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西北枭雄 马步芳
★推荐阅读★
【回族故事】 胡登洲与秀才
西安化觉巷清真寺,世界唯一的中国园林式清真寺(图文)
抗战时西北枭雄 马步芳
马步芳
在2011年埃及一·二五广场革命的巨浪下，很少有人注意到，位于塔勒阿特·哈乐卜街（Talaat Harb Street）的福星中餐馆（Fu Shing Chinese Restaurant）黯然关门了。一年之后，这家餐馆的东主、前青海马家军首领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在沙特阿拉伯去世。曾经在中国西北煊赫一时的青马家族，终于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http://v.qq.com/iframe/player.html?vid=k0145u1vn5b&width=500&height=375&auto=0
建议在WiFi下浏览
青马家族源出甘肃河州，自民国元年马麒担任西宁镇守使起，兄终弟及、父子相继，执掌青海地方军政大权38年之久。马步芳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对内严厉镇压农牧民暴动、打击异己分子，以宗教和武力确保威权；对外力拒中央政府和其他势力的干涉，曾联合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兄弟消灭了染指青宁的“盗墓将军”孙殿英，以及进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马步芳也曾派遣骑兵到中原参加抗日战争，抵御在英国人支持下侵入青、康的藏军，对国家著有功绩。
近年来，青海本地学者更从强化边疆地区对国家的认同、开启地方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对马步芳的治绩进行探讨，揭示这位末代西北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兴亡转眼间 1949年7月27日，马步芳就任西北军政长官，并于8月17日加陆军上将衔，成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时期最后一位获此加衔的将领。马步芳在46岁的年纪登上西北第一人的宝座，自然有所期许。然而拔剑四望，已然风雨飘摇，时局板荡。
青海马家军自国共战争爆发以来就派兵加入西北战场作战。马继援指挥第82军配合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部，在宁县、长武、庆阳一带曾多次击败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地方部队。马继援扬言“不能一次把解放军搞完，搞完就没意思了，尕人（指胡宗南）会把我们调到山西继续打共军”。
胡宗南放弃西安之后，马步芳走上了对抗解放军的第一线。1949年6月，他会同宁夏马鸿逵，联合胡宗南部出动12个军，分沿泾渭河谷向咸阳、西安实施反攻，声称要“打回长安、杀出潼关、横扫中原、扭转全国战局”。
第82军担任攻击咸阳的任务，马继援指挥所部骑兵采取集团冲锋的方式猛扑解放军阵地。咸阳守军第181师隶属解放军第61军，曾经参加太原战役，经历过尸山血河式的逐点争夺，阵地攻防经验之丰富、火力之旺盛远非常被青马追得满山跑的西野部队可比。仅仅13个小时之后，第82军留下2000余具尸体，被迫撤退。
但马步芳的攻击精神未曾稍减。毛泽东曾致电彭德怀指出“请充分注意马匪有利用我军分置泾渭两路，中间薄弱，采取中间突破进取西安，使我两路不能联系之可能”。7月上旬，彭德怀发动扶眉战役，重创胡宗南部，迫使青宁“二马”的部队撤往平凉、陇县地区。马步芳仍不甘心失败，曾拟定“关山会战计划”，试图就地与解放军决战，又因友邻中央军和宁马部队一再溃退而作罢。
面对步步进逼的解放军，马步芳决心拒敌于省门之外，以防战火蹂躏青海。他将战场选在了甘肃省会兰州。兰州背靠黄河，向南有皋兰山作为屏障。山上有抗战时期修筑的永备工事，地形经过改造，峭壁、堑壕、掩体、碉堡、交通沟配备齐全，可谓易守难攻。但是，从兰州渡黄河向北只有修筑于清末的黄河铁桥一条通道。这一战得胜，固然可以抵御解放军于青海之外；一旦战败，则将陷入军无退路的悲惨结局。
马步芳的信心和骄横不是没有理由。1949年8月21日，西北野战军以4个军进 攻兰州外围防御阵地，激战一天，伤亡超过2000人，未能攻下青马一处阵地，只能停止进攻，重新调整部署。但是，此时的解放军已不是当年的西路军。8月25日凌晨2时起，西北野战军集中火炮再次发起攻势。双方攻防的重点集中在狗娃山、沈家岭。据守此线的青马第190师等部凭借坚固工事顽强据守，并连续进行反冲锋，双方白刃相向，伤亡惨重，第190师第569团的三个营长在战斗中全部阵亡。掩护沈家岭侧翼的第357师政工主任薛德邻还在军事会议上严斥袍泽，“我已参加了两次冲锋了。我看士兵们冲锋都很勇敢，但是有很多当官的却畏缩不前，不能带头。我们如果要想守住沈家岭，必须要以冲锋打退敌人的冲锋。我们当官的，不论官大官小，今天一定要带头冲锋才行”。
进攻的解放军同样惨烈，第11师第31团仅剩130余人，在一线指挥的第31团团长王学礼、第32团副团长马克忠均在战斗中阵亡。战斗进行到25日中午，皋兰山沿线多处阵地被解放军突破，马继援意识到已经无力回天，报请马步芳同意后下令全军撤退。
青马部队终于尝到了背水一战苦果。担任防守任务的各部队不顾撤退计划的规定，争相涌向黄河铁桥。战斗部队、伤兵、车辆、骡马在黄河南岸乱作一团，一些会游泳的官兵冒着没顶的危险跳入黄河。几小时前还在拼死作战的青马部队，在撤退中彻底崩溃。不仅拒敌于省门之外的计划失败，连在省内抵抗的实力也丧失了。
察觉大局无望的马步芳于9月6日搭乘飞机前往重庆。从登上西北王的宝座，到彻底结束马氏家族在青海的统治，仅仅用了42天。
攘外与卫国在西北战场顽抗解放军，再加上30年代在河西围剿消灭红军西路军，这两条“战绩”足以使马步芳成为1949年之后的大陆历史书上，形象最为恶劣的地方军阀。他的种种劣迹被不断的挖掘、曝光、清算、批判，不仅残忍野蛮，而且荒淫无边。
“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被马步芳蹂躏过的汉、回、满、蒙、藏、哈、萨各族女性不下5000人”等耸人听闻的说法流布于各类公开出版物中。然而，曾任职青海军政机关数十年的陈秉渊老先生却回忆，“马步芳习惯留着一幅穆斯林特征的络腮胡子, 习惯于戴回族惯用的黑平顶帽子, 遵守穆斯林生活习惯, 不吸烟, 不喝酒, 每日不问闲忙, 恪守伊斯兰教规, 按时礼拜, 从不疏忽”，一副截然不同的形象。
私德问题难以证实或证伪，因而不具备任何评论价值。在乱世之中统军治政杀伐决断的视野与能力，家国意识与民族意识的指向和行动，才是臧否品评军政人物的标准所在。
马步芳的先祖马海晏，追随回民领袖马占鳌击败左宗棠部清军之后主动投降受抚，从而开启发达之路，被认为是“君子见机而作”的典范。马步芳深得先祖真传，虽然极度排斥外来势力进入青海，却总能灵活机变，以小博大。
早在1926年冯玉祥国民军进入青海时，仅是团长的马步芳就表现出异于同辈的权术城府。他一方面对孙连仲、高树勋等国民军将领表示恭顺，虚与委蛇，不惜在“清乡”中将其几位与土匪勾结的族叔杀害。另一方面，却参与密谋劫杀与国民军恰降的镇守使署顾问朱绣，震慑青海内部的主和派，并支持堂弟马仲英起兵反抗冯玉祥。马仲英与国民军作战时，马步芳曾亲率部队试图增援，但当探知马仲英战败后，不但立即收兵，还杀死居中联系的副官杜绝泄密之忧。此后的数年中，马步芳对这位堂弟又打又拉，当成了自己干涉甘、新政局的一枚棋子。
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马麒、马步芳父子立即宣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驱逐冯玉祥军余部。此后，马步芳极度排斥外部势力侵入青海，常以“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为口头禅，每每不惜动员大量人力物力，“拒敌于省门之外”。“四马据孙”正是他这一思想的体现。
1933年，在热河抗战中赢得盛名的孙殿英，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以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一职，率所部7万人西进赴任，有吞并宁夏、甘肃、青海，一统西北的野心。孙殿英部逼近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兄弟深感威胁，邀请青海出兵援助。而青海方面有人提出，应待宁夏二马与孙殿英冲突之后再出兵交战，可以坐收渔人之利。马步芳则力排众议，声称唇亡齿寒，力主出兵相救。他还指出，在宁夏作战可以避免战火蹂躏青海，又能就地征夫取粮，节约本省财力，一举赢得了众人的认可。
宁夏战争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3月，打了四月有余。
开战之初，孙殿英几次围攻省城银川，气势如虹。马步芳虽与马鸿逵、马鸿宾等各有心结，仍能戮力合作，顽强防守，并以骑兵迂回孙殿英的侧背，切断其后方粮道，终致孙殿英于一败涂地。宁夏受战火波及，损失惨重，战区内被炮火打伤及冻饿而死者5000余人，离家难民达45万余人。田园家舍多成废墟，牲畜粮食劫掠殆尽。青海不仅避免了损失，青马部队还俘虏孙军6000余人，缴获步枪6000余支，大炮6门，军资无数，不得不说马步芳的眼光高明。
当长征的红军逼近青海南部时，马步芳再次出兵拒敌。他通过民族、宗教关系，将西康、四川北部和甘肃南部的民团控制在自己手中，委任蒙藏王公贵族头人以司令名义，为自己看守省门，袭扰红军。当红军进入河西走廊的时候，他又大举动员民团出兵河西，协助其“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的兄长马步青所部堵截红军西路军，在凉州、永昌、高台屡次作战，打破了红军“打通国际交通线”的计划。
由于战斗中损失惨重，马步芳曾大举屠杀俘虏，成为他身上最大的一笔血债。马步芳对俘虏的残忍可以追溯到1931年驱逐马仲英之战，他曾将俘虏中原属西北军雷震邦部的200余官兵全部斩杀。但对多数被俘人员的处置，则是补充部队或编组为徒手队修筑公路，无论是孙殿英部被俘人员或是红军。
晚清时代，马海晏曾参加抗击八国联军之战，并死在护送慈禧西行的路上，马麒因此获得清廷信任和恩典。可以说，马氏家族在青海的统治基础正来自于中央政府的认可和对国家安危的承担。传承到马步芳这一代，依然表现出的强烈家国意识和民族意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藏地方军队在英国指使下，借口寺院之间的冲突出兵5000余人侵入青海玉树。马步芳清醒的认识此事不仅是简单的省界或民间冲突，必须指明矛盾所在。他在出兵抗击的同时，通电指出罪魁祸首当为英国而非藏人“始终之宗旨认藏民为中华民族之弱小者，不认藏民为直接敌人一方”，“万不可因藏人曾受英人唆使眩惑，遂并误藏人为中国之敌人”。
与此同时，马步芳决心不以军事手段为解决冲突的唯一方法，以免为英方带来借口，扰乱西北安定。他颁布了《为收复失地告我军应行遵守十二条文》，主动向西藏方面表示和谈之意，严令部队遵守军纪，优待俘虏，并不得骚扰藏民。在军事威慑、政治羁縻并施之下，青海、西藏双方议订和约。不但解决边界冲突，而且打通了青藏之间的商队贸易通道，为青海开辟了新的财源。1939年，马步芳又奉国民政府指示，将西藏当局在青海寻访到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候选拉姆登珠扣留在西宁，打破了西藏当局试图绕过中央政府自行转世掣签的企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马步芳即组建了奇装满员的暂编骑兵第1师出省抗战。八年之中，该师转战于陕西、河南、安徽，多次与日伪军队血战。驻皖期间，曾以小骑群的袭扰战术向日军展开游击，一度攻占淮阳县城西关。豫中会战期间，该师在阜阳与日军屡次交战，袭击其侧翼和后勤部队，颇有功绩。1944年，马步芳又奉命派出骑兵第5军进入新疆，稳定地方局势，捍卫祖国边疆。蒙古国入侵我国国境的“北塔山事件”发生时，守土官兵正是原骑兵第5军所部。
马步芳9岁起就在西宁东关的清真大寺当“满拉”学习经文，14岁便投身戎伍，统兵作战。相传，他的汉语只有中学水平。在马步芳一生之中，离开青海的时间屈指可数。但是，他的视野并未被局限在西北一隅，在治理地方和发展经济、教育上，都有开创之功。
1938年3月，马步芳接替叔父马麟担任青海省政府代理主席，正式成为全省军政第一人。上任之后，马步芳一改马麟无为而治的思路，提出一切以抗战为中心，“建设新青海”口号，开始推行其“编组保甲、训练壮丁、修筑公路、积极造林、厉行禁烟、推广识字”的“六大中心工作”。八年之中，共编组保甲240各乡161729户，为抗战提供壮丁18009人（部分以3马折1人为标准征用军马代替），修筑了西宁到玉树的高原公路，植树3200万株，设立民众学校、夜校、识字班1428处，并多次开展禁烟检查，缴毁烟土，惩治烟贩。这些工作当然不可能尽如当时地方士绅鼓吹的一样“善政善教、雨露共沾，昭远贻来，记载敢阙”，但也并非是仅仅出于粉饰，实际扰害民众的“六大痛心工程”。对于仍出于传统封闭农牧社会的青海，这种开前人所未及的举措，依然值得称道。
相对于治政手段上的议论纷纭，马步芳对青海经济现代化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1939年，在马步芳的争取下，青海省政府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签订合同，投资6000余万元营建西宁火力发电厂。1942年2月，火电厂正式开始供电，结束了西宁没有电力供应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火电厂的第一任厂长，正是日后在“行政院长”任上推动台湾经济腾飞的孙运璇。电力为青海的工业化开启了大门。
1942年冬，马步芳投资兴建了青海历史上第一家工业企业海阳化工厂，在本地生产硝酸、硫酸、盐酸等军用物资，并为青海带来了第一样本地生产的日用工业品——火柴。此后，马步芳围绕军政需要，建设起皮革、机械、玻璃等八大工厂，并成立湟中实业公司，垄断经营省内主要金矿、煤矿，为其“建设新青海”目标积累资本。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西宁已经具备了电影院、图书馆、医院、长途公共汽车以及飞机场等公共设施，初步完成了由传统商业集市和政治中心向近代化城市的转变。正如学者马安君评论，马步芳的建设虽然基于维持统治的需要，但毕竟“使青海近代化有了实质性内容”。
在文化教育方面，马步芳及其父亲马麒、叔父马麟颇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上世纪20年代起，青海省政府就在回民聚居区设立新式小学。到马步芳执政时期，新式回民学校已经完全替代传统的经堂教育。马步芳在担任临夏回族教育促进会会长时创办了回教女子小学，此后在青海又资助或设立了一批女子学校，开创了西北穆斯林女性接受新式教育的先河。
1937年，马步芳亲自兼任“回教教育促进会立高级中学”（后改名为“昆仑中学”）校长，该校礼聘优秀教师任课，并免除学费，公费供应服装、文具、住宿、伙食，对优秀学生还保送到内地大学就读，以此吸引、培育和笼络青海青年精英。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即为该校毕业生。
同时，马步芳吸收广西、山西等省份经验，推动国民教育计划，对行政、保甲、教育、宗教等界别的中高层人士实施教育，灌输新时代的价值观念，打破传统的狭隘民族、宗教意识，推动社会文化的变革。作为实施统治的柱石，马步芳尤其重视对军官的教育，他打破“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的用人标准，大规模输送子弟前往中央军校就学，并将蒋介石开办庐山训练团的一套方法引入军中，对在职军官实施轮训、补习军事知识和文化。“西部歌王”王洛宾正是马步芳军中的音乐教官。相传，《花儿与少年》一歌正是马步芳和王洛宾共同整理的。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o01644ele2a&width=500&height=375&auto=0
来源：凤凰周刊 转自：西安回坊
免责声明： 本文来源于网络或作者推荐，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之目的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侵犯版权，请告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