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杨自平:《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诉不完三国风流人物,叹不尽英雄壮志未酬。鲜活的人物形象使《三国演义》深入人心。鉴于后世论三国人物,多局限虚实、善恶之争,部分与整体之争,故拟因应时代,透过对话阅读,从多面向理解书中人物。
文中揭示《三国演义》重视个人与群体、个人与时势的关联,强调个人才德与性格对个人事功及群体的影响,以及知己知彼、谋始见机、顺时而行、放对位子的重要。既重视时势与人谋的关联,亦接受冥冥天数。这些正是《三国演义》的独特观点。
透过考察《三国演义》这部讲史而非纯小说的经典,借助《三国志》及裴注所援引诸杂史的史实材料,针对史实所呈现空白,透过历史想象补白,运用文学笔法,将选择的史料与想象,结合作者理念,生动的刻划事件与人物,成就这部重要经典名著,为后人津津乐道。
三国一直是后人津津乐道的时代,乱世奸雄曹操,兴仁义之师的刘备,关、张的义勇,诸葛亮的忠与智,鲜明的人物形象,深植人心。《三国演义》在正史基础上,加入生动的想象情节,关羽的千里走单骑、刘备的三顾茅庐、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气周瑜,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遗恨五丈原,这些风富的人物形象及复杂的历史事件,在在牵动人心。
学界在三国学方面,有不少优秀专书及论文出版,如,禚梦庵《三国人物论集》及张大可《三国史研究》等,甚至还有不少跨领域的研究,如,三国学与管理、三国学与心理学、三国学与领导学等等,世面也有许多关于三国的通俗性读物,也有影视媒体不断翻新三国故事,学界对此亦有相关研究。 在现有丰富的成果下,还可以从《三国演义》得出那些新意?
特别值得一提,有两部与本书同名的论著《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最早是二零零七年沈伯俊教授的大作。最新则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的卫绍生教授,于二零一八年八月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论著。
沈教授将长期钻研心得,分成五部分论述:一、成书、作者与版本,二、思想意蕴,三、人物形象,四、艺术成就,五、影响。卫教授的论著分成八部分:一、罗贯中其人之谜,二、文本研究,三、主题之争,四、叙事艺术,五、人物群像,六、纵横捭阖说“三奇”,七,名副其实“才子书”,八、三国谋略。
这两部书皆侧重对《三国演义》的文本分析,环绕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叙述艺术、后世影响四大面向,回应后世读《三国演义》文本所关心的议题及存在的疑义。
沈教授论著的特色与贡献,个人认为有四点:一是对作者、成书、版本作深入考证,论点为学界普遍接受;二是区分“道”与“术”,沈教授指出:
三是提出三点人物塑造方法:“一、把人物放到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他们各具特色的言行,表现其不同的性格。……二、采用典型的情节和生动的细节来突出人物性格。……三、运用夸张、对比、衬托、侧面描写等多种手法来塑造人物。” 四是“『阳刚』的总体艺术风格”。 以上四点论述颇具见地,值得参考。
至于卫绍生教授的论著,《自序》曾提出该书宗旨及关注重心:
该书第七章特别就《三国演义》被视为“才子书”,分别就内容虚实、价值判断、文字表现,提出四个特点:一、虚实之间见功力,二、春秋笔法有褒贬,三、兴衰治乱为纲鉴,四、华彩辞章垂后范。这四点明确点出《三国演义》成为文学经典的重要原因。
此外,这两部书皆针对《三国演义》重要人物加以分析评述。沈伯俊本第三章特别提出几位代表性人物,理想的典范─诸葛亮、“奸雄”的典型─曹操、民族文化孕育的忠义英雄─关羽、枭雄与明君─刘备、用市民意识改造的英雄─张飞、性格最完美的武将─赵云。
此外,也介绍了庸主的典型─阿斗、死于非命的蜀汉大将─魏延、无力回天的悲剧英雄─姜维,及孙权、司马懿。卫绍生本第五章“三国演义人物群像”以类型区分为:统帅、谋士、名将、其他诸类,第六章则本毛宗岗“三奇”说,谈诸葛亮、关羽、曹操三奇人。
本书相较沈伯俊、卫绍生两部大作,较侧重各类型重要人物的深入分析,因为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是《三国演义》最深入人心的部分。既然沈、卫之作,甚至其他论著,都曾评述三国重要人物,本书何以仍偏重于此?
理由有三:一鉴于后人对于人物研究多限于虚实之争、善恶之争、部分与整体之争 ,二、对人物事件的思考可以有多层面向,三、随时代变迁,需因应时代,不断与经典对话,思考时代问题。基于上述三点,本书针对这些部分加以厘清,提出不同前贤的诠解进路供读者参考。
本书不特别讨论作者、成书、版本与议题,近年来学界对三议题皆有丰富而深入的研究,沈伯俊教授是重要代表之一,钻研《三国演义》近40年,早年有一篇单篇论文〈近二十年《三国演义》研究述评〉, 稍晚的《罗贯中与三国演义》一书,皆谈及他对《三国演义》作者、成书及版本的看法。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沈伯俊云:
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对于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元代中后期、元末、明初、明中叶的不同说法,他提出三个判断依据:
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代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
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
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
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
但他认为“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针对《三国演义》的成书,沈伯俊归结道:
至于《三国演义》版本的整理与研究,沈伯俊指出:
针对上述错误观念,沈伯俊认为经多年研究,可提出以下定见。言道:
继沈伯俊先生对《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及版本深入详尽研究后,近年来关四平教授《三国演义源流研究》对《三国演义》成书、版本与作者也提出许多精采见解,关教授分别由史传、野史传说、讲史艺术及三国戏等方面谈《三国演义》的成书。
至于作者,关教授于书中提到:
依关教授认定《录鬼簿续编》这篇罗贯中小传已算是最全面、最可信的记载,但这些介绍,仅能得出罗贯中少与人往来,善于诗歌及隐射的密语或谜语,仅凭这些内容实无助于《三国演义》的研究。
对于传统小说研究的进路,龚鹏程教授曾提出反省:“小说研究中,考证所能着力的,只有作者、作时、版本、故事源流及传播之类问题。这样,则小说研究,基本上仅为一小说史的研究而已;不,这小说史又只是说编撰史而已。”
龚教授又云:
此外补充,对于《三国演义》作品类型的认定,龚鹏程教授认为不宜径视为小说,历史小说亦不宜,因小说大部分出于虚构,故建议称为“讲史”。个人赞同龚教授的看法,因《三国演义》包含实与虚,既有史事借用,也有历史想象。故本书亦视《三国演义》为“讲史”,不取一般称为小说、章回小说。
本书的重心摆在文本意义解读上。文学赏析的部分非本书重点,一来金圣叹、毛宗岗的评点已有精彩分析, 加上罗琼媛《三国演义的美学世界》、陈瑞秀《三国演义之美学解读》对美学部分有精彩论点。
陈瑞秀尚有一篇〈《三国演义》艺术结构论〉一文,探讨艺术结构的特色。
除此,尚有多部、多篇论著谈文学分析。故本书将重心摆在对《三国演义》进行意义理解,重新审视该书到底传达什么想法?有没有那些人物或事件是被误读的。虽然作者本意已不可晓,文本也不会自己说话,只能透过读者的理解与诠释,但理解与诠释也非天马行空,必须回到文本,并与不同时空的读者相互对话,进行“视域融合”。
关于《三国演义》理解的争议,不少人认为罗贯中美化特定人物,尤其是蜀汉君臣,丑化魏、吴人物。批评《演义》以蜀汉为主,扭曲魏、吴的历史。抹黑曹操,美化刘备;扭曲周瑜,神化诸葛亮。
胡适曾指出:“他们极力描写诸葛亮,但他们理想中只晓得『足智多谋』是诸葛亮的大本领,所以诸葛亮竟成一个祭风祭星,神机妙算的道士。”又云:“把一个风流儒雅的周郎写成了一个妒忌阴险的小人,并且把诸葛亮也写成了一个奸刁险诈的小人。”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三国演义》云:“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唯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慨,时时如见矣。” 也因此学界有不少翻案文章,曹操受到最多关注。1959年郭沫若写了一系列为曹操翻案的文章,在学界掀起热议。
对于罗贯中是否扭曲人物形象,可试提一简单问题回应。若罗贯中不顾史实,一味丑化曹操、周瑜等魏、吴人物,美化刘备、诸葛亮等形象,这样一部带有明显偏见的作品不会是一部好作品。但为何后人会有如此感受?此恐与用过于简单化的方式以典型化理解罗贯中笔下的人物。陈庆元教授便曾指出:
《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由于“典型化”的处理方式,常遭致学者褒贬不一的评价,褒者以其能强烈凸显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进而在讀者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贬者则认为如此的人物与现实情狀脱节,性格过于单一。
陈文为该议题提供极佳的思考方向,因罗贯中鲜活塑造人物型象,故人们亦依据此方式理解人物,致使无法全面性认识人物性格。
此外,陈文又指出:“由于作者倾全力把儒家的理想人格灌注在属于蜀汉的主要人物上,而这些人物最终的下场都是走向失败一途,于是便会使讀者产生一种审美经验中的‘同情式认同’。” 意即罗贯中以典型性方式塑造人物,且对蜀汉君臣注入儒家理想人格及悲剧下场,引发读者极大共鸣与同情。
面对后人质疑罗贯中扭曲人物性情的现象,较好的方式便是从不同面向重新理解。陈文指出“典型化”人物确实是《三国演义》一大特色,有助读者掌握人物形象,但读者尚需跳脱此框架,见出人物更全面的形象。此外,《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仍有史实作为依据,非如陈文所说由罗贯中一手创造。
欲全面论断《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得从以下四方面着手:一是《三国演义》是讲史,不是虚构小说,因此人物性格不会是扁平人物,而是圆型人物,具有多面性。二是正视这些人物之人生不同阶段的变化。三是留意人物事迹的表象与实情。四是对人物评价的立场是基于道德判断或历史判断。以下拟脱离典型化的理解方式,采取上述四点,以揭示人物更丰富的形象。
本书拟就《三国演义》重新思考以下议题:《三国演义》的主题为何?传达那些重要想法?并就书中就一些争议处提出思考,包括人物形象的理解、事件的虚实等面向提出思考。希望于传统解读方向外,见出被隐藏的部分,呈现《三国演义》更丰富的面貌。
杨自平,台湾彰化县人。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现任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文学院儒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系主任、副院长及中央研究院短期访问学人,并曾荣获中央大学学术研究杰出奖。
专注《易》学及儒学研究,旁涉《史记》学、三国学。著有《清初至中叶〈易〉学十家之类型研究》、《儒学的现代诠释与时代关怀》、《世变与学术──明清之际士林〈易〉学与殿堂〈易〉学》、《明代学术论集》、《吴澄〈易经〉解释与〈易〉学观》、《梨洲对明代儒学的承继与开展》,并与杨祖汉教授合编《绿色启动:重探自然与人文的关系》(共三册)及《黄宗羲与明末清初学术》。此外尚有二十余篇期刊论文、专书论文及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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