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钺：治学经验漫谈

楞个想 2022-09-24

我少小时即喜好读书，二十岁以后，一直从事教育科研工作，在中学教书十年，在大学教书五十年，迄今年逾八旬矣。回顾往事，虽然成就有限，深觉惭愧，但是当此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昌明时期，我还是极愿意以秉烛之明，竭驽骀之力，做出贡献。常有许多青年学人问我治学经验，我现在分几节小题目粗略谈一谈：一、基本功；二、熟读深思；三、三个结合（兼论“博与专”、“才、学、识三长”）。这几节之间的内容有些是相通的，为了叙述方便，姑且分开。这些经验或可供青年学人参考。一九八五年三月，缪钺自记。

一、基本功

凡做学问都要先练好基本功，而且越早越好（最好在二十岁以前）。研治文史之学的基本功是什么呢？首先是要有较好的语文能力，包括读与写，还有目录学与文字、声韵、训诂学的常识。在训练基本功方面，我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我家藏书相当多，少年时期，我父亲经常指导我读书治学。我识字之后，七八岁即从外祖父邹蘅衫公读《论语》《孟子》，要求背诵，入高小、中学（旧制四年）读书时，所讲授的都是文言文，所以我从小就很自然地养成阅读古书及写文言文的能力。在十二三岁时，读《资治通鉴》，基本上能读懂，而且进度不慢。我肄业高小、中学时，校课不忙，且住在家中，我利用课余及假期，广泛阅读经、史、子、集各类书籍，有的精读（极少数），有的泛读或选读，有的翻检一下。我父亲说，“治学须先通目录学”，要我先看《书目答问》。我曾按照《书目答问》的体例将家中藏书编了一个书目，作为训练。《四库提要》也常置案头，以备翻检。我父亲又说，训诂古书，高邮王氏父子造诣最精，所以我用《十三经注疏》本读《诗经》《左传》时，常参读王引之《经义述闻》。古人注释隐晦或错误之处，他都能疏通阐明，惬心贵当，我因此略知所谓“以声音通训诂”之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是我时常查阅的，略知汉字形、音、义的本源。我又读过章学诚《文史通义》，才知道有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但是当时学力尚浅，未能深入。我爱好文学，出于天性，除去选读《庄子》《楚辞》《史记》、萧统《文选》的名篇之外，还读了几种古文、诗、词的选本以及陶渊明、李商隐、吴伟业的专集，并且练习写作古文、骈文、诗、词等。通过实践，有助于深入体会古人的作品。我父亲是很开明的，对我的读书，从来不加限制，而只做指导。我在暇时还阅读了一些小说、戏曲的名著，如《水浒传》《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桃花扇》等，也浏览过一些笔记、诗话，增广知识。

以上所说，都是我十八岁以前读书的情况，谈不上做学问，更不懂所谓主攻方向，只是由于求知欲望的支配，乘兴阅读而已。（我这样做，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参加任何体育活动，所以身体不健壮，今日青年应以为戒。）旧制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肄业，开阔眼界，启发思路，以后又从事教书工作，游走四方，许多年来，得到良师益友的指导帮助，我的治学更在深广方面发展。

二、熟读深思

我在许多治学的实践中，总结出一条经验，就是“熟读深思”。这四字，看起来很平常，但是如果能做到，确有无穷的受用。

凡是重要的书，必须熟读、精读，最好能背诵（背诵其中精要部分），只靠泛泛浏览是不够的。司马光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在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 （吕祖谦《吕氏家塾读书记》）苏轼也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诗）朱熹也说：“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 （丘濬《朱子学的》“朱子论读书法”条）这些都是古人治学的经验之谈。我从小就养成背书的习惯，非但不以为苦，反倒觉得是一种乐趣，记忆力也是越练越强。读书能够背诵，确是受用无穷。原先不甚理解的，也渐渐能理解了；原来自以为已经理解的，再通过反复背诵，更能深入体会作者之用心而求得其精意微旨。浏览过的书，虽然也有印象，但总是不牢固，容易遗忘，要用时它也不来，而熟读成诵的书，则变为自己的东西，招之即来，运用自如，在思考问题时，也容易联想，左右逢源。

熟读还必须与深思结合起来。读书不仅是要多获知识，而且应深入思索，发现疑难，加以解决，此即所谓读书得间，也就是所谓有心得。朱熹在这方面有精辟的论述，他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深思有两个方面，一是探索隐微，一是高瞻远瞩，也就是今人所说的“微观”与“宏观”。古人治学，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经验之谈。汪中说：“记诵之学，无过人者，独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心目所及，举无疑滞，钩深致隐，思若有神。”（刘咸炘辑《汪容甫遗文·与达官书》）此微观之说也。司马迁说自己修史要“通古今之变”，黄庭坚称赞陈师道“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 （《后山诗注》卷首王云题记）。此宏观之说也。微观与宏观应当是辩证的结合，就是说，学者既要能观察敏锐，深入隐微，又要凭高远望，目穷千里。只能微观而不能宏观，则失之狭隘；只能宏观而不能微观，则流于空疏。既有深邃的情思，又有宏观的通识，才能达到治学的完美境界。

三、三个结合

我在指导中青年教师及研究生时，曾提出“三个结合”，与他们共勉。这三个结合是：论史结合，文史结合，古今结合。

先说“论史结合”。做学问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一定要联系实际，也就是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概念出发。近来有人主张“论从史出”，这个提法更为明确。掌握大量的、丰富的资料加以探索以后，再提出论点，而不是先有主观的公式、教条，然后强求或曲解资料以迁就它。马克思本人是最反对套公式的，他说：“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哲学的贫困》，《马恩全集》第四卷第166页）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是发展的。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其精神实质，灵活运用去分析学术问题，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再说“文史结合”。文史结合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文学与历史两种学科本来是息息相关、互相渗透的，所以自古以来，学者往往兼擅二者。西汉司马迁既是伟大的史学家，又是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说明了这一点。自司马迁以后，历代著名学者多是如此。治文学者要知人论世，要研究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就离不开较广博的历史知识；而历史是人创造的，史书仅仅记载历史人物表面的活动，而人物的内心世界则在文学作品中透露出来，亦即是所谓“心声”，则解释历史更能深透。我在各大学教书，既教过文学课，也教过历史课。我搞科研也是两者兼顾。我的《诗词散论》《读史存稿》《冰茧庵丛稿》诸论文集中所载的许多篇文章，以及我的专著如《元遗山年谱汇纂》《杜牧传》等等，都是文史结合的产物。当然，哲学与文史的关系也很密切，研究文史也经常涉及哲学，所以，如果提“文史哲结合”，更完备些。

最后要说“古今结合”。中国人治学又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经世致用。研究古代的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其目的都是为了探索源流，提供借鉴，解决当世之务。顾炎武平生博览群书，考证经史，而着眼于当时“天下郡国利病”，提供治国方案。所以我们治学，也应当抱着古为今用的精神，不可以为古而古。尤其是研究历史，其目的是要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更应当具有“通古今之变”之眼光。否则局限于一隅，成就是不会大的。当然，在今日世界中，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在古今结合之外，如果再能中外结合，汲取外国学问的长处，以供我用，那就更好了。

下边再补充两点意见，一是专与博的关系，一是关于才、学、识三长。

做学问必须有所专精，如果只是泛泛浏览，游骑无归，只能成为“横通”而已。但是专精必须建立在广博的基础上，如果根基浅薄，而即求专精，在一个狭小范围内徘徊探索，即便能写出一两篇像样的论文，略有成就，以后也难以再向深广处发展。譬如花树，生长于深山大泽中者，经过长期的雨露滋润，风霜锻炼，根深叶茂，生长不息，能不断地开花结果，若在温室培养，虽然勉强开出几朵花，以后即行将枯萎了。

刘知几论治学贵有才、学、识三长，就是说，要具备精辟的见解，广博的知识，卓异的才华。当然，同时具有这三者，是不容易的，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不过，有志于治学者可以将它作为努力追求的目标。

我再附带谈一点经验，就是读清人书所受的裨益。清代学者对于我国数千年学术文化作了一个总结而又有所创新，实有承先启后之功。举其著者，如顾炎武“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经世致用精神；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疏通知远的浙东史学；王夫之、戴震的唯物主义哲学；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诸人精密的经史考证及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汪中的“博极群书、文藻秀出”。我读这些学者的书，受到无穷的启发。此外，近代学者如张尔田、王国维、陈寅恪诸位先生的著作，也是我很爱读而深受教益的。

以上是我治学的一些经验，因为避免行文冗长，所以只是略述要旨，未做详细的阐发论证。我曾写过两篇谈治学经验的文章，一篇是《治学琐言》，载《文史知识》1982年第9期，另一篇是《治学补谈》，载《文史哲》1983年第3期，读者可以参看。

（原载《群言》198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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