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劳动模范”池幼章自传 | 第十章：乍暖还寒盼春来 廿年沉冤终昭雪

必读：池氏文化精粹辑要（2019年1月31日收录）

池氏网推荐语：

写小说，当老师，生产皮鞋，做汽配……他不管干什么都能干出自己的特色；

实事求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厚德载福……他的人生格言里深藏着跌宕起伏的人生；

他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他是市场经济的积极探索者，他是曾经跌入深渊仍然仰望星空的人；

年近七旬时，转型升级再出发；如今，他的企业是吉利控股集团的核心供应商；

在台州企业界，他是“教父级”人物；他被“汽车英雄”李书福尊称为老师，被德国《法兰克福报》誉为中国当代杰出企业管理者；

他叫池幼章，1936年出生，现任浙江利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仍活跃于一线。

在1月28日发布其自传开篇的基础上，我们将持续发布，欢迎各位宗亲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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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幼章宗亲近照

“全国劳动模范”池幼章自传（十）

十、乍暖还寒盼春来 廿年沉冤终昭雪

作者：池幼章

警卫营放出以后，新的城关中学（黄中一部份与原城关中学合并而成）成立了，叫我回去参加学校斗、批、改，复课闹革命。城关镇主管领导汪荷法，认为当时群众组织勒令我离校是无效的，不是组织决定，离校这两年的工资应当补发，由他批准，两年工资全额补发给我。我至今仍感激这位讲政策、有人情味的领导干部。拿到补发工资以后，家庭生活也得到一些改善，日子好过多了。

当时学校是由工宣队领导的，工宣队宣布我的任务是：一、随时随地接受批斗；二、参加劳动：管理学校的运动器材，帮厨房做勤杂工，洗碗洗菜。

这时候各单位都一样，大批小斗日日有，已成家常便饭。校里两派都把我当“死老虎”，只要有批斗会总要我站在台上作陪斗，批校长、批县委书记、批刘少奇，我都要作陪，班里批了连里，连里批了校里。各派都以批斗来表示自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们也组织了几次批斗会，专门批我的“罪行”的，但都是老调重弹，不知炒了多少遍的冷饭，说的人没劲，听的人更没劲。有一次不知那一个老师挖空心思，竟想到我的大儿子名叫宁贫，于是在他的名字上大做文章，责问我：“你把儿子叫做宁贫是什么意思？”我说：“宁愿他安安稳稳地清贫穷困度日，不要像我这样苦苦奋斗，落得如此下场。”批我的人却说：“反革命又不老实，你是叫儿子牢记你在宁波落难的，弄得你家这么贫穷，要他牢记血泪仇，时刻不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搞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报仇雪恨。你企图培养反革命接班人，世世代代与共产党为敌，用心何其毒也！”我站在台上看到有些老师在偷偷地发笑。这位先生的阶级觉悟确实超人，批判得实在深刻，上的纲实在高，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以后为表示自己不再“反革命”了，就把儿子的名字改成“宁平”，但不知是否就能太平安宁了？

在学校里批斗不过瘾，为表示有所创造，有一派还把我拉到校外去批斗。一次在桥亭头当时城关最热闹的地方，在我胸前挂一块“反革命分子”的大木牌，站在高凳上，恰逢市日，人来人往，组织者想借此引起轰动，以示他们的胜利。然而大概这样的场面已经司空见惯，被批斗的“反革命”、“走资派”太多，老百姓早已熟视无睹，毫不新鲜，没有兴趣了，过路的人连看都懒得看一眼。我开始时有点愤慨，但转而一想连刘少奇也这样，何况我辈小百姓，反正早已威风扫地，没有尊严了，权当例行必修课。人们对我们这些“反革命”不但不咬牙切齿，反而是同情的居多。这么一想，也就是释然，不再自寻烦恼了。谁知道后来还有更恶毒的，把我拉到我家门前墙外大路上挂牌批斗，大概想在邻里中把我搞臭，实际上当地群众都了解我的，这个目的也不一定能达到。只是苦了我家，两个年幼的儿子看到爸爸这样，嚎啕大哭，又一次深深地受到刺激。即使我是反革命，孩子何罪？也要受株连吗？难道你们都没有子女？为什么这样绝灭人性！

在校内，绝大部份同学倒反而同情我，对我客客气气的，即使个别的叫我“牛鬼蛇神”，我笑着说：“我这牛鬼蛇神不害人的，你们不要怕。”常常引来一场大笑。厨房负责人是工友叶秀月，对我深表同情，从不指派我干这干那，更没有把我当敌人训斥。我的第二个儿子晶冰只有五岁，有一次跟我到校里来，看我在洗碗，工友们问他：“你几岁了？”他说：“胡（五）岁。”我无可奈何地苦中作乐，说“你有胡须了啊！”工友们听了都笑。大家说说笑笑一团和气，不过五岁的孩子也有点懂事了，回到家就向妈妈哭诉，说再也不到爸爸校里去了。

本来我这“死老虎”也就在批斗的必修课中平稳度日了，不料在1970年上半年的一天早晨，来到校门口时突然看见影墙上打出一幅特大横幅：“打到现行反革命分子池幼章！”打得我五雷轰顶，一头雾水，莫明其妙，不知祸从何来？怎么一夜之间会变做“现行”的“活老虎”了呢？

当天下午，工宣队组织全校教师召开批斗大会，主持人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池幼章‘夹’（押）上台来！”引来一阵窃笑。我坐在后徘，左右都有工宣队员“夹”着，但他们并没有要押我上台的意思，我只得独自主动地走上台去接受批斗。批判的内容又是老调重弹，只有一个新来的老师声色俱厉，张牙舞爪地说我这个反革命是天生反革命，本质反革命，所以一定要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变成现行反革命。对这一番“高论”颇有人嗤之以鼻，会场气氛也疲疲沓沓的。工宣队只得高呼口号，勒令我交代现行反革命罪行，批斗以后把我关在原黄师靠街的一间小披屋里。

晚上，两位工宣队员来到关押我的地方，先是问我知不知道自己的现行反革命言行？我真的莫明其妙。他们又问我认识黄岩农校的赵正之吗？一说到赵正之，我当然认识，他是农业部的右派分子，山东人，下放到黄农当图书管理员。1963年我回黄岩后，常去黄农看望方白老师，也去黄农图书馆借书。赵正之知道我的身世后，颇表同情，互相惺惺相惜，对我特别照顾，不但可以借书，每次还可借三五本，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后来他有时来我家坐坐，谈起自己没有子女，身在异乡感到不便，希望我给他找个当地人做他的义女。我出于同情，千方百计找到一个五一大队书记的外甥女，他看了也很中意，就要去当义女了，我算是帮他做了件好事，从此过往渐渐密起来。两位工宣队员听了我的话后说：“就是他，要在斗批改中将功折罪，检举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行”。他俩要我仔细想想，曾经和赵正之说过一些什么话？

两位工宣队员走了不久，我的学生陈立富、朱迪友不知怎么得到消息，又不知怎么找到关我的地方，走了进来，问我又为什么关了起来？我说自己也莫明其妙，要我交代现行反革命言行，我这样的处境还敢讲什么现行反革命的话吗？他俩说现行反革命这罪名，可不是开玩笑的，很为我着急。我把刚才工宣队员的话讲给他们听，他俩齐声说，你和赵正之谈话那天我们俩都在场，你们不是说到反右派是毛主席“引蛇出洞”，是“阳谋”什么的，他当时手指毛主席像说：“老狐狸！”经学生这么一提，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当时他的山东土话让我听做“老糊涂”了，我还说：“什么？老糊涂，他老人家不会糊涂的，还很英明呐！”他们俩也证实当时的确是这样的情况。

我心中有了底，于是，第二天主动去找工宣队坦白交代，详详细细汇报了那一次谈话的全过程，又说当时有两个学生在场，可以作证。后来工宣队果然找两个学生调查核实，他们反映的情况和我说的情况基本符合，这才把我放了。这次雷声大，雨点小，时间也短，如一阵大雷雨，过后我又出现在活动器具室时，许多老师觉得奇怪，怎么一下子“现反”一下子又不“现”了？正如儿戏！据说工宣队要两个学生写证明材料，学生也写了，送到黄农去，于是赵正之却变成“现反”被关了起来，后来又听说因证据不足，不了了之。

1971年一天早上，我在苍头街老倌店里吃面，吃完抬起头来，突然看见赵正之坐在我对面吃面。这正叫狭路相逢，你为自己立功脱罪，不惜诬陷朋友，也太卑鄙了！我一下子怒火冲天，怒目而视，威光逼人。他慌乱了，就想溜走。我上前一把拉住，说：“不要走，你这卑鄙小人！你给我一枪，我还一你炮；你给我一炮，我原子弹给你吃！”他畏缩着，落荒而逃。我原以为右派都是受冤屈的好人，看来也不尽然，正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知识分子的确要比卖柴朋友复杂得多，交友要交心，还是“白丁”情真，否则李白为什么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呢？

一边接受批斗，一边参加劳动，这日子一直到1972年，才允许我重上讲台，但不能教政治、语文，只能教历史、地理。到1973年才算可以教语文了，担任了高一两个班的语文课。经过这许多波折，当语文教学改革家、教育家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对政治远避犹恐不及，教这些都是政治内容的语文，一不当心，抓住片言只字即可成“现反”，心有余悸，小心翼翼还恐尾巴夹之不紧，时时担惊受怕，还能教得好书吗？正是：工资二十四，日日受歧视；尊严扫地尽，能否为人师？

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我筹办了一个街道厂，名为城关棋类制品厂。当时的动机是：一、教书工资太低，两个儿子逐渐长大，区区24元实在维持不了一家的生活；二、我的学生们对我很好，得为他们找个出路。这个厂就办在自己家里，放学以后、晚上、星期天才能为厂里工作，用的全是业余时间，寒暑假才有较多的时间，到外面去跑业务，推销产品，居然赚了一点钱。当时城关镇领导有两派，斗争很激烈，我坚持不卷入两派斗争，他们看我解决了一些社会青年的就业问题，双方都支持，都对我很好。这时我感受到当个小厂厂长也有好处：有钱，受群众拥护，不再受歧视受压制，比较自由。这些都是当教师远远无法企及的。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接着是“四人帮”倒台，以前因“文革”所造成的大混乱致使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我对中国的前途大为失望，这时春回大地，拨开乌云见太阳，觉得柳暗花明，前途一派大好，对中国政治产生了热切的期望，迸发出一股激情，不觉技痒，又拿起笔来写小说，一篇《夜半敲门》发表于《括苍》杂志，后来又写了一篇《校长的遭遇》。总之，一当生活稍稍安定，就忘不了刻骨铭心的作家梦，这时教书、办厂、写小说，虽忙却也自得其乐。虽然还是乍暖还寒时候，我却热切地盼望春回大地，预感到自己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1978年早春二月，胡耀邦当上了党中央总书记，全国上下都在忙着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大快人心，大得人心。我得到这个好消息，意识到自己有出头之日了，立即跑到慈溪。这时的慈溪县委书记是高仁裕，就是当年支持文学创作者联谊会，支持我办《杜湖》杂志的文教部长高仁裕。高书记一见到我，满脸春色热情地握手寒喧：“啊呀，小池，这些年你到那里去了？”我说：“高书记，一言难尽，你是知道的，我戴上右派反革命帽子，劳动教养了五年，回乡后还受管制，当过农民，当过民办教师，养牛卖柴，什么都干过，受苦受难二十年。现在‘四人帮’倒了，党中央拨乱反正，我的冤案总该解决，《杜湖》问题总该平反，当时受《杜湖》问题牵连的一些同志也总该还他们一个公道了。”

高书记当即非常明确地答复：“《杜湖》问题是一场大冤案，当年还有人检举揭发我支持《杜湖》，是你们的后台，差点把我也卷进去，差点和你们一样也受迫害。历史已翻过了一页，关于《杜湖》问题，现在我们县委已经专门开会研究过一次，大家意见一致，我们很快就会有明确的结论。你放心回去，我们最近会把结论告诉你的，相信党一定会正确处理这些历史问题。”一席话使我如坐春风，终于拨云见日，还我公道。我愉快地向他告别，他握住我的手说：“小池，你是个人才，我早晚要把你弄回慈溪来！”我非常感激他的理解和赏识，二十年前支持我搞文学的好部长，今天，支持我平反的好书记，如果共产党的干部都是这样，何愁国家不兴旺发达！

果然，隔了三四个月，慈溪县纪委、组织部专案平反领导小组派了两位干部专程来黄岩，向我送达慈溪县法院的平反判决书：“经审查核实，写反动标语、参加圣母军、办《杜湖》反党等问题均属于子虚乌有，予以平反昭雪。”但是留了个尾巴，说我“错误言论很多”。只要大问题解决了，这些小问题也顾不得了，我庆幸自己终于得到平反。来人问我：“平反了，要不要复职？”我当时高兴得不知所以，随口回答：“不要，能平反就谢天谢地了！”他们觉得很奇怪，对我说：“所有平了反的人都要求复职的，只有你不要复职，为什么？”又非常善意地劝导我“好好考虑考虑，这是人生大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

又过了三四个月，慈溪再次派两位干部来送达第二次平反书，这次是所有“罪状”都一风吹，连“错误言论”也没有，彻底平反。还补发了一笔工资，虽然是象征性的，数字并不大，但情理可嘉，令人十分感动。他们同时还告诉我组织决定：必须复职。传达了高书记的原话：“回慈溪复职，安排相应的职务。”我内心非常感谢高书记，这位长我八岁口口声声叫我“小池”的兄长，二十年前热情扶植青年后进，二十年后对我关怀备至，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人性的复苏，人格的尊严，正是“仁者爱人也”！共产党的领导就应当这样，共产党有这样的好干部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听了他们的话，我激动得思潮起伏，但最后还是理智地答道：“慈溪是我走上工作岗位的地方，我爱他，把他当作第二故乡。不料却正是我最伤心的地方，太伤心了，我再也不愿回到触目皆伤心的地方。如果一定要复职，请为我联系黄岩县委，最好让我回故乡工作。”后来高书记等慈溪有关领导非常理解我的心情，谅解我的要求，为我多方联系，做了许多工作，黄岩终于同意接收，安排在城关镇工作。

二十年，整整二十年，七千三百多个含冤受屈的日日夜夜啊，终于拨云见日，终于平反昭雪！人生最宝贵的青年时期终于如一场恶梦，一去不复返！谁来为我的青春“买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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