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书】《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一书，系统探讨了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这两个复杂的历史变量，在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制史上，是如何影响朝代更迭，又是如何左右人心向背的。

核心书摘

在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制史，究竟是什么因素才是影响历史走向的核心要素的真正推手？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教授认为，和我们平时关注的权谋诡计、帝王心术、英雄故事不同，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是影响朝代更迭的核心因素。

《法度与人心》这本书就是赵冬梅教授以近30年的制度史研究为依托，为史学爱好者精心打造的一本解读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纠葛的通俗读物。

读这本书的价值也正在于从历史兴亡的经验教训中，反观我们现实，站在更高的维度上理解朝代更迭的基本逻辑。

关于作者

赵冬梅，中国知名宋史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冬梅教授曾出版过《千秋是非话寇准》《司马光与他的时代》《大宋之变》等宋史研究专著，另外，她在制度史方面也有很多独到见解。

学什么

1、为什么说在帝制时代，政治制度是影响朝代更迭的核心因素？

2、帝制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得如此精巧，为啥后来就失灵了呢？

今天我们读这本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在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制史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有句名言：“读史使人明智。”阅读历史之所以能让人增长智慧，就在于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学会反思，一个懂得反思的人，会时常停下奔忙的脚步，认真回首自己走过的道路。在澄澈的反思中，历史能让我们明确地感知到命运和个体、过去和现在都有着怎样的纠缠与交错。从这个意义来说，历史既塑造了今天，又影响着未来。

然而，对于大部分喜欢历史的人来说，大家最喜欢看的，其实是尔虞我诈的权谋诡计、纵横捭阖的帝王心术，以及建功立业的英雄故事。但如果整日只关心这些，就辜负了历史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事实上，浮于表面的历史事件往往扑朔迷离、云山雾罩，看着极为热闹，但真正影响历史走向的核心要素，无外乎两大类——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共读的《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这本书，就系统探讨了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这两个复杂的历史变量，在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制史上，是如何影响朝代更迭，又是如何左右人心向背的。

这本书的作者是赵冬梅，中国知名宋史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冬梅教授曾出版过《千秋是非话寇准》《司马光与他的时代》《大宋之变》等宋史研究专著，另外，她在制度史方面也有很多独到见解。《法度与人心》这本书就是赵冬梅教授以近30年的制度史研究为依托，为史学爱好者精心打造的一本解读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纠葛的通俗读物。

接下来，我们将从以下两个维度解读这本书：

1、法度：政治制度是如何影响帝制中国的

2、人心：政治文化是怎样左右帝制命运的

一、法度：政治制度是如何影响帝制中国的

首先，我们来看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为什么说在帝制时代，政治制度是影响朝代更迭的核心因素？

1、制度惯性

作者赵冬梅教授，在《法度与人心》的一开篇，就明确地抛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政治制度是影响朝代更迭的核心因素之一。

赵冬梅教授认为，与影响历史的各种因素如政变、战争、天灾、瘟疫、饥荒、赤字等等相比，唯有政治制度的作用是属于结构性的。也就是说，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里的组织规则，它规定了人们的活动范畴和具体选项。政治制度无论从正反哪个方向来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它既可以充当一种正向的促进力量，也可以充当一种反向的阻碍力量。

再进一步说，政治制度之所以比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重要，还在于政治制度有很强的延续性或者说是继承性。

宋元时期的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典章经制，实相因者，爰[yuán]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jù]异。”翻译成白话文的大意就是说，自古以来，国家的典章制度都是具有相互承袭关系的，从秦汉开始，直到唐宋，在礼仪、赋税、司法、军事，以及国家的组织架构、官员的名称设立和选拔方式，还有地理和行政区划的沿革等等各个方面，虽然历朝历代都有演变发展，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在新王朝创建之初，大多喜欢沿用上一个朝代的政治制度。

史书上经常提到的“汉承秦制”“宋承唐制”，可以看成是政治制度强大延续性和继承性的具体表现。就算是元朝、清朝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也不得不沿袭这种制度惯性，接受汉人治理国家的一系列规则和流程。

综上所述，赵冬梅教授认为，无论由谁来做皇帝，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是稳定的，不同朝代之间，制度的继承要大于制度的断裂。所以说，要想探究封建帝制“理乱兴衰”的底层逻辑，研究政治制度是比较靠谱的，因为政治制度比朝代存在更久，它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之一，能够深刻影响帝制中的军事、经济、人口等其他变量。

2、皇帝制度

刚刚我们理清了政治制度在朝代更迭中的重要作用，而在整个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制度莫过于皇帝制度了。可以说，皇帝制度就是封建社会其他一切制度的边界和背景。

皇帝制度简单来说，就是一套以皇权为至高权威的中央集权制度。其中，皇帝是终身制的，皇位是世袭制的，国家权力都属于皇帝一个人。

说到中央集权，它最早源于“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华帝制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顾名思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就是和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和宗法制相对应的政治制度。

通常来说，分封制和宗法制可以看成是西周时期的两大基石，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西周灭商后，为了控制幅员辽阔的国土，周天子就把自己的叔侄兄弟，以及那些有军功的异性贵族，分封到全国各地做诸侯，以世袭罔替的形式，来统治各自的封地，这就是分封制。而古代的宗法制，则是分封制的基础，简单理解，在家族范围内的就属于宗法制，在国家范围内的就属于分封制。

周天子之所以“封邦建国”，就是想达到“以藩屏周”的目的。不过，分封制虽然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但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就是周天子对诸侯的管控十分微弱。因为各个诸侯国在军事、经济、政治上都是独立的，长此以往，诸侯国里有一家突然变得强大了，生出不臣之心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当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嬴政手里时，他就决定，天下的事情还是由朕一个人操心吧，于是，一个“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就诞生了。

俗话说：“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当国家权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时，他肩上的担子也比一般人要重。因为“朕即国家”，作为凌驾于一切组织、法律和规则之上的人，皇帝“奉天承运”，他说的话都是“金口玉言”，是不容任何人辩驳的。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在帝制时期，除了发动兵变废掉皇帝，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皇帝进行合法的约束。

那是不是说，一旦皇帝任性起来，想怎么胡闹就怎么胡闹呢？答案是未必。

赵冬梅教授在书中讲到，皇帝也有“三畏”，这里的“畏”是畏惧的畏。也就是说，甭管你是多牛的皇帝，都有三件事让你害怕和忌惮。

皇帝第一畏惧的，是历史。正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只要不是太昏庸的，都很在乎自己的历史形象。因为他知道，自己作为历史的一部分，一言一行都会被记录在《起居注》之类的史书里，就算你能蒙蔽一时，但你的所作所为，能遮住千秋万代的视听吗？

皇帝第二畏惧的，是祖宗家法。通常来说，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会留下一些训诫子孙的名言或语录，比如唐太宗有《贞观政要》，宋太祖有《宝训》，明太祖有《皇明祖训》。这些祖宗家法，在任何朝代都是极强的思想武器，对于后世的皇子皇孙，有一定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皇帝第三畏惧的，是天命。古人对于“天人感应”非常信服，认为皇帝的统治和天命是有联系的，如果皇帝不好好干活，老天爷就会降下地震、洪涝、旱灾等灾祸。所以，但凡有点心智的皇帝，都不敢不敬天，如果出现了大型的天灾，皇帝还得认真检讨，写“罪己诏”，向老天爷忏悔自己的过失。

3、三驾马车

虽然皇帝有“三畏”，但这相对来说还是一种软性的约束，但人治社会总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历史上真正的“人治明君”，可谓凤毛麟角，开国皇帝的继承人大多是“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比如说，明代的嘉靖皇帝最喜欢炼丹修仙，25年不上朝理政，他的孙子万历更过分，这个“超级宅男”在位48年，竟然有近30年的时间不上朝，大臣想见他一面都难。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中国帝制时期，有这么多罢工和不务正业的皇帝，这些王朝还能苟延残喘地继续运行呢？

赵冬梅教授认为，这仍然要归功于政治制度的延续性，或者说是一种惯性。具体来说，有“三驾马车”为帝国的正常运转，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这三驾马车分别是：央地关系、分权制衡、官僚任免。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

第一驾马车，就是结构精巧的“央地关系”。这里的“央”是指中央政权，而“地”是指地方政权。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道政治难题，那么，帝制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主要有两招：层级管控和中央巡视。

先来说层级管控。秦始皇大一统后，“废封建为郡县”，把地方政府的行政层级，变成了郡和县两级。可以说，中华帝制一共延续了2133年，地方行政层级一直在两级到三级之间摇摆，其中，县作为最基层的政区一直相对稳定，只是在县以上的高级行政区才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朝廷在郡之上，设置了十三个州，每州设置刺史，用来监察地方豪强和官吏，地方行政层级变成了州、郡、县三个级别。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朝廷本着“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原则，撤销了郡的建制，地方行政层级变成了州、县两级。到了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朝廷迫于边防薄弱等压力，不得已在州的建制上又设立了节度使，地方又重回三级制。

而中央巡视制度则与我们现在经常听说的“中央巡视组”有点像，就是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到地方去调研政情民意，同时监督、巡查地方官的所作所为。其中，中央巡视又包括为了治理某些大案的临时性出巡，以及制度性的出巡，比如中央会设置御史、刺史、提刑按察司等官员，定期或者常驻某地，“代天子巡守”地方，以便整肃地方官员的种种弊病。

总之，无论是层级管控还是中央巡视，本质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

保障帝制中国顺畅运行的第二驾马车，是分权制衡的机制。

在明清之前，历代封建王朝都设有宰相，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但皇权与相权，几乎是天生的冤家，皇帝既得用着宰相，还得防着宰相。因此，分权制度初衷，就是为了防范权臣的出现，防止官僚集团对皇帝造成威胁。

比如说，汉代设三公，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权力。隋唐设立三省六部，把相权分割为决策、审核和执行三大环节。

到了宋代，赵宋官家更是把分权玩到了极致：宰相一分为二，正宰相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是参知政事。而相权又被分割成行政、军事和财政三大块：行政权归政事堂，正副宰相是负责人；军事权归枢密院，正副枢密使是负责人，俗称“枢相”；财政权归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三司所有，正副三司使是负责人，俗称“计相”。

在宋代的中央，政府、枢府、计府三家各司其职，宰相、枢相、计相各不统属，全都对皇帝一人负责。这样一种防范官僚集团的制衡分权策略，却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自我驱动的“自组织”，各部门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即使皇帝不太给力，整个帝国也能继续运转下去。

为帝制中国保驾护航的第三驾马车，是官僚的任免。

在科举制产生以前，中央对官员的选拔任用，经历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两个主要阶段。科举制的出现，打破了氏族门阀对上升渠道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官员，任免都得由中央说了算，而且官员生涯的每一次职位变动，都要由中央考核。因此，除去少部分品行卑劣的贪官，大部分官员或出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或出于升职加薪的现实需要，都会尽力为国家办事，给皇帝当好差。

总之，正是这些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和分权体系，构成了帝制中国畅通运行的底层支柱。不过，虽然这些制度在封建社会的前期有一定效果，但是历史往后发展，封建王朝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灭亡。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二、人心：政治文化是怎样左右帝制命运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帝制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得如此精巧，为啥后来就失灵了呢？

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是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产生了干扰，当政治制度开始崩坏时，人心得不到抚慰，历史的倒退和衰败也就成了必然。

作者赵冬梅教授认为，帝制中国政治制度的下坡路，源自于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或者也可以换种说法：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兴到衰的转折点。

限于篇幅的原因，有关王安石变法的细节，我们今天就详细说了。以前我们曾讲过一本梁启超先生的《王安石传》，里面对变法的来龙去脉有相对完整的解读，大家可以去APP里搜一搜，作为今天的延展阅读。

 我们还是先来说一个结论：作者赵冬梅教授认为，王安石变法的种种措施，从政治文化方面，给帝制中国带来了三大恶果，具体来说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平衡被打破、政治宽容消失，还有就是皇权的膨胀。

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说一说这三大恶果的来龙去脉：

1、国家与社会的平衡被打破

作者赵冬梅教授认为，如果要给帝制中国评出一个最优秀的时代，这个答案不是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或者后来的所谓“康乾盛世”，而应是北宋的“仁宗盛治”。

因为，仁宗一朝不仅经济繁荣、文化兴盛、政治清明，士大夫阶层还在某种程度上和皇权形成了一种共治的局面。这种共治的细节我们读书会以前曾解读过吴钩先生的《宋仁宗：共治时代》，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去APP里搜一搜，作为今天这本书的参考。

我们还是重点来说，为什么王安石变法打破了国家和社会的平衡？

仁宗朝时期，因为宋仁宗的宽厚和宋代台谏制度的约束，朝廷在制定各种政策的时候，必须是君臣一起反复讨论，还要综合考量国家、社会、士大夫、百姓等各方的利益，然后再拿出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折中结果，这就在政策层面上保证了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平衡。

而在王安石的变法开始之后，中央政府的决策机制发生了改变，许多政策的下发都是一刀切的，不再顾忌国家和社会各方的利益，而是完全站在国家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变相与民争利，甚至是赤裸裸地敛财。

比如说，变法中饱受诟病的青苗法，也就是朝廷向农民发放的季节性的短期小额贷款。青苗法本意是为了救济民间贫苦，以及限制民间高利贷而设立的，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屠龙少年却变成了恶龙。

当时，青苗法规定，青苗钱一年分两次来发放和回收，如果是春天贷款，就夏天还，如果是夏天贷款，就秋天还，利息是20%，这个利息在当时看上去挺低的。而且好处也不少，至少农民不至于在青黄不接时饿死，而朝廷呢，也能合理地获得一部分利息来增加财政收入。可实际上呢，20%只不过是半年的利息，所以真实的利息水平是40%，这就比民间高利贷还狠了。

更可怕的是，为了应付中央政府的“贷款指标”，地方官开始搞摊派，就是强行把钱借贷给不需要的农民，这种强制贷款的青苗法最后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新增的税费。

事实上，王安石推出青苗法的根本动机就是为了“富国”，让利益的天平只往国家一方倾斜，推行的结果，也确实扭转了朝廷的财政危机，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国库的收入。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六年（熙宁），今以钱银谷帛贯、石、匹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

也就是说，在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光青苗法的利息收入，就让国库增加了将近293万贯的进项。

你看，王安石的变法就像一个巨大的抽水机，它不再是藏富于民，而是与民争利，它把民间的财富尽可能地吸到国库里，于是，庙堂和江湖、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的平衡，就这么被粗鲁地打破了。

2、宽容消失

变法给帝制中国带来的第二大恶果，就是政治宽容被破坏殆尽。

变法之前的政治生态，虽然是皇帝独裁，但出于兼听则明的角度，皇帝都会听取各方的意见之后，再做出符合朝廷整体利益的决断，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宽容。

在封建社会，要想实现政治宽容本来就不容易。我们前面曾说过，皇权制度下，皇帝是至高无上的，除了靠皇帝的道德自律和思想觉悟，通常没有什么绝对力量，可以对皇帝进行硬性约束。像我们提到的“皇帝三畏”“台谏制度”，实在说，都是一种软性约束，这些软性约束，遇到蛮横不讲理的皇帝，大臣们也只能是“干掐诀，没咒念”。

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宽容就像是一只权力的笼子，是为了防止皇权过分专断的，可是王安石变法却把皇权从笼子里放了出来。

作为变法的主理人，王安石在对宋神宗进行变法动员的时候，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三不足”，具体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这“三不足”其实就是针对“皇帝三畏”去的，翻译成白话，就是：上天没有什么可怕的，祖宗的教诲也不值得效法，一切反对变法的言论都是歪理邪说。

现在我们品读这三句话，仍然会感觉相当可怕。说实话，人活在世间，还是要有点敬畏之心的。老百姓都知道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容易走极端，作为掌握黎民百姓福祉的皇帝和权臣，你执政时岂能一点敬畏心都没有？

更可怕的是，政治宽容的崩溃，还带来了更加恶劣的“党争”。

为了打击反对变法的所谓“旧党”，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对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发动了残酷打击，手段残忍之处，甚至到了政治清洗的地步。

在变法的过程中，王安石吸取了之前“庆历变法”失败的教训，他充分认识到舆论风向对变法命运的影响。因此，为了顺利推行新法，王安石就刻意控制言路，进而破坏了台谏制度的公平性。比如，王安石大力举荐支持变法的官员为台谏官，他把自己的亲信李常推荐为御史、张商英安排为监察御史，同时把反对新法的台谏官统统驱逐出台谏体系。

在《法度与人心》这本书中，赵冬梅教授还讲了一个小故事：

王安石推荐李常做御史，本来是想让他为新法摇旗呐喊，结果，李常上位后却“反水”了，他给神宗上书力陈青苗法的弊端。

于是，新党的副领袖吕惠卿，就带着打手气势汹汹地来到李常家，对李常恶狠狠地说道：“君何得负介甫（王安石字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

大家听听，“你要是敢负了王安石，我就让你做不成人”，吕惠卿堂堂的当朝副相居然说出这种赤裸裸的威胁话语，活脱脱一副市井流氓的嘴脸，简直是有辱斯文。

总之，王安石变法毁掉了本就脆弱的政治宽容原则，同时拉开了中国官僚集团党争的序幕。新党对反对意见的零容忍，对政敌的打击和迫害，让原本分散在其他大臣手里的权力，开始滑向作为权臣的王安石手中，并最终汇总到背后的真正“大Boss”——宋神宗的手里。

3、皇权膨胀

赵冬梅教授认为，当皇权变得越来越独断专行，制衡皇权的力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微弱，直到最后消失殆尽。此时，大臣就不再是臣子，而是沦落为皇权的奴才，士大夫们“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也就都变成了梦幻泡影。

宋神宗的成长经历与历代皇帝不太一样，他不像以前的君主，从小就接受严苛的皇家教育，学习理政治国的经验，他的父亲英宗是半路即位的，那时候的神宗已经16岁了，英宗仅仅在位四年就病逝了，所以神宗接受的正规皇家教育只有四年。宋神宗即位时刚满20岁，他年轻气盛，有很强的政治抱负，但他严重缺乏执政经验。再加上王安石拜相后，对宋神宗的一番洗脑和鼓动，让宋神宗开始飘了起来，以为自己能“功超三皇，德比五帝”，于是乎，宋神宗在处理政务上也越来越主观独断。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宋神宗权力的膨胀，那就是宋神宗经常不经过政事堂和大臣们的监督，随意就下达御笔和手诏。

赵冬梅教授对《续资治通鉴长编》进行了详细梳理，她统计发现，从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到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114年间宋朝一共经历了六代皇帝，他们以御笔“手诏”形式下达的政令，太祖5道，太宗11道，真宗30道，仁宗46道，英宗17道，而神宗则多达302道。而以“上批”的形式下达的政令，前几位皇帝是零，神宗一个人就有958道。

这样算下来，手诏与上批合在一起，宋朝前五位皇帝加一起是109道，神宗一个人就有1260道。也就是说，宋朝前五位皇帝在位共108年，平均每位皇帝每年只有1件手诏，而神宗平均每年竟然有84道手诏或者上批，数量是前五位皇帝总和的八十多倍，可见神宗是有多么“自我”了。

一种良好的政治制度遭到了破坏，再想修复是非常难的。后来，旧党重掌朝堂，司马光试图用太皇太后的影响力，以及他个人的政治威望把皇权重新关回笼子里，想要把国家拉回到王安石变法以前的轨道，但已然是不可能了。因为他既解决不了以前就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又无法摆脱已经相当顽固的“党争”力量，更何况，皇权的约束力量一旦消失，就成了脱缰的野马，他会带着帝制中国这辆没有刹车的马车沿着山坡，一路往下滑去。 

结语

以上就是《法度与人心》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这本书中，我们跟随着赵冬梅教授的笔触，系统地了解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这两大历史变量是怎样对历史产生影响的。应该说，精巧的制度设计是支撑帝制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底层逻辑，但是当制度变质，不再能够抚慰世道人心的时候，封建帝制的崩溃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发现，制度和人心这两个核心要素是相辅相成的，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制度对国家的权力架构和运行体系进行结构性的建设，也需要政治文化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和塑造。

作者赵冬梅教授在书中说：“未来会怎样，并不取决于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取决于我们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理解和认知。”读这本书的价值也正在于从历史兴亡的经验教训中，反观我们现实，站在更高的维度上理解朝代更迭的基本逻辑。

【编辑：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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