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郁达夫传”的历史与现实——兼及现代作家传记的形态演变
张立群
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写自传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最早被他者“立传”的作家之一。“郁达夫传”出版跨度大、数量多，形态多样，既可以作为独立的个案加以研讨，又可以以此探究现代作家传记的形态演变。通过对“郁达夫传”历史与现实的梳理，不仅可以看到“郁达夫传”取得的成绩，而且也能看到其不足。在此前提下，总结“郁达夫传”的写作实践，可以促进郁达夫和现代作家传记的研究。
所谓“郁达夫传”主要指出版于不同时期、成书意义上、以郁达夫为写作对象的各种传记文本；总体上可分为“自传”和“他传”两大主要类别。自1931年12月由素雅编辑的《郁达夫评传》在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以来，近九十年间诞生的由他者所著（含“编著”）的各式“郁达夫传”共计九十种；以郁达夫生前所写自传为基础，后人编辑、整理的“郁达夫自传”约有近十种（不包括“日记”与“游记”）。“郁达夫传”跨度长、数量多，在构成上涵盖海内外视野，这不仅使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还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性个案论析中国现代作家传记写作观念和形态的演变，促进、深化“郁达夫传”和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的研究。
桑逢康《郁达夫评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
一
尽管从时间上看，郁达夫正式开始自传书写要晚于素雅编辑的《郁达夫评传》，但笔者仍选择从郁达夫的“自传”谈起，其原因除了源于“自传”与“他传”是不同类别的传记书写、属于不同层次的文献史料，还在于一种接受效果的考察，而这种考察本身就已涉及现代作家传记的形态演变问题。
正如今天许多研究者谈及郁达夫自传时大都会将其《日记九种》视为自传作品 ，或至少认为其“虽然不能称为自传，但却为30年代自传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1927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日记九种》收录了郁达夫于1926年11月3日至1927年7月31日写下的九篇日记。在《〈日记九种〉后叙》中，郁达夫曾坦言：“半年来的生活记录，全部揭开在大家的眼前了，知我罪我，请读者自由判断，我也不必在此地强词掩饰。不过中年以后，如何的遇到情感上的变迁，左驰右旋，如何的作了大家攻击的中心，牺牲了一切还不算，末了又如何的受人暗箭，致十数年来的老友，都不得不按剑相向，这些事情，或者这部日记，可以为我申剖一二。”
《日记九种》最引人瞩目之处就是郁达夫详细地记录了他同王映霞之间的恋爱经历。通过“日记”，郁达夫将初识王映霞、迅速坠入情网，追求王映霞过程中的情感纠葛尤其是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甚至是种种欲念等，均如实地记录下来。这是中国现代第一部作者在生前公开发表的大胆暴露个人隐私和情感世界的私人日记，也堪称“从古至今最为大胆坦白的传记文学作品”。《日记九种》既真实反映了郁达夫特定生活阶段复杂的精神世界，又向读者深刻展示了郁达夫本人敢于表现自我、暴露自我的性格特点，同时还记录了他在此期间的各种文学实践活动以及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时代风云，对了解郁达夫的生活道路、性格和灵魂以及相应的社会语境，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日记九种》虽为日记体，但由于其内容之翔实、材料之丰富，将其理解为郁达夫生平特定阶段的“自传”也自有其合理之处。
郁达夫《日记九种》北新书局，1927年版
从《日记九种》被后人当作郁达夫“自传”的看法，可以看到现代作家自传的形态划分其实是一个具体的、实践的话题。郁达夫在出版《日记九种》之前，曾于1927年5月《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2期发表《日记文学》一文，因《日记九种》出版曾写《〈日记九种〉后叙》并发表于1927年9月1日《北新周刊》第45、46合期，后又写《再谈日记》一文发表于1935年8月1日《文学》月刊第5卷第2号。
在这些文章中，郁达夫集中阐释了对于日记文学的认识。郁达夫十分重视日记文学的“真实性”，认为日记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记录“有功于考据”；郁达夫同样十分重视日记的心理调节功能，认为日记对于内心世界的袒露可作为灵魂的“忏悔之所”且有助于读者了解真实的个体。郁达夫通过《日记九种》为自己“申剖一二”，正是其对于日记文学功能与价值深度认识的结果。正因为如此，郁达夫没有将私密性程度极高、完全个人化写作的日记进行永久的封存，而是直接结集出版、公布于众。不仅如此，郁达夫在《日记九种》中也没有使用寥寥数行的笔记体，而是尽可能写得详细、生动、内容多样并具有美学价值。由郁达夫的《日记九种》联系《沫若自传》中的《水平线下》之《到宜兴去》篇、《海涛集》之《离沪之前》篇、《归去来》之《浪花十日》篇、《苏联纪行》之《日记》篇等都采用了“日记体” ，现代作家日记是否可以作为自传对于研究者来说或许并不仅仅取决于文体形式与概念，而应当取决于写作和阅读的实际效果。
而作为一种理论的概括与总结，杨正润在其《现代传记学》中将“日记”作为“私人文献：边缘自传”进行研讨，并以郁达夫的“日记”为例，这种有别于西方有代表性自传理论的判断，显然也是对中国现代传记写作实际考量的结果。
1934年10月至1936年1月，郁达夫断断续续写作连续性“自传”九篇，并逐次发表于《人世间》半月刊以及《宇宙风》半月刊上。这九篇自传从作者儿时经历开始写起，止于日本留学时期，叙写了郁达夫20岁之前的人生经历及心路历程。阅读郁达夫“自传”，人们不仅可以深刻了解郁达夫幼时家庭环境和其独特性格形成的原因，了解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还能看到郁达夫在成长过程中内心世界的变化、青春期的觉醒、“孤独者”形象的生成以及留学期间弱国子民遭受歧视时的灵魂的痛苦、性的苦闷。九篇“自传”语言优美、风格自然，由于作者在叙述自我时多以“悲剧”“梦”“春愁”“孤独者”为题，所以通篇笼罩着感伤式的抒情笔调，读来真切感人。
郁达夫
按照一般意义的理解，“自传”可以实现“身份的自我认定”，完成“自我的解释”。郁达夫的系列“自传”当然符合上述基本规律，但若从作者创作动机、写作观念以及独立的意义和价值上着眼，郁达夫“自传”的出现和其艺术风格的形成，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与生成机制。在正式书写“自传”之前，郁达夫曾写有《所谓自传也者》一文。在这篇可作为“达夫自传”的“自叙”文章里，郁达夫提到了写“自传”的原因。这些原因可概括为如下三点，即（一）表面“接受”、实为回应“某女作家”对自己其他创作的指责与非议；（二）顺应当时的写“自传”之风；（三）受书店之邀，维持生计。其中，第一点中“某女作家”的指责与非议，当指女作家苏雪林和其发表于1934年9月1日《文艺月刊》第6卷第3期的批判性文章《郁达夫论》。郁达夫迅速写文章加以回应并开启“自传”写作这一新领域，是其性格的一贯使然。第三点与郁达夫当时的实际生活状况有关，自不必多言。第二点“顺应当时的写‘自传’之风”虽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联系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的发生史，则不难发现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早于1914年9月23日留美期间的日记中，胡适就曾从东西方文体差异的角度提到传记和自传。胡适1930年6月开始为自己写自传，后在结集为《四十自述》的出版“自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并介绍“我的《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自传”的目的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尽管从写作时间上看，胡适的“自传”要晚于郭沫若所著的《沫若自传》第1卷《少年时代》之《我的幼年》，且其成书规模仅是“半部书”，但就传播效果而言，胡适确实对于“传记”概念的传播和自传的写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郁达夫在《所谓自传也者》中以“胡适之氏有四十自述的传”为“榜样”，恰恰说明了胡适倡导和身体力行产生的影响。从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知识分子最早开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自传的浪潮，不难看出：最早的中国现代自传皆出自现代作家之手。至于由此联系整部中国现代传记史，则又会得出“中国现代传记繁荣的最初表现是大量自传和回忆录的出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知识分子个性的解放，写作接近西方传记体式的自传或回忆录成了作家们自我表现和自我张扬的一种最方便的形式”的结论。
正如后来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现代作家自传的出现就其时代语境来看，可从“人的发现”“白话的应用”“繁荣的出版业”“经济利益的推动”和“现代文学的成熟”五方面予以总结。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中国现代作家身兼启蒙者、传记写作者的身份同样对现代自传的诞生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强调的是，现代自传虽受益于文学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但其并没有像白话诗、白话小说、白话散文等一样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而是诞生于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这一“时间差”表明现代自传有别于一般文学体裁的创作形式及过程，具有相应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现代作家自传的出现不仅需要作家成名、产生影响和对自我的充分肯定，还需要创作观念的转变、创作经验的积累以及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完成“非虚构性”的转变。
结合中国现代自传发生史回顾郁达夫在传记写作上的实践，人们会发现郁达夫其实还是一位传记理论家，在比较、融合东西方传记传统和资源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写作观念。郁达夫于1928年年初就曾著有《卢骚传》（郁达夫将卢梭译为“卢骚”），后又相继写有《传记文学》《什么是传记文学？》等文章。在《传记文学》中，郁达夫在“中国的传记文学，自太史公以来，直到现在，盛行着的，总还是列传式的那一套老花样”的前提下，推崇那种“以飘逸的笔致，清新的文体，旁敲侧击，来把一个人的一生，极有趣味地叙写出来的”西方传记创作。在《什么是传记文学？》中，他则更为全面、深入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中国现代传记的看法与具体写作的主张——
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
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
由于《卢骚传》《传记文学》《什么是传记文学？》等文章或写于郁达夫“自传”之前，或写于“自传”创作期间，所以，郁达夫的传记实践便呈现出“他传”书写、文论研究、自传创作的格局。实践与理论互动相生，观念日臻完善、深入，是郁达夫自传拥有独特艺术价值的创作前提。郁达夫“自传”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袒露和形象的生动鲜活进而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也正在于此。
谈及郁达夫对西方自传的推崇、在自传写作中讲究人物内心世界的袒露，卢梭和其名作《忏悔录》是无法绕过的重要环节。历史地看，卢梭《忏悔录》对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的发生特别是以郭沫若、郁达夫等为代表的自传书写均产生了深远影响。郁达夫曾于1928年先后发表了《卢骚传》《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翻译说明就算答辩》《关于卢骚》四篇文章。通过这些文章，郁达夫深入分析卢梭的性格中“充满着矛盾的两极端”和其著作在思想与纯文艺、自传方面取得的成就。他高度赞扬卢梭取得的成就，甚至不惜使用诸如“千部万部的卢骚传记，总不能及他晚年的半部著作的价值的永久。法国也许会灭亡，拉丁民族的文明，言语和世界，也许会同归于尽，可是卢骚的著作，直要到了世界末日，创造者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止，才能放尽它的光辉”的语句。他维护卢梭的形象、回应梁实秋的批评。足见卢梭忏悔式的作品、矛盾而忧郁的性格、崇尚自然的喜好，在郁达夫那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应当说，卢梭的气质、创作风格本就与郁达夫有很多相同之处，是以，一旦郁达夫发现卢梭、对其产生强烈认同，这种认同只能对其生活上的纯真坦白、包括自传在内的所有文学创作产生强化作用，直至使郁达夫成为他者眼中的“中国的卢梭”。
郁达夫
郁达夫“自传”是中国现代自传中“自我暴露型”的代表，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对于郁达夫生平和创作的研究，还是为郁达夫立传，郁达夫“自传”都是绕不开的重要参考资料。略让人感到遗憾的是，郁达夫“自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夹杂于郁达夫的作品集之中，没有出版单行本。进入1990年代之后，随着郁达夫研究的逐步深入、郁达夫文学史地位重新得到确定以及20世纪名人传记写作逐步走向繁荣，种种“郁达夫自传”开始陆续出版。《郁达夫自叙》（赵李红编，团结出版社1996年）、《郁达夫自传》（曾华鹏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郁达夫自述》（曾华鹏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风雨茅庐：郁达夫回忆录》（郁达夫著，华夏出版社2008年）、《郁达夫自传》（郁达夫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郁达夫自述》（郁达夫著、文明国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等的出现，使“郁达夫自传”也呈现多版本的态势。按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无论形式上怎样变化，“郁达夫自传”都是唯一的。不过，从现有种种“郁达夫自传”编辑出版情况来看，其以“自传”九篇为主要内容兼及郁达夫日记、游记甚至小说的编辑方式，却使90年代之后的数种“郁达夫自传”在形态上呈现为“杂糅式的集合”且彼此之间的内容不尽相同。“郁达夫自传”在形态上的演变，就创作主体而言，自是与郁达夫一贯坚持“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观念不可分离，但就传记形态角度来说，则反映了人们对于现代作家自传的多样化理解及其具体展开时边缘界限的模糊，而此时，我们必须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对广义自传和狭义自传的理解问题。
二
与“自传”相比，由他者所著的“郁达夫传”同样打破了传统传记的写作模式，拓展了现代作家传记写作的“另一种形态”。1931年12月，素雅编辑的《郁达夫评传》作为“现代文学讲座”之一种在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不仅确立了他者所著“郁达夫传”的起点，而且也开创了现代作家“他传”的传统。这是中国现代传记史上第一批现代作家“他传”，对“郁达夫传”乃至现代作家传记的书写具有垂范意义。
《郁达夫评传》出版后曾有多个版本流传于世：除现代书局之外，还有开明书局、汇文阁书店出版的、同为素雅所编的《郁达夫评传》，且各版本内容一致。由于此时现代作家传记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郁达夫评传》在编写形式上与今天人们对于传记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郁达夫评传》共收录文章十九篇，依次为素雅的《序》、素雅的《郁达夫传》、匡亚明的《郁达夫印象记》、周作人的《〈沉沦〉》、成仿吾的《〈沉沦〉的评论》、师鸠的《〈日记九种〉》、钱杏邨的《〈郁达夫代表作〉后序》、黎锦明的《达夫的三时期》、陈文钊的《〈达夫代表作〉》、欧阳競文的《读了〈达夫全集〉以后》、缦影的《读了达夫的〈过去集〉后》、胡梦华的《〈茑萝集〉读后感》、浩文的《〈小伍之家〉》、刘大杰的《〈小伍之家〉》、张若谷的《郁达夫与一女侍》、沈从文的《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张若谷的《创造社访问记》、王独清的《创造社》。从其结构形式来看，此版《郁达夫评传》更像今天的关于某一位现代作家的研究资料汇编，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评传”。最早的《郁达夫评传》“评”“传”分离、“评”大于“传”，可见现代作家传记尚处于早期阶段，对传记写作的理解过于简单、远未达到成熟的状态。从同为“现代文学讲座”系列、由现代书局前后出版的《茅盾评传》《郭沫若评传》《张资平评传》几近相同的“编写模式”，到稍晚一点出版的几部“丁玲传”，如张白云编著的《丁玲评传》（上海春光书店1934年）、美国记者里夫（Earl . H . Leaf）著的《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叶舟译，上海光明书局1937年）、陈彬荫编的《民族女战士丁玲传》（战时读物编译社1938年）等，多集作家小传、作家论、作家印象及其新近动态、作家作品于一体，现代作家传记在其初期阶段更多呈现了简单化、拼凑化的特点。
另一方面，造成《郁达夫评传》等早期作家传记简单化、无法完整展开，显然还与缺少稳定的历史沉积有关。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虽由于各自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而被作为创造社的“鼎足之杰”，但就当时的年龄来看，他们不过三十几岁，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远未“定型”，因而很难写出较为完整的“传记”。同时，结合以上两点，《郁达夫评传》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追踪当前热点作家动态，迅速刊行、为盈利而匆促出版的倾向。
随着20世纪30年代社会形势日趋复杂，郁达夫生活不断处于迁徙状态，直至于1938年年底远赴南洋，“郁达夫传”的写作也一度停滞下来。1945年8月，郁达夫在印尼苏门答腊遇害。从40年代开始，曾与郁达夫共事数年的胡愈之于1946年9月在香港咫园书屋出版了《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单行本，可作为郁达夫晚年生活阶段的传记。但由于种种原因，此版“郁达夫传”在大陆研究界大面积传播已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1986年12月，由陈子善、王自立编的《回忆郁达夫》一书于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全文，才使更多人了解到该书的全貌以及胡愈之的写作目的是“应当向国内外文艺界新闻界同人及郁先生的亲戚朋友们，作一个详细的报告。这是我对亡友应有的责任”。是以，由素雅所编的、有多个版本的《郁达夫评传》也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前流传最广的“郁达夫传”。此后，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大陆没有“郁达夫传”出版。但这并不说“郁达夫传”的书写已成一片空白，“郁达夫传”于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在海外和港台地区的出版，不仅延续了《郁达夫评传》开创的工作，而且也丰富了“郁达夫传”的历史及写作形态。
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海外和港台地区出版的“郁达夫传”可从刘心皇的《郁达夫与王映霞》谈起。1961年2月至9月，刘心皇将其系列文章《郁达夫与王映霞》14篇发表于台北《畅流》半月刊第23卷第1期至第24卷第2期，后于1962年7月在台北《畅流》半月刊社出版《郁达夫与王映霞》。五个月之后，郁达夫同乡好友孙百刚在香港宏业书局出版《郁达夫与王映霞》，同期于香港蓝天书屋出版的还有金紫阁的《郁达夫的爱情生活》。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海外和港台出版的“郁达夫传”还包括刘心皇的《郁达夫与王映霞》（香港港明书店1978年）、朱传誉的《郁达夫传记资料》（共五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79年至1981年出版前四册，1985年出版第五册）、黄萍荪的《风雨茅庐外记》（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刘心皇的《郁达夫与王映霞》（台湾晨星出版社1986年），以及于同期由日本学者小田岳夫、稻叶昭二着手开始的两种“郁达夫传”，这两种“郁达夫传”后于1984年6月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这一时期海外和港台地区出版的“郁达夫传”就其编写观念和文本形态而言，主要可分为以下两个类别：其一，是以刘心皇数版单行本《郁达夫与王映霞》为例的，先单篇发表、后汇集成书，属于专题式的、关系式的传记，这种情况就形态来看也同样符合当年以记者身份采访郁达夫、曾与郁氏在杭州交往两年多的黄萍荪所写的回忆性文字《风雨茅庐外记》。不注重展现人物生平的完整性、不避讳传主的情感隐私，但强调叙述过程中材料的考证、研究性、新观点和阅读上的引人入胜，是这一类传记的共同特色。像刘心皇的《郁达夫与王映霞》直接以郁达夫的“日记”、王映霞的“答辩书简”作为传记的部分内容，且在因由分析时大胆直接、言辞尖锐，颇具主观意识。其二，是以朱传誉《郁达夫传记资料》为代表的“传记”与“资料”的结合体。五册《郁达夫传记资料》既收有刘心皇的《郁达夫与王映霞》十四篇，也有他的《郁达夫在南洋》9篇以及回忆性文章《郁达夫二三事》和评论性文章《郁达夫论》《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既收有郁达夫的游记如《闽游滴沥》六篇，又有郁达夫的日记如《秋霖日记》《多余日记》，也有郁达夫的“自传”九篇。此外，还收有稻叶昭二、王润华以及外国学者写的关于郁达夫的回忆性和研究性文章，甚至是王映霞的辩解性文章。“收辑资料，除各类期刊杂志、报章所刊外，并扩及私家日记、碑铭、墓志、行状、行述、年谱、纪念文、回忆录、合集及专”；“各辑编排，大致以被传人之生平、事迹、交往、贡献，对被传人之评述。或研究为序，同性质不同作者之文字编置同类。如因时间匆促，不及分类编排，则收录各被传人资料末册之末”。从“编辑凡例”中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郁达夫传记资料》的收录内容与编排形式。《郁达夫传记资料》接近于30年代素雅的《郁达夫评传》但更侧重于与传记相关的资料。
郁达夫与王映霞
两类形态传记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郁达夫传”写作过程中存在的地域、文化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叙述的独特性。这种共同特征在90年代以后大陆出版的几种海外研究者书写的“郁达夫传”，如日本铃木正夫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李振声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铃木正夫的《郁达夫：悲剧性的时代作家》（李振声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铃木正夫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李振声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2版）、台湾潘宁东与袁琼琼的《多情累美人：郁达夫、王映霞的时代苦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以及马拉西亚的温梓川的《郁达夫别传》（钦鸿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继续留存，并在丰富“郁达夫传”书写形态的过程中，不断为郁达夫研究提供新的角度与材料。
三
大陆的“郁达夫传”书写于1980年代复苏，并逐渐走向繁荣。结合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后记”中的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郁达夫传”在当时重回人们视野的主客观条件：郁达夫生平、创作资料的发掘与整理，郁达夫研究工作的重启和现代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更新，不仅为郁达夫传记的写作、评述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还为其写作、出版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和相应的时代语境。此后，“郁达夫传”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罗以民《天涯孤舟——郁达夫传》杭州出版社，2004年出版
其二，类型多样，形态各异，且不断处于发展变化之中。1980年代以来的“郁达夫传”就其最初表现形态而言多以“全传”和“正传”即标准传记为主，而后由于传记创作的内在要求而不断完成自身形式的“革新”。从写作者方面着眼，80年代以来大陆的“郁达夫传”可主要分为学者所著的一般性传记和郁达夫亲友所著的回忆性传记。学者所著的一般性传记在上文已列举了大量写作者的名字，此处不再赘述。由郁达夫亲友所著的回忆性传记主要包括孙百刚的《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郁云的《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郁嘉玲的《我的爷爷郁达夫》（昆仑出版社2001年）以及王映霞的两版《我与郁达夫》（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和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这类传记主要以回忆和亲历为主。当然，鉴于已有的恩怨，它也包括王映霞两版“郁达夫传”中带有辩解性的描述。从文本叙述形式上，“郁达夫传”可包括“标准性传记”，如桑逢康的《郁达夫正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方忠的两版《郁达夫传》（团结出版社1999年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和袁庆丰的两版《欲将沉醉换悲凉——郁达夫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版）等；“关系式传记”，如桑逢康的《仙侣怨偶——郁达夫与王映霞》（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郁达夫 王映霞》（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和许凤才的《郁达夫与鲁迅》（海南出版社1997年）、《郁达夫与王映霞》（人民出版社2012年）以及丁仕原的《郁达夫与鲁迅之间》（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等；“专题式传记”，如张洁宇、张恩和合著的《风雨情囚——郁达夫的女性世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许凤才的《郁达夫的婚姻和爱情》（红旗出版社2005年）等；“阶段式传记”，主要包括蒋增福与郁峻峰合著的《抗战中的郁达夫》（学林出版社2005年）、李家平的《沉沦创造——郁达夫的青少年时代》（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等；“传记小说”，主要包括少鸿的《郁达夫在情爱之途》（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少鸿的《郁达夫情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桑逢康的《感伤的行旅——郁达夫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桑逢康的《郁达夫传——感伤的行旅》（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桑逢康的《郁达夫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以及电影《郁达夫传奇》（嘉禾电影有限公司1988年）。就具体表现形式来说，“郁达夫传”有（正）传、评传、大传、小传、外传、别传、文传、传记小说、图传以及电影传记等，几乎包括现有传记所有表现形式。
其三，诞生了优秀的传记版本。对比80年代以来大陆的各种“郁达夫传”，刘炎生的《郁达夫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袁庆丰的两版《欲将沉醉换悲凉——郁达夫传》、方忠的两版《郁达夫传》、罗以民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杭州出版社2004年）以及曾华鹏、范伯群再版的《郁达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可作为“郁达夫传”中的优秀之作。这些传记全部出自学者之手，在具体写作过程中皆秉持了严肃的学术态度，兼具文学、历史相结合的传记特色。所述事实、所引材料均有注释且文后多附有“郁达夫生平简谱”和主要参考文献，所引材料全面、翔实且充分注意到当时郁达夫资料和研究的最新成果，其评价客观、公允且注重此传记相较其他传记的突破性和新意，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
其四，就近年来出版情况而言，“郁达夫传”在表现形态上有图像化、消费化的倾向。张洁宇的两版《图本郁达夫传》（长春出版社2011和长春出版社2015年第2版）以及诸多“郁达夫传”越来越注重图文相间；周汉的《郁达夫文传：春风沉醉里的翰墨春秋》（文汇出版社2012年）对2011年之后消费性现代作家传记出版热潮现象的“呼应”，都反映了“郁达夫传”近年发展的新动态。值得指出的是，“图本郁达夫传”追求“图文互动”“回归日常”“史家笔法”“优美可读”的“特色”，显然与传记研究与阅读同样步入“读图时代”的总体趋势有关，“照片在书中不是文字的附庸或者补充，而是经过精心的编排，其本身就构成书的主干部分，和文字同等重要。图与文互动映照，互为阐释，更生动也直观地叙说传主的生平。那些斑驳陈旧的老照片不光为了‘好看’，也是为了制造浓厚的历史现场感，给人某种冲击，加上文字的点拨，读者就愈加真切地感受到传主及其所处的时代的那些情味”。而从读者阅读的角度上将这种堪称“寓教于图”的立传理念理解为追求某种意义上的可读性或者说可消费性也无不可。
张洁宇《图本郁达夫传》长春出版社，2011年出版
四
通过“郁达夫传”的历史和现实，我们可以得出传记写作具有相对独立、整体复杂且常常呈现不平衡的“时代性”的结论，这一结论当然也适用于现代作家传记本身。“时代性”作为传记写作的背景，会深刻影响到传记家的观念、写法以及文本最终形成时的面貌。“时代性”作为一种“此在的语境”，不断处于变动之中，决定了传记在现代语境下理解上的年代差异。“时代性”与传记写作的内在构成相生互动，它可以决定传记的评价标准并影响到传记的版本及形式等问题。从最初“自传”确立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他传”的不成熟，到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海外和港台地区出版的“郁达夫传”延续30年代“他传”样式、呈现地域性和文化性的特点；从80年代初期“郁达夫传”写作在大陆复苏，到90年代以后的勃兴、不断出现新的形态类型，“郁达夫传”演变的历史印证了“时代性”作为每个时代传记写作、形态与评价标准的结论。它当然也适用于其他现代作家特别是拥有同样历史跨度和数量的现代作家传记写作，并在整体上汇聚成一部生动、客观的现代作家传记发展史。
考察传记的“时代性”，也许那些呈现于不同时代的理解上的差异性更具有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言及今天的研究者对于郁达夫“自传”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存有不同的看法，而由今人编辑的种种“郁达夫自传”也确实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郁达夫“自传”的“可变动性”说明当代的认知观念往往会超越原始的“自传”文字。事实上，郁达夫《日记文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散文作品里头，最便当的一种体裁，是日记体，其次是书简体”；在《所谓自传也者》中谈到自己写自传原因时，那句“事到如今，只好连游记都不写了”，都表明“自传”“日记”“游记”在他那里有着明确的界限。但今天的出版者和研究者依然会从郁达夫以及鲁迅、徐志摩、朱自清等人的回忆性散文以及游记、日记中提取“自传”，这只能说明尽可能涵盖全部现象的实践性是现代作家自传写作观念与形态演变的重要特征和认知策略。与具体的“自传”相比，郁达夫在《传记文学》《什么是传记文学？》中反复强调用“新的传记”代替中国传统的、“旧式”的传记。他认为传统的传记，“本来是历史文学之一枝”；他所言的“新的传记”有“文学价值”，且认为“传记文学，是一种艺术的作品，要点并不在事实的详尽记载，如科学之类；也不在示人以好例恶例，而成为道德的教条”。这表明郁达夫已将传记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艺术范畴，并在有意回避传统传记史学特征的同时突出传记的文学性。尽管，就传记的价值和功能方面来说，郁达夫的理解稍欠公允，但他要求传记写作从传统史学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传记写作独立性、文学性的愿望与主张，显然使传记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意识。
从郁达夫的传记主张、自传实践和“郁达夫传”的书写，回顾近百年传记的发展史，传记不断通过实践、争议与积淀确立了自己作为独立的写作文类的身份；传记兼具文学和历史的属性，但又各有原则的区别；传记与传记文学是不同层次的概念，传记包括传记文学，传记需要借助文学的手法提升自己的可读性，但过度的想象和虚构势必会削弱传记的真实性本质……“郁达夫传”写作观念影响着其文本形态，而文本形态在反映写作观念的同时又具有相应的独立性。从近年来“郁达夫传”的写作情况来看，其形态越来越受到出版、市场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不仅是我们面对“郁达夫传”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显然也是现代传记研究本身需要面对的课题。
客观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包括“郁达夫传”在内的现代作家传记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复杂化倾向。在将写作、生产、消费、阅读等因素或曰环节共同纳入考察视域之后，现代作家传记的研究已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但无论怎样，对于“郁达夫传”的书写，笔者都强调应当重点把握如下两个基本前提：
其一，突出其一生主要成就和“人生节点”。一方面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在小说、散文、诗歌、文艺理论批评等创作方面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在外来文化资源转化和现代小说的技巧运用上具有开创之功。郁达夫自留日时期便自觉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此后一直以笔为刃；他与鲁迅终生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第一个公开宣传鲁迅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抗战爆发后，郁达夫曾亲自赴日请回郭沫若参加抗战，又曾帮助史迪威进入台儿庄战场；郁达夫最后于南洋遇害并于1952年被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均说明了他社会活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郁达夫的一生充分证明了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来都是与其社会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一判断对于生活在特定时代的作家来说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郁达夫又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独特的气质、坦荡而又独立的性格，决定其始终是一个时代的“零余者”、失意的人，他在爱情和婚姻上几乎彻头彻尾的失败又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他的悲剧性。以上两方面及其内在原因的探寻，是任何一部“郁达夫传”都无法忽略的“人生节点”，而所谓“婚恋历程”“女性世界”以及作品与生平之间的一致性关系，只是上述“人生节点”的外部表象，过度强调郁达夫这方面的人生经历，只能使其传记书写流于表面，成为千篇一律、面目雷同、片面诱导读者的大众读物。
其二，正视写作的难度、探寻新的书写进路。事实上，在“郁达夫传”写作的过程中，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为郁达夫立传，容易，也不容易。郁达夫生前写有自传和大量的日记与游记，且强调文学作品是作家的“自叙传”；身后有亲友撰写的数量可观的回忆性、纪念性文章，这些文字与资料一方面便于郁达夫传记的书写，但另一方面又容易使其传记成为自述与资料的简单罗列与年代汇编，因此，如何利用这些文字和资料并最终超越其上，写出一个生动的、有血有肉的郁达夫就成为传记写作者共同面对的难题。立志于“郁达夫传”的传记家们应当在总结以往写作经验的前提下，持续关注郁达夫资料的发现和郁达夫研究，在秉持正确传记写作观的过程中实现方法、形式等方面的某些甚至是全方位意义上的超越。
通过对“郁达夫传”历史与现实的梳理，我们还可以发现，有一些问题如“郁达夫传”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应用、在海外和港台地区出版的“郁达夫传”的甄别选择等，都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由于这些问题已经涉及“郁达夫传”的价值并进入文献史料的实践层面，需要进行专题的讨论，此处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展开。然而，这些可以继续深入的话题却正说明了本文的必要性：“郁达夫传”的历史与现实既可以在呈现“郁达夫传”历史化的过程中实现其自身的经典化，也可以为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论域，它作为言说起点的意义和开放式的状态正是我们关注它的理由。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
本期编辑：小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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