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东 | 周扬与鲁艺文学系人事考

赵卫东

周扬在组建鲁艺文学系的师资时，主要倚重的是“京派”作家和左联旧友，而拒绝萧军以及被徐懋庸、胡风拒绝，则又容易使人联想到周扬的用人路线与左联时期的“两个口号”论争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但是，如果从周扬所处的具体人际环境及其所承担的责任来看，其人事策略似也不能以“以人划线”简单论之。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周扬在鲁艺师资问题上显然更加注重“五湖四海”。

鲁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简称)是中共创办的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学院。办学只有短短几年，却基本达成了“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之愿景；同样重要的，还有鲁艺培养了大批战时急需的文艺人才，以及1949年后各级文艺部门的领导骨干。就此而言，鲁艺在左翼文艺运动史上的地位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文艺“黄埔军校”。而这一切，又都和周扬的名字连在一起。

鲁艺先后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四科。大概因为文学出身吧，周扬在组建文学系师资队伍上堪称苦心孤诣。周扬的这些努力，是使文学系在办学方向上能与党的建校初衷达成基本一致的必要前提。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毛泽东亲赴鲁艺为师生“打气”，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对周扬的某种认可。本文通过相关文献，考察周扬在组织鲁艺文学系师资过程中与相关人物的互动情况，对其用人倾向进行历史分析，并对左翼文化界中的某些积弊略陈短见。

一、周扬在延安的“柳暗花明”

周扬在1980年代与记者“笑谈”延安往事时，坦承自己是“鲁艺派”的首领。周扬能成为鲁艺的“核心”与“灵魂”，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缘。

众所周知，30年代上海左联时期的“两个口号”之争后，周扬不得不戴着鲁迅怒赠的“四条汉子”之一、“手拿皮鞭的工头”“奴隶总管”等头衔以“戴罪”之身等待上级发落。然而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了战略部署，做出了再次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定。这大概是我党在军事被动难以短时扭转之际，转而从政治和文化方面寻求突围的理想策略。延安这块国民党统治的“飞地”正百业待兴，将已经暴露的上海左翼文化人撤至延安开展文化拓荒，也就顺理成章而“收之桑榆”。周扬因而得以奉中共中央之命第一批从上海调至延安，时在1937年10月。

周扬

到后不久，周扬就渐次担任边区文协主任、教育厅长等职，1938年2月鲁艺创办后不过数月，周扬便从“发起人”而至实掌鲁艺大权的副院长。周扬又是延安几乎所有重要文艺社团和刊物的领衔人物；每当延安有重要文化活动之时，其名字往往能和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名字一起出现在各种文化活动安排和报道的名单上。显然，周扬已经摆脱了“两个口号”之争带来的被动，而获得了中央高层的信任。原因何在呢？

首先便是围绕“两个口号”争论之是是非非，毛泽东并未苛责周扬，而是实事求是、设身处地地予以理解。这一点在急于到延安寻求澄清的徐懋庸的回忆中，有清晰的证明。徐懋庸回忆在面见毛泽东时得到他对“两个口号”论争的六点指示：

(1)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到延安以后，我们已经是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2)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3)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前途是光明的。

可见毛泽东并未将“两个口号”论争予以负面的看待，也没有归罪于任何一方。陈荒煤的回忆还证明毛泽东似乎更加倾向于“国防文学”：

例如不久前，发现了一个资料，有一本书叫做《西北特区特写》，其中有一篇文章反映了陕北文艺界在延安讨论两个口号的论争，也有不同的看法。这篇报导这样写道：

“最后，由中央局宣传部长吴亮平做了结论。他说对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我们同毛主席与洛甫、博古等也作过一番讨论，认为在目前，‘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作为一种前进的文艺集团的标帜是可以的，但用它来作为组织全国文艺界的联合战线的口号，在性质上是太狭窄了。其实，双方都无根本的冲突。至如‘国防文学’只是文艺家联合的标帜的那种理论却是错误的，因为它犯了形式与内容的不一致的错误。文艺家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而在创作上却不以‘国防文学’为范围，那是不对的。我们喊着这个口号，必须按照这个口号所规定的工作努力”。

这篇报导用英文发表在上海《今日中国》的报纸上，作者的英文署名是L.Insun。收入《西北特区特写》一书，这本小册子出版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七月。

其次，周扬的文学观念特别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这与毛泽东不谋而合。周扬的文学观念集中体现于1932年的三篇论文《关于文学大众化》《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读〈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与《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中。如在《关于文学大众化》里，周扬认为新的典型的革命作家“不是旁观者而是实际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他不是隔离大众，关起门来写作品，而是一面参加着大众的革命斗争，一面创造着给大众服务的作品……他的立场是阶级的，党派的，因为他懂得‘对一面于现实的深刻的客观的认识是在正确的党的评价的基础上找出它的艺术的表现’，这就是伊里奇的所谓阶级斗争的客观主义”。在这里，周扬道出了毛泽东心目中的“革命作家”最主要的特征。

再次，毛泽东对于文人有自己基于革命利益最大化的取舍之道。毛泽东能够欣赏丁玲身上的文人气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和某些时候接纳萧军身上的桀骜不驯，但他显然更愿意把重要岗位留给那些组织性和纪律性较强的文人。比较起来，毛泽东显然更看重周扬身上的敢于担当负责以及较强的组织观念。鲁艺的办学目标是“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将这一重要使命交给曾有过在秘密环境下亦能打开工作局面的周扬去完成，不正是毛泽东等我党高层的一个基于“革命”利益的识人、得人之举吗？

二、周扬的鲁艺“朋友圈”

鲁艺发起创办于1938年2月，时距周扬到延安不足半年。《鲁艺创立缘起》由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周扬的名字附于骥尾。4月10日，鲁艺正式成立。由于师资薄弱，首期只开设美术、音乐、戏剧三系，文学系至第二届招生时始设。在第一批公布的鲁艺领导人名单中，周扬不在其列；同年7月公布第二批领导成员时，周扬只是文学系的系主任(周扬系兼任，实际工作由沙汀代之)；直到1939年11月28日周扬才被正式任命为副院长。由于院长吴玉章只是挂名，“鲁艺日常工作一直由周扬负责主持。原副院长赵毅敏调任其他工作”。

鲁迅艺术文学院

而在周扬到任副院长之前，文学系教师大致已有萧三、陈荒煤、曹葆华、沙汀、何其芳、严文井、张桂等(周扬一直任课)，茅盾1940年5至9月暂住鲁艺时期也曾任课。周立波、舒群则系周扬到任副院长后邀至。由于陈荒煤、曹葆华等人系周扬任副院长之前已被聘鲁艺，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们任职鲁艺与周扬无关。然而，事实却几乎与此相反：不但陈荒煤等文学系教师、就是戏剧系的创办人之与鲁艺，也尽出于周扬的安排。可以说，周扬在鲁艺创办之初，尽管没有“副院长”的头衔，但却一直充当实际组织者的角色。

首先，周扬是鲁艺的九个发起人之一(排名最后)，也是创立之初公布的“鲁艺董事会”的一员，同时又是“院务委员会”成员之一(排名仅在副院长沙可夫之后。未见正式公布)。“1938年7月，鲁艺组建了文学系之后周扬担任了文学系主任，并主讲全校大课《艺术论》和文学系专业课《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虽然没有任职“副院长”的正式文件，这些头衔多数看起来更像“虚衔”，但“系主任”一职或者已经被赋予了实际组织文学系的权力。

其次，徐懋庸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他于1938年5月23日面见毛泽东后，毛推荐其到鲁艺工作，徐懋庸说：“他问我：‘你的工作已经分配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在文化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他说：‘那末，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徐则表示：“我不想去。”尽管这时在已公布的鲁艺首届行政和教学机构领导成员中，周扬尚不在其列；但毛泽东在这里明白无误告诉徐的是“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可见周扬虽未被官方正式文件授权，却已掌其实权。例如戏剧系第一届系主任张庚的任职，便由周扬直接安排。据《张庚评传》：

在这里，他(指张庚，引者注)参加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大会。武汉和各地来武汉的戏剧界人士三百多人在普海春酒家聚会，在这里张庚见到了许多新老朋友。许多与会者表示了在抗战中风雨同舟的团结愿望，气氛非常热烈，但不久张庚就接到了周扬从延安打来的电报，让他到延安参加筹建鲁艺。于是张庚就离开武汉去延安。路经西安，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于1938年2月到了延安。

作者后面又补充说：“周扬等人对张庚在左翼剧联工作的成就和能力很了解，所以筹备‘鲁艺’时自然就想到了他。”

“京派”诸君被周扬延揽的情况考述如下：

何其芳、卞之琳是于1938年7月14日随沙汀夫妇一道去的延安。到延安后“本想上前线，但因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缺教员，周扬留他们教书，沙汀任文学系代主任”。何其芳于是便长期留校任教，卞之琳一个学期后又返回了大后方。

严文井曾直言：“我去鲁艺与周扬当院长有关系。周扬要招兵买马，他预备扩大一些队伍，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这些人(包括严文井在内，引者注)。见到我，他对我说这件事，我说感谢你，从此以后我跟鲁艺就摆不脱关系了。”《严文井评传》写道：“周扬听人说他们这些‘小京派’到延安来了，写信给毛主席，请求调他们到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去搞创作。于是，他和刘祖春提前毕业，干上了老本行。”在“文协”工作一段时间后，“他找到周扬，要求去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冬天，他成了鲁艺文学系的一名教员”。

严文井早在北平图书馆任职期间，就和刘祖春、王西彦、田涛、黄照等文学青年一起被人目为环绕在沈从文周围的“小京派”。1936年，赵家璧主编《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请20位名作家每位推荐三篇作品，严文井的《风雨》由萧乾推荐人选，在当时的北方文坛，也算小有名气的京派新人。严文井曾回忆自己与京派的交游经历：“1936年春，由萧乾同志代表天津《大公报》来北平请青年作者们吃饭，我第一次见到了沈从文先生。我没想到他是一个非常瘦弱文雅的人，一点也不像是当过兵的。他不会喝酒，也不健谈，老是微笑。也是这一次，我结识了张桂、刘祖春、胡昭衡(李欣)、黄照、田涛等年纪和我差不多的人，和年纪较大的杨刚、李君彦(李威深)等。此后，从文先生大约每隔一两个月就要邀约这批年轻人在北海或中山公园聚集一次，喝茶并交谈。”后来他和刘祖春奔赴延安，与杨刚、张桂的影响有关，张桂后来也成了鲁艺的教员。

曹葆华是否直接经由周扬之手进的鲁艺，限于史料尚难证实，但他曾属京派也是事实。新诗史研究学者沈用大将他视为“京派”中的“清华三杰”之一，他说：“‘京派’年轻一代之中，属于清华大学的有李健吾、曹葆华、吴组缃、孙毓棠、林庚、李长之、季羡林等……作为诗人，只有曹葆华、孙毓棠、林庚……”事实上，当1930年12月曹葆华将他的第一部诗集《寄诗魂》分别寄给朱湘、徐志摩、闻一多三人，三人都在回信中不吝赞美，而曹葆华在清华园名声大振，以至获赞“校园唯一诗人”时，圈内人视之为“京派”一员，自属理所当然。有关曹葆华与京派的关系，陈俐的专著《诗人翻译家曹葆华评传》也可参证。

对于左联时期的同道旧友，周扬契阔谈宴，欢欣以迎。

陈荒煤是周扬开展左联工作的左膀右臂，也是已在鲁艺的张庚(戏剧系主任)、吕骥(音乐系主任)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陈荒煤传》写他一到延安就忙着打听鲁艺的地址，找到张、吕后，当即被邀到鲁艺工作。

沙汀和周扬的关系在左联作家梅志(胡风妻子)的眼里，带着一点宗派色彩。梅志说：“后来胡风在左联工作时，沙汀其实是为周扬做胡风的工作，要他听他们的，不听鲁迅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宗派的由来不在胡风。沙汀是周扬最信任的得力助手。”《沙汀年谱》载：沙汀加入左联，系在1932冬由周扬介绍；沙汀得任左联常委会秘书，也由周扬提议；“两个口号”之争中，沙汀赞成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沙汀“1938年‘八·一三’后……读了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想去抗日根据地。经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车耀先同意去延安。何其芳和卞之琳要求同去，也得到党组织同意。8月14日，沙汀夫妇和何其芳、卞之琳一道去延安。8月31日，至延安。本想上前线，但因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缺教员，周扬留他们教书，沙汀任文学系代主任”。

周立波被周扬急调鲁艺时，尚远在国统区的桂林：“洛甫、周扬电告在桂林编《救亡日报》的周立波去延安。周立波到延后，被分配在鲁艺任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教‘名著选读’。”周立波和周扬渊源很深，尽管从辈分上讲，周扬算是周立波的族叔，但生活中周扬更像是一个无微不至关怀弟弟的大哥哥。周立波在文坛上的出道，和周扬的关心密不可分。周扬从上海奉调延安，同行者中就有周立波。

舒群奉周扬之命的情况与周立波相似：“1940年春，周扬通知桂林办事处，让舒群回到延安，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追溯周舒交往的历史还要回到左联时期。舒群当年在上海想见鲁迅而不得门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无意间却被女作家白薇发现，白大加赞扬并转给了周扬，周扬夫人苏灵扬还帮着做了若干修改。周扬发表后，他和周立波都撰文称赞，一时轰动文坛，被人看作“国防文学”的代表作。1937年舒群与周扬、艾思奇等人同路同行被撤延安，在路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舒群受林伯渠委派赴山西前线做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秘书。嗣后以总部随军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同周立波、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一起进行战地采访，他采写的《写在太线上》《记史沫特莱》《记贺子珍》等通讯、特写在国统区和延安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后又被任弼时派往武汉创办《战地》。1938年从武汉撤至桂林时，又受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的派遣，为驻七星岩的朝鲜义勇队做联络工作，直到1940年才被周扬召回延安成为鲁艺一员。

三、周扬与“鲁迅弟子”不得不说的故事

《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常理而言，鲁艺无论对于国统区还是延安的左翼文化人而言，都会被当成一块理想的“食野之苹”。周扬鼓瑟吹笙以迎同道，上文已略有揭示。然而，还有几位被人们视为“鲁迅弟子”的左联旧人，却与鲁艺或想入而不得或避之惟恐不及；他们与周扬的是非恩怨，折射出了一些长期作祟左翼文艺界的老大难问题。

据萧军夫人王德芬女士的回忆：

(他们夫妻)一到延安先住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招待所，等候分配到哪个单位去合适。过了几天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派人把舒群接走了。我和萧军却被“文协”主任丁玲接到“文协”去了。后来才知道：萧军是鲁迅的学生，理应去“鲁艺”文学系任教为宜，经丁玲和周扬联系，周扬坚决不愿让萧军到“鲁艺”去。原因是30年代在上海时期，周扬和鲁迅在对日斗争上有分歧有争论。周扬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提出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舒群是“国防文学”派，代表作是《没有祖国的孩子》，萧军是“民族解放战争的大众文学”派，代表作是抗日小说《八月的乡村》。没有想到两个口号论争的影响会延续到四十年代的延安。

与鲁迅关系至密的胡风则对周扬的邀请满怀疑虑。据晓风《我的父亲胡风》披露：“早在一年多以前(1940年，笔者注)，董必武老先生从延安来就曾给父亲带来了周扬的一个口信，说是请他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中文系主任。他虽然十分向往延安，还在《七月》上发表过不少反映延安和革命根据地生活的作品，包括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的作品，可是，由周扬出面来邀请，其用意何在让他摸不清，更何况还得放弃这边的《七月》，这是父亲所不愿的。”

对周扬抱有同样戒心的还有徐懋庸。他在面见毛泽东时，于试图澄清自己之外，还借机发泄了对周扬的不满，说他“把我作为肥皂，想以我的消灭洗清他的污浊”。但毛泽东不以周扬的过去为意，反而建议他去鲁艺。徐懋庸明确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并坦承原因：“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极强，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

再说说既非京派也非左联人物、“自行分配”到鲁艺的萧三。曾在苏联和高尔基有过直接交往、被理所当然视为国际知名大牌作家的萧三，和毛泽东有“发小”之谊；他经常应延安各校之邀讲述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励志故事而圈粉不少，这大概是他可以直接走“人才绿色通道”的理由吧。学者吴敏在其所著的《宝塔山下交响乐》一书说他“请人把行李送到鲁艺，因为他在国外就听说过这个艺术文学院，而且写文章《鲁艺在国外》进行介绍，‘我自己觉得，早就是该院的人了’。萧三到鲁艺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与这时的鲁艺副院长沙可夫和训育主任徐一新是苏联时期的朋友，他选择到鲁艺也是非常自然的”。萧三曾在代理周扬任文学系系主任的沙汀带学生前线实习后，继任沙汀代理系主任。本对鲁艺念兹在兹，却因与周扬不睦而含愤离去，《萧三传》解释道：“然而遗憾的是，后来个别忌贤妒能的人在鲁艺搞宗派主义，排斥萧三这样的‘外来户’。为此，萧三在鲁艺工作了一年多以后，便愤然离开了这个他本不愿意离开的窑洞学院，去主持延安文协和创办俱乐部工作去了。”吴敏推测王文中的嫉贤妒能者指的是周扬，并将二人不睦的原因追溯到左联的解散。也许当年周扬收到萧三自莫斯科的来信后主持解散左联而开罪鲁迅惹祸上身，从而迁怒萧三亦未可知。现实的原因则是两人在鲁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各执一端，为此的争吵“非常厉害”。

萧军

萧军夫人王德芬回忆录中有关萧军被拒的说法，肯定会让不少人“顺理成章”地给周扬贴上一个“以人划线搞小圈子”的标签；甚至他主动邀请胡风的动机，也会被循此逻辑而遭到质疑：以他对胡风的性格和做派了解之深，在料定胡风必然拒绝的情况下，主动通过德高望重的董老邀其北来，目的不就是想以此向党的高层显示自己在用人方面不计前嫌和“五湖四海”吗？换言之，如果他对远在天边的胡风之邀出于真诚，那么，他又有什么理由刻意排斥同样被鲁迅视为子弟且近在眼前的萧军呢？

当我们惯于循着关系谱系的视角，把主人公的人格与道德问题作为梳理整个事件的潜在线索时，周扬“以人划线”或者“搞小圈子”的结论似乎也就顺理成章地浮出水面了。然而，过度依赖“人脉关系”或“圈子文化”视角，也会使我们忽略解释问题的其他维度，在不知不觉中落入新的误区：如果我们从整个延安文艺发展的全局和周扬承担的历史责任一面，来解读周扬处理鲁艺人事问题的倾向，那么，周扬的用人策略是否也有可以被“同情地理解”之处呢？

我认为，周扬到延安后被授予很多头衔，但是，真正能够使他有所作为而且责无旁贷必须做好的，就是鲁艺的“副院长”。周扬深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鲁艺抱有厚望：“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以及“鲁总司令”率领的文艺队伍的“领头羊”。实现愿望的第一步，就是要组织起一个志同道合精诚团结的团队。周扬延揽京派作家一方面应该是对他们的文学能力非常信任，另一方面可能还因为“京派”历来主张克制与宽容，尤其是他们中的多数并非大腕的“小京派”在个性和观念上尚有较大的可塑性，周扬有信心与他们同心同德。从何其芳到延安不久就写出了《我歌唱延安》而被人目为“歌颂派”，即使遭到非议也毫不介怀的情况看，周扬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而陈荒煤、沙汀等左联旧友的追随与支持，当然更是周扬在鲁艺能够成功的必要条件。

关键的问题是，倘若萧军和胡风加盟鲁艺，他们能和周扬合作共事吗？

萧军和胡风都是自视甚高、个性极强的左翼文艺斗士，又都和周扬宿怨在身。萧军把自己来延安的工作目标定位于“第一个打击俄国贩子萧三，以及一些不正的倾向。第二打击何其芳的左倾幼稚病，立波恶劣作品的影响，雪苇的‘形式主义，周扬的‘官僚主义……’”据丁玲回忆：“萧军这个人本身是有英雄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文抗是他要搞的，在延安本来没有‘文抗’，本来就是我们一个‘文协’嘛。他来了，他就要提议，搞文抗……有一次在会上他就讲：我要管两个党，管一个国民党，管一个共产党……”萧军在文抗，则文抗成了一个和鲁艺颉颃抗衡的“山头”，他如果在鲁艺，则鲁艺势必不能完全为周扬所掌控。再从胡风在左联与建国初与周扬互动的情况看，如果胡风真的加盟了鲁艺，他会甘居周扬之下，与周扬合作共事吗？一个观念和人事分裂的鲁艺，又怎能“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的目标？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为周扬的“宗派主义”倾向打掩护，在与萧三、艾青等人的互动中，他的确给许多人留下了嫉贤妒能、宗派主义的强烈印象；而且周扬本人对“宗派主义”问题也曾有过认真的检讨。但周扬对鲁艺人事上的取舍想必权衡已久而成竹在胸，他身处局中，对复杂敏感的人事纠葛事实上也无由解释。为了必须完成的使命，除此之外周扬似乎也别无更好的选择。那么，为周扬如此建构他的鲁艺“朋友圈”多一分理解，想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余论

上文我们围绕周扬、京派、左联、萧军、胡风等几个关键词梳理了鲁艺文学系的组织人事问题，就事论事得出了一个结论。尽管我们试图超越“人脉关系”视角以便对事件获得更加全面的理解，但是最后的结论仍然散发着浓重的“人脉关系”味道。看来，要想从左翼文艺的具体“问题意识”中完全去除人脉因素，的确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再放远了看，从左联到延安以至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左翼文艺界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存在人事争斗在其中作祟的事实。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不乏初衷客观中立者，但到最后大都难免在争斗双方中选边站队的尴尬与无奈。

左翼文艺界的“好斗”，大概已是研究者们的共识。周扬拒绝萧军，胡风拒绝周扬，恐怕都是出于对“内斗”的忌惮和逃避。徐懋庸选择主动疏离延安文艺界，也是基于之前两个口号论争的惨斗给自己带来无法承受之痛的一种自我保护。围绕拒与被拒，周扬作为一方，胡风、萧军、徐懋庸作为一方，还是沿袭了左联时期的基本阵仗，不同之处在于少了拥有摧枯拉巧之力的鲁迅。而不在场的鲁迅又恰是整个事态当中最大的“在场”。鲁迅的这种“在场”既可以说是以一种看不见的紧张氛围弥散在周扬与萧军等人之间，也可以说是一种看得见的现实，体现在处处以鲁迅衣钵正宗传人自居的萧军身上。

面对延安文坛甚至整个延安，萧军身上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狂傲。他不但宣称“毛泽东是我大哥，鲁迅是我父亲”，而且在文艺思想上敢于公然和党“闹独立性”。这种底气，毫无疑问来自他对鲁迅某些精神遗产的自觉继承；当然，围绕鲁迅的安葬，萧军这位不少人眼中的“现场总指挥”自始至终都十分卖力也非常靠前，这大大强化了人们对这位鲁迅“私淑弟子”的好感和观感。庸俗一点看，萧军也通过这场万众瞩目的送葬仪式而获得了相当的知名度，这使得毛泽东也不能不对这位所谓的鲁迅“大弟子”另眼相看而礼遇有加。萧军在延安除了创办《文学月报》，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创办自任干事长的“鲁迅研究会”。研究会以方便延安作家和理论工作者学习、继承鲁迅为宗旨，利用这个机会，萧军除张罗每年的鲁迅纪念活动外，还出版了《鲁迅论文选》《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鲁迅研究特刊》(《阿Q论集》)和鲁迅小说选集，并编印了《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特刊》及《鲁迅语录》等。萧军的这些活动在为宣传研究和学习鲁迅提供平台的同时，也借此树立了自己“正牌”鲁迅精神衣钵传人的形象。鲁迅在国统区以杂文开展广泛的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萧军也认为延安同样处于鲁迅所处的“杂文时代”，同样需要鲁迅式的杂文。萧军作为一名共产党的党外人士公开批评延安社会以及共产党内部的一些问题，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延安作为中共中央经过九死一生的长征之后才建立的革命大本营，毕竟还处在草创阶段，且又处在国民党军队的虎视眈眈之下，面临着随时被围剿的危险，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是必然的。这时的共产党最需要的肯定不是被公开的批评，因为那样极可能会被国民党用作反共宣传的工具。事实上当时延安的“杂文潮”也确实产生了这样的不良后果。这也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特别强调批评者的立场、态度和方法的根本原因。近年随着萧军延安日记的出版，萧军特立独行、放言无忌的延安做派被炒作成一种难能可贵的“自由”风景，大获某些学者的青睐。然而，放在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价值链上，萧军的延安价值非常可疑。我更倾向于认为，萧军片面吸取了鲁迅个性中的某些缺陷，而又在延安将其“发扬光大”，其消极方面显然有损革命团体内部的团结和力量。

鲁迅是近代以来伟大的革命家、思想界、文学家，但是，这并不代表鲁迅作为一个人而非神，在所有方面尤其是在日常生活方面都尽善尽美。学界以往对鲁迅性格中的“不够宽容”有所提及，但对这种个性给左翼文艺界一部分接近的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却鲜有深入的讨论。我想，这个问题并不见得毫无分析的价值，只是因为我们太爱鲁迅，所以也就不愿意拿这些“小节”来说事，以免减损鲁迅先生不可置疑的“高大上”。

就以引起左翼阵营最大纷争的两个口号之争来说吧。周扬在共产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与鲁迅联系并不通畅的情况下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鲁迅显然也应该明白这个口号不可能由周扬首创，口号本身也还有其价值，但却因为周扬等人没有向他及时报告并经其同意，就一怒之下将周扬等所谓的“四条汉子”予以曝光，客观上也就将这些共产党员置于危险之中。经他一手提携的徐懋庸也被迁怒，随着文章的发表顿时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格的“小丑”和被抛弃的“流民”。而他自己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虽经刻意解释，仍然显得过于拗口难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在这个事件中，鲁迅执意要表达自己的“力量”，那就是不可干犯，惟我独尊，顺我者留，逆我者伤。这种伟大人物身上具有的“力量感”，辐射到追随他的人身上，也会给他们带来一种类似的感受，吸引他们去模仿，去追求。鲁迅先生的不幸去世，是否又会给他身边的私淑弟子或者衣钵继承者一种强烈的信心，使得他们带着“为往圣继绝学”的责任感与优越感，更加理直气壮地“唯我独革”呢？

周扬承认在延安搞过宗派主义，他本人就是“鲁艺派”的“首领”。我们毋宁把那时的宗派主义看成是一种“刺激——反应”必然结果。后来，萧军得偿夙愿任教鲁艺，王德芬对此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经过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制订了党的文艺政策，大家的思想行动才有了一致的方向、目标、准则。又经过了整风运动的学习，大家在思想上更有了进步，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得到了缓解。周扬终于遵从组织的决定，接收萧军到‘鲁艺’任教。”事实上，萧军在经过整风运动后，张狂的个性也有所收敛。这也说明，宗派顽疾并非真的不可克服吧。

作者单位：浙江科技学院 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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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本期编辑：长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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