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良好生活》|如何才能拥有良好生活？

把哲学与生活结合，引领我们思考何为良好的生活。

您收听的内容是我们对知识的提炼与再加工，如果你想全面了解书中内容，可以购买此书原版。与本书相关部分书籍的音频链接在文章的尾部，如有兴趣，敬请点击收听。

核心书摘

《何为良好生活》这本书从伦理学角度对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阐释。比如，在社会伦理的视域下，医学伦理是一个热点，作者在第四章“实践中的目的”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来，医生行医是手段，目的是治病救人，造就最广义的健康，在艺术界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而医学界似乎没有“为行医而行医”的论断。可是有的医疗机构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背离了医疗之目的，过度诊断、过度治疗的现象多有发生，很多患者为了治病，常常掏更多的冤枉钱、血汗钱。医学伦理不仅直指医学界的良知，更涉及千家万户，关乎人们的普遍利益。陈嘉映写道：“治病当然是个技术活儿，但行医不仅要靠医术，同样要靠医德。”

本书探讨伦理学中的几个论题，如作者所言“读过几本书的人知道，天下的道理差不多早都被前人讲过。其中有些，我有自己的体会、思考，尝试用当代中国普通读者比较易懂的方式把这些道理重新讲述；有些，前人好像讲得不太对不太好，我尝试讲得更好些。也许没做到——我一直对自己期望不高，更希望的倒是有几个读者能与作者一样，感到诚实的思考实是人生一大乐事。”作者在本书中用自己的思考也引领着读者一起思考。

关于作者

陈嘉映，1952年生，曾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从感觉开始》《无法还原的象》《哲学·科学·常识》《说理》《价值的理由》《简明语言哲学》等；译有《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感觉与可感物》等。

本书鲜知

学什么？对于那些爱说理的人来说，该怎么更有效地和别人沟通、相处呢？

有些人认为在沟通中说理往往更明确有效，但事实证明并非所有人都喜欢在沟通中和别人说理以及“被说理”。那么在本书中谈到说理和沟通的问题时，作者提到了一个问题：既然说理的方式在日常沟通中经常失效，那对于那些信奉真理和逻辑的人来说，该怎么和别人沟通、相处呢？这里就需要引进一个概念了，就是“理解”。

理解是具有双重含义的：第一层：认识了解一个事物，是一种智力活动，比如说一个学生读书的时候尝试理解课本里知识。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是理解的第二层：“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或者说是“人际理解”。人际理解不仅仅是智力活动，更多的是一种伦理态度，一种把对方当做理性存在的态度。也即：当你觉得对方值得被理解的时候，你才会想去理解他。

举个例子：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欧洲人开辟美洲新大陆，欧洲人把印第安人当成敌人，防范、攻击他们。为了实现更有效地控制，欧洲人开始试图理解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性，但这种理解就好像人类观察动物习性一样，并不是把他们当做平等的人类来看待。只有欧洲人转变想法，把印第安人当做真正的人，才会努力去理解他们，而这种理解就是基于印第安人同样是理性的人的基础上的。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沟通中的理性首先是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往往基于互相的理解。当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对方的理解，对方对世界的理解，对方对你的理解，都是非常重要的，当你也觉得这些理解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时候，你才会跟对方说理，或者说，这时候，说理才有意义。

你还会发现

· 说理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困难重重；

· 在社会治理这方面，道德并不是万能的；

· 知善而不能行，是人性道德上的大弱点。

一、说理为什么这么难

马克斯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要和社会中的其他人产生联系，科技发展就更是加深了这种紧密的联结。按理说，人越多、联系越复杂，人的孤独感应该越弱，但事实是，人们反而越来越觉得孤独了。作者认为，产生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沟通出了问题，而沟通问题的核心是“说理”。说理是指对对方讲述自己的道理，并且试图让对方接受自己的看法。正是说理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困难重重。

作者看来，我们很难指望通过说理的方式让别人接受自己的主张；相反，在某些时候，像煽动、欺骗、利诱这类的方法反而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代著名伦理家查尔斯·斯蒂文森也曾经创造性地把威胁利诱等方法刨除在外，把人们沟通的方式划分成理性和非理性两种。通过陈述事实和逻辑来表明自己的主张，就是最典型的理性沟通的方式。比如你拿出一大堆科学研究证据来劝你的父亲戒烟。而非理性的方法是指用感情来表明自己的主张，比如你苦口婆心地劝说你的父亲戒烟，来来回回就是那几句“吸烟有害健康”，这就属于典型的非理性方式的沟通。

不过在作者陈嘉映教授看来，斯蒂文森的沟通方式二分法未免有些简单粗暴，尤其是“非理性”的说法，总给人一种沟通时胡搅蛮缠、丧失理智的印象。既然这样，不如把“理性的沟通方式”，称为“说理”；把“非理性的沟通方式”，称为“非说理”。

很多人觉得说理更容易“打动”别人，获得别人的认同，觉得只要掌握了事件的事实和逻辑，就有把握说服对方。但在作者陈嘉映教授看来，这种自信是盲目的，夸大了“说理”的实际效果。因为如果世界上的一切人和事，都能用科学研究的态度来对待，那事实和逻辑就是行之有效的。但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本来就不是为了正确地生活，更多是想活得热热闹闹的，这样一来，事实和逻辑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不一定有用了。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日常生活中，说理不一定有效，甚至是边缘化的，说理的重要性往往在哲学、科学、经济等这些领域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

既然说理的方式在日常沟通中经常失效，那对于那些信奉真理和逻辑的人来说，该怎么和别人沟通呢？这里就需要引进“理解”这个概念了。

理解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认识了解一个事物，是一种智力活动；第二层含义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或者说是“人际理解”，这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

人际理解不仅仅是智力活动，更多的是一种伦理态度，一种把对方当做理性存在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当你觉得对方值得被理解的时候，你才会想去理解他。也就是说，沟通中的理性首先是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往往基于互相的理解。当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对方的理解，对方对世界的理解，对方对你的理解，都是非常重要的，当你也觉得这些理解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时候，你才会跟对方说理，或者说，这时候，说理才有意义。

总之，单纯从劝说的效果来看，其实说理并没有什么优势,很多情况下，事实和逻辑还不如恳求和苦口婆心来得有用。但在所有劝说的形式中，只有说理能最真切地体现理性人的本质，体现我们的思考能力和心智成熟的程度。所以说，在日常沟通中，要先明确劝说的目的，其次要判断是使用说理的方式去沟通还是采用非说理的方式。当你选择了说理的方式，打算用事实和逻辑劝求别人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结果可能并不会太理想。但无论如何，当你决定用说理的方式沟通的时候，就是一次对心智的严格要求，也是一种对理性头脑的锻炼。

二、道德和功利的关系

道德和功利的关系，是非常典型的伦理学问题，我们之前讲过一个和这个问题类似的思想实验，就是著名的“电车难题”。看似简单的思想实验，困住了几百年来无数的天才大脑，不管是功利主义哲学还是绝对道德哲学，虽然都对“电车难题”做出过自己的思考，但远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而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注重行为所依据的原则和行动者的动机，换句话说，只要一个人的出发点是好的，那他就是道德的，他的行为产生什么后果，其实没那么重要。这样重道德、轻实际的现象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封建制度达到顶峰的明清时期，类似的现象就更是频繁，明朝著名的内阁首辅申时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明代，许多退休回家的官员都要买田扩宅，但采取的方式大多是强取豪夺，所以民愤极大。当时申时行也想扩展一下自己的房宅，但一向标榜“道德”的申时行是万万不能这么做的。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申时行在任期间基本上都在扮演官场和事佬的角色，最典型的表现就在皇储问题上。当时神宗皇帝的长子朱常洛是由一位侍女王氏所生，朱常洛虽然出身不高，但因为是长子，所以大臣们就集体推举朱常洛为太子。但神宗宠爱的是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所以打算立朱常洵为皇储。于是这皇帝和大臣意见不统一的情况就出现了，双方都不肯退让。这时候，申时行八面玲珑的一面就展现出来了。他在众大臣面前赞成立长子为太子，在神宗皇帝面前又说应当立朱常洵。这样左右逢源的行为，自然能缓和一些内部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申时行这种不敢担当，行事总是依靠道德教条的执政理念，极大地影响了明朝后任的内阁大学士们。毕竟学张居正有被抄家的风险，做申时行式的官员，却可以无灾无难。这样的“榜样作用”，直接断送了明朝中后期改革中兴的希望。

这种重道德楷模，轻实际工作的管理风格，让敢于任事的官员不能出头，那些擅长挥舞道德大棒的官员反而都平步青云了。所以说道德很重要，但道德不是万能的，在治理社会方面，道德只是底线，不能是手段。

三、“知识”与“行动”的关系

马克斯有句名言：哲学家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造世界。在马克斯看来，光是知道这个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还远远不够，一个哲学家的核心使命应该是利用这些知识去改造世界。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知行关系中，人们向来是更注重行动。

知识在先，行动在后，先明白一个道理，之后再去努力地实现它。但践行道理却往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好比我们明明知道熬夜伤身体，但还是经常熬到后半夜。知善而不能行，是人性道德上的大弱点，因此道德家反复强调知易行难，从而要求我们知行合一。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知”和“行”是两件事，但在苏格拉底、王阳明等部分哲学家看来，知和行指的其实是一件事情，也就是“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至高境界，但要实现起来也是相当有难度的。不过，虽然“知行合一”实现的难度非常大，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作者陈嘉映教授在书中，通过对“如何既知道生活的意义，又能实现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的阐述，来说明“知行能合一”的方法。

陈嘉映教授认为，过去生活的意义不是想出来的，不是论证出来的，而是被感受到的，通过生存和劳作直接感受到。在实践活动中，人的整个存在，包括他的德性，跟他的劳作是结合在一起。而当传统瓦解，古代的劳动身份转变成现代的职业，职业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人的全部，而是他在特定岗位上的效用，换句话说，现代的个人不再作为整体的人而存在，他的性情、德性跟他的“效用”是隔离开来的，这样一来，“生活的意义”就渐渐从一件客观的、能被感受到的事情，变成一件主观的事情，而一旦生活的意义成了主观的事情，个人有个人的想法，那就等于没有意义了。那么该如何消解这种“无意义”呢？陈嘉映教授认为，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对“典范”的学习和模仿。

一个人向往良好的生活，但在现实中却不一定能够实现良好的生活，这中间的鸿沟主要来自于“欲望”和“理性”的割裂。为了消除这种分离的趋势，普遍主义提出了一套方案，他们认为，目前所有人都各自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要“上升”到抽象普遍性的高度，才能掌握本质的东西。这套方案说白了就是很所谓的“名人格言”。

但作者陈嘉映教授认为，普遍主义容易流于道德说教，知行合一的重点在于打破自己的隔绝状态，实现个体之间的互相会通、理解和学习，所以最关键的就是对典范的学习和模仿，而不是把抽象的普遍性规律应用到自己身上。如果你只看马云说了什么，但是没有看他做了什么，那你很有可能毫无收获。

典范之所以为典范，是因为他能用“实然”体现“应然”，因为他能做到知行合一。对典范的模仿不能只停留在道德层面的亦步亦趋，而是通过修正自身的行为来贴近典范的所作所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见贤思齐。陈嘉映教授在书中还引用了静修主义的实践方法来要指导我们如何学习典范，他说：“所需要的不是学习某种知识，而是彻底融入导师的经验和个性之中。这种方法能够培养出实践智慧和洞察力，而不是理论知识”。

到这里，问题又来了，我们怎么才能判断一个典范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呢？陈嘉映教授认为，初学者完全没有必要分辨什么是典范，只需要知道谁是值得自己模仿和追随的人就可以了。对他们进行模仿，取得进步之后，就能认出更卓越的典范，随着我们在实践中实现成长，典范也就自然成了参照了。

总结

以上就是《何为良好生活》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这个意义流失的时代，何为良好生活？人要如何自处？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一生的问题。在本书中，陈嘉映教授结合自己近些年来的思考和观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何为良好生活》这本书虽然讨论的是深刻的伦理学问题，但书里的内容并不算晦涩，当我们紧跟着陈嘉映教授的角度，深入地思考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时，会发现之前从未考虑过的角度，从而获得一种“穷理”的快感。就像陈嘉映教授自己说的那样，“天下的道理，差不多早都被前人讲过。”我们能做的，就是用新角度，去思索老问题。（编辑：stan）

此为本书书稿的删减版，更多详细内容请听完整音频。

相关内容：

上次推送内容：

本次推送：

《何为良好生活》|如何才能拥有良好生活？

【严选好书】保有边界感，才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

《自我发现与重塑》｜如何笑对困境，以及如何掌握工作主动？

《成为最后一人》｜日立集团董事长川村隆告诉年轻人的工作理念。

下次推送：

《生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相与你想的不一样。

【严选好书】没有思想不可怕，可怕的是满脑子的标准答案。

《常识的正面与反面》｜适应朝代变化的管理方法有哪些？

《群体的智慧》｜如何发挥群体智慧的力量？

《我是医生不是人》｜永远不要忘掉从医初心。

（语音、文字、图片部分来自今今乐道APP和网络，老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