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
《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
国共两党的战与和
1921年7月1日，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带领全国人民建立起了新中国。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无数困难和挫折，但都逐一化解，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是中共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先生从事党史研究工作30多年的结晶。这本书讲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共产党人为挽救伟大的革命事业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涉及到的人物有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彭真等，涉及到的事件有“反王明”斗争、国共第二次合作密谈、出兵朝鲜、越南停战谈判等。今天我们选取毛泽东与独立自主原则、周恩来的卓越工作、国共第二次合作密谈这三个点，从细微处来展现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一、毛泽东与独立自主原则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毛泽东从小就养成了分析问题、判断问题，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个能力在他领导中国共产党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的这番发言是非常大胆的，因为那时的共产党还处在不成熟阶段，很多共产党人对军事运动有偏见，认为谁想抓军权，谁就想当军阀。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进行了又一次武装起义，也就是“秋收起义”，却连连受挫。他当即下了重要决定，不打长沙，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进发。
要知道，当时的观念是上山就是要当土匪。但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上山可以增强军事实力。他带领军队上了井冈山，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探索道路，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他认为，不要过分迷信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革命应该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共产党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但是这时，斯大林却致电毛泽东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否则，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
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他在1946年4月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这篇文章明确指出，目前人民民主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反动的力量，各国人民要按照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1948年大决战前夕，正是夺取革命彻底胜利、军队信心高涨的时候，苏联转来国民党政府的一封信，要求停止内战。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联的举动无疑是给中国共产党泼了一瓢冷水。毛泽东没有受到苏联的影响，他坚持自己的判断，写了1949年元旦社论，针锋相对地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
后来，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带领人民成立了新中国。斯大林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
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毛泽东始终能够冷静思考，不被他人左右，独立地进行分析与判断。也正是由于这种精神，毛泽东一次次地赢得他人的认可与尊重，并最终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向了胜利。
二、周恩来的卓越工作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为恢复在大革命中被破坏的党组织，周恩来经常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全国的革命形势和问题。他和各地来的领导人谈话，说服他们不要急于暴动，而要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这期间，周恩来将刘伯承、叶剑英、董必武等同志派到苏联学习军事理论和无线电通讯，还向全国各个根据地宣传推广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红军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
为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周恩来还领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特科。他派可靠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在保障中共中央安全的同时，也为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周恩来还创建了党的通讯工作。他派人在上海组装无线电发报台，使中共中央和各苏维埃区域建立起了电台联系。
周恩来还创建了党的机要工作，对党的涉密文件严加管理，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密码。这个密码比国民党使用的密码更加先进，这也是后来红军连连取胜的原因之一。
1930年3月，周恩来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此期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李立三急躁冒进，领导各地红军进攻城市，导致革命力量暴露，损失惨重；不仅如此，李立三还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8月底，周恩来回到上海，马上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他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从组织上停止了李立三的工作。李立三也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作了检讨。但是，有人认为对李立三的错误批判得不够彻底，更有激烈者要求彻底改组中共中央，撤销周恩来的职位，成立临时中央。
就在党内斗争日趋激烈的时候，为了党的团结，周恩来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提出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
周恩来始终认为，一个领导者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和坚韧的奋斗精神。在自己处境艰难的时候，他仍然以党的团结和统一为重，并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周恩来的高风亮节对维护党内的统一和团结是非常重要的。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三、国共第二次合作密谈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接着很快攻陷东北三省，此后更是步步紧逼，企图占领全中国。战争迫在眉睫，得不到英国、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开始向苏联求助。
蒋介石知道，苏联特别重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关系，要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在国内必须改变反共政策。但是自从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内战打了近10年，眼下要谈和，可没有那么简单。
这缓和关系的第一步，还是由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促成的。
1936年1月，当时的中共中央特科情报人员董健吾应邀来到宋庆龄家里，宋庆龄郑重地交给他一封信件，要他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bǔ）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为了行动方便，宋庆龄还给了董健吾一个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的身份。
董健吾到达西安后，因为前线战事紧张，一连40多天都没有办法与中共高层取得联系。他从别处获知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有联共抗日的主张，便铤而走险，前去求见张学良。最终，在张学良骑兵连的护送下，董健吾终于到达瓦窑堡。
中共中央热烈欢迎董健吾的到来，在经过商议后，他们提出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提出要停止内战，快速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一致抗日。1936年3月，董健吾带着有关上述原则的密件赶回南京复命，在宋庆龄的家中作了详细的汇报。国共两党中断了近10年的联系，终于接通。
国共两党虽然取得了联系，但是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仍然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它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之。”即使在与共产党接触的期间，蒋介石也没有停止对红军的围剿。
张学良一直反对蒋介石进剿红军，在多次苦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无果后，在1936年12月12日联合杨虎城，派人活捉了蒋介石，并扣押了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来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正式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讲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没有描写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而是聚焦特定历史时段的细微处，通过呈现历史关键点中的人和事，填充了中国共产党成长的细节，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的艰难，更加珍惜祖国来之不易的今天。（拆书人：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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