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的物种》｜人类是合作的物种，具有合作的社会偏好。
实践应用
核心书摘
《合作的物种》作者通过大量实验、考古、基因学和人类学的数据，阐述和论证了人类是合作的物种，并借助自己的研究和教学经验，来理解在多样化有组织的生活背景下复杂的人类。作者表明，当人类愿意分享利益并愿制裁不遵守协议者的族群时，就可以演化出合作策略来。
适合谁读
· 公关人员
· 大型企业管理者
· 想提升交际能力的人
关于作者
塞缪尔·鲍尔斯，美国经济学家，1965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马萨诸塞州大学经济学教授（荣誉退休），代表作有《理解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与演化》等。
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美国经济学家，1969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马萨诸塞州大学经济学教授（荣誉退休），代表作有《理性的边界》《演进的博弈论》等。
学什么？如何构建互惠性合作模式
在职场中，你是否遇到过这个问题：一个任务上级交代下来，本职部门无法独立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找到其他部门进行合作完成，但是往往在跨部门合作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权责不明，产生工作纠纷的情况。
与其他部门进行沟通、协作是每一个职场人士都需掌握的技能，掌握之后，可以让你在人际关系方面如鱼得水，在客户沟通上面可以迅速突破，提升解决问题的效率。
今天的文章基于大量实验和基因学及人类学数据的研究，从合作的方法和提升合作的效率两个维度出发，教你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实现商业合作，以及在合作期间怎样保证合作双方达到利益最大化的效果。
你还会发现：
· 什么是N人囚徒困境；
· 如何保证合作双方利益最大化；
· 什么是“文化惰性”。
在经济学领域中，有三大社会困境，分别是囚徒困境、公地悲剧和公共品博弈。囚徒困境我们之前在《合作的进化》这本书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解释，这里不再赘述。今天我们主要讲讲何为公共品博弈。
公共品博弈又被称为N人囚徒困境，简单解释就是多名参与者对某种公共品做出贡献时的选择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经常利用它来研究人们的合作行为。具体点说，假如一个人的行为为其它社会成员带来了好处，那么这样的行为就是为公共品作出贡献的行为。例如，你出行不开私家车而是乘用公共交通工具；在用电高峰时主动减少用电量；积极纳税；积极参加公益事业；等等，这些都可以认为是为公共品做出了贡献。
公共品博弈的典型模型是这样的：假设有10个参与人，每个参与人的“私人账户”里都有10块钱。如果某个人给“公共账户”贡献了10块钱，就可以为所有参与人的私人账户各增加5块钱。因此如果所有的参与人都把自己账户中的10块钱贡献出来，那么每个人的收益都可以达到50块钱。而如果所有人都不做出任何贡献，那么每个人的私人账户就永远只有10块钱。
显然，大家都做出贡献（也就是合作），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然而，由于每次贡献只能给自己带来50%的回报，因此，如果其余的人都做出贡献，而自己选择“搭便车”，也就是不贡献，那么自己所得到的收益就是5块钱乘以9加上自己原有的10块钱，等于55块钱，大于做出全部贡献时50块钱的收益。所以，对个人来说，选择搭便车更有利。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叫做经济人假设，意思是每个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基于这样的假设，每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上面的博弈中都会选择搭便车的行为，从而造成了合作的瓦解，最终陷入了公共品博弈的社会困境中。
虽然公共品博弈造成的社会困境是合作的瓦解，但在现实中，我们却还是建立起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合作秩序。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在维持着群体合作的秩序？有没有办法进一步增强群体的合作秩序呢？
一、什么是社会偏好？
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是指人们除了关注自己的物质利益外，还关注社会福利、社会成员之间公平分配、公平动机等他人行为或收益的倾向。社会偏好分为利他偏好、互惠偏好和公平偏好三种类型。其中支持合作的利他偏好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战胜了其它的自利行为，成为主导，对此，作者给出了三个理由。
首先，人们设计了种种方法来保护利他成员免于遭受自利者的伤害。在这些方法中，最典型的就是社会公共道德和法律法规对于善行的保护。
中国古代的法律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法合一”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长期以来，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就有同时具有两种职能，一种是为了维护专治统治的需要，另一种则是为了惩恶扬善，以保障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汉书·刑法志》中说：“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在现存的先秦文献中，就记载有对“见义勇为”这种利他行为的保护规定，比如《易经·蒙上九》中说：“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意思是说，“攻击蒙昧的老百姓，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
而到了宋以后，在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法律条款中又增加了类似我们现代的抚恤金的内容，即见义勇为者在同不法分子搏斗时被罪犯伤害，国家要拿出一定的资金给予抚恤，以保证伤害者个人及其家属正常的生活需求，鼓励更多的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如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四十两……五等伤十两。”
这些规定，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已从单纯的人身安全保护扩展到对其生活的保障，也从中可以看出，历朝历代对于“利他偏好”的保障是在不断地加强的。
其次，人类经过长期进化，形成了不同的组织体系，并在体系内部形成了能够导向合作行为的规范，例如学校、公司、军队的规章制度。
之前我们拆过的《万达工作法》中，就详细分析了万达是如何通过细致入微的规章制度管理公司的。万达公司的内部制度长达52万字，是一本400页的16开书籍。
具体体现就是六个字：简单、直接、细节。例如万达商业地产投资制度《商业地产投资100问》，就囊括了万达最近十年与地产相关的各类问题，涉及土地、配套、地下、规划、税费等方方面面。在这样的积累下，即使是一个新人来到万达，只要拿到这本书，都可以立即投入工作状态。这无形中就强化了组织体系内的合作，杜绝了能干的累死，偷懒的闲死的“搭便车”行为。
最后，群体为了资源和生存相互竞争，而群体竞争又恰恰是利他合作演化的关键因素。因为群体中若拥有大量合作的成员，往往能够在挑战中取胜并占有不合作群体的资源，从而不断扩大优势。在这个过程中，为获得竞争成功做出更多贡献的利他者将会脱颖而出，成为英雄，他的行为通过传播扩散影响更多人采取合作行为，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部落领袖神农尝百草、炎帝种五谷、黄帝造房屋、蚩尤造兵器等等都是因为利他的行为使各自的部落变得更强大，从而被推举为首领。
简而言之，人类之所以成为我们这样的合作性物种，是因为实行合作的群体，在与环境和对手的竞争中，拥有更大的优势，这种优势又刺激群体采取更高水平的合作，如此循环，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
二、为什么搭便车者会瓦解合作？
“搭便车”理论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在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一书中提出，是指在团队生产中，由于团队成员的个人贡献与所得报酬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每个成员都有减少自己的成本支出而坐享他人劳动成果的机会主义倾向，团队成员缺乏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这样就导致团队工作效率低下，简而言之就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
在公共领域中，“搭便车”是指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非贡献使用者。其实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搭便车者广泛存在于我们身边，小到一两个人，大到整个行业。著名的“三个和尚没水喝”讲的就是一个和尚享用另外两个和尚担来的水，导致其他两个人的积极性也降低，不再担水。在生活之中还存在一种极其广泛的“搭便车”现象，我们称之为“文化便车”现象。这种现象以他人或其他群体的思考代替自己的思考，如路径依赖者、教条主义者、学术抄袭者、盗版者、产品侵权者等等，都可以被视为是“搭便车”者。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就是“文化惰性”。
冯小刚在谈到影片《唐山大地震》中的植入式广告时就曾说过，广泛存在的盗版使得版权收益流失严重，产业链收缩，只好在影片中植入广告。盗版者正在“搭乘”的就是“文化便车”，也正是这种“文化便车”现象，使得中国电影产业发展陷入困境。而这只是其中一例。几年前，《谁动了我的奶酪》一书热销，很快市面上就出现了奶酪系列丛书《我不想动谁的奶酪》《谁也动不了我的奶酪》《你动了谁的奶酪》等等。这种因惰性和利益驱使而导致的“文化便车”现象与其他的“搭便车”现象相比，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
回到我们开篇所讲的那个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一个现象：在多轮实验中，参与人在第一轮为公共帐户做贡献的约占50%，到第二轮就减少到40%左右，然后开始逐轮减少。作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通常是人人可见的，所以不贡献会造成个人名誉损失，因此，即使是匿名实验，还是有许多人在第一轮中选择做贡献。但是在接下来的轮次中，人们在博弈重复的过程中学会了最大化个人收益，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再做贡献了。
但这个实验有趣的地方在于，当研究人员让这些被试者再次开始新一局实验时，按照第一局结果推测，被试者在第一轮博弈中，就应该拒绝做出贡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实验结果却显示，在有多组群体参加的公共品博弈实验中，每局结束后，即使群体重组并重新开始博弈，被试者在每个新局中仍然有50%的贡献率，而合作仍会在后来的轮次中衰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合作衰减的主要原因是，热心公益的合作者试图报复那些搭便车者，而在博弈中唯一可行的报复办法就是不作贡献。也就是说搭便车行为和对搭便车者的报复是合作瓦解的真正原因。但是如果倾向于合作的个人可以优先选择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那么合作的机会就会大大提高。
三、如何维护合作？
在公共品博弈中，搭便车会导致合作瓦解，这在前面我们已经有所解释，那么如何避免搭便车者瓦解合作呢？研究证明，引入惩罚机制可以维护公共合作，也就是合作秩序的建立必须依靠“强互惠”的行动。这种行为的特征是在团体中与别人合作，并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破坏合作的人，哪怕这些破坏不是针对自己，甚至在预期这些成本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也这样做。强互惠能抑制团体中的背叛、逃避责任和搭便车行为，从而有效提高团体成员的福利水平。
但实施这种行为却需要个人承担成本，并且不能从团体收益中得到额外补偿。从这点看，强互惠也是一种明显的正外部性利他行为（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因此，强互惠行为也被称作“利他惩罚”，简而言之就是哪怕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惩罚那些违反社会公德或者社会准则的人。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最常见的就是各种形式的“见义勇为”行动，“雷锋精神”也是这种强互惠行为的典范。
近几年有一个非常爱“较真儿”的“公益诉讼人”，郝劲松律师，有些人可能听说过。他就是“强互惠”的践行者，他被大家熟悉是因为两场“5毛钱的官司”。
第一场是与铁道部对簿公堂。2006年春节期间，郝劲松购买了当天从北京南站驶往石景山南的7095次列车车票一张，票价标明是2元整。郝劲松发现票价比以前的1.5元上涨了5毛钱，涨幅高达33%，已超过了票价涨幅不能超过20%的规定。于是，当时还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的郝劲松将铁道部告上了法庭并胜诉。这一事件的最终结果是实行了14年的春运火车票涨价制度被废除。
另一场5毛钱诉讼是郝劲松在北京地铁使用了公厕，并且支付了5毛钱，他认为这5毛钱是不合理收费，于是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了法庭并胜诉，从此北京地铁中的公厕开始全部免费。
可能很多人并不理解这种行为，觉得没必要为5毛钱大动干戈，但正是他的这种“较真儿”，这种不以一己之利为目的的公益诉讼，唤起了人们对公民权益问题的关注，促进了问题的解决。
强互惠或利他惩罚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利他行为（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但这种行为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呢？在得不到物质补偿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不惜花费代价也要去惩罚那些搭便车的人呢？苏黎世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主任恩斯特·费尔博士猜测，如果不能从外界得到必要的激励，强互惠者很可能是从利他惩罚行为本身获得预期的满足。
为了证实这个假设，苏黎世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使用PET，即“正电子发射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对这一行为的脑神经系统进行了观察。医学研究表明，位于中脑系统的“纹体”是人类及灵长类动物整合激励信息与行为信息的关键部位，如果通过PET能观察到这一脑区在实施利他惩罚时被激活，且惩罚行为的强弱与其活跃程度正相关，就说明这个推断是正确的。
实验过程是这样的：两个受试者A和B为一组，每人分配100元初始货币；第一步，A把自己的100元全部交给B，然后实验者就把A交给B的钱扩大四倍，即B得到了400元，加上初始的100元，手上共有500元；第二步，B决定是否把拿到的500元中的一半儿回赠给A，如果B不这样做，则信任他的A将分文不得；第三步，A被赋予惩罚B的权利，A有一分钟时间思考是否实施惩罚，以及惩罚的数量。
实验者在这一分钟内通过PET对A的大脑进行扫描，这个实验一共有14位经历了背叛的A被作为观察样本。
为了测试惩罚行为与大脑兴奋之间的关联，实验者设计了4个不同场景：
第一个场景是“有意但有代价”，即B有意利用了A的信任，但A惩罚B是有代价的；第二个场景是“有意但无代价”，即B有意利用了A的信任，但A惩罚B是无代价的；第三个场景是“有意但象征性”，即B有意利用了A的信任，但A对B的惩罚是象征性的，不能实质上减少B的货币；
第四个场景是“无意但有代价”，即B的背叛行为是随机的，比如通过掷骰子来决定是否给A钱（且A被事先告知），但A惩罚B仍然是有代价的。
这四种情况出现的顺序是随机决定的。
实验结果证明，A在前三个场景下都显示出强烈的惩罚愿望；“有意但无代价”条件下全体受试者都对B实施了惩罚；“有意但无代价”条件下有12个受试者有对B实施了惩罚；“有意但象征性”条件下有6个受试者对B实施了惩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无意但有代价”条件下A几乎没有惩罚愿望，14个受试者只有3个惩罚了B，而且惩罚强度相当低。
实验结果显示，在预期的四个场合下，与激励相关的脑区均被激活。也就是说利他惩罚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依靠愿望诱导的激励机制，人们可以从这种行为本身获得满足。大多数人在发现那些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未得到惩罚时会感到不舒服，而一旦公正得以建立，他们就会感到轻松和满意。正如看到公交车上的“咸猪手”被人打时，所有的人恨不得都上去唾口吐沫或者踏两脚，有人扒着高铁的门不让列车开动，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谴责她一样，行动的结果未必对自己有利，但心理上会取得愉悦和满足。
总结
人们之所以选择合作，并不仅仅是出于自利的原因，也是出于对他人福利的真正关心、试图维护社会规范的愿望，以及为合乎伦理的行为本身树立正面形象。在这种个人素养以及强烈的道德责任的驱使下，一旦合作群体中出现搭便车的人，也就是坐享其成者，人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即使付出个人成本，也要为了群体的利益惩罚那些盗用他人合作行为成果的人。因为这样的行为会激起满足，骄傲的感觉。而如果人们不这样做，那么这件事情常常会成为羞耻和内疚的源泉。
接下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
1. 什么是社会偏好？社会偏好是说人们除了关注自己的个人利益外，还关注其他社会福利、社会成员之间公平分配及公平动机等他人行为或收益的倾向。
2. 为什么搭便车者会瓦解合作？群体中一旦出现搭便车者，就会导致原本热心公益的合作者不惜一切代价报复搭便车者。而这种搭便车行为和对搭便车者的报复造成了合作瓦解。
3. 如何维护合作？对搭便车者进行惩罚，建立合作秩序的唯一途径就是引入惩罚机制，也就是“强互惠”或“利他惩罚”行为。
恭喜你和“今今乐道”读书会一起读完了你生命中的第 665 本书，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有益的启发。（拆书人：若然）
《合作的物种》金句：人类是合作的物种，具有合作的社会偏好。
美国著名思想家韦伯斯特曾说过：“人们在一起可以做出单独一个人所不能做出的事业；智慧+双手+力量结合在一起，几乎是万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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