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骂媒体无良？我想问题不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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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下午，#河北唐山烧烤打人事件#最后一名外省籍涉案人员已被抓获。
距离第一拳的挥下，已近40个小时。
从最初的愤怒，到被贴上“女拳”标签，回顾事件全貌，诸多舆论发酵细节，不禁让人惊呼，“为什么”
“为什么深夜吃个夜宵，就被打成重伤？”
“为什么明明是被骚扰、殴打，却被说成了’战局对抗’？”
“为什么集体性地女性发声，却被戏称为了‘女拳运动’？”
“为什么女性会害怕？”
在殴打发生的25小时后，《北京头条》发布了一条新闻：
以“摸后背被拒绝”代替“性骚扰行为”，把“恶性暴力事件”说成“战局”，以“殴打女性”替代“对抗女性”。《北京头条》以一举之力将自己送上热搜。
通常而言，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会采用隐喻的修辞手段，以构建仪式形态从而达到影响公众舆论的目的。隐喻的基本逻辑是，通过隐喻认知的形式习得任何事物的概念。
比如，《新华社》曾在2020年火神山时，这样描述：“一场‘火神’驱赶瘟神的角斗战事正酣,2月2日,一座名为火神山的医院正式落成,战疫魔增添了新的利器,开辟出新的战场。”以瘟神比喻新冠肺炎，以抗疫活动比喻战场，构成一个完整的隐喻。
一个完整的隐喻构成通常由“始源域”和“目标域”两个部分组成,在相关报道的战争隐喻中,“源域”是人们熟知的同“战争”有关的概念范畴,“目标域”是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概念范畴。
在《北京头条》的报道中，始源域是大家熟知的“战局”“对抗”。“战局”这一能指用于指代战争和竞赛。
但他们在战争吗？在竞赛吗？
不，#唐山烧烤店打人#中的目标域是一场不平等的“寻衅滋事”“故意伤害”事件。是男性凭借生理优势和人数优势在殴打女性，甚至危及她们的生命。将“战局”用在这里，略显轻浮甚至讽刺。谁是对立方？要求谁认同谁？
显而易见的，始源域和目标域不对等。编辑的本意在于以“战局”隐喻暴力事件，但“战局”和“对抗”二词，已把双方力量悬殊的恶性伤害事件，偷换成一场“竞赛”、一场“游戏”。
浅浅追问一下，为何使用“交谈”“搭讪”而非“性骚扰”？为何使用“战局”而不是“施暴行为”？
原因很简单，因为“交谈”“搭讪”不足以体现人之恶，因为“战局”默认了参与双方的某种平等。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想问一下这种用词是所谓的“照顾读者情绪”“净化网络环境”还是“欲盖弥彰”？
当我们通过一种概念系统或理解方式来代替或置换另一种概念系统或理解方式时，我们就在使用隐喻。但是，由于隐喻总是用某一概念来描绘另一概念的特定侧面，所以隐喻的运用必然会遮蔽目标域概念的其他侧面。
正如李红涛所说：“由于隐喻具有“不可证伪”性，它‘成为媒体话语巧妙地、不露声色地传达意识形态、偏见、刻板印象的最佳工具。’”
为什么我们会对这几个词如此反感？
更进一步去追问的话，应当站在何种角度去批判/审视媒体的行为？
是媒体“失误”吗？很明显不是。
是追求用语严谨吗？可能也不是。
是新闻专业主义不及格么？我想，也不仅仅是。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失误”不是一种简单的用词不当，其背后隐藏的是一整套话语策略，是我们看不见也触摸不到的权力之网。大胆猜测一下，这张权力之网或许形成于几千年前封建男尊女卑的传统，隐匿（而不是消失）于高喊科学与解放的现代社会，继而在当今高喊人人平等的阳光阴影下甚嚣尘上。
做一步的更深猜测，在此次实践中，对于概念的“错用”并不是媒体话语，而是一种社会权力话语。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提到福柯。
话语由话语内容和话语形式这两个相互依存的部分组成，当讨论话语的时候，必然想弄清楚：什么样的话、由什么样的人来说、在何时什么情境下说出、如何说的等这一系列问题，而这一系列的“什么”，是被深刻编织进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话语本身蕴含着一种权力关系，话语的扩散伴随着必然是权力影响的扩散。由此福柯指出：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巴尔特 (Barthes 1982)则进一步指出：“权力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利益‘隐藏在一切话语之中。”
借此我们可以看出，话语权力其实就是通过语言的表述来达到一种意义、价值和社会规范的建构，这种建构和政治制度法律意义上的直接建构一样, 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
更为恐怖的是，这种蕴藏在关系中的权力，不是强加和命令，而是表现为行为影响上的策略关系。福柯曾用“权力的眼睛”、用隐喻的方式描述权力由压迫性行为向柔性制约的转变。也就是说，相较于暴力关系直接的强制、制约、击碎、破坏，这种话语中的权力是一种通过刺激、诱使、转向、扩大或限制、增加和减小可能性、改变难易程度等各种方式无孔不入地对其他行为产生影响的行为。
想想自古以来对女子就应温柔贤良相夫教子洗手作羹汤的普遍呼吁，我们竟不知这种标准究竟是何时何地形成并且在我们的认知里留下几乎抹不掉的印记，而我们当下又是花了多长时间多大精力才稍稍撬动了它。
每一种言说方式或话语方式都浸透了对“权力”,即压倒异己的话语、取得话语支配权的本能欲望, 话语承担着为行为和行动提供理由和辩护,即提供所谓“合法性”的任务，隐藏在话语中的权力也必须通过话语来显示和贯彻自身:一方面,它必须给自己披上“真实”、“真理”和“正确”的外衣,从而将自己合法化。
到这里，我们或许对前面的问题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新闻中所谓的”交流“是真理嘛？”施暴者“加入战局”是正确表述吗？显然在此次事件中，媒体使用的话语方式背后是一种权力的控制，“它”通过非强制性的手段“命令”我们的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使用那些看似毫无杀伤力的词来描述如此一件暴力横生的事件。
接下来大家可能会不自觉得想：那这种权力的主体是谁呢？是媒体或者是国家？我们能否推倒它、粉碎这个主体从而破坏这种权力呢？
坦白来说，我不认为这个主体有一个确切的指向，因为我认为它存在于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脑海中，再明确一点，它是一种并未明确但却确确实实存在的普遍性的社会共识。
也正因如此，我们没办法仅仅痛恨媒体，也没有必要苛责撰写文字的作者，因为虽然残忍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需要对抗的是弥散在这个社会上的看不见却有力的权力传统，我们必须发现它、指出它、时刻提防、时刻警醒、时刻告诫越来越多的人保持清醒，我们才能够击败它，或是扭转它。
必须承认，哪怕仅仅只是匆匆看了一遍唐山和上海的现场视频，我仍然在明知道绝对安全的学校宿舍里，害怕地不敢睡觉。
这种害怕，并不仅仅是对自己身为一个女生，如何健康平安的走在阳光下这一无解问题的恐惧，也是对“我如此真实存在的社会为何会变得如此”这一问题的困惑。
刷了一天的微博、知乎、豆瓣、朋友圈，看了很多形形色色的观点，我发现仍然会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
为什么不强调单纯的正义和邪恶？
为什么不评判无可厚非的是与非？
为什么是性别？为什么非要强调性别？
就像每一种话语都蕴含着一种权力一样，就像每一种隐喻都代表着一种立场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又不能谈性别呢？
对于此次唐山的事件，或许大家说的没有错：它事关正义和邪恶，它明辨着对和错、是和非。但我相信，还是有人和我一样担心，对于此次事件的任何其他定义和阐释，都会或多或少消解着由它所引发的至今仍弥散在我们当中的关于性别、关于女性不平等的恐惧。而我不愿意也不会接受这种消解。
从人权的观点看，对妇女的暴力意味着作为独立个体的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缺乏安全，因此对妇女的暴力不仅意味着对某个女性的暴力和暴力类型，而意味着妇女作为整体处在缺失社会安全的地位上。
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观点看，对妇女的暴力根源于性别劳动分工所产生的父权统治，这种不平等的两性劳动分工导致了男权思想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
我们一次次强调性别，不是在宣扬性别对立，不是挑起立场纠纷，更不是无病呻吟（甚至是某些人眼里的“乱打拳”），我承认这不仅仅是一次“性别事件”。
但之所以仍愿意如此称它，是因为始终相信，就算事件落幕，就算施暴者得到妥善处理、被施暴者安然无恙，就算有一天它被淡忘了，如果我们不去一次次正视和强调其背后昭然若揭的这种不平等关系（或者仅仅是意识），那就不可能是终点。
就像我，仍然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个晚上，因为类似事件的再发生，惴惴不安难以入眠。
文/小可、羽生
审/大仁
图/网络
引用文献：
1.傅春晖,彭金定.话语权力关系的社会学诠释[J].求索,2007(05):79-80.
2.朱振明.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09):32-37+55.
3.章国锋.话语·权力·真理——社会正义与“话语的伦理”[J].社会科学,2006(02):186-192.
4.汤景泰.偏向与隐喻:论民粹主义舆论的原型叙事[J].国际新闻界,2015,37(09):23-35.
5.李红涛.已结束的“战争” 走不出的“迷宫”——“SARS十年”纪念报道中的隐喻运用与媒体记忆[J].新闻记者,2014(04):84-93.
6.佟新.不平等性别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中国家庭暴力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0(01):102-111.
7. 黄芸,胡阳.来自“对立”的认同:战争隐喻中的社会治理逻辑[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74(01):9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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