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如何不带偏见地看待同性恋群体？

2007年度著名同性恋非小说类书籍，揭示社会对待同性恋者的态度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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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书摘

在《掩饰》中，作者吉野贤治结合个人经历和学术观察，提出社会对待同性恋者往往有三个阶段的态度：先被当成精神病，予以强制治疗；随后，社会要求这个群体必须在很多场合冒充成“正常”的异性恋；而如今这个社会，要求他们淡化自己的某些特质，保持低调，作者称其为“掩饰”。《掩饰》是吉野贤治的第一本书，书中融合了有力的法律论证和诚恳的自我剖析，于2007年获得了由Publishing Triangle颁发的Randy Shilts奖，被誉为年度著名同性恋非小说类书籍。作者在书中提倡一种跳出身份政治的新民权范式，希望每个人都能更真实地做自己。

关于作者

吉野贤治，日裔美国人，出柜同性恋者，曾经担任过耶鲁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现任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吉野贤治还是为广大同性恋者争取法律权益的斗士，除了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文章，还在《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开有专栏；常参与知名电台和电视节目。

本书鲜知

学什么？如何不带偏见的看待同性恋群体

社会对的态度经历了矫正、冒充、掩饰这三个阶段，同性恋者会直截了当地反对矫正，也会有原则地反对冒充，但对于掩饰这种社会态度，大家是争论不休的，一部分人并不认为这中掩饰是侵犯，同性恋群体中自己分裂出“好同志”和“酷儿”两个群体。

其实现实中，每个人都会掩饰，借以淡化自己不受欢迎的身份或特质，去迎合主流。这种掩饰的煎熬，所有人都有所体会，我们应该互相谅解才对。

作者吉野贤治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反对所有的掩饰，需要反对的是那些约定俗成地要求人们掩饰自己某种特征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潜规则和刻板印象。

你还会发现

· 吉野贤治的三个人生阶段；

· 同性恋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 同性恋掩饰自我的四个方面。

一、生而为人：吉野贤治的故事

吉野贤治的父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在吉野贤治13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希望通过学校的生活，改善他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

吉野贤治很早就发现自己与其他男生不同，他不喜欢学校里那些热情洋溢的少女，相反，他非常喜欢球场上运动男生，但他没有勇气面对这些，于是他选择交一个女朋友，来逃避自己的不同。当然，结果自然是很快就分手了。

大学时，吉野贤治找到了排解内心郁闷的方法，就是写诗。写诗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愉悦，他开始记录发生在身边的事情，那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快乐的。

但还是有一个人看透了他的内心，这个人就是他毕业论文的诗歌教授。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已经避无可避。这个问题包括他是热爱诗歌还是热爱法律，是遵从内心当一个同性恋者，还是顺从家人和社会的期许，做一个普通的异性恋者。最终，他选择了法律，选择了同性恋。

吉野贤治的选择是勇敢的，但这同时也是一条困难重重的路。吉野贤治在学习法律的时候，因为成绩优异，获得了在联邦上诉法院的实习资格，实习期间还可以得到法官的亲自指导。也是在这里，他发现世人对同性恋群体的认知实在太少，也因此产生了很多误解和偏见，从那开始，他就下定决心要向大众普及同性恋的相关知识。

后来，吉野贤治一直在不断权衡自己要不要说出同性恋的身份，在挣扎中吉野贤治逐渐明白，要想拥有同性恋的身份，必须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他努力想变成一个异性恋者，他向上帝祈祷，希望改变自己，这是他矫正的愿望；在第二阶段，他接受了自己同性恋的倾向，却在别人面前躲躲藏藏，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是他冒充的愿望；到第三阶段，他已经公开出柜很多年，但还是需要压抑自己身份的特殊性，不去过多关注同性恋议题，不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身份，这就是他掩饰的愿望。

矫正、冒充、掩饰这三个阶段是吉野贤治的亲身经历，也是世上绝大多数同性恋者都会经历的人生阶段，认识了这三个阶段，就能够更客观地看待同性恋群体。

二、矫正：同性恋者的第一阶段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所有人都是双性恋者，同性恋主要是由后天决定的。既然是后天形成的，就有矫正的可能。所以，20世纪上半叶，人们普遍对“同性恋矫正”抱有幻想。实际上，弗洛伊德本人一直对“矫正同性恋”存有质疑，他曾经在一封信中提到：“同性恋固然没有好处，但也不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弗洛伊德对于同性恋的认识是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的，但和同时代的人相比，他的认知高度已经高出一截。

弗洛伊德死后，一些继承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人开始把同性恋定义成一种心理疾病，他们采用药物阉割、电击疗法、精神控制等方法去“治疗”同性恋者。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桑多尔·拉多更是公开宣称，同性恋就是一种“适应无能”和“精神病”。美国精神病学会还把同性恋纳入1952年的精神病分类目录中，于是，治疗师们的黄金时代、同性恋者的至暗时刻来了。

在这个时期，虽然也有很多学者质疑“同性恋是精神病”的说法。比如著名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同性恋现象在几百万美国人中普遍存在，那它还能被称为是精神病吗？”但他的声音过于小众，当时社会上对同性恋群体依然极不友好，同性恋始终处在被污名化的状态。直到1969年的石墙事件，才打破了这种状态。

石墙事件是同性恋维权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司法制度仍严重歧视同性恋，警方会经常对同性恋酒吧和夜总会进行搜捕，想办法把尽量多的同性恋者押上警车。1969年6月27日，警方突袭了一家叫“石墙”的同性恋酒吧，当时聚集在“石墙”的同性恋者情绪非常激动，他们不想再忍受警察的搜捕和检查，他们堵住酒吧的大门，阻止警察进入，然后疯狂地朝外面扔啤酒瓶，并高喊着“同性恋不可欺”之类的口号。

石墙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世界范围内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同性恋者已经不再想把自己变成异性恋，而是想改变精神病学家的观点。他们的呼吁和行动也产生了一些效果，社会上对同性恋者的看法开始发生了变化。

作者吉野贤治其实也有过一段“矫正”的经历，但当他决定向更多人坦白后，想要矫正的压力反而缓解了。这个经历让他意识到，矫正愿望最强烈的，往往是那些性摇摆者，也就是在性观念上模棱两可或尚未定型的人，通常来说，青少年和儿童中的性摇摆者居多。绝大多数家长在得知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后，都会不加思索地采用矫正的手段去纠正孩子的性取向。当然，进入到21世纪，这种粗暴矫正的情况已经大为减少，但矫正的需求仍然存在，只不过会以一种更加隐晦的方式呈现。

三、冒充：同性恋者的第二阶段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同性恋者的第二个阶段：冒充。

著名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在他的长诗《古舟子咏》中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一名老水手在航行途中，遭遇了风暴，正当危急时刻，天边突然来了一只信天翁，瞬间一切有了好转，然而老水手却失手射杀了这只会带来好运的信天翁，面对自然和上帝的惩罚，老水手开始不停地祈祷，最终获得了上帝的原谅和大自然的救赎。

在作者吉野贤治看来，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都必须反复讲述它,直到把它讲好。对于同性恋者来说，这个故事往往就是他们出柜的故事。他们常常对不同的人讲述相同的出柜故事，好像是想通过不断讲述自己出柜的心路历程，来赋予这个举动特殊的意义，并且希望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彻底的解脱。

1969年的石墙事件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的出柜事件，在那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很多同性恋者到死都不愿意直面真实的自己，更不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当时的同性恋者活生生地把柜子变成了棺材。

实际上，在石墙事件前，也存在一些同性恋场所，包括私人性质较强的风月场、情人幽会的酒吧，或者干脆就是借助矫正治疗形式的同性恋互助会。在这些特殊的场所里，同性恋们互相出柜，袒露自己的心意，但这种隐晦的抵抗方式还是很难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

同性恋者在抵抗的过程中，逐渐认清和接受自己同性恋的身份，但是碍于社会环境，还不能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性取向，只能采取冒充异性恋的方式来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而关键的转折点就是石墙事件。石墙事件开辟了同性恋权利运动的新战场。这次暴动促使一系列新组织建立起来，比如同性恋解放阵线、激进女同以及第三世界同性恋革命。石墙事件之前，同性恋群体只能怨天尤人，石墙事件之后，同性恋群体可以上街演讲，可以团结起来进行反击，社会同化同性恋的重心也从矫正变成了冒充。

四、掩饰：同性恋者的第三阶段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同性恋者的第三个阶段：掩饰。

步入21世纪后，同性恋的自我表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同化同性恋的重心从冒充变成了掩饰。在当今社会，同性恋者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出柜，也可以公开地表明自己的身份，只要别太“张扬”就行。

矫正和冒充不再是同性恋们讨论的焦点，他们会直截了当地反对矫正，也会有原则地反对冒充。然而，对于掩饰这个问题，大家仍然争论不止。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同性恋者的行为举止应该表现得像异性恋一样，还是应该先取悦自己的非典型性别呢？是应该小心对待自己的同性欲望，还是应该“招摇过市”呢？针对这些问题，同性恋群体中又分裂出两个群体，一个是认同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但举止行为偏向正常人的“好同志”群体；一种是以捍卫差异为名，跟主流社会抗争到底的“酷儿”群体。

这两个群体的割裂最初只是在观念上，随着事情的发展和变化，又拓展到了两个群体的互相指责。“好同志”责骂“酷儿”，认为他们让所有同性恋者都背上了放荡不羁的坏名声；“酷儿”也会攻击“好同志”，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对同性恋群体的背叛。

这种争论吸引着作者吉野贤治，他指出，同性恋掩饰自我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外表、归属、社会运动和人际关系。

外表是指一个人如何向世界展示他的身体；归属涉及他的文化认同；社会运动关系到他是如何参与到政治生活的；而人际关系则和他对同伴的选择（包括朋友、爱人等）有关。这些都是同性恋者展现自己的因素，也是“好同志”和“酷儿”两个同性恋群体争论的焦点。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男人天然的“第一性”导致女性被强行变成“他者”，社会的规章制度都是以男性的标准为尺度的，女人想要在这样的男性社会中掌握力量，必须遵从男性制定的规则。在掩饰阶段，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所谓“正常化”要求，就类似于波伏娃笔下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是一种偏颇和不公正。

到这里，我们已经了解了同化同性恋的三个阶段，从矫正到冒充,再到掩饰，同性恋者离完全平等也越来越近了。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同性恋者对同化的态度却变得更加摇摆不定。虽然大部分的同性恋者都在努力抵抗矫正和冒充,但欣然接受掩饰，他们并不觉得掩饰或者被迫掩饰会对人格造成伤害。

而且生活中，也不仅仅是同性恋者会习惯性掩饰，其实每个人都会掩饰，借以淡化自己不受欢迎的身份或特质，去迎合主流。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反对所有的掩饰，需要反对的其实是那些强制性的掩饰，那些约定俗成地要求人们掩饰自己某种特征的行为。比如要求同性恋者不能表现得太招摇，要求女性在职场上雷厉风行、更男性化等等。

总结

以上就是《掩饰》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掩饰》这本书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对同性恋群体态度的转变，从想要矫正他们的“同性恋病”，到希望他们冒充自己是异性恋，最后是希望同性恋掩饰真实的自己，这典型的三个阶段中，每个阶段都凝聚了同性恋群体的挣扎，一直到今天，对于同性恋者来说，依然没有公平、自由可言。

《掩饰》这本书的译者朱静姝说：“脆弱从来都不只是少数群体的特质，脆弱属于每一个人。”这句话正是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掩饰困扰的不只是同性恋群体，它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人。

如果你也有脆弱的一面，如果也曾经因为种种顾虑不得不掩饰自己，如果你也体会过掩饰的煎熬，那么，请对同性恋者“仁慈”一些吧。（编辑：Stan）

此为本书书稿的删减版，更多详细内容请听完整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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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文字、图片部分来自今今乐道APP和网络，老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