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志辉 | 钱玄同致沈兼士未刊信札四封考释

汤志辉

钱玄同（1887—1939），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语言文字学家，浙江吴兴人。原名夏，字中季，少号德潜，又号疑古。早年留学日本，与鲁迅、许寿裳等从章太炎学习国学。1910年回国，在浙江海宁、嘉兴等中学任国文教员。1913年9月至北京，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和附中国文教员。1915年任国文部教授兼北京大学教授。1917年参加“国语研究会”，以后任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及主任，并继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课，以讲音韵学为主。钱玄同是传统音韵学家，又注意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因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著有《文字学音篇》等。

钱玄同

沈兼士（1887—1947），语言文字学家、明清档案专家，籍贯浙江吴兴，生于陕西汉阴。1905年与兄沈尹默自费东渡日本，入东京物理学校。时章太炎居东瀛，沈兼士拜其门下，并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主任，1926年后任厦门大学国文系主任兼国学研究所主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及代理校长等职，并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员等。沈兼士创立了汉语“文字画”“初期意符字”等学说，是清末档案整理的开拓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白话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著有《文字形义学》、《广韵声系》、《段砚斋杂文》、《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等。

沈兼士

笔者在北京大学档案馆查阅档案时，发现钱玄同致沈兼士未刊信札四封。 钱玄同与沈兼士都从章太炎习传统“小学”，又曾同在北京大学教授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他俩常就一些“小学”问题进行讨论，这在钱玄同日记中有记载。这四封信札主要涉及的是两人对文字学的讨论，通过这几封信可以看到钱玄同对文字学一些观点的形成过程，其中还有一封残信涉及鲁迅对文字字形的看法，具有重要价值。目前收录钱玄同信札最全的是200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钱玄同文集》（第六卷），经核查，本文四封信札均未被收入，现整理出来，略加考释，以飨大家。

一

兼士兄：

半年没有看见你了，你近来好阿！你以前问我要莑仙 的《文字学形义篇》。我老没有寄给你；现在我编（笔者注：缺，原信部分遗失），究化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字形，如·×＋之类，是表一种意思的记号。者（这）个话，我很以为然。近来同周豫才（别名唐俟，又名鲁迅）谈到此事；他也有此类的议论。我请它（他）把已见到的写一点给我。现在要请你也把已见到的随时草草录出寄给我看看。我现在正在编大学本科的新讲义，尽变从前旧面目。现在《第一讲》论《字形变迁》的，已经做好，先在《月刊》一、二两期上发表。以后编到《字的构成法》那一讲，很要借重你同豫才两人；并且决不没善，一定要说明吾友沈兼士君怎样说，吾友周豫才君怎样说。千请随时写示，为感为讬。还有一句话要来问你：那龟甲同钟鼎你现在相信不相信？请你告诉我。我觉得钟鼎里容或有假的；若龟甲，似乎靠得住也。许老头儿 讲会意字，往往靠不住；我以为可信的很少。你道对不对？

天冷了，临流洗脚，恐怕要“不合时宜”了。

弟玄同。七，十二，廿二

此函写于1918年，钱玄同在北京大学任教，信函主要讲钱玄同向沈兼士请教文字学方面的问题。此时钱玄同正在编大学讲义，需要此类材料。函中“你以前问我要莑仙的《文字学形义篇》”，此时朱蓬仙是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讲授文字学（形体之部），北大国文系文字学分为三门课程分别为声韵之部、形体之部、训诂之部。《文字学形义篇》是朱蓬仙所编上课之讲义。钱玄同担任声韵之部，编有讲义《文字学音篇》，在该书再版序言中，钱玄同道：“这部《文字学音篇》，是我在一九一七年教北大预科生的。当时我底亡友朱蓬仙君（名宗莱）担任编《形义篇》，我担任编《音篇》，所以将彼等分成两册。朱君底《形义篇》，持论既精当，行文亦简明，比我底《音篇》要好的多。现在他已经死了（他死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他底《形义篇》，外面要买彼的人很多，我们也觉得彼是有价值的，所以去年曾经再版一次。至于我这部《音篇》，实在编的太不成东西了。”  沈兼士想借朱蓬仙的《文字学形义篇》，是因为他在北京大学本科教文字学，大概是想借来参考，他编有《文字形义学》一书。

“现在我编（笔者注：缺，原信部分遗失），究化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字形，如•×＋之类，是表一种意思的记号。”原信中间部分遗失，但从信件前后，并结合钱玄同此段时间的日记，可知钱玄同正在编《文字学讲义》。 此前钱玄同已编有《文字学音篇》，这里是想编关于文字学形体方面的讲义，现在六卷本的《钱玄同文集》并没有关于文字学形体方面的讲义，只有他信中所说发表在《北京大学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不知是钱本就没有编完，还是已经遗失了。这里透露一个重要信息，钱玄同想以研究化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字形，也就说文字的字形诸如一些符号，表示一种意思。还提到鲁迅也赞成此一观点。此期，钱玄同常至鲁迅处闲谈，有时谈至深夜。钱玄同劝鲁迅写小说，加入新文化运动。从该信看来，关于文字学的问题，也是他们谈及的内容之一。

信中“我请它（他）把已见到的写一点给我。”此前，钱玄同就给鲁迅去信，希望鲁迅将知道的关于此类文字学材料告知他。1918年12月11日在致鲁迅信中说：“捣了半天鬼，费了三张纸，正经话一句也没有说，现在赶紧说罢。你那天同我谈的乌龟身上的字，有许多的新发明：如¦¦彡表示动荡之类。祈将已经见到的，随便写出一点，给我看看。千万不要不写！因为我近来要编辑讲义，关于字形一部分，颇要换点新法儿也。兼士处，亦去函询。你如其不愿标榜，则不说明大名，亦可。但请‘不吝赐教’为幸。” 鲁迅对文字形体的知识，很受钱玄同重视。钱玄同与鲁迅都曾从章太炎习“小学”，鲁迅在这方面的知识具相当造诣。

信末提到“龟甲同钟鼎”，钱玄同相信甲骨文的可靠，这一点与其师章太炎有所不同，章太炎是不相信甲骨文的，以为那是骗人的东西。从钱玄同给鲁迅的信中也可推断，鲁迅也是相信甲骨文的。

二

兼士兄：

这几天，因为那官办的什么国语统一筹备会 的事，瞎忙上一阵子，所以您的来信，竟阁（搁）起了好几天，真是对不起的很，还请原谅。

您说适之著作中有说《易经》的“象”和“辞”一处，与您所说“古人造字先有借象”之说消息相通。这话我甚以为然。我又以为中国一切文字，“借象”者很多，不限于“象形”中有之。譬如会意里的“㬥”字，形声里的“竊”字，难道所晒的，所偷的东西，只有米吗？实则借“米”的代表一切可晒可偷的东西罢了。至于代表的东西，自然是有一种做代表的资格。这代表的资格，大概有两种：——

（甲）最切近的东西；

（乙）最重要的东西。

像那“大”“勹”（？）“尺”“寸”的借象于人，这是属于（甲）的；像那“㬥”“竊”等字，是属于（乙）的。

这话你道对不对？

《大学月刊》 第二期出了，现在寄上一本。（此书明日寄上）您的大作 ，就刻在上面。

《每周评论》，今亦寄送一份，到十九期止。以后当续寄。  弟玄同

赐书请直寄北京宣外后铁厂高师教员寄宿舍钱玄同收。勿寄大学，免致耽阁（搁）。

1919.1.5

此函写于1919年，主要谈文字学中“借象”的问题，钱玄同认为“借象”中的“象”不限于“象形”，会意字也有“借象”，并举例说明之。

信中说“因为那官办的什么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事”，钱玄同是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成员之一，他负责审查《国音字典》，他因此事常去教育部，又是开读音统一会，又是商量审定国音不妥之处，因而忙了一阵子。

函中言“适之著作中有说《易经》的‘象’和‘辞’一处，与您所说‘古人造字先有借象’之说消息相通”指的是，胡适在1918年8月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第四篇第三章《易》中，提到了“象”与“辞”的含义， 沈兼士与胡适是北大同事，此书又是“北京大学丛书”之一种，应不难看到。沈兼士在《文字学之革新研究（字形部）》表达了“古人造字先有借象”的意思。钱玄同认同此种造字原则，并更进一步将部分会意字也纳入其中。这些学术讨论的观点，可以说是思想的草稿，最终都汇入到他们的著作当中。

三

兼士：

近日因病足，非枯坐即挺尸，闷损极矣。我觉得现在研究小学，固然应该从音韵方面证明语言的转变，不要去拘什么本字的话。但本字的问题也不可完全抛弃。这是因为二三千年来“形声”和“假借”两书迭为消长，搅得一塌胡涂，论势力之大，假借还在形声之上。故如甄明古训，疏通疑滞，竟可完全不管本字的问题，比王怀祖 的态度还可以开阔一点；但若讲到文字学，则此事终不可不讲及。我以为所谓本字者，决不要再以《说文》为限，亦无所谓“不合六书”“无以下笔”之类，（以前说“暮”“谵”等字不合六书，其实此等不合六书之字，说文中即已甚处，如“廩”“熛”“倃”皆是）总之凡为某义而专制之字即是本字。故——

絑嘫犓懱固是本字，而芙苜琉棉亦是本字。

但亦有永无本字之字，则老实说“尚未制字”（此处用“尚未”二字，实无语病！）断不必用似是而非者勉强坿（附）会也。我而且觉得丢、甩等字也应该认为本字，即使□奂二字其义□与丢甩同，亦当云“古字作□奂，今字字作丢甩：而皆本字也。”

又，一字引申为数义而化为数字者，即各为本字：如构造，交媾，觏遇，是也。而一字□为数言而化为数字者，亦各为本字，例如道途、塗抹，搽粉是也。

这种在管子里张天，用蚶子壳量海水的见解，您以为何如？

玄同。

十二，八，夜

此函未写年份，同是讨论文字学的问题，当与上两函相去不远。函中提到本字的重要性，以及对什么字是本字提出了新见解，“总之凡为某义而专制之字即是本字。”该说打破《说文解字》的限制，这是钱玄同讲文字学的独到之处。信中所举的一些例子，后来也融进了他的文章中，其中《汉字改革》一文中就提到：“本字也不一，有古人造的本字，有后人造的本字。” 其中就举了“然”“嘫”“燃”的例子。在信中是将文字学作为一种学术讨论，实际上，钱玄同对于汉字改革的观点是主张废除汉字，采用国际音标作国语字母，这在当时的文字改革运动中是颇为激进的。

四

兼士我兄：

因为恐防你不在家，故先写此信，带了它去奉访。

师大国文系功课表，至迟到了明日（十五）上午，必不能不交去了，故吾兄所任之课有急切决定之必要。

日前所谈添授《方言研究》两小时，此事务恳允许，至祷至盼！师大现有《说文研究》及《尔雅研究》，再加上《方言研究》，更见美备。且吾兄所谈研究方言的新方法，鄙意极有昭示学子之必要，故务请惠允。又，“文字形义学”或“文字学形义”，我总觉得有些“欠亨”，故拟照北大改为“文字及训诂”，两校所教，材料异同，程序异同，详略异同，均可不问。要之此名亨于彼名是一定的，故弟拟改用，想吾兄当不以为非也。

今晚务肯赐一电话至孔德（东二四七〇），决定此信中所言之事。

弟玄同言。

十九，十，十四，下午五时。

此函写于1930年，主要是钱玄同与沈兼士商定授课课程之事。函中言“师大国文系功课表”，钱玄同此时任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主持系中课程安排一事。据钱玄同当天日记载：“先访遇夫，决定高等文法二，古书词例二（修辞学的变名，避徐耀辰也）。午后二时顷至女师大，晤金源，决定清代思想概要二，儒家哲学二。金源思想甚佳，与适之为近，教此二门甚为适宜也。三时顷至某海，晤劭西。六时顷访兼士，决定其课为文字及训诂（旧名文字形义学，不通）2，‘古文’研究1（此课极新颖有用）。晚九时回孔德，得宇众留信，知其不愿教文学史，约明晨七时许来面谈。灯下将全部课表写定，毕已三时矣。” 从当天日记看，信写于下午五时，是以防沈兼士不在家。六时，钱玄同去访沈兼士，并确定了信中所谈课程之事。对改课程名称，沈兼士也没有反对。

函中所谈“吾兄所谈研究方言的新方法”，即沈兼士在《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一文中提到的新方法，“1.向来的研究是目治的注重文字，现在的研究是耳治的注重言语。2.向来只是片段的考证，现在须用有系统的方法实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以求得古今方言流变之派别，分布之状况。3.向来只是孤立的研究，现在须利用与之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之发音学、言语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以为建设新研究的基础。” 沈兼士对方言研究有一些新的看法，并就方言问题发表过一些文章，所以钱玄同希望他来师大开设《方言研究》课程。最后沈兼士有无开设《方言研究》课程，因无法查到本年度师大课程表，不得而知。

前排左起：沈士远、刘半农、马幼渔、徐祖正、钱玄同。后排左起：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苏民生。

钱玄同与沈兼士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又都是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同为太炎门生，在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学问方面有深入研究。这些未刊信札反映了他们讨论交流文字学方面的学问，让我们看到了学术形成的最初样态，这些信件也可谓学术的草稿。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学人，很多都是通过书信进行学术探讨，比如周氏兄弟给胡适删诗， 胡适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生平问题，等等，都是通过书信的形式进行，这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对这一代学人的认识。通过这些讨论学术的信札，我们也可看到五四那一辈学人的谦逊及学术的日常生活化，这些都值得当今学界的学习和思考。因此，钱玄同致沈兼士的四封未刊信札，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本文原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26辑

本期编辑：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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