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继平 | 鲁迅晚年与日本三大文人的交往史实考订

引言

在1935年5月至1936年2月这段为时十个月的时间里，鲁迅在上海分别会见了三位日本文坛超重量级人物。他们是白桦派著名作家长与善郎、享誉国际的大诗人野口米次郎和新感觉派代表横光利一。鲁迅跟长与善郎和野口米次郎的会谈在过去还引出了不少尖锐且敏感的争议。然而这三次历史性会晤涉及方方面面，至今仍然有一些相当实质性的问题没有澄清。笔者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颇多，例如史料的选择使用上欠缺考量，过分依赖在场人事隔多年的回忆录以及日方史料不足等等。

回顾过去的研究，我们会发现30年代鲁迅的日本观以及跟日本人的频繁交往每每引起中国研究界的热议。其焦点无非集中在两大问题上。一是30年代鲁迅的民族意识究竟如何；二是鲁迅怎样估计中日关系的发展。在这两大问题上，笔者认为只有把握历史的真实，才能排除各种非理性认识对学术的干扰。

著名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生前说过：“对待日本和日本人，鲁迅直至去世都持有一种信任和爱的情感”。事实上，这句话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日两国的鲁迅研究。然而在笔者看来，只需认真研读30年代鲁迅日记和书信，特别是对“一．二八事变”以后鲁迅的情感和态度上的变化有了精准的认知之后，也许我们会摒弃先入之见，更加实事求是地判断鲁迅“对待日本和日本人”的“信任和爱的情感”究竟是否“直至去世都持有”。

笔者将本论文考察的三次会见视为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本文旨在通过史实考察的实证手段来探讨“一．二八事变”以后鲁迅对待日本和日本人的“情感”上的变化以及对中日关系的预测。

一 、鲁迅与长与善郎会谈的问题所在

鲁迅与长与善郎会见以后当事人双方留下的文字如下。

①鲁迅日记（1935.5.19）“晚内山君邀往新半斋夜饭，同席共十二人。”

②鲁迅致增田涉信（1935.7.17）“本月的《经济往来》你看过没有？其中有长与善郎的文章《会见XX的晚上》，对我颇表不满……。” 

③鲁迅致增田涉信（1935.8.1）“那时候长与氏不知是正同别人谈着话，还是想着别的事情，只摘用我末尾的话，就断定‘阴黯、阴黯’。假如突然就讲那样的话，那就实在太愚蠢，并不仅仅是什么‘凶险，阴黯’的问题。总之，我与长与氏的会见，彼此都不愉快。” 

④长与善郎《会见鲁迅之夜》（日文『魯迅に遇った夜』），初出1935年7月日本《经济往来》。

以上文字无疑属于最直接且翔实的史料。关于这次会谈，鲁迅日记只有史料①所示一句话，而且并未言明是见长与善郎，倒是在致增田涉的信中提到长与的姓名。而长与善郎会见后在第一时间里就写下了散记《会见鲁迅之夜》。这篇散记过去曾有陈福康撰文提到过，并披露曾有从日本学者丸山升那里获得过这两份日文原始资料。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觉得这里面仍有不少问题悬而未决。由于篇幅所限，以下在披露新史实的同时，针对问题的焦点进行梳理分析并尝试导出新的结论。

据长与善郎散记描述，1935年5月18日他带着台湾青年翻译徐炳南自上海到杭州，按照接待方满铁上海事务所的计划在杭州观光并留宿一晚。当晚偶遇中国通松村雄藏（日本驻杭领事馆副领事）。游完西湖之后，便乘坐翌日午后两点过的火车离杭返沪。负责在沪接待日本新闻联合上海支社社长松本重治之前已经安排好19日当晚七点跟鲁迅的会谈。长与善郎的家兄长与裕吉时任日本新闻联合总社社长，松本是下级，属于奉命接待。松本安排的日程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与“当今支那文学领域头号人物”鲁迅会谈。这一称谓是长与在散记中转述的松本的原话。长与告诉松本说在北京听说鲁迅近来不愿见生人，担心鲁迅不见。松本自己也不认识鲁迅，便提出去请内山书店老板牵线搭桥，并告知长与内山多次帮助鲁迅避难有恩于彼，只要内山老板答应出面，鲁迅不可能不给面子。为此，松本还特意带领长与登门拜访了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不巧老板内山完造不在。没想到第二天长与却收到了内山书店托松本转来的宴会请柬。

尽管5月19日之前内山完造和鲁迅都不认识主宾长与善郎，但内山跟松本很熟。他不仅欣然应允松本的恳请带不愿见生人的鲁迅出席晚宴会见“主宾”长与，而且还主动替松本尽地主之谊。同日鲁迅日记称“晚内山君邀往新半斋夜饭，同席共十二人”，说明鲁迅知道当晚做东的是内山老板。

那么，鲁迅长与会见的问题焦点在哪里呢？

首先，鲁迅分别在同年7月17日和8月1日致增田涉的两封信里说的两句话不容忽视。一是说长与对自己“很不满”，另一句话“彼此都不愉快”则近乎某种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句话是在鲁迅读了长与散记之后说的。话不但说得很重，而且还有明显的针对性。

然而笔者反复研读了长与散记《会见鲁迅之夜》，结果并未确认到作者长与在文中流露出什么跟鲁迅会见后有不快之感。散记中提到鲁迅绘声绘色描述所见到“黑檀或阴沉木”棺材，一时竟有了“想爬进去的冲动”，只是觉得鲁迅在餐桌上讲那种“过于刺激的虚无恶搞笑话”有点不分场合，“让一桌人觉得没意思”。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也提到“有爬棺材冲动”的同一情节，但却发泄不满说长与将自己（鲁迅）描绘成“阴黯、阴黯”的人，实属不顾前因后果关系的断章取义。

就此问题，笔者产生了疑问：为何鲁迅一面赞长与为“古风的人道主义者”，一面又对弟子增田涉发泄对长与的不满呢？这种不满的背后，是否还有鲁迅不愿挑明的更为重要的原因？

通过考察得知，鲁迅对长与善郎的不满，远不止“断章取义”的描写导致形象有损这一点。事实上还有几个不但鲁迅本人没有言及，甚至研究者们过去也多有忽视的原因。

长与善郎

让我们先从小事说起。据散记描述，长与见到鲁迅时开口便说自己从北平过来，在那里见了周作人。众所周知，周氏兄弟自1922年7月19日起一直处于严重“失和”状态。长与比鲁迅小7岁，初次见面开口失敬，难免鲁迅心中不快。

其实，导致鲁迅不愉快的深层原因在长与散记里面。长与这样写道，“其实鲁迅看上去再随和给人感觉再不错，却也不是那种能够敞开胸襟无所顾畅所欲言的那种人”。“何况自己在北平听说他跟自己的亲弟弟周作人君不仅性格不合，而且兄弟俩各自信奉的东西也大相径庭，所以兄弟二人几乎完全处于绝缘状态”。就连长与自己也承认跟鲁迅见面时“故意扮出一副全然不知鲁迅兄弟骨肉之间发生的事的样子”。在鲁迅看来，长与对自己的描述不但有故意歪曲之嫌，而且为人很不友好。

鲁迅跟长与素昧平生，上海会见当属首次。笔者认为，鲁迅在信中对增田涉所说跟长与之间的相互“不愉快”，应该包括两种不同层次的成分。一是会见当时单凭感觉产生的一种浅层次的不愉快，而更深层次的“不愉快”，则应该是事后读到长与散记了解真相之后产生的“厌”甚至是“怒”。

再看第二件事。长与散记中，作者仅凭印象用了不少文字对周作人与鲁迅做了几个方面的对比。一是赞周作人日语非常好，说鲁迅虽也能用日语会话，但语音语调听起来却很费力；二是赞周作人身为北大教授生活安稳，能够专心致力于日本文学史方面的研究。论性格，寡言少语且温文儒雅，而创作家鲁迅胸中仿佛有一把郁闷之火，不太自然的只言片语中，闪现出某种热情、焦虑和思想。

第三件事，起因于长与散记中所记作者与松本支社长之间的一段对话。长与在北京听说鲁迅不见来客，问松本如何能请得动鲁迅。松本告诉他说“的确，几乎不见客。不过只要内山老板发话，他不会不见的”。理由是“鲁迅遇到险情时不但受到过内山老板的庇护，而且很多方面都是得到内山老板的照顾的”。这里说的“险情”确实不假，指的是“一．二八事变”发生时针对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大搜查的紧急避难，但是对鲁迅来说，看到自己这种“受恩于人”被素不相识的人利用来达到别的目的难免生出一种被绑架的感觉。

第四件事，散记显示出作者对鲁迅观察的皮相。长与作为著名文学家，照理说访华之前对鲁迅是有一定了解的。事实上，由于1932年11月井上红梅的日译本《鲁迅全集》（改造社出版）的出版，鲁迅在日本读书界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然而长与善郎在散记中称自己只读过《鸭的喜剧》一篇。提到《鸭的喜剧》这篇作品，必然涉及到长与到底是在哪里读到的这个问题。陈福康曾指出是在日本《古东多万》杂志1931年第2期上。然而经笔者核查，该期杂志刊登的那篇鲁迅作品的译文并非《鸭的喜剧》，而是《上海文艺之一瞥》。笔者查到的《鸭的喜剧》的日译版本，收在1932年11月日本改造社出版的井上红梅译《鲁迅全集》里。

既然长与连鲁迅早期代表作《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都不知道，只偶然读过一个小短篇《鸭的喜剧》，可以说对鲁迅根本谈不上什么了解。其实，问题就出在他凭借这种肤浅皮相的认知来对鲁迅做判断。在他看来，鲁迅“看上去跟朴实温厚的普通人无甚区别”。按照他之前的想象，鲁迅“本应该是一位性格开朗柔和的中年大家。经验丰富且深思熟虑，即便有焦虑却会深藏不露，会显示出极好的修养”。然而见到鲁迅本人，让他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反差，因为会见鲁迅给他的感觉“事实上却正好相反。即便不给人留下凶险、阴暗、锋芒毕露的坏印象，也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试想，看到日本作家长与善郎这般描写，鲁迅心中会有怎样的感觉？就事论事，笔者认为问题的严重性就出在长与将与鲁迅初次见面的肤浅认知当成“事实”来写。而且，“即便不给人留下凶险、阴暗、锋芒毕露的坏印象，也会让人觉得不舒服”这样貌似委婉但相当阴狠的表达方式严重地歪曲了鲁迅形象。笔者看来，鲁迅虽然在日记和致友人的私信里并未把话说开说透，但心里应该已经形成了一个难以打开的怨结。

1935年5月对长与善郎的不满还未消除，10月份鲁迅又跟日本著名诗人野口米次郎见了一面。可以说这次会见直接导致了鲁迅对日本“绝望”的升级。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情感变化由于不愉快的积累终于突破了临界点作为愤怒之火喷发了出来。笔者认为，鲁迅在1936年2月写下的，“我觉得日本作者与支那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和名人的会见，还是停止为妙”这些话，毫无疑问是鲁迅生前最后得出的重要结论。

二 、鲁迅与野口米次郎会谈的问题所在

先看鲁迅与野口米次郎会见后当事人留下的文字史料。

① 鲁迅日记（1935.10.21）“午朝日新闻支社仲居君邀饮于六三园，同席有野口米次郎，内山二氏。”

② 鲁迅致增田涉信（1936.2.3）“和名人的会见，也还是停止为妙。野口先生的文章，没有将我所讲的全部写进去，所写部分，恐怕也为了发表的缘故，而没有按原样写……。”

③野口米次郎《与鲁迅交谈》（日文『魯迅と語る』），《朝日新闻》（1935.11.12）。

④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的一件小事》，原载1956年10月7日上海《劳动报》。

关于鲁迅与野口米次郎的会见，当时在场的内山完造在1938年至1956年这个时间段里先后在各大报刊杂志社主办的回忆鲁迅的座谈会上多次言及 。由于内山完造各次回忆的史实描述出入较大，笔者认为不宜作为原始史料使用，在此仅选用描述较为详细的一篇作为参考，其他恕不引用。  

如果说鲁迅与长与善郎会见彼此的不愉快主要体现为感情上的较劲，那么与野口米次郎会见造成的不快则更多的基于鲁迅冷彻的理性判断。接下来看相关核心问题。

野口米次郎比鲁迅年长6岁。作为诗人少年得志，18岁留美，能用英日两种语言写诗和出版诗集，30岁出任庆应大学文学系主任教授。据野口散记《与鲁迅交谈》描述，当时他肩负国家使命赴印度访问加尔各答大学途中来到上海走访鲁迅。野口本人与鲁迅互不相识，他利用的渠道是《朝日新闻》上海支局长木下猛，木下猛再找到熟知鲁迅的内山书店老板约请鲁迅面谈。内山完造通过木下得知野口的身份和此行目的，为了促成野口与鲁迅的会谈，专门在离鲁迅宅不远的一家名叫“六三园”的高级日餐馆。

先来看鲁迅本人对这次会见的评价。在1936年2月3日致增田涉的信中，鲁迅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彼此不愉快”，但总体评价仍然是“不满”。这种不满是责怪“野口先生的文章，没有将我所讲的全部写进去，所写部分，恐怕也为了发表的缘故，而没有按原样写”。

其实鲁迅在此提出的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一是说野口只写出了他们谈话的一部分。二是指出“没有按原样去写”，不乏责怪语气。其实前一句无可非议，因为那天鲁迅格外健谈，天南地北不可能全部写进散记。但后一句听上去话中有话。没说透的意思是：“原来的谈话并非那个样子”。这些话是鲁迅看到野口散记《与鲁迅交谈》之后说的，如果真如鲁迅所说，新的问题就来了：鲁迅跟野口交谈的真实内容究竟是什么？

遗憾的是我们只能读到野口单方的描述，而无法从另一方鲁迅那里找到任何对证。唯一可以视为参考的，是当时在场作陪的内山完造时隔数年后在多种回忆鲁迅的场合不止一次提到会谈中鲁迅跟野口之间的冲突。从时间上讲，内山讲那些话至少是在野口散记《与鲁迅交谈》公开发表4年后。仅就冲突这一基本事实而言，两人的文字描述大致吻合。内山谈话虽然前后有描述上的差异，但至少可以视作野口散记并非无中生有的一种旁证。

野口描述的鲁迅印象，是鲁迅“手中把玩着小酒盅”，大谈特谈中国历史和一些敏感的时政问题，而且无所忌讳。总体“感觉就像一树老梅”。读来让人觉得并无贬低鲁迅之意。野口还专门提到，“要是没有《朝日新闻》上海支局长木下君和内山书店老板尽心尽力的陪客，恐怕今天不会跟鲁迅会谈得那么愉快”。不难看出，野口本人对该次会谈是满意的。

野口米次郎

那么鲁迅又是怎样看野口的呢？会见之前，鲁迅对野口米次郎是有一定了解或曰敬仰之情的。笔者提出这样的观点有两个依据。第一是鲁迅早在1929年6月就从野口的《爱尔兰情调》[8]中选译过一章《爱尔兰文学之回顾》，刊登在《奔流》2卷2期上，并在1929年5月10日写下的《编校后记》中赞野口“简明扼要，于爱尔兰文学运动的来因去果，是说得了了分明的”。另据野口《与鲁迅交谈》记载，会见时鲁迅自己告诉野口“你的英文诗集《情自东海》（From the Eastern Sea）轰动读书界的时候，我正在仙台学医”。由此看出鲁迅不仅自留学时期就是野口诗歌的读者，自己还翻译发表过其作品。第二个依据是野口在《与鲁迅交谈》中披露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过去无人提及，鉴于把握这段话对深入了解鲁迅思想的重要性，在此特从原文史料中拙译出。野口这样写道：

    “政府对你的迫害依然很厉害吗？”我问他。

    “在支那，自古都是当权者召集学者并让他们写文章。要是发现文章里面有反对的意思，当权者就立刻砍了作者的头。别的国家很自然的事情在支那就不自然，别的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支那就可能发生。我也不知道当今政府讨厌我的理由是什么。我猜是不喜欢我太诚实。我是想让国家多少变得好点，可政府官员却无所谓。我同情自己的同胞千方设法想让他们变得聪明一点，可政府官员却认为现状就很好。我替支那的未来担忧，可政府官员只顾眼前。”

    “原以为你是个虚无主义思想家呢，原来你是个爱国者”，我对他低声说道，注视着他的脸看他会说什么。

观察鲁迅对野口谈话的口气和所谈内容，我们几乎感觉不到跟长与善郎谈话时那种心理戒备。野口提到会见时鲁迅“大谈特谈中国历史和一些敏感的时政问题，而且无所忌讳”，指的应该就是这段话。从文脉上看，这些文字在表达上或许跟鲁迅的原话不一定完全吻合，但笔者认为其核心思想和主旨未变。鲁迅之所以在野口面前“无所忌讳”，是因为在当时的鲁迅心目中，野口米次郎是一位大胆超越狭隘民族主义观念并擅长写“越境诗”的纯诗人。

然而，“愉快的”会谈临近结束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鲁迅始料未及的事。鲁迅不但对野口提出的问题惊愕不堪，而且为了某种立场不得不以反唇相讥的形式作为回击，结果当面让野口下不来台。在《与鲁迅交谈》以直接引用的形式披露完鲁迅的反驳话语之后，野口写道“我跟鲁迅的会谈到此打住”。其间彼此的尴尬表露无遗。关于这一“突发事件”的细节，可以根据野口散记《与鲁迅交谈》和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的一件小事》两份资料得到验证。而鲁迅本人对此没有言及。

上述两份文字材料这样描述：会谈临近结束时，野口突然问鲁迅，“就像英国人在印度，要是贵国也像雇管家婆那样去雇某国来替贵国管理自己的国家，一般民众也许会更幸福呢，对吧？”。

鲁迅稍事沉吟便反唇相讥，“如果终归要受人剥削的话，中国人宁可被本国人剥削。话说白了，财产与其让外国人攫去，还不如让自己的儿子拿去花掉的好……毕竟这里面有个情感问题”。

这段对话笔者译自野口米次郎以《渡印通信第一回、魯迅と語る》为题发表在1935年11月12日《东京朝日新闻》上的日文原文。从核心内容上看，与过去研究界习惯引用的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的一件小事》无太大差异。内山最早描述这段对话是在1938年，后来的几次描述显出益发感情化的倾向。例如1938年时说，“倘若到了这地步，那便是感情问题了。一份家产，与其让强盗抢走，倒不如让自己的败家子花光，同样一条命，与其让强盗夺走倒不如交给自己喜欢的人”，而在1942年却说，“实际上日本并未发挥相帮的作用，虽然中日两国各有长短，而中国的不足在于政治和军事，但倘若发生诸如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的事，那中国就麻烦了。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拯救中国的四万万民众”。显然内山在回忆转述鲁迅话时夹入了自己的理解。

1935年10月21日，鲁迅与内山完造（左一）、野口米次郎（右一）摄于上海闸北六三园

必须指出，过去的研究论文，在谈到鲁迅跟野口这段针锋相对的谈话时都忽略了其中的“对话文脉”。重读野口散记以及有关研究论文，笔者发现这里面有两个重要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澄清。

第一个问题：被视为野口挑战鲁迅民族情感底线的那段话是怎样引出来的？有何背景？

在会谈中，野口一面赞鲁迅为“爱国者”，一面对鲁迅提出不如雇某国来替中国政府管理中国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从二人谈话的“文脉”上看，这些话是顺着鲁迅的中国民众话题提出来的。尽管话锋有转，但未必属于节外生枝。是鲁迅先谈到了中国的民众问题，才引出了野口的提问。下面鲁迅这段话，过去的研究似乎都有忽略。

鲁迅说，“一般民众固然值得同情，但他们也有的幸运的一面，即他们跟当下政治全然无关。谁当与不当权对他们来说完全无所谓，他们不用脑子去思考，如蚁如蜂一般活着。打自有了国家，他们的存在就与政治无关，故即便支那亡了，支那人这个民族也永远不会亡”。

鲁迅是在批评中国民众对政治和对自己的命运漠不关心。野口转述的这些话反映出了鲁迅一贯的性格。鲁迅当初弃医从文，正如他自己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唤醒在铁屋子里昏睡的民众去打碎黑暗的铁屋子。然而，30年代的鲁迅在这个问题上变得非常失望和悲哀，而这种悲哀中渗出的是一种深切的文化焦虑。因为他洞察到了中国民众从古至今根本就不关心这个国家的命运。

也就是在鲁迅哀叹“这届民众也不行”的时候，野口米次郎顺势接过话茬，提出了为何不效仿印度请某个国家来代为管理贵国这个话题。其中潜台词无非是“你们支那人自己都不管自己的国家，为何不请我们日本人来帮管？”野口说的“某个国家”特指日本，这一点应该说毋庸置疑，而且不限于中国学者单方的理解。然而，日本学者多把野口说这段话的原因归咎于“是对于对方所拥有的历史、对于对方与自己所处的地位的无知和无感觉”，而并未对其进行深究。

笔者认为重新考察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回到1935年那个特殊的时代语境，将中日关系，两国作家的民族立场等要素都纳入视野。我们是不是该问：野口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践踏鲁迅民族立场的“建议”？这种建议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理念？而这种理念与当时日本对外扩张的国策之间有无关系？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过去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尚可商榷。

考察同一问题的先行研究，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丸山升的观点在国内比较有影响。丸山升在《鲁迅与日本人》中谈及鲁迅跟野口米次郎的关系，认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想象他（野口）有一种世界主义者的感觉，这种感觉左右了他的想法，而他的想法本身是应该与当时的大日本帝国主义加以区别的”。尽管这种表达委婉的观点基于日本学者的“个人想象”，但该文发表以后，对此问题国内不再看到有质疑。过去主流观点的思路是“从好的方面来理解野口”，即一方面承认野口那番话刺伤了鲁迅的民族感情，但同时也割断了该思想与“大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关联。

然而通过史料考察，我们至少有了理由去认真考虑从“别的方面”去尝试理解野口说的那些话和鲁迅的愤怒。如果我们将鲁迅批评野口散记不符合会谈“原样”看作是鲁迅表达的一种不满，那么就有必要搞清楚鲁迅对野口的不满到底针对什么。也许野口那番话对鲁迅个人来说并无恶意，但野口摆出的那种来自“东洋强国”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毕竟严重伤害了鲁迅作为中国人的民族立场。我们从鲁迅当场给予反驳的强烈语气中，完全能够感受到鲁迅胸中怒火的喷发。

 事实上，鲁迅以牙还牙式反击出手也相当重。言下之意不外乎是：既然你要为外国人（主客皆心知肚明特指日本人）统治中国找依据，其真正目的不过是攫取中国的财富罢了。作为中国人，自家财富宁可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败家子拿去用拿去花，也比被外国人抢夺走要强！

至此，笔者想要提出一个过去似乎很少言及的问题——鲁迅的政治嗅觉。

鲁迅对长与善郎和野口米次郎的了解，可以说皆仅限于青年时代的认识。从时间上讲，尽管鲁迅不可能不知道30年代初日本共产党和大多数左翼文学家在狱中屈服于国家机器的暴力而宣布以放弃信仰为条件的“转向”，但是，在1935年这个历史时间里，他不可能预见到这种大批日本左翼知识精英的“信仰放弃”会发展到“七七事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日本帝国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国策的群体性支持。落实到具体人头上说，从时间上讲鲁迅不可能预见到他心目中那位“发挥了古风的人道主义者”长与善郎1942年会成为极右国策团体“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核心骨干，也不可能看到野口米次郎在二战中会写出的像《文艺殿》（1943）《关于传统》（1943）《八纮颂一百篇》（1944）一类为“大东亚共荣”国策大唱赞歌的诗集和随笔。但是，鲁迅毕竟是斗士，他凭着自己敏感的政治嗅觉，从对方高调的言谈举止中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日本文化人赞同并支持日本向外扩张的思想倾向。

可以看到，针对当时中日两国交恶背景下的文人交流，鲁迅在1936年2月3日致增田涉的信所说的那句让世人震惊的话可谓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鲁迅说，“我觉得日本的作者与支那的作者之间的意向，暂时很难沟通。首先境遇与生活皆不同”。笔者认为这句话非常准确地表明了1936年初鲁迅对中日问题的新立场和新态度。在那之前，就中日两国文学家之间基于善意的文化交流和观点切磋而论，鲁迅可谓素来持积极态度。然而随着中日两国事态的不断恶化，在鲁迅面前出现的日本文化人开始表现出各种丑态。鲁迅出于高度的政治警觉，意识到他们由于“境遇与生活皆不同”，难免以领导“东亚共荣”的姿态出现。在鲁迅看来，既然彼此“很难沟通”，故这种交往“还是停止为妙”。在此，我们通过鲁迅得出的充满悲观和幻灭感的结论，可以观察到时至1936年鲁迅日本观的骤变。

三、鲁迅与横光利一会见考察引出的新史料

虽然鲁迅在1936年2月初致增田涉的信中说“和名人的会见，还是停止为妙”，但查鲁迅日记，实际上就在同月下旬（24日）还是跟日本著名文学家新感觉派代表人物横光利一见过一面。然而，不仅是鲁迅日记只字未提到横光利一的名字，过去的研究也无人提到过鲁迅跟横光利一的那次会见。

横光利一

关于这次会见，横光利一在事后留下了一篇题为《抵达巴黎之前（第一封信）》的散记。至于横光利一为何来上海，经考察得知以下内容:

1936年2月，日本笔会专为作家横光利一赴欧洲考察举行了送别会。之前横光作为特派员受聘于《东京日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两大报。赴欧之行于2月20日乘坐日本邮船箱根丸号由神户港出发,1936年2月24日横光利一来到上海是因为所乘邮船需要补充给养而临时停靠上海，规定上岸逗留的时间总共十小时余。作为《东京日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两大报的特派员，横光的使命是赴欧采访，故上岸后造访鲁迅纯属“顺访”。同年5月，横光在赴欧罗巴途中发表了2月24日在上海跟鲁迅会见之后写下散记。下面摘录一段涉及会见鲁迅的文字。

    “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点半抵上海。至友人今鹰家正上楼梯，听得楼下有人大声在喊，一看下面原来是山本实彦先生。本想下去跟他聊几句，可转念又觉着还没跟今鹰打个招呼，于是径直上二楼喝了一杯茶，跟着就下楼进了内山书店。鲁迅、山本实彦和内山书店老板三人已经在书店里等着了。鲁迅说由于昨晚为改造社写稿熬了通宵，面色苍白胡子拉碴却长得一口好牙。之后，跟他们几位去南京路新雅餐厅蹭了一顿中华料理。” 

根据横光利一当时写下的这段文字以及笔者掌握的相关资料，至少弄清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横光上岸后到北四川路不是为了见鲁迅，是为了看望一个姓今鹰的友人。横光早在1928年初访上海时就与鲁迅认识。第二，安排横光利一和鲁迅会见的是内山完造。内山事前从住在书店二楼的日本人今鹰那里获悉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横光利一将要来访，故有心安排了鲁迅与之会见。而南京路上新雅餐厅的9人午餐，则是跟横光利一关系颇深的大出版商山本实彦提议并招待的。请客的理由是替横光利一当夜离沪赴欧壮行，故同席鲁迅及内山完造等7人皆为陪客。第三，横光散记并未涉及与鲁迅交谈的内容，对再次见到鲁迅的印象只有一句话，即“面色苍白胡子拉碴却长得一口好牙”。

笔者近时考察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当年的著述，发现了他当时回日本后立即写了一篇题为《从上海到S》的随笔发表在同年第6期《文艺》上。文中提到：“席间鲁迅与横光君二人的谈话虽然没有围绕文学问题方面的争执，但无论是文学方向、文学目的还是兴趣爱好，二人之间差别悬殊，这一点通过杂谈闲聊得到了确认”。

笔者认为，早在1932年在日本最早翻译出版《鲁迅全集》的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可以说对鲁迅有着特别的关注。熟知鲁迅和横光的他当时写下的这段话，从侧面证实了鲁迅跟横光之间有着较深的隔阂，同时也为我们理解鲁迅日记完全不提横光名字这一点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材料。

横光散记中说鲁迅“由于昨晚为改造社写稿熬了通宵”，指的是鲁迅为了赶在山本实彦回国之前写好答应给《改造》的文章。横光跟山本原有持续十余年的私交。当时山本在上海逗留，是打算拿到鲁迅稿之后再回日本。而鲁迅稿到手之前，山本并不知道鲁迅要写什么。他拿到鲁迅给他的日文稿《私は人をだましたい》之后即刻返日，并在同年第4期《改造》上刊出了这篇文章。据鲁迅日记（1936.3.23）记载，同期《改造》于当日寄到了鲁迅手中，随即被鲁迅自译成汉语《我要骗人》，并发表于同年6月上海《文学丛报》第3期。

横光利一提到的这篇鲁迅熬夜赶写的文章不过二千余字，但从内容上看，笔者认为它却是鲁迅于突然病逝之前针对中日关系所作的最直白的一次观点和预测的表露。特别是在第15段落中写道：

“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日中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

我们可以理解为1936年鲁迅看到了“日中亲善”进一步“增进”前景里两个鲜明的景象。其一是“排日”将会被视为“国贼”加以镇压；其二是“到处”都是“闪烁着”太阳旗的断头台。鲁迅的这种“前景预测”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打着“日支亲善”旗号残酷镇压中国抗日的侵略行径。而这种预测，1937年以后无一不被沦陷区的历史真实所验证。

由于日文版在日发表时“上海”、“死尸”、“俘虏”以及“太阳的圆圈”这一明显指代日本太阳旗的词语统统都被删除，所以日文读起来很不易懂。同年4月鲁迅将它译成中文并逐一补进了那些被《改造》编辑部删去了的文字。当6月份这篇译文在《文学丛报》上刊载出来的时候，人们才真正读懂了它真正的含义。

四、 结语

以上通过史实细节的考察，我们看到鲁迅在“一．二八事变”以后的日本观以及跟日本文人的交往姿态上有了较为显著的变化。我们知道30年代初内山书店以鲁迅为中心的“文艺漫谈会”的盛况，在上海的日本文人骚客报刊记者以及众多的中国文艺青年男女，谁都可以成为内山书店的座上客，谁都能参加定期举行的“文艺漫谈”。然而，那种畅所欲言的自由而轻松的空气在“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很快有了变化。鲁迅变得小心谨慎，哪怕对有恩于己的日本人内山完造。尽管鲁迅自己在1933年7月的《伪自由书》后记中还高度评价内山“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买人血”，但在内山完造本人看来，鲁迅变了。因为感觉到事变之后“先生再也没有当着我的面说过日本的事了”。通过史料考察可以观察到，1935年鲁迅分别跟当下日本两大文人长与善郎和野口米次郎的会谈话题几乎无不围绕中日关系展开，但会谈的结果都事与愿违，导致鲁迅对日本以及日本人的“不愉快”和不信任的升级。

内山书店——30年代初重要的文艺交流场所

围绕鲁迅与横光利一会见的考察，我们至少依据在场人提供的新史料作为旁证，了解到二人因立场不同而几乎彼此无话。至于所谓的立场不同，主要还是因为政治立场和文学观方面的隔阂。查史料得知，横光自30年代后期就显示出明显的极端右翼倾向。1942年5月“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时横光利一出任总会下属最庞大的小说分会干事长，并亲自起草了“大东亚文学者会议”的参加者誓词。

自1936年初春开始，鲁迅的病情时好时坏。查阅鲁迅日记必定会留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病情稍有好转，不像过去总是去内山书店聊天，而是多携家人去市里电影院看电影了。笔者将此现象理解为鲁迅晚年对时局的厌腻和绝望以及对笼罩弥漫“魔都”的那种异样“日支亲善”氛围的消极躲避。直至最后执意取消内山完造安排的日本长崎云仙温泉乡养病之行，想必也是为了同一个原因。

（作者单位：日本福冈女子大学国际文理学部）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本论文刊载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3月

本期编辑：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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