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摄影家镜头下的80年代中国
安德烈·卡瓦祖缇（Andrea Cavazzuti）第一次来中国是1981年，只有22岁。
“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我的心态与之前去西西里、法国的布列塔尼或首次去伦敦的心态是一样的：一心想着拍照。”
但他已经是个颇有经验的青年摄影家了。1981年，安德烈·卡瓦祖缇参加了意大利著名摄影家路易吉·吉里（Luigi Ghirri）策划的展览《意大利之行》，是其中最年轻的作者。
为什么来中国？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肯定是其中的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对于深受当时美国文学艺术熏陶，但又不爱喝酒吸毒的青年安德烈，中国提供了崭新的可能性。
吸引他的还有“象形文字、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和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的老照片，以及对地图上如此辽阔的土地的一无所知”。
1981年，安德烈从都灵坐火车出发，七天后终于抵达目的地南京，他在这里进行了一次短期访学。
1982年，安德烈来到复旦大学留学，为期两年。
这期间， 安德烈·卡瓦祖缇拍下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看安德烈的照片让我觉得放松，我想某一部分是因为摄影师的放松。这些照片没太想承载时代意义或是记录中国，也无意于报道与解释，它们是一个年轻人的好奇，因此透出一种轻松平和。
本书收录了意大利摄影家老安（Andrea Cavazzuti）1981到1984年在中国拍摄的190余帧照片，记录下了那个“稍息年代”里中国人的一些日常生活场景。
从此，安德烈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他在这里成家、立业、生子，他在这里拍摄照片，后来是拍摄电影和录像，并成为一位独立影像艺术家。现在，朋友们喊他老安。
老安说：
奥利沃·巴尔别里（以下简称“奥利沃”）：你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摄影里面展现了什么形象？
安德烈·卡瓦祖缇（以下简称“老安”）：客观地说，这些照片中的中国，其所处的年代介于全面闭关锁国的历时二十年的政治运动及社会实验刚刚结束之后，又在即将拥抱传真手机网络等工具之前。那是一段罕见的、短暂的沉静，人们在喘一口气，准备跃入很快来临的癫狂。
奥利沃：为什么你决定了学习中文，它当时并不时髦，学习的人凤毛麟角？
老安：因为一系列令我好奇的事物，从象形文字、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和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的老照片开始，还有我对地图上如此辽阔的一片土地的完全无知。
奥利沃：是什么让你动心拍照？
老安：开初，中学二年级时，纯粹是出于将我的视觉经验定影于纸上的痴迷，包括其内在的技术流程：底片，目睹形象在一种红色或黄绿色的阴森森光线中渐渐呈现，而我则浸淫在化学气味中……以后，因为你，奥利沃·巴尔别里，我不仅发现摄影可拥有远为广袤的含义，而且竟能将我对写作的兴趣上升到较之诗歌而言更为简练的东西，且摆脱了语言的限制。
奥利沃：当时哪些摄影家是你感兴趣的？
老安：一些多少有点熟识的国内摄影家，如路易吉·吉里、奥利沃·巴尔别里、圭多·圭迪（Guido Guidi）、马里奥·贾科梅利（Mario Giacomelli）、乌戈·穆拉斯（Ugo Mulas），另一些在时空意义上均相距略微遥远，如尤金·阿杰特（Eugène Atget）、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约瑟夫·索德克（Josef Sudek）、保罗·纳什（Paul Nash）、黛安·阿勃斯（Diane Arbus）、盖瑞·温诺格兰德（Garry Winogrand）、李·弗里德兰德（Lee Friedlander）等人。
奥利沃：中国自那时起发生了哪些变化？
老安：从一种纯粹主观的角度来说，和我初次认识时相比，它迅疾地越来越接近我离开时的意大利；同时我也逐渐浸染了它的美德并恶习，以致时间于我似乎是停止了，至少可说，时间依从我，使我在置身这一时代巨变时，感到得心应手。正在发生的事很难让我奇怪。当然重大的变化也出现在世界的其他国家。
奥利沃：摄影自那时起发生了哪些变化？
老安：我一直将摄影视为某一历史时期的最高艺术，那一时期，人类真正开始放眼四周，并发明了包括摄影在内的相应工具。当时，世界人口飙升。那么多人，拥有新的技术，创造和制作数量可观的新物品、新象征、新情况。我认为，一只明亮的眼睛（心灵）在遭遇这些数不胜数的新现实时，能借助一组形象给予概括，这是其他媒介难以胜任的。你骨子里的文化，在你遇见新的，或不同的，或以前忽视的，或已知但经过重新复制并有所变化的事物的一刹那，会催生出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或一种顿悟，它在摄影中找到了最贴切的表述。其他艺术制作所需的时间，尤其是电影，使事物不可避免地沦为记忆缺陷的牺牲品。当今，世界正在步入一个全新时期，如此理解的摄影要么彻底改变，要么消失。
奥利沃：哪些是你今天感兴趣的摄影家？
老安：很少，基于上述原因。
奥利沃：哪些是你今天感兴趣的作家、艺术家、导演？
最近几年，我看了不少意大利影片（电影和电视剧），这并非因为它们特美或特有意思，而是出于我个人的几乎是肺腑之需，是为了填补远离我出生环境三十多年的空缺。我相信，今天，作为造梦工厂的电影已无法与系列电视剧等量齐观，不过，这给了它重起炉灶来尝试新语言的空间。可惜，好像它并不往那个方向走。
《无知虎》，丝网版画，10cm×13cm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