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具有跨时代意义。

核心书摘：

70多年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展开了一场深入的田野调查，两年后，他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博时，写出了著作《江村经济》。在人类学历史上，这本书被誉为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它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为人类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广阔的领域。在《江村经济》之前，人类学关注的是像塔斯马尼亚人或澳洲土著那些古老的民族，研究的是人类的过去。但在《江村经济》之后，人类学开始进入对现代的、先进的民族文化的研究领域，开始思考人类的现在和未来。这种转变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在《江村经济》这本书中，费孝通先生以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作为背景，结合了在西方浪潮之下的农村变迁，详尽地描写了长江沿岸的村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状况、日常生活以及文化和政治体系，向我们展现出一幅中国农村的全景画卷。除此之外，本书更是以小见大，通过展现江南一个村庄农民的消费、生产过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变化，进而思考和探索中国农村在现代化中的困境和出路。

关于作者：

费孝通，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从事社会学五十年》等。

学什么：

1、江村的地理和经济情况

2、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3、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一、为什么是江村？

费孝通为什么会选择江村作为自己的调查对象？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子又有什么魅力呢？

1、地理情况

江村，原名开弦弓村，坐落在太湖东南岸，位于长江下游，在上海以西约80英里的地方，江村在地理上属于长江三角洲，水域纵横，土地肥沃。在地势上，这片区域属于复合冲积平原，地势开阔，只有少数孤立的山丘。优渥的自然环境使得众多人口生活在此地，假如我们从空中俯视，可以看见到处是一簇簇的村庄，每个村子的距离不超过20分钟的脚程。而江村，只不过是群集在这块土地上的、成千上万的村庄之一。

2、经济情况

在20世纪30年代，作者费孝通刚到江村时，村里90%以上的田地都用来种植水稻，整个村庄里大约76%的人家都是农民，除了水稻，人们也会种些麦子、蔬菜，唯一可能威胁水稻“产业支柱”地位的是桑树。太湖一带的蚕丝业举世闻名，丝绸远销海外，曾经因为有独一无二的“辑里丝”，使得江村在当地众多村庄中脱颖而出。但当现代制丝技术引入国内后，乡村丝业开始衰退，1934年，由于日本开始向美国倾销蚕丝，中国蚕丝出口量更是降到历史最低水平，蚕丝市场急剧萎缩，直接导致了农村地区传统家庭手工业的破产。原本就不富裕的农民只能被迫砍掉传统的经济来源，生活质量也不断下降，进而陷入一种持续性的经济萧条之中。

3、村庄规划

江村共有1458位村民，全村占地面积3065亩。这片土地被人工水渠分割成一个个不规则的网格，每一个格子都被称作“圩”，江村共有11个圩。由于水网纵横，人们倾向选择船只作为出行、运输的交通工具。在江村，几乎每家每户都至少有一条船。江村的房子也都沿河而建，为了出行方便，人们还在各圩的交界处架起很多小桥方便走动。

村子的规划格局也比较简单，耕种的农田大多集中在江村的北部，集市、店铺则集中在村子西边的桥旁。，村长办公的地方设在村子东端的合作丝厂里面，另外，在沿河住宅区外围还有两座庙，一个在村西，一个村北，不过村民们还是更愿意在家给灶神烧香。

二、在江村的生活

生活无外乎吃、穿、住、行，再加上劳动和娱乐。我们下面就从这六个方面来看看普通江村百姓的生活。

食物是江村家庭开支的一个主要项目，占每年支出总额的40%。江村人的主食是稻米。费孝通曾经统计过江村一个普通家庭一年所需的口粮数量，这个家中有一名年迈的母亲，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三代人一年所需要的米大致是891公斤。平时吃的蔬菜大多是自家院子种的，主要有青菜、蘑菇、萝卜等。

做农活需要气力，一日三餐肯定少不了。早饭一般是米粥配腌菜，午饭则相对丰盛些。到了晚上，男人回家后，全家人一起在堂屋吃饭。饭菜有荤有素，农忙时节的饭菜一般会好于平时。到了夏天，大伙都会把桌子搬到屋前，沿街摆着一排桌子，邻居们各自在桌边吃饭，欢声笑语充盈着整条街。

在穿着方面，村民的衣料大部分来自外面，主要是亚麻布和棉布。村里的缫丝工业主要是做商品出口，村里人买的很少。因为南方一带一年四季气候变化极大，村民至少需要备好夏、春、冬三季的衣服。一个普通的家庭，每年买衣料的费用大约需要30元，婚丧嫁娶的礼服并不算在其中。

江村百姓的房子一般有三间，其中堂屋最大，是人们休息、吃饭、接待客人以及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堂屋后面是厨房，面积大约只有堂屋的四分之一，除了灶台、烟囱外，还有一个角落供奉灶王爷的神龛。再往后就是卧室，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多，卧室就用木板隔开，实在住不下，年纪小的就会搬到堂屋里睡。

江村的房子是由镇上的师傅修建的，建一所房子至少需要500元，另外每隔两三年还需要把房屋木结构重新油漆一遍，每年的修缮费用也得10元左右。

至于出行就比较简单了，江村每家每户都至少有一艘木船，每条船的价格从80元到100元不等。在江村，无论男人女人都会划船，人们都是从小就开始学这门手艺，厉害的甚至可以一个人不停地划几个小时。

江村百姓大多都在田里讨生活，具体也分为农业和丝业两种。丝业是从4月清明前后开始，育蚕、孵化，到5、6月份开始抽丝，并准备下一批的育蚕。农业则是从5月立夏开始，播种、育苗、施肥、插秧以及除草和灌溉。到了7月份进入农闲时节，部分村民就会外出经商。到了10月寒露节气前后，进入第二个农忙时节，村民们忙着收割、碾米，还得抽空算好口粮储藏过冬，多余的粮食就拿到镇上出售。忙完这些差不多就到了12月冬至前后，这时候村民们就得抓紧时间祭祀先祖和灶神了。

江村的娱乐活动通常是集体活动，这会加强参加者之间的联系，使娱乐的作用超出了单纯的生理休息。在农忙时也有周期性的间歇，人们在忙碌一星期后，往往会煮上一顿丰盛的饭菜走亲访友。男人们会利用这段时间在镇上茶馆里消遣。妇女们一般不会去茶馆，而是走亲戚，回娘家看望父母兄弟。另外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村里人会齐聚一堂，欢庆新年。到了立夏，村庄里也会举办一次盛宴，犒劳大家几个月来的劳碌。

除了这些传统节日，江村还有一个独具地方特色的定期集会，那就是每年一次的“刘皇会”和每十年一次的在太湖边举行的“双阳会”，各村派人参加“双阳会”，被称作“出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活动，不过因为当地政府觉得这些集会涉嫌传播封建迷信和铺张浪费，便下令停办，只留下“刘皇会”这根独苗。其实停办乡村集会的根本原因是乡村地区的经济萧条，对于“双阳会”的停办，江村的百姓感到十分可惜。费孝通在调查时，经常听到上了年纪的人在眉飞色舞地讲述各村“出会”的往事。这个瞬间让费孝通察觉到他们的沮丧和失望，而这种低落的情绪更是助长了村民改变现实的决心。为了让过去美好的日子在未来重现，这些保守落后的农民，也开始主动接受社会变革。

三、江村的经济改革

江村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发生在江村身上的蚕丝业改革和经济转型，与中国社会变迁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更具代表性。

虽然江村90%的土地被拿来种植水稻，但水稻的利润很少。农民在收获水稻后，必须留下一半当做来年的口粮，剩下的一半才能拿到镇上去卖钱，这是江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蚕丝业则是这个村里居民的第二收入来源，也是太湖一代农民的特点。这边的农民从事家庭蚕丝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自从1920年以来，由于工业革命的影响，家庭蚕丝业有所衰退。在这个过程中，当地政府和其他机构作出种种尝试来应对这个变化，但蚕丝业的衰败仍旧无法挽回。

费孝通在江村调研时发现，江村平均一户大约拥有10亩土地。正常年份这每亩地每年可以生产163公斤的粮食，一户人家一年的总产量是1630公斤。按照一家四口人计算，每年需要消费大约891公斤的口粮，剩下的738公斤如果都能卖出去，一年收入大约是70元。但费孝通仔细统计过江村百姓的日常开支，一年至少需要200元。显然，单靠种地，人们是无法维持生活的。因此，为了维持正常生活开销，农民必须发展副业。在缫丝工业发达的时候，农民一年生产生丝的收入大约在300元左右，除去成本，还可以有250元的盈余。这笔钱再加上种植水稻的收入，足够保证村民的生活开销，每年还可以攒下一点儿钱。

但由于世界经济萧条和技术革命，国际市场上生丝价格持续下跌。虽然江村的蚕丝生产量没有变化，但村民的收入却大大减少，村民知道收入下降的原因，也知道在工业和技术上实现突破的必要性，但光靠他们自己并不能完成这场“丝业革命”。

率先发起变革的是苏州附近浒墅关的女子蚕业学校，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正是江村蚕丝改革的负责人，她们组织村民进行了很多项技术变革，但学校师生们清楚地知道，单靠技术进步并不能改变现状。如果没有相应社会组织的变革，技术变革是走不远的。于是蚕业学校开始组建起一种乡村工业，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建立起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进而复兴乡村经济。

但很快问题又来了，建工厂需要场地、房子、人手、技术和经费。技术问题蚕业学校还能自己想办法解决，场地和人手江村也愿意提供，但这个买机器的钱上哪儿找呢？找到钱后，这个工厂未来的利润又该如何分配呢？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

虽然困难重重，但改革者们没有忘记这次改革的初心，他们想到一个方法，组建“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合作社的所有权属于这个合作社的社员，入社全靠自愿，只要入股一定的金额，并且每年提供工厂一定数量的蚕茧做原料，就可以成为社员。这个合作社共有429名社员，基本包含了村里所有的住户以及邻村的50多户人家。

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全体大会，大会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对大会负责，社员通过投票来管理工厂。因为合作社，农村多了一群靠工资吃饭的人，她们大多为女性，因此也引导着妇女地位在社会中的变化。挣钱的人从一家的成员中分离出来，也加速了传统家庭关系的瓦解。

在合作社成立的第一年，工厂就取得了一千万的利润。那一年社员所分得的红利相当于他们投入成本的两倍。但好景不长，随着世界范围内生丝价格的大跳水，合作社的损失同样惨重。江村的经济改革在取得一定成效后便戛然而止了。

四、中国农民问题

在《江村经济》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费孝通提出了一个核心论断：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造成这个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当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等数量的蚕丝在市场上却不能得到跟过去一样的利润的时候，生活质量必然会降低。

江村的百姓一边需要接受收入下降的事实，一边还需要承担高昂的地租，再加上高利贷横行，农民的生活愈发困难。在这过程中，农民也自救过，但最终失败了。合作社的失败证明了哪怕改变社会组织结构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农村企业组织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中国工业发展的前景。

如果农村企业不能承担起责任，那么农民只能被迫放弃传统的收入来源，紧缩开支。而中国农民的支出大致分为四类：日常需要的支出，定期礼仪费用，生产资金，以及利息、地租、捐税等。在这些支出中，利息、地租和税所占比重是最大的。如果一个人不能支付不断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税的话，那他不仅要应对收税和放高利贷的人的威胁，还可能会被抓去坐牢。当农民退无可退的时候，共产革命和农民起义就出现了。

费孝通指出，单纯地谴责那些为富不仁的地主或者放高利贷的人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并不为农村的衰弱和百姓的穷困负根本责任。如果没有他们，农民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借贷的地方，日子可能更加糟糕。农村的经济萧条直接导致城市资本流向对外通商口岸，这更是加剧农村地区资金的缺乏，反过来又促使城镇高利贷业务更加发达。农村经济越萧条，资金就越缺乏，高利贷也就越活跃。这样的恶性循环耗尽了农民的血汗。

综合分析后，作者费孝通得出一个结论，他认为，除了家庭手工业的衰落以及地租、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外，国民政府的不作为也是导致农民问题的直接原因。国民政府曾经对农民许下种种诺言，说要投入资金发展农村经济。但事实上，它把绝大部分的税收都耗费在反共运动上，压根抽不出精力和金钱去做实际性的改革措施。以至于国民政府统治几十年来，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完成永久性土地改革。

这里，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但这些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们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只有通过土改，农民才有喘息之机，政府才有机会团结一切力量进行工业化。最后，费孝通得出一个提纲挈领的结论，那就是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收入。

如何应对西方工业的扩张？如何和平地解决传统工业向现代化转型的难题？对于这些问题，费孝通自己也没有答案。但他相信，只要大家正视这个时代的问题，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

结语

1938年，费孝通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从此，他的命运便和这座普通的江南水乡紧紧连在一起。抗战时期，学成回国的费孝通来到云南，一面教书，一面继续田野调查工作。战时的生活艰难困顿，但在费孝通看来这一切都不算什么。他始终记得自己在《江村经济》最后写的那番话：“在废墟中，内部冲突和巨大耗费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

【编辑：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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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文字、图片部分来自今今乐道APP和网络，老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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