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３７个细分行业的实证研究

１宁丹虹，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Ｅ－ｍａｉｌ：[e-mail]。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报》2017年第4卷第3期，页码：145-160

摘 要

在经济增速换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本文采用涵盖中国三次产业内部３７个细分行业１９８１年到２０１０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短期和长期模型，定量分析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研究发现：供给方面，生产率的提高在短期和长期都是产业扩张的动力，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只在短期内具有正向影响；需求方面，最终需求对产业有拉动作用，其中，国内消费需求的影响最大，出口次之，投资的影响最小，国内外消费需求具有短期和长期影响，投资需求只有短期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应当创造和维护有利于全社会创新的制度体系，让科技创新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鼓励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并完善相关监管制度。

关键词

产业结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产率；要素禀赋；最终需求

0 引  言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近年来，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调整产业结构是应对经济增速换挡的重要课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要调整产业结构，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此背景下，理解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机制，有助于更好地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资源跨产业更有效配置，促进经济增长。本文采用中国３７个细分行业从１９８１到２０１０年的面板数据，对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Ｋｕｚｎｅｔ（１９６６）将资源跨部门配置的变化称为结构调整。“库兹涅茨事实（Ｋｕｚｎｅｔｓ ｆａｃｔｓ）”描述了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规律：第一产业份额一直下降，第三产业份额一直上升，第二产业份额先上升再下降。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４年，从三次产业结构的划分来看，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例由２７．９％下降到９．２％；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由２４．５％上升到４８．１％；２０１２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不仅三次产业结构，按照更细致的产业分类划分，中国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服务业中的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商务服务和科学研究业保持了高速增长，这些行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增大，行业相对扩张；而第二产业中的纺织业、设备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等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行业相对收缩。

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详细综述了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相关文献。主流文献分别从供给方面（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和需求方面（ｄｅｍａｎｄ－ｓｉｄｅ）两个角度探讨封闭经济下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２００８），Ｎｇａｉ ａｎｄ Ｐｉｓｓａｒｉｄｅｓ（２００７）则称之为“基于技术（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ｓｅｄ）”的解释和“基于效用（ｕｔｉ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的解释。

首先，供给因素会导致结构调整。Ｂａｕｍｏｌ（１９６７），Ｎｇａｉ ａｎｄ Ｐｉｓｓａｒｉｄｅｓ（２００７）用供给方面的生产率解释产业结构调整。假设位似效用函数，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支出占比不随收入变化，控制消费需求对结构的影响不变。假设不同部门的生产率增速不同，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要素需求随之改变，劳动力从生产率增速较快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增速较慢的部门。此外，一些学者认为资本密集度的差异以及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动力（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２００８；Ａｌｖａｒｅｚ－Ｃｕａｄｒａｄ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Ｊ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驱动力来自经济总体要素禀赋的改变。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劳动比上升，资本租金与劳动力工资之比下降，那些更密集使用资本的行业扩张，更密集使用劳动力的行业衰退，由此产生产业更替。

其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也来自需求方面的因素。在非位似效用函数（ｎｏｎ－ｈｏｍｏｔｈｅｔｉｃ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的假设下，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收入弹性。随着收入的增加，不同商品的支出比例变化不同。假定各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相同，生产要素从收入弹性低的部门转入收入弹性高的部门，由此产业结构发生了调整（Ｍｕｒｐｈ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Ｃａｓｅｌｌｉ ａｎｄ Ｃｏｌｅｍａｎ，２００１；Ｋｏｎｇｓａｍｕ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２００２）。例如，随着居民收入增加，收入弹性较小的农业产品消费占收入的份额下降，工业和服务产品消费占收入的份额上升。

在实际中，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可能同时存在，Ｒｏｇ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８）将消费和生产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并建立模型，假设非位似效用函数和跨部门生产率增速不同。

一些学者将产业结构调整模型由封闭经济扩展到开放经济（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２００９；Ｂｅｔｔ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Ｕ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当有国际贸易时，一国的生产并不必然等于该国的消费，他国生产率和消费者的需求也会影响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存在国际贸易时，一个国家制造业生产力提高，会提高这个国家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使得世界对该国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上升。Ｕ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考察了韩国１９７１—２００５年的结构调整，发现由于韩国的制造业存在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出口满足国外需求，韩国的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总体的份额并没有像封闭经济假设所预测的那样在某个时间点下降，而是继续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

经典的产业结构模型基于三次产业划分，一些学者将模型由三次产业拓展到细分产业。Ｎｇａｉ ａｎｄ Ｐｉｓｓａｒｉｄｅｓ（２００７）将模型拓展到有限多个部门，Ｊ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将模型扩展到无限多个部门。本文的经验研究是基于比三次产业更细致的３７个产业划分标准。

一些国内学者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大多采用投入产出分析的研究方法。杨智峰等（２０１４）通过投入产出分析发现：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７年主要是重工业的技术进步拉动了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是信息产业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同时发现服务业的投资、消费增长对其他产业部门的影响较大，出口扩张是信息产业快速增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沈利生（２０１１）定量探讨了最终需求中的消费、出口和投资与三次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２００２年之后消费份额下降、出口份额增加是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王宇等（２０１３）同样采用投入产出的分析方法，分析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背后的需求因素，把需求分为４个方面：居民消费、资本形成、出口和政府消费，研究发现居民消费和出口带动了产业升级。冯芳芳和蒲勇健（２０１２）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中国的分省数据，从三次产业角度定义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采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探讨了金融发展、投资、贸易和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本文采用面板回归的方法，研究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有以下创新点和贡献。

由于数据处理困难，以往的文献主要讨论较短时间段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例如５年或者１０年。而本文的数据跨度是从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涵盖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时间，使得考察产业结构长期变化成为可能。较长的时间跨度也让我们能更准确地评估变量之间的关系。再者，之前文献在作定量分析时，一般只考虑三次产业，或者只考虑工业中的细分行业。三次产业的划分比较粗糙，难以刻画三次产业内部细分行业的结构调整特征；工业细分行业数据只能解释工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不能描述工业内部细分行业和服务业内部细分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调整。本文的数据包括了农业、第二产业内部２５个细分行业、服务业内部１１个细分行业，总共３７个行业。数据涵盖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使用更细致的行业分类标准，使得我们可以全面地分析三次产业内部细分行业以及跨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此外，本文还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全面考察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各类因素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以往文献大多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考察变量之间的等式关系；而本文采用面板回归分析的方法，与投入产出分析法相比，回归分析法能够将不同因素的影响区分开来，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估计单个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大小。

1 数据来源和变量解释

本文数据来自ＣＩＰ数据库^①（①数据来源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ｉｅｔｉ．ｇｏ．ｊｐ／ｃ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ＩＰ２０１５／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ＣＩＰ数据库为公开数据库，是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与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共同研究成果，对中国投入产出表等相关数据进行整理。ＣＩＰ数据库对中国产业数据做了大量的基础整理工作，解决了中国细分行业数据由于行业分类变更、统计口径变化和部分数据缺失等带来的问题，并且涵盖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细分行业。具体来说，第一产业包含１个行业，第二产业包含２５个行业，第三产业包含１１个行业，总共３７个行业。再者，ＣＩＰ数据指标丰富，不仅包括每一年投入产出数据，也包含投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等数据。

本文的研究基于ＣＩＰ数据库，并对含有价格因素的变量都进行剔除价格因素处理，所有名义变量均转换为实际变量。

1.1 因变量

首先，定义产业结构。采用行业增加值份额ｖａ＿ｓｈａｒｅ，衡量该行业在国民经济整体中的相对大小，表示产业结构。行业增加值份额，由该行业增加值除以当年所有行业增加值总额再乘以１００计算得到。值得指出的是，本文的行业分类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划分，分类没有重复，也没有遗漏，所以所有行业增加值的总额即是当年全国ＧＤＰ。采用增加值而不是总产出作为衡量产业结构指标的原因是：总产出中不仅包括增加值，还包括中间产品投入部分；增加值指的是该行业新增产值部分，能更好地体现本行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

本文分别选取供给和需求两大方面的因素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解释因素。供给方面的因素包括生产率、资本劳动比、上游度和进口份额，需求方面的因素包括消费份额、出口份额和资本形成份额。以下逐一解释说明每个变量的选取理由和含义。

1.2 供给方面的解释变量

生产率是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生产率越高的行业，使用相同的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投入，能产出更多产品。所以，资源会向生产率增长快的行业流动。生产率增加越快的行业，产出规模增速也越快。行业的生产率增长率与行业的增加值份额变化速度之间应当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生产率的衡量，同时采用劳动生产率作为稳健性检验。

文献中有几种常见的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做法：索洛残差法、增长核算法、随机前沿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等（段文斌和尹向飞，２００９）。本文采用索洛残差法（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７）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索洛残差法假设希克斯中性和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经济增长中不能由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称为技术进步，也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与郭庆旺和贾俊雪（２００５）的做法类似，假设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三种投入要素，用实际增加值表示产出，采用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其中Ｙ表示实际增加值，Ｋ表示实际资本存量，Ｌ表示就业人员人数，Ｉ表示中间投入。而且，我们假设α１＋α２＋α３＝１。通过估计方程，我们可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

除了生产率之外，资本劳动比代表了行业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比例，也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资本劳动比由实际资本存量除以就业人员人数得到。资本劳动比数值较大的行业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数值较小的行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国际贸易中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认为一国的要素禀赋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一国的产业结构应该与本国的要素禀赋相适应（林毅夫和陈斌开，２０１３）。Ｊ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建立产业动态模型，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驱动力来自于要素禀赋的改变。给定一个行业，资本和劳动力的组合比例反映行业的技术特点。如果一个行业的资本劳动比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升，说明这个行业在生产要素投入中用资本替代了劳动，可能意味着技术进步。

此外，上游度指标表示一个产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表示一个产业在国民经济产业分工中的位置。本文把上游度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中。依照Ａｎｔｒà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提出的方法计算得到上游度ｕｐｓ，并对上游度取对数。上游度数值越大，表示这个产业的产出中被其他产业使用的比例越大，离最终消费者越远。上游度的对数值的最小值为０，例如，水利、环境和公共管理业、住宿和餐饮业等服务行业在某些年份不使用任何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离消费终端最近。

进口份额，本文并未对进口产品的用途进行区分，进口产品既可能作为中间产品，也可能作为最终产品。当进口产品被用作中间投入，例如中间产品或者设备的进口，会带来国外先进的技术，促进行业的发展。而最终产品的进口，一方面在最终消费市场是本国相同产品的替代品，对本国产品的销售有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进口产品带来了市场竞争，以及可能会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对本国企业生产率和产出的提高具有正向的作用。中国的进口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增长非常迅速，通过进口，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对中国产业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本文用某行业的进口额除以所有行业的进口总额再乘以１００表示该行业的进口份额。有些服务行业的进口值为零，例如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

1.3 需求方面的解释变量

最终需求中包括了消费、出口和资本形成三个部分。消费份额由本行业的消费额除以所有行业的消费总额再乘以１００计算得到，表示本行业的产出中用于最终消费的部分在整个国民经济总消费中的相对大小。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出口份额和资本形成份额。

消费份额代表国内最终需求。随着收入的增长，收入弹性增加越快的行业，消费份额增长也越快，从而带动产出的快速增长，体现为增加值份额的上升。所以预测消费份额与增加值份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出口是最终消费的国外需求部分。出口份额表示某行业的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相对大小。出口会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得一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和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演化规律不同。有的服务业的出口值为零，例如房地产业。预测出口份额与行业的增加值份额正相关。

资本形成也是最终需求中的一项。消费和出口表示产出在当期被消费，而资本形成表示当期的产出会作为投入生产未来期的产品。一方面，当期资本形成和消费之间存在“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资本形成作为要素投入进入今后的生产，拉动后期的产出和消费。很多服务业的产出没有被用来投资，资本形成为零。预计资本形成份额和增加值份额正相关，且存在滞后效应。

2　回归模型

产业结构调整是实体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是短期经济现象，同时也是长期经济现象。短期的产业结构调整可能更多地受到随机冲击的影响，长期则体现为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本文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建立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模型。

2.1 短期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模型

其中，_μｊ表示行业固定应，_μｔ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_ｊ，ｔ为随机扰动项。

对增加值份额ｖａ＿ｓｈａｒｅ_ｊ，ｔ取一阶差分，得到Δｖａ＿ｓｈａｒｅ_ｊ，ｔ，表示行业结构的短期变化，作为短期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同样地，用生产和需求方面的变量的一阶差分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Δｌｎ（ＴＦＰ）_ｊ，ｔ，Δｌｎ（ｋｌ）_ｊ，ｔ，Δｌｎ（ｕｐｓ）_ｊ，ｔ，分别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值、资本劳动比对数值和上游度对数值的一阶差分，分别衡量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劳动比和上游度的短期变化率。Δｉｍｐ＿ｓｈａｒｅ_ｊ，ｔ，Δｃｏｎｓｕｍ＿ｓｈａｒｅ_ｊ，ｔ，Δｅｘｐ＿ｓｈａｒｅ_ｊ，ｔ，Δｃａｐ＿ｆｏｒｍ＿ｓｈａｒｅ_ｊ，ｔ，分别为进口份额、消费份额、出口份额和资本形成份额的一阶差分，分别代表对应份额变量的短期变化。

表１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份额变量一阶差分的均值为０，是因为每一期所有行业的份额相加为１００，所以份额变动的平均值为０。

(①由于行业的政府补贴过多或者利润为负等原因，有的行业在某些年份增加值为负，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劳动生产率的一阶差分时，去除增加值为负的情况，所以观测值数目少于其他变量。)

2.2 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模型

本文采用５年为长期时间段，建立长期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模型（方程（４））。

3　回归结果分析

短期模型和长期模型均以面板数据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回归（１）和回归（２），采用行业、年份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３）和回归（４），在行业、年份双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行业时间趋势项，加入行业时间趋势项意味着允许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时间趋势。之所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是因为随机效应模型假设扰动项中不可观测的因素和模型中的自变量不相关，而固定效应模型则不需要这个假设。扰动项和自变量不相关是一个很强的假设，我们放弃这个假设，采用行业固定效应模型。同时，加入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时间趋势。

短期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模型的主要回归结果汇报在表２中。

供给方面的影响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资本劳动比的增长率和上游度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结果稳健；进口份额一阶差分的估计系数在加入行业时间趋势项的回归中显著为正，其他时候不显著。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值的一阶差分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增加值份额的变化速度显著正相关，符合预期。生产率增长越快的行业，生产效率增长越快。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可以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所以行业产出增加也越快，增加值增加也越快。若采用劳动生产率替换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同样稳健。资本劳动比增长越快的行业，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相对扩张越快。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不断增加，相比于劳动力，资本的稀缺性在不断降低，资本的相对价格也在不断降低。那些生产方式更快地转向资本的行业，生产规模可以得到更快的增长。上游度上升表示产出中被其他行业作为中间投入使用的比例变高。其他条件不变，一个行业的产出中被其他行业使用的比例增加越快，这个行业的增加值份额也增加越快。

最终需求的三大因素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且结果稳健。对比它们的估计系数的大小，发现消费份额一阶差分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最大，出口次之，资本形成最小。在最终需求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国内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拉动作用最大。消费者的偏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发展，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例如，在收入较低时，人们主要考虑吃饱穿暖，对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的需求较大；随着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会逐渐增加娱乐、文化等服务行业的消费比例。回归分析结果支持消费结构变动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其他条件不变，消费份额增长越快的行业，增加值份额也增长越快。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的总供给等于一国的总需求。当存在国际贸易的时候，生产和消费可以分别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内。出口份额增加越快的行业，即国外消费需求增长越快，本国该行业增加值份额的增加越快。除了国内、国外消费需求之外，一个行业的产出中还有一部分被用作投资，即资本形成部分。一方面，投资是产出的一部分，基于等式关系，投资的部分增加越快，行业的增加值份额增加越快。另一方面，投资会作为要素投入进入之后的生产，对今后各期的生产有促进作用。

总之，影响产业结构短期调整的各类因素中，供给方面的生产率的增长率、资本劳动比的增长率、上游度的增长率、进口份额增长，需求方面的消费份额的增长、出口份额的增长、资本形成份额的增长，和增加值份额的上升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结果稳健。

长期增加值份额变化的影响因素模型主要回归结果汇报在表３中。

供给方面影响增加值份额变化的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和上游度５年平均增长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在不同的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下，结果稳健。采用劳动生产率替代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基本类似。这与短期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模型的估计结果一致。不管短期还是长期，生产率的提高都是行业扩张的动力。生产率越高，利用资源的效率就越高，行业扩张也越快。与短期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模型的结果不同，资本劳动比的长期增长率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资本劳动比的增长率只有短期影响。

最终需求中的消费份额和出口份额的５年平均变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结果稳健，与短期模型结果类似；资本形成份额５年平均变化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与短期模型不同。长期来看，国内最终消费需求和国外最终消费需求，对产出的拉动作用仍然显著。比较两个系数的大小发现，国内最终消费需求比国外最终消费需求对增加值份额的增长影响作用更大。回归分析结果支持消费结构变动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长期来看，行业增加值的增长主要与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相关，和投资需求关系较弱。行业扩张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者的最终消费，而不是投资需求。

在长期产业结构影响因素模型中，供给方面的生产率的增长率、上游度的增长率，需求方面的消费份额的增长、出口份额的增长，与增加值份额的上升速度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结果稳健。

4 稳健性检验

4.1 变量稳健性检验 

采用劳动生产率替换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生产率指标衡量。计算公式为：增加值除以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方法简单直观，不需要特别设定生产函数的形式，可以避免生产函数的选取对结果的影响，也是较为常见的衡量生产率的方法。回归结果发现，采用索洛残差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和采用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结果基本相同。限于篇幅，不再重复汇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4.2 子样本稳健性检验

１９８１年到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要素禀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外开放程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的时间段各因素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程度可能不同。

从１９８１年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０年间，中国的改革与开放的进程中有两个关键的时间点：一是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加速中国改革的持续深化；二是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ＷＴＯ，加速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所以，我们将１９８１年到２０１０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８１—１９９１，改革开放探索期；第二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１，改革开放深化期；第三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１０，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期。对三个时间段的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看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因在这三个时期是否不同。

表４和表５分别为短期、长期增加值份额变化影响因素模型的子样本回归结果。回归（１）（２）（３）采用的是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回归（４）（５）（６）采用的是行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加上行业时间趋势的估计方法。短期模型和长期模型结果大体类似。以短期模型为例，分析说明回归结果。

短期模型显示，生产率的增长率、消费份额变化的估计系数，在不同时间段子样本回归中保持一致，都显著为正。除此之外，１９８１到１９９１年，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的变量有：资本劳动比增长率、上游度增长率和出口份额变化；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１年，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的变量有上游度增长率、进口份额变化和资本形成份额变化；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０年，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的变量有出口份额变化、资本形成份额变化。进口对行业的拉动作用主要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初期，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使行业获得较快的发展。在第三阶段，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出口扩张带动产业扩张的效应大于前两个时期。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中国１９８１到２０１０年共３０年、３７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分别建立短期和长期产业结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全面考察供给方面的生产率、资本劳动比、上游度和进口等因素，以及最终需求方面的消费、出口、资本形成等因素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是对已有文献的重要补充，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供给方面的生产率的增长率、上游度的增长率对行业增加值份额的增长速度，不管在短期和长期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生产率的提高是行业扩张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生产率增加越快的行业，效率提高越快，行业相对扩张。此外，资本劳动比的增长率只在短期对产业扩张有正向影响，在长期没有影响。

最终需求中的三大需求增长与行业增加值份额的增长都存在正向关系，其中消费需求的影响最大，出口需求次之，投资需求的影响最小。在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三大需求中的出口的增速对行业增加值的增速的影响最大。长期来看，行业扩张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消费者的最终消费，而不是投资需求。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鼓励高新技术行业、服务业等新兴行业的发展，提高生产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正逐步失去初级产品加工业、轻工业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鼓励基础科学研究，以及其成果向生产应用的转化，加大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投入；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维护有利于企业研发创新的市场环境，鼓励企业研发创新；鼓励和扶持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第二，本文的实证研究显示：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拉动作用；而国内需要的作用大于国外需求。我们的产业政策应当灵活应对需求的变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结构在不断改变，应当鼓励金融业、文化体育娱乐、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等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及时完善新兴产业的监管制度，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面对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疲软，可以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等多种形式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英文摘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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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报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CJ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