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中国何以成为今天的中国？
一本构建公元前2000年中国图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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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书摘
《何以中国》以二里头遗址为研究主题，展开对中国历史的追溯。二里头遗址位于今天河南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它的发现和发掘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按照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国编年史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的，也就是西周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厉王当政时期。因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东周以前无信史，中华文明的历史得从东周算起。而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以考古的实证把中国的信史倒推到了更远的时间，明确写出了孔子和司马迁都没有搜寻到的中华“家谱”。
作者许宏老师基于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完成了《何以中国》这本书。这本书以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为主，辅以更早的文明遗址研究，贯穿起中华文明早期萌芽、演变的主线，打开了一个窥探古中华文明的扇面，完成了对“中国何以是中国”这个问题的追问。
关于作者：
许宏，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的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夏商周考古和中国古代城市考古。除此之外，他还是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三代队长。在接手二里头考古工作后，许宏老师将城市考古学的一些方法运用到遗址的发掘研究中，进行统一探查和发掘，再现了二里头遗址的整体布局，以及宏伟壮观的宫殿区，并发现了大量的文明遗物。如果说前人发现了二里头遗址，那么许宏老师则成功复原了二里头这座古代城市的布局和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让我们得以更加接近历史真相。
学什么：
1、二里头遗址是如何发现的？
2、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对中国有什么意义？
3、中国的历史到底有多少年？
一、从陶寺文明到二里头遗址
1978年，在山西临汾市襄汾县，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陶寺遗址，开启了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发现。
在陶寺遗址中，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个大墓，整个墓棺好像一艘弧形的船，四壁嵌有各种随葬品。考古队员挖出了八件彩绘陶器、十八件套的玉器和漆器，和一对罕见的玉兽面，还有六把玉钺，“钺”在古代基本上都是有军权在手的王侯，由此推断这个墓主生前应该是一个身份尊贵的大人物。
但整个大墓有明显的捣毁痕迹，考古队员推测：当时应该是一个典型的贫富不均的金字塔社会，塔尖的贵族墓地极为奢华，这是一场社会底层民众对上层贵族的报复，是一场以折断金字塔塔尖为目的的暴力革命。
陶寺遗址的城墙由夯土垒成，周长约7公里，城墙围起来的面积有280万平方米；城墙宽8米，容得下一队士兵在上面快速集结。考古队员在这里还发现了上古时期的“天文台”以及11座直径10米左右的大型地窖，这些遗迹都证实，早在四千年前，这里就已经是个高度发达的小邦国了。
但这个小邦国延续了300年，却没有扩大国土规模，没能进一步发展下去，最终走向了衰落。
与陶寺文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300多个小聚落，只是规模远远不能和陶寺相比，这些小聚落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冲突不断，聚落间的交流和融合促成了二里头这个“一体化王国”的诞生。
二里头遗址在1959年被发现，到现在已经挖掘了60多年，而且仍在持续。遗址东西最长处约2400米，南北最宽处约1900米，现存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到目前为止挖了4万多平方米，不到总面积的2%。二里头遗址的挖掘，开创了无数个“中国之最”。
在这里发现了目前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以这个十字路口做参照，还发现了一个井字形大道布局，由井字形大路围起来的区域，正是中国最早的宫城。
这座宫城呈长方形，面积10.8万平方米，以这座宫城为中心，考古学家发了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建筑。这种方正规矩、中轴对称的建筑特色，贯穿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城市建筑史。
在这个宫城发现之前，虽然这处遗址已经出土了很多文物，但还是有不少外国学者质疑，说二里头可能只是一个散乱无序的祭祀中心，不是王城。而这个宫城的发现打破了这种质疑，证明二里头的确是一代王都，有规划、有秩序。正是在二里头，中华文明开始从原来“邦国林立”的分散状态变成了“大一统”的王朝局面，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自此一脉相承。
二、为什么是中原？
除了青藏高原外，中国的版图由两大板块组成，一块是地处西北的、地势较高的棕黄色板块，一块是地处东南、地势低洼的青翠色板块，整个版图的样子就像一把硕大的座椅。而中原地区就正好处在这两个板块的交汇地带，黄河从这里冲出了黄土高原，一路冲向华北大平原。
再进一步分析，大座椅之上还有个小座椅。中原地区的西北部，以海拔1500米的嵩山主峰为中心，是一圈高耸的群山形成的椅背，而东南的中原地带相对低洼，构成了椅子，边缘则是河道和若干湖泊形成的断续的隔离带，让这个地区既相对独立，又缺少对外交流的通道。中原地区就处在几个地理板块的交汇地带，也是几个文化板块的碰撞交汇区，最早的“中国”就是在中原“杂交”出来的。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卡内罗教授提出的“限制理论”认为，能够孕育出古代国家的地方，都有一些共同特点：它们大多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具备一定的封闭性，周边是山峦、海洋或沙漠，人们不容易迁移出去。中原地区也是这样，黄河呈几字形流过，中原就处在拐弯的倒T字旁，旁边有大山起伏，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受限”区域。
因为黄河岸边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大批的先人们聚集在这里繁衍生息，形成了一个个小村庄；为了争夺有限的土地和粮食，人们开始发动战争，由于旁边就是大河或山峦，失败者无处可逃，整个村落被战胜者吞并，融合成一体形成小邦国；小邦国之间又发生争斗，战败者臣服，战胜者扩大地盘，最后拳头最硬的那个邦国演变成了国家，形成了新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这就是最早期的“逐鹿中原”。
战争虽然残酷，但也促进了文明社会的形成，因为战争带来了不同文明间的“杂交”，推动了更大范围的文明整合，形成了一个有强大影响力和向心力的轴心，使得社会可以进一步围绕着轴心更有秩序地发展。正是“杂交”，让二里头文明焕发了强大的生命力。
二里头文明的影响力向北跨过了黄河，抵达沁河，向西北到了山西的运城、临汾，向西到达了陕西的关中地区，向南到了河南和湖北交界的地方，向东达到了开封一带，几乎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明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文明圈，这就是最早期的“华夏文明圈”。
这个文明圈具有极强的韧性和包容性，每一次民族大碰撞、大融合都给它带来新的血液和活力。春秋战国时期，它接纳了南蛮、西戎、北狄、东夷；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同化了那些乱华的胡人；而隋唐两代的开国帝王，都多多少少有异族的血统；宋朝及之后盘踞在北方、西北方的辽国、金国、西夏以及之后崛起的元朝、清朝，最后也归附了中华文明……所以，中原既是地理概念，更是文化概念，没有文明的碰撞，没有群雄逐鹿，就没有中原，也没有中国。
在之后的时代变迁中，中国的国土面积在不断扩大，经济中心也开始南移，但政治中心始终停留在北方的中原地区，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就需要讲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平衡。在隋唐之前，国家的三大中心，也就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军事中心大体是重合的；但自隋唐后尤其是南宋以后，江南、江北的经济发展分化日益严重，“天下财富，半出江南”。与经济中心不同的是，帝国的军事重心却一直在西北边，中华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处在西北方少数民族的铁骑威胁下，所以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而历代统治者选择定都在北方，这叫“天子守国门”。这一方面维持住了文化的稳定性，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让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相对独立而封闭。
其实中华文明在汉唐元明时期，是非常开放的，不仅“逐鹿中原”，也“骑鲸大海”，但到了明朝后期，形势发生了变化，朝廷发布了禁海令，这项政策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等到了清朝，禁海令变成了全面的闭关锁国，别说骑鲸了，连一只小船都别想下海。失去对外交流的能力，也就失去了发展的能力，最后导致了长达百年的列强欺凌。由此可见，文明不能在封闭中运行，唯有开放和碰撞融合才能变得更有活力。
三、中国文明到底有多少年？
都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这个说法，其实来自民国时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就职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正朔、易服色”。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改元，不但改了年号，还改了历法，把沿用了上千年的农历改成了公历。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通电全国：“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电文中提到的“黄帝纪元”，是晚清学者刘师培提出的一种历史纪年法。1903年8月，刘师培发表了《黄帝纪年说》一文，提出废除以帝王纪年的传统方式，采用黄帝纪年。文中说，我们不要康熙年，也不要乾隆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传说黄帝建国元年是公元前2698年，当时他20岁，据此推算，黄帝应该是出生于公元前2717年，和我们的时代相差五千年。这就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由来。
但在2013年前后，这个说法遭到了质疑，还引发了一场论战。论战的一方是易中天先生，他在《中华文明史》这本书中写道：“文明史的开端是城市的出现，在中华文明中，城市出现在距今3700年前，因此中华文明有靠得住的证据的历史，是3700年。”
易中天的论证过程，正是采纳了许宏老师等考古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用文物而不是民间传说来说话，把二里头遗址看作中华文明的起点。作者许宏认为，作为政治实体出现的最早的中国，要追溯到距今3700年前后的二里头文化。在此之前，黄河流域只有“邦国”，而没有“中国”。
“国”的出现要比“中国”早。在《左传·哀公七年》里有这样一句话：“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当时的国就是邦国，虽然有大有小，但没有形成真正的中心。
到了二里头文明时期才出现了中心主宰，因为从文明等级看，二里头文明绝对能碾压同时期的竞争对手，傲视群雄。
在二里头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遗迹遗物，这些东西跟夏商周三代以后，乃至明清的古代王朝都是相关联的，可以说是开启了文明的先河。二里头遗址中有很多的“中国之最”，比如：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东亚大陆最早的双轮车的车印、中国最早的四合院宫室群，最早的大型围墙和最早的手工业作坊区，其中还有一座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工厂和绿松石器作坊。所以，二里头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的高科技产业基地。
在二里头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爵”和“钺”，这些大多是青铜器。爵是盛酒的器皿，钺是战争的武器，《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大建设，象征着凝聚力和向心力；“戎”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大阅兵，象征着防护力和打击力。
可以说，自二里头文明之后，中华文明才有了一条扎扎实实的根，成为东亚大陆上的文明中心；也是在二里头文明之后，我们才开始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
结语
以上就是《何以中国》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这本书中，许宏老师用扎实的考古专业功底和大胆又不失严谨的想象力，为我们复原了远古先民的生活轨迹，从陶寺发生的那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事件，到黄河中游地区聚落间的激烈械斗，再到二里头地区气势恢宏的宫殿建筑，还有青铜器作坊里的熊熊火光……许宏老师把所有的线索串连起来，告诉我们“中国何以是中国”，中国最早的文明之根是如何萌发的。
许宏老师说：“考古学一直在矫正、完善甚至颠覆人们的认知框架，考古人的使命就是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去最大限度地迫近历史的真实。”他们做着大量认真细致且默默无闻的工作，寻找着一片片带着人类踪迹遗痕的碎片，并用想象力复原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图景，去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
有人会觉得，考古学是一门过于遥远、与我们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学问，了解它没什么实际意义。其实世间的道理是相通的，许宏老师说的话、做的事，可以用当年胡适先生的话来概括，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用最小心谨慎的态度，去论证最天马行空的设想。而我们在学习、工作、研究中，若想取得大突破、大进步，需要的不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念吗？许宏老师说：“考古，会让成人年轻，让青年成熟”，或许这就是我们要读这本书的原因吧！
【编辑：北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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