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梁启超先生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为何最终会以失败收场？

我们又能得到哪些启示？

核心书摘：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在文学上有极高的造诣，他的散文简练明快、立意高远，而且笔力雄健，文风奇峭，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千古名篇。王安石同时还是一位锐意进取、手段强硬的政治改革家。推崇他的人，比如当代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变革思想，集中了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所有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反对他的人，指责王安石为了充盈国库，不惜与民争利，让大宋上下不得安生；更有甚者，说他私德败坏，专门重用小人，还把宋朝灭亡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在《宋史·王安石传》中就说他：“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那么，历史上的王安石到底是改革名相，还是敛财之臣？面对积贫积弱的北宋政局，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功过是非又该如何评说呢？《王安石传》这本书，就抽丝剥茧，解开了这些历史的谜团。

这本书聚焦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政局、成长轨迹、新法内容等几个方面，以学者敏锐独到的眼光、史学家扎实严谨的笔法，清晰透彻地分析了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的功过得失，还原了历史上的王安石的真实面貌。

这本传记借鉴了西方传记“先表其感，后述事实”的写作方法，把叙述和议论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议论性”传记的先河。

关于作者：

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他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经学、史学、文学、哲学、法学、伦理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共计148卷，1000余万字。

学什么：

1、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的政局和财政情况

2、王安石变法的主张

3、王安石的是非功过

一、赵宋积弊，三冗困局

1、三冗问题

公元960年，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赵匡胤黄袍加身，发动陈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得了皇位，成为赵宋官家。

当了皇帝的赵匡胤决定改变原来节度使拥兵自重的乱局，设计一个全新的统治架构。他的办法是，首先在政治上“削其权”，然后在军事上“收其兵”。

赵匡胤为了尽快实现统一，他保留了唐、五代时期的旧官衔，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了许多新官衔。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宋朝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军权、财权都各自分离，官员全都由中央任命，并且相互牵制。

这就让宋朝成为历史上官僚系统最复杂的朝代。再加上宋朝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赵宋官家非常优待读书人，读书人进士一登第，就授予官职，因此，官员数量也是越来越多。

为了防止地方官拥兵自重，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把兵权通通收归中央，并且改府兵制为募兵制，招募只负责打仗的职业士兵，由政府来发工资。宋朝最多时养兵高达140万，这创下了历史之最。

赵匡胤的这两条新的政治设计虽然让地方藩镇从此再也没有力量对抗中央，但如此庞大的官员和士兵数量，带来的不仅是“冗员”和“冗兵”，核心的包袱是“冗费”。

史料记载，在北宋中期，官吏一年的俸禄支出，就高达277万贯，这还没算给官员们额外的赏赐和恩荫。军费开支则分别占据“钱、绢帛、粮、草”等四项税收的30%、120%、76%和84%，可见，宋朝的军费开支也是极其庞大的。

正所谓穷则思变，“三冗问题”让北宋中期的财政捉襟见肘，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主持这场改革的人，就是王安石。

2、王安石拜相

王安石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就才华出众，以文名享誉当世，他在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年仅22岁时，就考取进士第四名，正式走上仕途。

庆历六年，26岁的王安石担任了鄞县县令。在鄞县任上，王安石勤政务实，修筑堤堰，整顿治安，他把官粮借贷给有需要的百姓，秋收后再加些利息偿还官府，帮助许多百姓解决了燃眉之急，深得当地百姓爱戴。

皇佑三年，31岁的王安石做了舒州通判，时任宰相文彦博向宋仁宗推荐了王安石，但王安石辞谢了朝庭的重用。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王安石母亲去世，王安石回乡“守制”，这个时候，王安石的学问和政务才能已经名动当世，太子赵顼更是对王安石仰慕不已。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去世。时年20岁的太子赵顼继位，这就是宋神宗，神宗起用赋闲在家的王安石担任了江宁知府，这算是王安石在大用之前的一个过渡。

半年之后，神宗就把王安石调入京城，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读，从此王安石与神宗皇帝日夜为伴，讲论经学和治国之术，坚定了年轻的神宗全面变法的决心。

其实王安石早有变法的理想，还曾给宋仁宗写过一份“万言书”，但他的上书没有引起仁宗皇帝的足够重视。20岁的宋神宗和同样锐意改革的王安石一拍即合，君臣二人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

二、安石受命，变法图新

1、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49岁的王安石以右谏议大夫任参知政事，正式开启了熙宁变法。

在王安石之前，北宋已经发动过一次变法了，那是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时，由范仲淹主持的旨在解决朝廷财政危机的“庆历新政”。

范仲淹当时的变法思路是“节流”，既通过整肃官僚系统，减少官员和士兵的数量来提升政府和军队的效率，从而实现节省财政支出的目的。

王安石变法与范仲淹新政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主张“开源”，呼吁实行以增加财政收入为主的改革，把改革的突破口放在了“理财”上。

王安石首先对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力机构进行了重组，他就打破三司原有的分工，把它们的权力都集中在一起，成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为新政的立法机构。王安石这个做法的目的就是要真正掌控变法的实权。

王安石通过这个新设立的机构越过原有的衙门，直接发布新法指令；同时把拥挤变法的党徒亲信都安插到要害部门，以协助他谋划变法的各项措施，不至于让自己孤立无援。

从熙宁二年起，王安石和他的亲信们，推出了一系列的变法政策。虽然名目很多，但底层逻辑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参与经济运营，从而让政府获得更多的收入。

新法最重要的内容有三项，就是“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

“均输法”不是王安石的首创，它是由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提出的。所谓“均输”，“均”有调节的意思，“输”就是运输的意思，“均输法”就是关于调节运输的法令。

王安石推行“均输法”的本意，是让地方财政机构按照中央的需求，在管区内以低价购买运往京师的物资，以此替代各地应当上缴的财物，这个法令，特别像今天的政府采购。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市场的主动权收归国有，打击富豪商贾控制市场和物价的行为，又能减少运输费用，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市易法”，是由政府在各地成立名为“市易司”的机构，然后政府拿本钱，以平价对各种生活和生产物资进行收购和存储。当市场上物价上涨时，国家就把这些商品对外抛售，用以平抑物价，打击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行为，从而保持社会稳定。

“青苗法”就是朝廷给农民发放青苗贷款的法令。这可以说是王安石的得意之笔，在他当鄞县县令的时候，就进行过试验，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王安石发现，每年地里的青苗还没成熟时，往往是农民最缺钱的时候，因为很多农民都把去年的存粮吃光了，今年的新粮还没下来。这个时候，农民就可以到当地政府借贷粮食或者现金，来补贴耕作，等新粮下来后，农民再连本带息还回去。

“青苗法”的利息是20%，一年可以贷款两次。这样一来，农民不至于在青黄不接时饿死，而朝廷也能获得一部分利息，来增加财政收入。

2、变法影响

王安石的这些变法措施出发点都是好的，是想让政府和老百姓都得到实惠。而且，新法也的确扭转了朝廷的财政危机，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国库的收入。

但是，在新法实行了一段时间后，在扭转财政危机的同时，也出现了种种弊端，让原本利民富国的好政策，一下子就变了味儿。

先说“均输法”的问题。“均输法”让政府变成了一个权力极度膨胀的公司，到处与民争利。因为这项法令在实际操作时，官方采买的价格和市场的价格波动完全相反。

官方要么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近乎抢劫商户；要么就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但大肆收取回扣；或者把大米等物资卖到缺粮的地方，销售价格比从前还高一倍多。这样一来，民间的市场运行一下子就被打乱了。

而“市易法”则让官办的“市易司”变成了垄断企业。本来是想对付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行为，现在倒好，官方的“市易司”低买高卖，反倒成了扰乱商业秩序的最大祸害。

“青苗法”的弊端就更大了。本来这项法令是由国家拿出专项资金在地方上放贷，让穷困的农民可以免受高利贷商人的盘剥。但是一到具体执行，各级官员竟然把陈旧发霉的粮食发给农民，而且发放时还缺斤少两。

另外，为了完成中央的贷款“指标”，地方官乱搞摊派，强行把钱借贷给不需要的农民，如果赶上天灾粮食减产，政府为了收回本息，甚至逼得农民卖儿卖女，所以，“青苗法”自实行之日起，就搞得百姓苦不堪言。

因为变法的弊端太过明显，加上司马光、富弼、韩琦、苏轼等人的拼死抵制。熙宁七年，王安石被罢相，虽然两年后神宗又重新启用王安石为相，但在一年之后的春天，处处碰壁的王安石眼见新法难以贯彻落实，就再次辞去了相位。

三、是非功过，谁人评说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只有10岁的皇太子赵煦继位，号哲宗，神宗生母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

高皇后一直激烈反对王安石新法，所以在她上位后，立即召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入朝执政，而王安石的“新党”党徒章惇、蔡确、韩缜等，被一一逐出了中央。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初六，眼看新法尽废的王安石抑郁而终，享年66岁。

王安石变法虽然取得了局部性的效果，但终究是以失败而告终。那么，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我们又该如何客观评价王安石呢？

首先来说，王安石变法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单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王安石生活在一个封建专制的王朝，他变法的核心是为了巩固君主本位、加强中央集权的力量而采取的措施。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新法的大部分措施得到了较为深入的推广，新法的效果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明。

但是，新法的各项措施把国家机器变成了一个超级垄断企业，这种以政府垄断代替市场职能的做法，是典型的与民争利，对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让市场失去了应有的活力。

另一方面，受政绩考核的影响，地方官员在推行新政时，往往过度关注政绩，而忽视了新法本身的立意。所以，新法在推行的过程中，才会出现“乱摊派”、“垄断经营”等种种副作用。

其次，王安石用人不当，导致新法在执行时得不到广泛支持。

王安石在新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因为时间紧张，加之他性格固执，导致树敌过多，朝中许多有能力有经验的大臣不愿意为新法服务。

虽然王安石也在变法的过程中破格提拔任用了一批有才干的年轻人，但是数量有限。无奈的王安石不得不重用吕惠卿、曾布等小人，而这些小人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考虑的是如何排挤打压异己，如何爬上更高的官位，让新法成为他们欺上瞒下，专营获利的工具，自然无法达成王安石想要的效果。

最后，是王安石个人的原因。

王安石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非常偏执，他把所有人的反对意见都视为异端邪说，甚至连自己“新党”内部的反对声音也听不进去，因此王安石也得了一个“执拗相公”的外号。

一意孤行的王安石对司马光、富弼、欧阳修、沈括、苏轼等人的建议置若罔闻，甚至激烈反驳，让自己陷入孤立。所以，王安石变法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性格的失败。

虽然王安石变法失败了，还招来了很多负面的批评，但客观地讲，王安石可以称为中国传统文人的典范。

他才华横溢，诗文辞赋独步天下，是公认的文学大家。

他胸怀大志、务实能干，不爱官、不贪钱、不纳妾，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愿意让人抬、不愿坐轿子的宰相。他甚至死后也没有任何遗产，连他住的房子，都还是皇帝赠给他的。甚至就连他的政敌们，除了以不注重个人卫生来攻击他之外，也挑不出他任何私德方面的毛病。

他本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儒者”，但在政治上却以争议收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和遗憾。

究其原因，王安石人格的高洁和民心的向背是没有关联的。他主导的变法，无论初衷多么美好，但是如果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与民争利的暴力基础上，无论如何都会以悲剧收尾的。

结语

以上就是《王安石传》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千年以来，王安石变法都充满了争议。但是不管怎么说，王安石敢为天下先，力主变法图强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梁启超先生在书中评价王安石说：“作为百年不遇的杰出人士，却生前被世人责难，死后数代都不能洗刷骂名，在西方有英国之克伦威尔，在中国则有宋代王安石。千百年来，王安石被骂做集一切乱臣贼子之大成的元凶。其实，他才真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少见的完人。”

这极高的评价固然是有梁先生与王安石同为改革者惺惺相惜的原因，但纵览全书，梁先生以翔实的考据，把王安石的生平、思想、政治活动和相应的时代背景有机结合，评述全面系统，视角独特，论证严谨，得出这样的结论，实为客观公允。王安石如泉下有知，恐怕也会高呼“知我者，梁任公也”吧。

【编辑：王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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