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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不朽的战士 || 伊斯兰学者陈克礼阿訇的一生

2017-07-09 李华英 中穆平凉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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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语:

1970年7月5日,一代回族学者陈克礼被杀害,结束了一个纯净的伊斯兰学者的生命。时隔47年之后,人们依旧在纪念着他,从他的著作中汲取着不尽的精神财富。那句“事业太神圣了,时代太伟大了,使命太艰巨了,只是力量太薄弱了,弱得象午夜的萤光,大戈壁的驼铃。必须毅而勇敢地跨过敬爱的逝者,跨过一切阻力向前进”依然鼓舞着一个个追求真理的人们。在陈克礼先生归真47周年的日子,特刊发李华英老师的《伊斯兰学者陈克礼阿訇的一生》一文,谨以此纪念并向陈克礼先生致敬。



【人物】伊斯兰学者陈克礼阿訇的一生



李华英   


岁月流逝,光阴悠悠。最近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往事,从而玩味生命的可贵,生活的艰辛,奋斗的价值等人生真谛。未料,因年代久远,与自己有关的许多人、许多事都已淡忘了,但本人的受业老师,及他们的嘉言懿行却仍历历在目。屈指算来,我所景仰的老师有那么几位,陈克礼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说马坚教授、庞士谦阿訇、纳忠教授分别是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和昆明明德中学出身的杰出代表的话,那么陈克礼先生则是北平回教经学院出身的杰出代表。所不同的是前三位都在埃及艾资哈尔大学深造过八、九个春秋,而后者却完全是国内成长起来的学者。尽管如此,陈克礼先生与前三位一样,一向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穆斯林学者之一。愚不惮烦,值陈克礼先生80诞辰之际,特濡笔成文,以表达对这位为中国伊斯兰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的缅怀之情。                                                  


平凡的经历    非凡的业绩



陈克礼(1923-1970),河南襄城人。他出身清苦,其父陈文灿先生以当帐房先生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他扎实的国学根底对三个爱子(大顺、二顺和三顺),特别是对三顺(即陈克礼)影响至深。文灿公笃信伊斯兰教,一心希望自己最喜爱的儿子陈克礼献身伊斯兰事业。陈克礼秉承父志,自幼开始攻读伊斯兰教经典。因禀赋聪慧,加上勤奋好学,他在侪辈中始终处于佼佼者地位。正当他踌躇满志,努力进取之时,家乡被日寇占领。弱冠之年的陈克礼,在强烈的爱国爱教热情的促使下,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辗转来到离家乡一千多公里的抗日后方——甘肃平凉,继续负笈求学。1938年,自费出国做抗日宣传的达浦生阿訇凯旋而归,当局特允许他在甘肃平凉恢复其战前主办的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后易名为陇东师范),以表彰他的爱国热忱。这所在国难期间恢复的新式伊斯兰学校,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由于中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王静斋阿訇,及享誉一方的白心斋阿訇在校任教,这所学校成了广大穆斯林学子向往之地。陈克礼有幸在该校师事王静斋、白心斋阿訇,堪称是“如鱼得水”。他以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嗜书如命,苦心钻研,经过数年努力,不仅在伊斯兰文化知识上有长足的进步,成为王静斋、白心斋阿訇的高足,而且在价值观念、道德情操、治学态度等方面均受到两位经学大师的熏陶。此外,由于陇东师范学校同样重视汉语和各种文化知识的教学,陈克礼在接受宗教教育的同时,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段学习经历对他的事业曾产生巨大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克礼慕名来到伊斯兰知名人士马松亭主办的北平回教经学院深造。该院虽属草创,但却是伊斯兰文化名人荟萃之地。当时在经学院授课的不仅有庞士谦、马金鹏、杨有漪等专职教授,还有马坚、白寿彝等兼职教授。加上陈克礼利用北平这个文化故都的有利条件,广搜博采,博览群书,其知识领域大开。最后成为继马坚、庞士谦、纳忠之后最有才干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之一。


    1950年,陈克礼应聘在襄城县颖桥清真寺执教、讲学。1952-1957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任教,为我国培养阿拉伯语专业人才和伊斯兰事业接班人做出了应有贡献。    陈克礼译著颇丰。他的处女作《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是一本立论正确,内容丰富,旁征博引,形式新颖的论著,在穆斯林群众中影响很大。以至被认为是中国穆斯林的传世之作。据作者本人介绍,“本书的理论依据是,主要来自《古兰经》并参考了埃及曼苏尔·阿力·纳绥夫编著的穆圣遗教总辑《塔志》一书;史书内容,则参考了安萨里的《圣学重光》,马坚、庞士谦的一部分译著,以及‘一些公平的阿文史书与西洋史’。全书以《古兰经》为经,伊斯兰教理论与事实为纬,并以埃及买赫木德·载德·载统氏的《穆圣诞辰节》一文为骨架,以其他材料作陪衬,意图使新旧知识交流,使宗教学问与普通学问汇合。”作者认为“要贯彻实行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需要我们每个民族首先得把自己认识清楚,然后再互相认识清楚。”陈氏已出版的译作还有《圣训经》、《回教信仰基础》、《伊斯兰教发展史》等书。尽管上述诸书大多是他“而立”前后的作品,但无不具有忠实、简练、文从字顺,表达力强的特点。其中,他翻译的《圣训经》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中国穆斯林社会有很大的社会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圣训”是穆圣23年传教期间的言行实录。在内容上,大到宗教哲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小到人伦道德、行为规范、生活琐事无所不包,它不仅是伊斯兰教仅次于《古兰经》的立法依据,而且也是研究穆圣时代阿拉伯社会状况的百科全书。其篇幅比《古兰经》要大若干倍。然而以前在中国流传的甚少。由于“圣训”历时久远、内容浩瀚,加上又无资料可鉴,其翻译难度不亚于《古兰经》的翻译。然而陈克礼却以惊人的毅力,于1949年9月至1952年斋月之间,在其29岁之年业余独自完成了《圣训经》的翻译任务。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学术史上是件大事。单纯从翻译角度讲也十分难得。



爱国爱教   与时俱进 



  “爱国爱教、与时俱进”是新时期我国亿万宗教信仰者的行动纲领, 39 40238 39 15792 0 0 2140 0 0:00:18 0:00:07 0:00:11 3033是宗教多元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客观需要。令人惊奇的是,早在半个世纪前,陈克礼先生已经用他的自觉行动体现了这八个字的精神内涵。读过陈氏《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再版自序的人,或许还记得其中这样的语句:

    “……我们回族,在从前封建统治时代,正像别的兄弟民族一样,或者更惨痛地遭受着统治阶级与民族内奸的无理剥削,血腥欺压,疯狂屠杀,致使回族的全部生活,都受到严重损伤!”“现在好了,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了,宣布了封建专制王朝的死刑,全国人民翻了身,少数民族也得到了平等的待遇……,这样,增高了我们的自尊心,更鼓舞了全国人民手拉手地团结在友好的大家庭里,拿出一切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和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奋斗!”他写道:“我们怎样才能够把这个正确的民族政策和盟约百分之百地实现呢?这就需要我们每个民族,首先把自己认识清楚,这样才能真正地互相尊敬,共同前进。”陈氏在介绍该书著述、出版的时代背景时说:“在过去黑暗的社会里,决不容许你谈任何真理,……所以我四年前草就了的这本书的底稿,也就被关在黑屋里去了。”最后陈氏欣慰地说:“北京解放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了家乡,亲身看到土改运动,体验到人民力量的巨大。这是人民自由的大时代,我的这本书也是出世的时候了。”


    从上文不难看出,《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一书1948年脱稿时,陈氏年仅25岁。而这个完全在宗教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在其1952年为该书的再版作序时也只有29岁。尽管这样,他却见地深邃、充满激情地歌颂了祖国的解放,并把加强民族团结看作是各民族“共同前进”的必由之途。半个世纪多过去了,但时至今日,这段文字读起来仍无隔世之感。这正是“有志不在年高”这句格言的生动体现。


    然而,陈氏的惊人才干并不限于此。凡是读过陈氏《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一书的人,都会从中发现许多真知灼见,而且至今仍有新意,从而反映出陈氏“与时俱进”思想的先进取向。


  众所周知,中世纪伊斯兰教法曾是世界上最活跃的法系之一。因为当时的教法学家能根据伊斯兰教的精神,因时因地制宜地制定法律,领导社会。但在13世纪象征伊斯兰世界的阿拔斯帝国覆灭后,伊斯兰教法遂停滞不前,以至曾有“‘伊吉提哈得’(创制教律)的大门已被关闭”之说。此说不仅阻滞了伊斯兰教法的发展,而且给伊斯兰世界的进步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尽管教内许多有识之士早已看到了这一点,有的还提出了“要重新打开‘伊吉提哈得’的大门”的响亮口号,但是“曲高和寡”至今没有大的进展。据我所知,在我国最早支持这一观点的穆斯林学者要算庞士谦阿訇,及其弟子陈克礼了。但在这个问题上,陈氏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曾有许多观点公诸于世。在《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一书中,他以“创制之门关闭乎?”为题发表意见说:“我们对于经上的话,要注意研究,弄清每一句话的目的性,明白它的来源过程、历史背最,和环境条件。千万不可马马虎虎、搞不彻底、理解错误、乱说一通。因为一句话的误解,往往会生出很大的影响。俗语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亡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譬如穆圣说最好的时代是他以后的前三代,三代以后就不行了,这话的目的是激励后辈人谨慎进步,应超过前人,否则便成落伍者了,这只是一种事实的因果关系,并非定律,断定后来的人都不行。因为穆圣勉励后人说:‘每一百年有一个维新者出现’,‘教生(穆斯林)似雨,谁知先降或后降者好呢?’可是很多人误解这话的原意,给自己的落伍找出了不可变更的经典根据,葬送了伊斯兰的生机。再如法学书上说:‘创造侯昆(教律)的门关闭了’许多人误解这句话,说这句话是死的定律,因此,只有500年前的古人有资格创制,后来的人谁创制、进步,便是违背经典的大逆不道。伊斯兰因为这句话的误解而衰弱,而中止不进。本来伊斯兰学术文化光耀中古,尤其回教法学更是赫赫有名,非常进步,原因是过去思想自由,能吸取新的东西。后来趋于闭关自守、迷信古人、自暴自弃、自甘落后,结果形成现在暮气沉沉的颓像。其实这句话是有的,它的本身是对的,它的目的是叙述学史演变过程,法学从穆圣到四大教长时代专家辈出,作品繁多,各方面已登峰造极,不幸到了蒙古人西侵,攻陷回教文化中心巴格达,法学家死难和逃亡者参半,这时候回教法学遂一蹶不振,创制之门从此关起来了。说这话的作者,其原意是痛惜,是悲愤,话内涵着无限辛酸,意思是说哪年哪月才有人把这死门打开恢复原有的光荣呢?所以我们更应该警觉,奋发踏着先人的脚迹,努力进步才对。我们再不能误解下去了。”


    无论是世界范围内还是在国内,伊斯兰教都面临严峻的挑战。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但是真正可怕的因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内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说千道万,困扰穆斯林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则是穆斯林不能与时俱进的问题。就是说能不能与所在国家的环境相适应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廓清穆斯林社会流传已久的错误思想。为此,陈氏在《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一书中发表了许多旨在与时俱进的观点。例如:在评论“圣训与异端”的关系时,陈氏明确提出:“有些人见到只要经上写着穆圣说就以为那是圣训。其实也许与圣训毫无关系……例如,有人说:‘谁吸食鸦片,等于奸淫自己的亲娘一百次’这句话是圣训,我们一看即知道它是伪造的,原因是穆圣时代尚无烟草,即使穆圣禁烟,当用说服教育,使人有所悔改,决不会说粗野的话,辱骂人,这既不合穆圣的至圣身份,又违背我们的理智。”“(再)如穆圣吃饭用手抓,不用筷子,我们大可不必,我们对于异端不要认为穆圣没有干过的都是异端,都当进火狱。因为穆圣时代一切简单,现在较复杂的多了,所以必须产生出许多新的事情来,凡是对宗教不利的事,当然是异端,应受处分;如果新创的事,对宗教,对人类百利无一弊,这便是善美的异端”“假设我们不研究硬说穆圣没有干过的都是坏的异端。都使不得,那么20世纪的穆斯林,尤其是中国的阿訇们每天真不知道干了多少异端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用的办法,是不信教的永远不信教,把信教的推出圈外,这种越传越少最后光剩你一个人进天堂的办法,只有失败有何用呢?所以随便断人(指责人),信口开河,是背离穆圣的作风啊,必须把它铲除!”穆圣曾说:“我的教徒的‘黑俩夫’(分歧)是对他们的慈悯。”根据这段圣训,许多人认为穆斯林队伍内部存在纷争是正常现象。但陈氏却认为,“黑俩夫”一词有“不同”的含义。所谓穆斯林的“黑俩夫”指的是“穆斯林大众应该各有各的长处与技能,技能越多,越不同,对大家的好处越大”他说:“如果把‘黑俩夫’解释为‘争执’的话,其意思是叫我们心平气和地互相研究、切磋,没有成见,谁的对就遵(听)谁的,决不是叫我们互相嫉妒、斗殴、抬杠、甚至辱骂、打架、绝交、打官司、流血!须知中国的伊斯兰有民族问题在内,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习惯,回族的习惯虽大部分是由伊斯兰形成的,但少部分是受各种客观影响形成的。这少部分的习惯并不伤害伊斯兰的教理,这正是透过民族形式的中国化的伊斯兰。所以希望全体教胞,应该宣传以天经圣训和真理为核心的真伊斯兰教,不要宣传以私人的‘其他布’(经典)为首的这教或那教。”陈氏一方面大声疾呼要彻底改变在教法问题上的因循守旧、泥古不化的状态,与此同时,他对那些从狭隘的民族私利出发,不惜违反伊斯兰教基本原则,胡乱解释教法的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在过去,有人用做私生意或不光明的办法解决宗教经费问题,有人甚至说在中国这个“大尔哈尔比”(非伊斯兰国家),“欺骗人伤害人都使得”。对这种歪理邪说,陈氏愤怒地说:“这简直是消灭伊斯兰的鬼话!”陈氏还有相当多的真知灼见,但因篇幅所限,就不一一介绍了。仅就他半个多世纪前发表的上述观点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而论,我们完全可以说陈氏不但是中国伊斯兰教学术领域的一位学者,而且也是这一领域的理论家、思想家。



待人诚恳   平易近人



先生的名字,笔者早有耳闻,在自己的想象中,他一定是一位形象高大,不苟言笑的人。殊不知这位遐迩闻名的学者非常随和,非常平易近人!记得1954年秋季的一天,我到当年设在西单清真寺的回民大众书社购书时,见到一位身着洗得已经发白的灰色中山装,鼻梁上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脚穿一双较为时尚的咖啡色皮鞋,胸前佩带一枚北大教工校徽的人,正用浓重的中州方言与几个外地穆斯林青年聊天。他那高雅的气质和不凡的谈吐吸引着每个在场者的心。不一会儿,我便与身边的一位耳语道:“这想必是陈克礼先生吧!”情况果然不出所料。在先生就要与大家告别离开时,我冒昧地向这位学者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回民学院阿文班的豫籍学生。未料,先生与我一见如故,向我问长问短,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没想到这次与先生萍水相逢,竟成了我们忘年交的伊始。不久,我们又在一个公众场合不期而遇。使我感动的是,在先生与我亲切交谈后,他真诚地对我说:“你这个礼拜天如有时间,请到我家去玩儿…..”,然后,他把如何走法说了一遍。由于他这样的友好表示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我便一口应诺。但是,事后我却犯了嘀咕:万一人家说的是客气话,如果自己当真去了,岂不是双方都尴尬吗?然而,我最终还是按时赴约了。陈先生的热情招待,完全打消了我的顾虑。他一面招呼我用茶,一面开始和我话家常,使我感到非常亲切;而他在谈话中涉及的趣闻、逸事,使我感到耳目一新。但他那在学习方面的经验之谈,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先生讲:“在中国,要想成为一名‘经汉两通’的学者非常不易,因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是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精于此已经不易,再精于彼,就难上加难了。但是‘难’和‘易’是辨证的,所谓‘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就是这个道理。王岱舆、刘智、王静斋等先贤,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接着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过去因学习条件太差,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经生都吃了许多苦。现在你有这样好的学习环境,一定要倍加珍惜,要学就要学出个名堂,不能半途而废。”我虽在这方面做的很差,但先生的一席中肯之言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鞭策。另外,我在这次访问过程中,先生的求实精神也很使我感动:当时先生住的是北大的普通教工宿舍。当门的一间,虽然没有什么陈设,但书桌和书架上下堆放的图书却占去了许多空间,室内显得有些拥挤。见到此情此景,我不由自主地说“房间再大一些就好了”。然而,先生笑着对我说:“这倒无所谓,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我得馨’。意思是说房子宽敞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它的主人能不能做出成绩。拿王静老的《古兰经译解》来说,这样巨大的工程就是在斗室里完成的。”这充分表明这位学者淡泊明志的高尚情操。先生的谈话深入浅出,使我受益不浅。在时针指向11点时,先生一定要请我到海淀镇上的一家清真饭馆共进午餐。餐毕,他又兴致勃勃地同我一起到海淀清真寺礼“撇什尼”。临别,先生还一再用“业精勤,荒于嘻”等至理名言鼓励我积极向上,表现出对我这个小同乡的深切关怀。    



德高望重   谦虚谨慎



 尽管在上世纪50年代初,先生还很年轻,但他已经是遐迩闻名的学者。因此,他除了潜心从事教学和译著外,还要处理来信、来访。1956年,先生应聘到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任教后,笔者和马忠杰同学曾多次到先生寓所求教。当时他住的是牛街礼拜寺对过一个胡同里的平房。他对我们的造访总是给予热烈接待不必说,我们每次前去都受到不少教益。一次,当我们对其堆放在书桌上的厚厚书稿表示惊讶时,先生说这是他编译的伊斯兰教通史的底稿,这项工作虽早已开始,但进度比较缓慢。他指了指案头上来自各地的信件说:“这些信件,有的是问好的,但大多是向我讨论‘侯昆’、‘买瑟来’的,有的我可以解答,有的要么得到经书中东查西找,要么就得去请教高明。”记得忠杰诙谐地说:“这说明人家把您当成‘穆夫提’了。”先生笑着说:“我哪有那么大的品级呢?”这时我向先生进言道:“处理这么多的信件,得耗费多少精力呀!倒不如集中精力从事译著工作……。”先生不以为然地说:“给‘多斯提’们回信和从事译著都是正事,不能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这么多年,我都坚持有信必回。否则,就愧对大家对我的期望了。”寥寥数语表达了先生对伊斯兰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外,还有一件事,使忠杰和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一天我们两人与先生在北京回民大众书社不期邂逅。谈话间,两个来书社买书的穆斯林女青年,突如其来地对我们说:“我们是东北的大学生,读了陈克礼老师的书,很受教益,早就想见到这位老人家。这次借来京实习的机会,我们想实现这个夙愿,不知怎么才能见到他?”先生可能因女青年对自己的过誉,感到不好意思,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这时,忠杰指着先生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不是你们想见的陈克礼老人家吗?”听到这句话,两个女青年简直如雷贯耳,异口同声地惊喜道:“您就是陈老师呵!能见到您,我们太荣幸了!”在先生同她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之余,其中的一位把一本刚刚买到的《古兰经译解》打开,并恭恭敬敬地摊在先生面前,要求他为之题词留念。于是,先生用中阿两种文字在《译解》的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为主道而奋斗!”的语句。当时的两位女青年现在大抵已近古稀之年,如果那本留有先生墨迹的《译解》仍被她们珍藏着的话,那一定就是一件历史文物了。

    事实上,当年像这样敬重先生的穆斯林青年大有人在。大概是在1955年夏季的一天,笔者在东四清真寺参加“古尔邦”节会礼时,只见寺院东南角人头攒动。走近一看才知道,是先生被一群要求签名的穆斯林团团围住的场面。看上去,大有众多的记者采访热点新闻人物之势!他们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书本、笔记本伸向先生,先生逐一签字后再一个接一地递给本人。在人多、气温高的情况下,先生时不时得摘下眼镜擦汗。尽管这样,谁也不肯离去,惟恐错过良机一样。在先生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后,他热情地与大家握手告别,看上去简直是一个穆斯林青年导师的形象。 


中阿并重     学有大成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穆斯林忽视汉文化的学习。这不仅对民族的繁荣、进步曾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在回汉民族间也容易造成隔膜。要想消除回汉之间的民族隔膜,作为弱势群体的穆斯林,主动向国人介绍自己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势在必行。为此,历史上的“经书两通”人才无不以译著伊斯兰经书为己任。基于这样的信念,尽管先生自幼受的全是传统的宗教教育,但他对汉文化学习付出的努力,决不亚于其学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所付出的努力。他常常讲,穆圣号召“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我们身在中国不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岂不是违反穆圣的遗教吗?因此,陈氏无论在其早年接受经堂教育之日,还是后来接受新式伊斯兰教育之时,都把学习汉文化与学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多年的刻苦努力,不仅使之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方面学有大成,以至最后登上大学的讲坛,而且在汉文化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由于他在刻苦攻读伊斯兰教经典的同时,广泛汲取中国的文史、社科知识,其写作能力之强可以说到了落笔成章的地步。陈氏文如其人,其译著往往给人一种严谨、典雅、清新、一丝不苟的感觉。值得指出的是,先生不光在观念方面与时俱进,而且在祖国语言的运用方面也与时代的脉搏并行不悖。这在先生《红色信笺》译作的节录(见1954年《译文》杂志8月号)中可见一斑:“孩子,革命者!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欢喜。多幸福呵!你这革命的火山,竟是我这普通工人的儿子,我用血汗教养你,延续我生命的呼吸,灌溉你生长的土地。

       孩子呵!你虽是我的独生子,我誓愿拿你作和平与解放的献礼。你应该好好实践爸爸的这种心意。伟大的父亲,让我吻你的手吧!我早就料想到,你会对我寄予这种崇高的信念。放心吧!我将使你骄傲地抬起头,戴上荣耀的王冠。父亲昂起头,挺起胸,理直气壮地在人群中行走吧!告诉他们说:“我的孩子,在那里,在那黑暗以外的地方,在那战斗的心脏。”    尽管这篇译作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至今读起来仍朗朗上口,铿锵有力,很富有诗意。由此可见,先生中文造诣之深。     


尊古弗泥古    创新弗排古



由于中国的经堂教育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它不可能没有缺点。但这种教育,因陋就简,灵活机动,历史上为中国穆斯林培养出成千上万的经师,从而使伊斯兰教在中国流传1300多年而未中断。不过,自从我国出现新式伊斯兰教育以来,一些人不仅对经堂教育的历史贡献不以为然,而且对这种教育颇有微词。然而,作为经堂教育和伊斯兰新式教育的受益者,先生一直认为经堂教育是中国穆斯林的重要教育模式和文化遗产,应该继承、发扬和改进。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尊古弗泥古;创新弗排古”。先生在评论经堂语时明确指出:“经堂语有些在今天看来虽然不大恰当,但有些却是很有意思的。而且经堂语还有三大特点:一、它是阿文翻译成汉文的破天荒的创举;二、它有悠久的传统,并在全国回族社会,特别在回族的阿衡(訇)界成为统一的语言而定型化;三、它反映着回族特殊的文化、宗教、心理状态和风俗习惯。从阿译汉的发展史来看,初期的‘阿林’们特别是那第一次用汉语讲解经典的第一个人,真不知呕了多少心血,才摸索出阿文的词汇概念及其语法规律,才创造了并确定了每个词的译文,这些无名英雄,是值得我们钦敬的,学习的。我们从这些方面看经堂语,才不致低估它的价值,不致埋没老“阿林”们的功劳,所以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尊敬其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今天,在没有一种成熟的的新的经堂语出现的时候,慎重地看待民族文化遗产,把原来的经堂语加以批判地保留和发展是必要的。”(1)先生曾幽默地讲:“经堂教育提倡死记硬背,看上去不科学,实际上也有其优点。通过死记硬背,能记得牢,记得扎实。君不见,现在大学任教的阿语老师都受过经堂教育,而这种教育受得越多的人,水平越高。因此,受过经堂教育的人不必妄自菲薄。”但是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故步自封。他说:“什么事物都是发展的。从元代的“回回馆”到明代的“四夷馆”,再到现在的北京大学,其中教阿文的老师都是穆斯林。这是我们的一点优势。但是,如果我们不再前进,这点优势有失去的可能。因为北大一些学阿文的汉族同学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头。因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妄自尊大。” 



刚肠嫉恶   抑强扶弱



先生生不逢时,在旧社会受过许多苦,从而铸造了他无限热爱家乡,热爱劳苦大众,无限痛恨黑暗势力的高贵品格。为了让读者更加真实地了解先生早年的苦难和思想状况,笔者将其自传摘录几段于后:

    “我,20年前诞生在河南省襄城县的兵部营村。那时候,乡间处处燃烧着战火,弥漫着天灾。年迈的祖父为了保护他方兴未艾的后代,便抛弃了那五十亩生命的乳房,迁到城里去住。”“但我依然留恋着乡间的自然美。那峥嵘的山峦,那潺潺的大河,那广袤无垠的田垅,那桃李争艳的果园,简直就是我的母亲。”“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父母没有能力供我上学,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此事)。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希望我们娶妻生子,作个好人。可是少年是好奇的、向上的。我看到纨绔子弟们出入学校,非常羡慕,……”

    “当倭寇的大炮从黄河的北岸袭击着郑州的时候,当飞蝗与跳蝻蚕食中原的时候,我参与了灾民的洪流,卷入了逃难的旋涡,目击着悲惨的局面,嘴嚼着苦楚的毒汁,诅咒着人类凶酷,凭吊着人生的凄凉,我愤懑!我怒号!”“一周后,经西安到了甘肃的平凉,人地陌生,尝尽颠沛流离之苦。后来在山谷里住了半年,整日与野兽为伍,与孤坟作邻。荒兀的重山,荒芜的川壑,入人眼帘尽是一片荒凉。狰狞的乡镇长,对于胼手胝足的穷苦山民压迫剥削,及县政府对回民的歧视苛待等,我看到这些政治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的种种黑暗罪孽,我怒发冲冠了。” 

   先生苦难的经历使他刚直不阿、爱憎分明。以至他每逢遇到不平,必挺身而出,抑强扶弱。其挚友、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德俊教授说:“我是在北平解放前夕从成都老家到这里求学的。因家境清寒,在考取北平的中国大学后,食宿无着,我只好投宿设在东四清真寺的回教经学院。尽管该院的经费十分困难,但看在教亲的份上,仍为我提供了食宿之便。经学院师生和东四清真寺的呵护、关爱,使我简直有如鱼得水的感觉。然而,时过不久,一位既非经学院的师生,又非东四清真寺主人的投宿者跟我过不去。他时而说我不堪造就,时而指责我不懂教门。一次,由于我对教义的无知发表了错误看法,此人便借题发挥,说我有亵渎了教门,不依不饶地威胁说要把我搞臭,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当时,克礼先生在全校师生中威信很高,他得知此事后,对这位喧宾夺主者的行径大为不满,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讲,“‘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何况是个小青年呢?我们对所有无奈的人—特别是对他们中的青年人—应该给予同情、宽容,不能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断绝人家的生路。再说,马德俊是一个有志的穆斯林青年,我们更应该给予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不能鄙夷人家。’克礼先生大义凛然的干预使我转危为安。否则,我的食宿马上就要发生危机。克礼先生虽已归真多年,但他那伟大的人格魅力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据笔者所知,解放后,马德俊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他不仅从讲师、副教授,一步步地担任了教授职务,而且著有17本专著,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颇有影响。值得指出的是,尽管马教授的地位变了,但他仍情系教门,在清真寺经常能见到他的身影。在中国文坛上引起轰动的《穆斯林的彩虹》就是马教授讴歌中国穆斯林的一部叙事长诗。从马教授由无奈走向辉煌的经历中,也不难看出陈克礼先生的高瞻远瞩。


路  碑——陈克礼


这是我青春的花朵

这是我青春的影片

这茁壮的种子已散播在全国

植根在善良的伊斯兰青年心中

这心血的结晶已洒到伊斯兰世界

海外远方的朋友们

把它译成阿拉伯文、印尼文、乌尔都文

五万万人举着它前进

不久它将被译成世界各种语文

成为爱好真理的人类的路碑

我是黑暗虚伪的叛逆被埋在罪恶丛

伊帆啊

从良心上说,你是个好人!



这是1960年5月7日在陕西铜川劳改煤矿冯家渠工地劳教期间,陈克礼用笔名伊帆为他的第一部著作《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写下一首诗,题目是《墓碑》,这也是陈克礼阿訇最贴切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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