陆修静《灵宝经目》而撰成，故残卷经目保存了陆修静时代之灵宝经实况，亦即陆修静于元嘉十四年（437）撰写《灵宝经目序》前后的灵宝经经数。从东汉末年到宋元嘉长达二三百年间所造作的灵宝经，其时代、作者及真伪等都需要作精细的考证。
郜同麟《〈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考——兼论陆修静目录“未出一卷”和“卷目”问题》，即是考证《灵宝经目》中《罪根经》的部分内容和文本来源等问题。大渊忍尔《经目》中有《智慧上品大戒》三卷，二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二卷，未出一卷。意为《罪根上品》有一卷未出。学界多从其录所理解。也有学者认为此处“未出一卷”指下文《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
文章从经目体例契入，分析今《道藏》所收二卷本《罪根经》之下卷内容与上卷有矛盾，且南北朝道经所引《罪根经》有不见于今本者，进而分析经中所载对话文字，指出其杂凑痕迹。由此推测南北朝《罪根经》只有一卷，至隋唐之前，已有不止一种的二卷本《罪根经》出现，这应是道流看到经目有“未出一卷”而“补作”伪造。深入《道教》内容，比勘文献，推进了六朝灵宝经的研究。
自曹魏《皇览》到有清《渊鉴类函》，期间出现之公私、大小类书有数千部之多！敦煌之类书，大多为民间类书。敦煌《籯金》有九个残卷，相关研究论著已超过十篇。但就《籯金》之编纂目的和特点而言，尚有申发馀地。
高天霞《从敦煌写本看失传类书〈籯金〉的编撰目的与编排体例》即着力于此，予以分析探讨，并指出《籯金》有节本与改编本。删节与改编是前刻本的抄本时代之常态，因抄写不便和需求不同，各人都会根据需要删节或增益所需内容。《隋志》所录多种六朝节钞本类书可觇一斑，可为本文佐证。
文中提及P.2537残卷“陈仲蕃：后汉人，周景为预（豫）州太守”一语，此处“豫州”作“预州”，是避唐代宗李豫之讳。然如作者揭出同一残卷另有“豫章宫”和“出豫宣游”名词与短语仍作“豫”，适足以证明《略出籯金》系民间抄手摘抄《籯金》的残卷。民间为启蒙益知，抄写随便，或讳或不讳，甚或回改讳字，往往而有，且几经传抄，遂致一卷之内正字讳字并见，此皆敦煌民间抄本的特点。
安徽博物馆所藏宝贤写卷《千佛名号》，系宝贤道人于北凉神玺三年（399）在高昌所写，尽管其收藏流转尚待考证，仅就其书写年代早于多数敦煌写卷而言，无疑是一件稀世珍宝，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王丁曾就《名录》公布的照片指出其与西晋竺法护《贤劫经》有关联，然因当时佛名经本子较多，故提及东晋昙无兰的摘抄本《贤劫千佛名经》亦应在考查之列。
李灿《399年宝贤写卷即东晋昙无兰抄略〈千佛名号〉考——兼论5世纪前的古法唱导与佛名抄略本的关系》则首次对写卷进行完整录文，揭出其与竺法护译本之差异，然后拈出《出三藏记集》中昙无兰的《千佛名号序》，分析两者的编辑方法，认定两者一致，皆出于竺法护译本，进而考证这种佛名抄略本用途与五世纪前古法唱导仪式有一定关系。
二十世纪以来，对战国秦汉以后之历史与学术有极大冲击与推进者，当数简牍与碑志。由流沙坠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以迄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楚简、北大汉简等，虽曰地不爱宝，实因人重希珍。碑志地劵，历朝代有，北邙英魂，长安缙绅，乃至平头小民，争尺土之地，营一穴之安者，无不纷纷显世，仅就李唐一朝，墓志已逾万方。
百馀年来，学者为此而撰写之札记、论文、著作之数量，谓其恒河沙数，未免言过其实，云其铺天盖地，差可状其形态。其所补苴之史实、纠正之史误、抉发之史疑，几可谓无书不有，无朝不有。
然学者从事出土文献之研究，亦呈现一种倾向，因简牍碑志系当时原物，且一旦书写镌刻成型沉埋千年，无法窜改，故学者比勘传世文献，多立足此点而指责传世文献经后人窜改之误之失之陋，甚至抨击传世文献之伪。
笔者尝以平等心态，取郭店、上博简《缁衣》与传世文本对校，对简牍研究中之偏向略有纠正。兹再以岑仲勉在《贞石证史》揭示之二敝，以佐吾说。
岑氏谓以贞石证史，一是过信石刻。石刻之可贵，在于一经刊刻，难于挖改，相对于书籍传抄、翻刻易于转讹，自有其优点；然在碑志草拟、撰述阶段，仍有作者笔误、钞胥写讹。且历代碑志，多假手学术寡陋之人，反不如修史饱学之士。二是史书为官修，碑志乃私撰。碑志与列传，旨趣不同，私撰碑志，为光耀门楣，务尽其详；官修列传，格于体式，必须精简。然证史者恒责史书失载。
故岑氏指出：“史之缺，正准乎史之例，其失反在乎责之者。”可见碑志与史传之优劣长短，未可一概而论也。以岑说反思简牍研究，同一原理，盖简牍之抄写者未必是饱学之士，所据传本之误，抄写之疏，篆隶古文转变之讹，简牍断烂错位之舛，随时随处多有；反之，向歆校书，罗列众本，一人持本而读，一人勘本而校，择善而从，取舍有例，乃至写定上素，亦有其严格程式。故帛书简牍与传世文本之优劣，亦未可一概而论也。
岑谓古代碑刻多假手弇陋三家村学究，此固屡见不鲜，然亦尽多有文人名流措手其间者。2015年温州瓯海地区出土碑刻一方，一面是线刻观音神像，有郭茂倩题衔；另一面是墓志。此方刻石之价值在于，郭茂倩是《乐府诗集》编纂者，而墓主是宋代宗室赵子游。
陈瑞赞《郭茂倩题衔与赵子游墓志——一件出土碑刻上的宋代人物信息》对郭、赵二人履历予以考证。
郭之《乐府诗集》流传千年，广为人所引用，然其仕途除“河南府法曹参军”外则阙然少所知晓。题衔署“通直郎、知温州永嘉县事、赐绯鱼袋郭茂倩”，作者就其实职详加考证，补证了温州府县志之缺失。
赵子游墓志系自撰，亦古人自撰墓志一例。子游登崇宁五年（1106）武科进士，史所不载，此亦可补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之阙。作者征引文献，勾稽子游转官仕履，与墓志互证。
石刻碑志，志之所载详于人而略于史，碑之所记详于史而略于人。中原皇朝政策推行与记载，亦详于东南而略于西北。明代一条鞭法在西北实施状况如何，甘肃舟曲《丈地均粮碑》透露出实际信息。
马振颖、赵世金《明万历十年舟曲〈丈地均粮碑〉考释》详细解读碑文，联系史实，揭示出西北地区施行一条鞭法的实例，可补明代赋役制度史料之不足。
竹简最大的价值，在于补足历史缺环，串联解读历史史实，证实历史文献的错误。先秦的诏书本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献，何有祖《秦二世元年诏书解读》对湖南益阳兔子山9号井出土的秦二世诏书几个关键词汇重新解释，更完整、正确地显示了诏书内容，其“始皇帝”三字换行顶格，展示了延续二千年的诏书格式。
作者更以诏书“与黔首更始”一语，结合北大简《赵正书》“与天下更始”文，校核《史记》《新书》传世文献，纠正其句读错误，可谓信而有征。然引学者解“更始”为“变革”、“更改”，与后世“改元新政”相联系。
笔者以为，“变革”、“更改”似与旧君政策有所抵牾，不随萧规，是否对尸骨未寒的旧君有所不敬？“更”有重新之义，“解除故罪”与“大赦罪人”是既往不咎的推恩政策，此种举措历朝新君即位多予推行，所以“与民更始”释作“与黎民一起从新开始”似更确切。
竹简之正误异同，可以争论，可以探研，而竹简文字所显示之古代经传之样貌，则是极其值得珍视的。
苏成爱《〈儒家者言〉“未解章”初揭》一文，揭示“未解章”为汉代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意义非常重大。文献记载，马融为省两读之便，将经传合一。笔者曾指出：《丧服传》和《夏小正》之经传合一，是马融的先驱，今得《孝经》经传合一之简牍，可以证实经传合一之形式确实在马融之前已经产生。
先秦人名和表字有字义关联，此为王引之以来所习知。然金文、《左传》中人名称谓恒与姓、氏、谥、爵、官职、行以及美称等搭配，以致《左传》中二千四五百人名让人目眩眼花。竹简人名以古文异体显示，更使人无所适从。
程浩《清华简新见郑国人物考略》，结合铜器铭文、史实，从世系、人物事迹、文字字形等进行甄考，其结论足可供人参考。如公孙阏字子都，王引之释阏为遮拥，都为聚。《禹贡》“荧播既猪”，孔传解为“已成遏猪”，《正义》云：“言雝遏而为猪。”猪，《史记》作“都”。猪、都皆从“者”声。
作者以之与郑国堵氏相联系，而佐以简牍《郑文公问太伯》之“堵之俞弥”为证，可谓得其骊珠。返观张澍释阏为美，解都为雅；朱骏声以阏都为叠韵字，皆属猜想，由此可见简牍文字之可贵。
由人物而至于史迹，杨蒙生《三晋伐齐前后齐国一方人物史迹初考》则就清华简《系年》之人名，与传世文献对勘，借以勾稽史实，连缀片段，希冀系联先秦史某些缺环，尤其是三晋伐齐期间发生的“陈
此种以人为中心来聚集、梳理历史片段之方法，源自日本学者森鹿三，尽管作者是否有此意识是另一回事。
以人为中心可推衍到以烽燧、关卡、通道等为中心的编连研究。姚磊《肩水金关汉简“通道厩谷出入簿”编连与研究》即属此类。“通道厩”研究始于李均明，他鉴于通道厩为居延汉简所未闻，而对汉代交通体系关涉甚大，遂与敦煌悬泉厩作比较，谓此厩是河西走廊通向漠北的唯一孔道。荒漠中的关、厩，啬夫、啬佐和往来官吏、过客乃至马匹之粮食是至关重要的事物。
作者由此进而关注通道厩的粟谷粮食，编连相关简牍，区为十一组，并对具体廪食对象进行考证。
任何一批竹简的初步整理，多会留下文字识读中的遗憾，以待学者拾遗补缺，即使以汉隶书写的肩水金关汉简也不例外。王锦城《肩水金关汉简释文勘补》即是对金关简第（一）至（五）辑释文依据字形和文义进行勘正，足可补苴原来释读之不足。
利用甲金、简牍字形来诠释传世古籍中疑难字词，萌于晚清之吴、孙，张大于民初之罗、王，至于省吾著成《双剑誃群经、诸子新证》，可谓蔚成大国。自后随甲金文研究之深入和简牍成为显学，此类零星考证仍层出不穷。
刘钊《关于〈吴越春秋〉一段疑难文意的解释》亦系用战国简牍字形“绝”、“继”形似甚至同字，重新串讲《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一语。谓“绝”是“继”字，“绝嗣”当是“继嗣”，太伯为长子，是当然的继嗣者，一字之易，使前后文义豁然贯通，怡然理顺。
此固然是拜重见天日的简牍字形之赐，亦是作者善于贯通传世与出土文献之巧解。笔者以为，随着古文字之定形与古文字学之成熟，以古文字字形来重新解释、纠正传世古籍之误读、误释，是今后必由的康庄坦途，它将成为本世纪新古典文献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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