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社会的五重思考

任何社会事件背后都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事情，最近围绕疫情防控出现的舆论争执也是一样。先不说网络和现实中的偏差，单单说网络上，对同样的事情就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包括关注小镇的读者朋友们。

比如“动态清零”与“放开共存”的争执；比如围绕张文宏、上海乃至中医、西医之间的争执等等。小镇不想站队，仅仅分享下小镇对这种分歧严重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导致这种现象？小镇会由浅层到深层逐步推演。

第一层，是信息获取、发声更加容易导致的。

人与人的分歧并不是近几年才突然出现的，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个生活经历并不相同的个体组成，自然有各种想法。过去信息获取非常不容易，比如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一条几百公里外的消息加上胆子大，就可以成为万元户，这就是“倒买倒卖”的由来之一。

放到现在，信息如此发达，再想找到一个从来没有人想过、试过的领域基本不可能。就像很多朋友留言说应该如何如何做一样，其实早就有人在做了，有的国家也已经进行了规划。

又比如信息，过去想了解自己周围20公里以外信息，只能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期刊，所以在上世纪依靠报纸掀开了覆盖全国的大论战，极为深刻的谈论了到底如何开放的问题，统一了全国思想。

现在呢？还能找到这样全民参与同一个问题讨论的场所吗？还能像几十年前这样需要深思熟虑之后再表达观点吗?

信息获取太快了，每一个人不是愁信息匮乏，而是信息太多难以取舍，甚至导致碎片化信息盛行；每一个人发言的门槛也已经降低到近乎为零，随便说一句话就有可能被无数人看到，然而个体并没有跟上信息变革的速度。

这就导致了一个大问题：每一个人只不过是在网络上表达自己没有经过深刻思考、仅仅是当时的想法，并不觉得自己的一句话能真正影响全社会，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这么做的时候，一滴滴水也就汇聚成了巨浪。

类似的英国脱欧，很多英国人就是投着玩，觉得其他人一定会认真思考，自己投脱欧不会成真，反而会显得自己很酷、很有独立思想。结果呢，英国出乎多数人预料真的脱欧了。

第二层：数字时代的科技伦理

人类前行的每一步，不仅仅是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变革，还要从底层改变人类社会的伦理，为人类未来的探索定下一个边界。

过去这个重任在欧洲、美国身上，现在中国在数字时代已经走在了人类的最前沿，中国需要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为人类确定伦理的边界。

上个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就是要在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的当下，明确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这个点非常重要，小镇之后会单独谈谈。

回到今天的主题，数据时代也有科技伦理，而且与每一个人都有关，比如最典型的个人信息安全、算法推荐、信息茧房等等。

如果放任不管，只需要一些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就完全可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和行为，更不要说对一个人全面的挖掘、个人画像，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这导致分歧加剧，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听与自己不同的声音，“信息茧房”的影响下，个体在网络时代，基于自己的爱好获得的大多数信息、认识的大多数人都与自己有更为相似的想法，个人会觉得自己更加代表真理，看到与自己不同的，下意识就觉得这个人就是需要纠正的少数。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小镇与大家通过留言沟通近一年了，对此感触颇深，关注小镇的事实上也进入了一个“信息茧房”，但对一件事仍然有非常不同的声音。小镇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保持客观中立、实事求是，只要是有理有据的，无论支持还是反对，都会展示出来，希望读者朋友们能看到不同的思想，当然能有多少效果就不是小镇能决定的了。

到了第二层已经很难打破了，但接下来还有三层。

第三层：中国发展的不均衡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东部、中部、西部；一线、二线、三线以下、县城；城市与乡村；不同收入人群；男性与女性；前浪与后浪；等等，差异太大了。

对于生活较为富裕的人，他们实在无法想象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某网站曾经拍了个《后浪》的片子，很多人批评不接地气，但是对于一些群体，这真的是自己的生活，自己完全可以成为片中的“后浪”。

又比如某演员导演拍一部关于外卖员的小短片，她想象的最苦的生活就是在上海市中心租一个每月起码8千的房子，骑个只能跑40公里的小电驴送外卖，每天竟然要非常辛苦的送整整30单。平时还要看各种文艺的、高雅的书籍，有很浪漫的思想。

她是真的觉得，人再苦也就这样了。

这位导演拍摄的居住在上海市中心的“外卖员”

还有的谈穷人怎么熬过当前艰难的日子，有一位学者就说可以把空着的房子租出去、可以开车跑滴滴。

他是真的觉得穷人再穷也得有起码2套房、1辆车吧。

何不食肉糜真的不是笑话。国外也一样，比如某国元首就说吃不饱饭可以多吃肉。更多的不展开了吧？

第四层：快速发展的社会

中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史，虽然有所变革，但是一千多年前和一百多年前在很多方面是非常相似的，这背后自然是生产力的限制。

在生产力相对稳定的时期，整个社会的社会关系也相对稳定，那么不同群体之间的认知也相对稳定，能够发生冲突的点基本能够预测，经过长期的磨合，就有了解决这些冲突的办法，这些办法很多并不公平，但非常有用。

中国现在正处于几千年来变革最快速的时期，生产力仍然在不断提高、一夜暴富并非传说、社会远未固化，于是在国内就有了代表各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人群、思想。

一个快速变革的社会，思想的冲突自然更加激烈。这就好像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中国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思想的碰撞当然是好事，这说明社会仍然在向更高的层级跃升，而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超人类能够适应的层次。

这一层，点到为止，就不深入了。

第五层：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建议大家有兴趣的话都读一下，对理解现在和未来的世界非常有帮助，小镇强烈推荐。

在这本书里亨廷顿创造性的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为分析国际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文明冲突背后是经济、意识形态、文化等等因素复合而成的。

小镇觉得他的理论不仅仅适用于国际间，也适用于一个国家的内部。有不少读者留言说各种网特、水军等等，这些力量当然存在，但小镇从来不认为它们能有什么绝对性的作用，它们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小的。

但是它们可以制造舆论、加剧混乱。中国太大了，各个地区发展非常不同，沿海一些城市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西方思想影响比较大，而有的地区仍然在摸索市场经济，更有的还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

于是本来适用于分析国际间冲突的“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内部也出现了一些“文明”的冲突，国际和国内产生了互动。

这背后牵扯到了利益、思想、成长经历、一整个家庭和朋友圈，人本性是存在利己的、也难以超越自己的视角去考虑全局。那么做出的很多决策、说出去的话本来就代表了自己的立场。

那么又如何能达成一致呢？

比如疫情防控，对于有的地区、有的人群来说，其实是不怕被感染的，因为身体好、有钱有资源有社会影响力，他们有足够把握让自己和家庭免于病毒带来的危害；但是对其他地区、其他人群来说，面对病毒需要外界的帮助，靠自己是不可能过关的。

当然还有更加广大的群体，并没有多想，当面对防控带来的生活不便的时候就觉得还不如放开，但是一旦放开自己受到损害或者威胁，又会说为什么要放开。舆论就是这样变幻莫测。

这种复杂就对决策者和各级管理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如何处理的更加稳妥、以最小但是必需的成本实现最高的效率、尽可能减少对经济和生活的影响，非常见水平。

但无论怎么做，有一个道理需要好好体会：那就是快速响应，因时因势而变，这就是小镇在《君之疾在腠理》这一篇已经讲过的道理，放在疫情防控上也是一样的。

当确诊刚刚发生，需要做的是立刻防止病毒扩散，马上就要社区范围快速监测，把病毒一定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一定要比病毒传播速度更快，一定要为行动留足时间。当发现病毒已经超过封堵范围，就必须立刻扩大、减少流动，直至全区、全城全员核酸。

要分层、也要有决断和准备。一开始刚有零星的时候，直接全区全城去做，这当然是浪费，也是半月谈专门刊文批评的；一定要有层次，适度超过必需的投入，损失会小的多。

把现实的问题处理好了，一切就都好做了，但这需要更多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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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从底层构建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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