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的变革》｜了解中国乡村私人生活的转变。

以私人生活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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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书摘：

《私人生活的变革》这本书，观察和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个体的私人感情和道德世界的变化，是一部少有的、以私人生活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著作。

这本书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纵观下岬村在建国后五十年间的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家庭财产分割的变化、传统孝道的变化，讨论了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体性与情感生活。这本书还获得了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

关于作者：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还是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的学生，他本人也对“文化人类学”非常有研究。

学什么：

1、了解我国青年爱情观的转变

2、了解我国家庭结构的转变

3、了解私人生活的转变对孝道的冲击

一、私人家庭的浪漫序曲

位于黑龙江省的下岬村，是中国万千乡村的一个缩影，作者阎云翔曾在下岬村生活、研究了二十余年，他观察的重点就是中国农民家庭中的个体性与情感生活。虽然从统计学的角度讲，一个村子不能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但是，下岬村在半个世纪里表现出的个人意识的崛起、择偶观的变化等，都是中国社会所共通的。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人的感情观是含蓄内敛的，结婚更是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将爱情与婚姻结合。但阎云翔通过对下岬村的研究，发现农民的情感世界远比那些学者们所能观察到的丰富得多。

下岬村的年轻人择偶主要有三条途径，第一条是“自由恋爱”，就是年轻人自己坠入情网，无需媒妁介绍便订了婚；第二条是“介绍对象”，就是说夫妻双方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第三就是封建婚姻制度主导的“包办婚姻”。

阎云翔对1949年到1999年下岬村484个男性村民的择偶状况进行了调查，他发现，在这50年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自由恋爱”，几乎没有人包办婚姻了，当然，“经人介绍”一直还是他们建立婚姻的重要方式。

阎云翔发现，包办婚姻的消失和自由恋爱的兴起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6年到1962年间，年轻一代开始变得独立自主。在这一阶段，新婚姻法正式实施。包办婚姻、纳妾、买卖婚姻等传统习俗在法律上被禁止，妇女们也开始被普及恋爱自由、夫妻平等的新思想。

但是，当时的男女活动还是分开的，男女青年们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在婚姻大事上基本还是由家里的长辈做主。介绍式的婚姻就是在这个阶段悄悄诞生的，年轻人对“介绍对象”式的择偶方式非常热衷，这股热衷劲一直持续到60年代，人们才开始慢慢迎来自由恋爱的春天。

1963年到1983年间，集体化体制下的浪漫爱情开始萌芽，这个时间段也成为我国婚姻关系和择偶观念发生变化的第二个阶段。60年代初，集体经济开始好转，村里的人逐渐过上了安康的生活，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也开始出现。当时年轻人最喜欢的活动就是篮球比赛和看电影，每年的篮球赛总有很多人围观，姑娘和小伙子就会借此机会多看对方一眼；看电影则更容易营造浪漫的气氛，这也成为男女青年彼此接触的重要场所。

这一阶段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在这段时间里，很少出现父母和儿女因为婚姻而反目的情况，下岬村更是一次都没有出现过；第二就是年轻男女们在订婚前后的来往越来越频繁，即使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青年们，也会很快熟络起来；第三是如果父母和儿女意见相左，那么通常儿女最后能得到父母的允许，与心上人结婚。

事实上，到了60年代后期，年轻一代在择偶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父母一般不会逼迫孩子嫁娶。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大多数年轻人都对自己的婚姻比较满意，只有少部分人说他们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成婚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1984年以后了，改革开放给年轻人带来了更多自主择偶的机会。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因为改革开放而能有机会到村外打工，这也就意味着年轻人的社会生活有了新的发展。

但因为8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与农村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很多村民在城里会遭遇歧视。为了在那个不太友好的环境中生存，村民们必须依赖自己的关系网，寻找到可以相互扶持、排解孤独和恐惧的人。结果就是，一些年轻人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堕入情网，也有人将对象带回村里结婚。

下岬村的年轻人在建国后的五十年间，自主择偶意识有了非常大的提高，这是对父权思想的一次猛烈撞击。婚姻是每个人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婚姻的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人人格的自主性。

二、家庭结构的改变

在1990年的一个冬夜里，下岬村64岁的老李喝农药自杀了，他自杀的原因是生前和小儿子、儿媳的关系不好。

老李年轻时是脾气很不好，经常打老婆、打孩子。大儿子结婚后，老李的老伴去世了，按照村里的习俗，老李和小儿子一起住，小儿子结婚后，老李还想维持大家长的身份，但小儿媳妇也是个厉害的角色，所以家里就经常发生矛盾。

对于老李自杀的看法，阎云翔访问了22位村民，其中有16个人认为老李是有过错的，他们认为，老李脾气坏，跟儿子、儿媳住在一起，是非常不明智的，老李自己有积蓄，完全可以搬出来自己单过。

老李的自杀揭示了下岬村的一些重要变化。首先就是老李家的权力重心开始转移到下一代，传统父权制大家庭在下岬村已经开始减少。第二，儿媳妇在与老李争执的过程中得到了村里人的道义支持，这意味着村里人对大家庭里代与代之间关系准则的看法也有所改变。第三，有村民认为，那些能够在经济上自足的父母就不应该和子女住在一起，这样的想法在80年代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阎云翔对1980年到1998年间，下岬村的家庭结构进行统计之后发现，下岬村的核心家庭从1980年的59%上升到了1998年的81%，而主干家庭的比例从32%下降到了22%。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脱离原来的家庭，建立自己的核心家庭，他们不甘心成家后还受父母的控制，这其实是父权开始走向衰落的表现。

阎云翔通过调查发现，即使是在主干家庭中，权力也在不断地向年轻一代倾斜。1980年，下岬村有61％的主干家庭由长辈担任家长。到了1991年，就变成了40％的主干家庭由父亲担任家长，其余的主干家庭则都是由已婚儿子担任家长。到了1998年，儿子担任家长的比例增长到了77%。

促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大家长的责任不再是干农活养家，他们还得为家庭建立关系网、获取各种有用的信息等，过去大家庭中那种老式的代表父权的家长往往无法胜任，许多老人也发现他们的知识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于是家庭的权利就渐渐由老一辈人过渡到了年轻人身上，这也意味着夫妻关系已经取代父子关系而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

在私人生活领域里，夫妻关系成为家庭主轴的同时也意味着两性关系的变化。曾经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传统观念正在遭受冲击，随着家庭结构的转变，下岬村妇女的“人妻”角色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来的俯首帖耳的家内劳力变成了富有感情的、婚姻生活中的平等方。

在这个过程中，妇女在推动择偶与浪漫爱情的发展变化上一直扮演了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男人们到城里打工，妇女们就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不光要照顾孩子、老人，还要做所有的农活，通过这些努力，妇女们争取到了择偶自由，在日常生活和夫妻生活中也获得了平等的地位。现在，两性的权利逐渐平等化，这种变化，随着家庭模式的转变而愈发明显。

三、家庭财产的分割

下岬村有一位村民刘老师，他遇到了财产分割的问题。

刘老师从70年代开始就在村里教书，村里的人都很尊重他，刘老师的思想比较开放，他一直表示自己只有一个独生子，家里的财产以后都是儿子的，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儿子结婚之后，刘老师两口子还和儿子、儿媳住在一个院子里，儿子和儿媳经常在刘老师那儿吃饭，却从不交钱，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即使是这样，刘老师和妻子还是被儿子和儿媳赶出来了。

事情的导火索是刘老师孙子的满月酒。当地的习俗是孙子的满月酒由公婆操办，礼钱自然也是公婆来收。但是，儿媳却不这么想，她觉得儿子是她生的，礼钱自然也应该由她来收。婆媳俩就为这事吵起来了，最后只好分家。

阎云翔调查发现，从80年代后期开始，有近1/3的夫妇结婚后马上与男方父母分了家;40％以上的青年夫妇则在生育之后另立门户。

分家的提前导致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养儿防老”失去信心，所以他们开始更多地为自己打算，把养老金攒起来，并坚决反对分家时涉及家中的存款。但是年轻人也担心自己分家后的生活水准下降，于是就靠彩礼嫁妆为自己的小家积累资本。彩礼和嫁妆慢慢地就不再是两个家庭理解性的礼物交换了，而成了财富由上一代往下一代转移的新途径。

从80年代开始，年轻人更多地强调自身的权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家庭劳动的主力，就认为自己有充分的权利从父母那里挤出更多的钱，来提高个人在家庭财产中的份额。子女想要钱，父母不想给钱，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审视老人的赡养与孝道的衰落问题了。

四、老人的赡养与孝道的衰落

1998年下岬村一共有119位6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有17户是老两口单过的，还有8位老人是独居，其中3位是70岁以上的老人。这些老年人除了经济困难，还面临着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间等问题，年纪越大，困难就越多。

更让人难过的是，那些与子女同住的老人的境况也不是很好。阎云翔在1998年做了一次有关虐待老人的调查，他发现，下岬村有11户家庭有虐待老人的问题，其中10位老人已经超过了70岁，还有一对老夫妇一个71岁，另一个73岁。

传统孝道认为赡养老人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传统根源于中国的人情文化。从父母的角度看,他们给了儿女生命,仅这一点就足以构成他们对儿女的恩情，所以父母们觉得自己被孝顺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法律上强调人人平等，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老一代人无法在经济上给年轻一代提供更多的支持，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同意那种生孩子就是恩情、儿女必须终身报答的观念。他们说,生孩子不过是婚姻的自然结果,孩子根本无法选择自己是否要出生;父母一旦将孩子生下来,就有责任把孩子养大,就连动物都知道爱护养育后代,何况是人呢!对于这代年轻人来说,父母已经失去了过去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如今强调的是父母对子女的社会责任，甚至还有人责怪父母没能让他们风风光光地结婚,没能帮助他们建好他们自己的小家。

对照新老两代人的思想和观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同年龄的人对赡养老人有不同的看法。在新旧观念的冲击下,以父母养育之恩为基础的传统孝道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

结语

纵观建国五十年间的下岬村，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对于私人生活的意识和行动都逐渐发展起来，他们通过择偶、结婚，从一个家庭进入另一个家庭，从大家庭中成员的角色变成了小家庭中家长的角色，话语权也随之增加。

但不可否认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小家更好，年轻人在老年人身上的攫取也越来越多，当老年人的价值越来越少时，他们甚至可能忽略自己赡养老人的责任与义务。这种变化虽然是现实，但却不是积极的。由下岬村的例子可以看出，社会义务和个人利益间的平衡问题，依然是一个难解之题，中国式的个性发展和家庭现代化仍然有许多关键问题等待着更多学者的研究与发现。

【编辑：雨雪霏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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