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赵稀方：论香港《文艺新潮》的翻译

论香港《文艺新潮》的翻译

赵稀方：《论香港<文艺新潮>的翻译》

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4期

赵稀方

赵稀方，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20世纪海内外中文文学”重点学科负责人，兼任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著有《小说香港》、《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翻译现代性》、《后殖民理论》、《理论与历史》等著作。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访问学人，台湾成功大学、东华大学、波兰罗兹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曾应邀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波兰等地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学术演讲。

        摘要: 香港的《文艺新潮》在1950年代集中翻译大量的存在主义小说、现代诗等，衔接了中国1930－40年代的现代主义和纯文学传统，填补了汉语翻译文学的很多空白。从历史上看，《文艺新潮》冲破了当时香港文坛的美元文化思潮，不过，现代主义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文化政治的形式。

        关键词:  翻译；《文艺新潮》；马朗； 现代主义

      Abstract: We did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translations of existential fiction and mod-ernistic poems in The New Trends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Hong Kong of 1950s，which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Modernism in China since 1920s． The New Trends of Literature and Art rejected the political literature in Hong Kong at the beginning of 1950s although it itself was a kind of cultural politics．

       Key words: translation; The New Trends of Literature and Art; Ma Lang；Modernism

     壹     

香港的《文艺新潮》(1956－1959) 近年来已经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注意，可惜的是，还没什么人认真去讨论《文艺新潮》的翻译。在我看来，《文艺新潮》的翻译成就甚至大于创作。离开了翻译，《文艺新潮》的历史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从中国翻译文学史的角度看，注意到了《文艺新潮》，很多地方都需要重写。

如果从目录上看，《文艺新潮》是创作和翻译并重的。《文艺新潮》在一卷一期“编辑后记”中提及刊物的“编制”时说:“我们预备翻译和创作并重”。一般而言，人们会说“创作与翻译”，但这里是“翻译和创作”，“翻译”放在“创作”的前面。接着，主编马朗似乎已经把创作忘记了，只谈起了译:“翻译方面，决定有系统地介绍一点世界各国的现代文学，让大家看到现阶段国际水准上的新作品。可能的话，我们计划专辟一些特辑和专号” (1956a:51) 。《文艺新潮》每期只有80页的篇幅，是一本薄薄的刊物，每期要花费巨大篇幅刊登外国小说，再加上专辑、专号等等，刊物的主要篇幅基本都花在翻译上了。

果然，一卷二期“编辑后记”中就提到有人提出意见，“意见之中，有人认为我们偏重翻译”。马朗解释说:“其实优秀的创作还是我们最重视的，这一期就有不同风格的三篇;只是在推动一个新的文艺思潮之时，需要借镜者甚多，而介绍世界现代文学过去又是比较脱节的工作，至少有十年读者已被蒙蔽。因此，这道藩篱应该首先拆除。”(1956b:21) 在马朗看来，虽然“优秀的创作”需要重视，但是倡导文艺新潮，首先需要参照当代外国文学作品。中国因为战争动乱，已经有十年时间与外国文学思潮隔绝，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翻译介绍当代外国新思潮，才能谈得上我们自己的创作。

《文艺新潮》为何创办? 宗旨是什么? 马朗是何人? 让我们从头说起。

马朗，1940年代就在上海从事文艺活动，编辑过《社会日报》《文潮》《水银灯》等报刊，出版过短篇小说集《第一理想树》(1947) 。他的小说，大体上属于新感觉派，诗歌上则追求现代主义。在文坛上，马朗与张爱玲、刘以鬯、纪弦、万方等人交往[1]。这些人很多都在 1949 年后离开大陆，在香港或台湾继续从事( 现代主义) 文学运动。马朗自述思想曾经激进，然而后来却被真正的左翼政治吓倒了。对于新政权的恐惧，让他南下到了香港。政治的幻灭，让他将希望寄托于文学。

《文艺新潮》的发刊词题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到我们的旗下来!》。发刊词的开头是:

       “这是禁果”！如果想看“巴黎的陷落”那暴风雨前夕的混乱，静静的顿河岸上壮丽的斗争图，或者想知道老人与海的奋斗和胜利，踏遍剃刀边缘是否成仙印度便是正果？盲女日特露德耳中贯过的田园交响乐，在乐园里，我们会受到告诚。然而，那是禁果吗？夜未央时波兰少女窗前的一盏灯，水仙辞中一个临渊自顾的美少年，这世界是多彩的，有各形各式的美丽。但是，告诫一再掷来: “这是禁果！ ”……

       这不是可以自由采摘的，可是那是真正美丽的呵！( 新潮社 2)

发刊词一上来就由一系列外国作品构成，因为文中没有标明，也没有加书名号，这里不妨说明一下。《巴黎的陷落》是爱伦堡的小说，《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的小说，《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的小说，《剃刀边缘》是毛姆的小说( 即《刀锋》) ，《田园交响曲》是纪德的小说，《夜未央》是波兰廖抗夫的作品剧本，《水仙辞》是瓦雷里的诗。发刊词首先表明对于这些外国文学名著中的文学境界的憧憬。然而这些“真正美丽”的东西，在彼时的中国却是禁果。在中国，在战争和政治的世界里，文学只能成为政治的工具，真正的文学反而成为禁果。《文艺新潮》向往的，就是这些遥远的文学世界。

为什么是文学，而不是别的? 文学在这里被赋予重要的功能。发刊词接下来说，我们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暗”和“悲剧”的时代，原因就是政治争斗毁灭了社会价值，毁灭了人的理想，曾经摸索和奋斗的人们，最终发现自己被欺骗，所得到的只能是荒凉和绝望。政治已经破产，无论左的政治、右的政治，都不能让人相信。这个时候，什么能挽救我们呢? 马朗给出的答案是:文学。

       没有希望吗? 不，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带来了新的世纪。今日，在一切希望灭绝以后，新的希望会在废墟间应运复甦，竖琴会再讴歌，我们恢复梦想。也许在开始，我们只想到一片小小的净土，我们可以唱一些小歌，讲一些故事，也可以任意推开窗去听遥远的歌，遥远的故事，然后我们想到这原是千万人的向往，一切理想的出发点，于是再想到一个我们敢哭、敢歌唱、敢说话的乌托邦。那样的新世界总会到来的，———如果，我们憧憬、悲哀、追求、快乐和争斗的本能没有湮消。因此，我们想到呼喊，要举起一个信号。( 新潮社 2)

面对政治所带来的人性废墟和绝望，面对文学被政治主宰的命运，作为一个文人的马朗所提出的方法就是寻找真正的文学。开始，我们可以用它“唱一些小歌”“讲一些故事”，让文学给自己在这混乱的时候提供“一片小小的净土”。继之，在文学成为“千万人的向往”和“理想的出发点”以后，新的乌托邦的世界就会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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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     

《文艺新潮》对于法国文学予以了特别关注，《文艺新潮》一卷一期发刊词后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法兰西文学者的思想斗争》，作者署名翼文。文章对于法国战后思想背景的介绍，与马朗在《发刊词》中所说的战后心境十分吻合。《法兰西文学者的思想斗争》一文专门指出，存在主义就是二次大战后出现的对于世界和人性的新的解释:“嘉谬大声疾呼:‘［……］我们所必须居住的世界是一个荒谬的世界，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连我们可以匿避的地方也没有。’”“在街道上，流行的字成为萨泰的‘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 。人不过孤独地‘生存’在一个上帝已死去的世界里，没有一些价值。”(翼文3－9) 法国存在主义是二次大战后西方最为流行的文学思潮，是战后人心绝望的表现，最为吻合马朗等人的心理。

马朗亲自翻译介绍萨特。早在《文艺新潮》一卷2期，他就翻译发表了萨特的小说《伊乐斯特拉土士》，在《文艺新潮》一卷4期翻译发表了萨特的另一部小说《墙》，在《文艺新潮》一卷11期上翻译发表了萨特的论文《论杜斯·帕索斯和〈一九一九〉》。马朗所译的萨特作品，有些是汉语世界最早的译本。如萨特的小说《伊乐斯特拉土士》，直至1965年国内才出现郑永慧译本，还是由作家出版社内部印行的，郑译本题为“艾罗斯特拉特”。

马朗对加缪也很重视。《文艺新潮》二卷2期刊登了罗谬翻译的《嘉谬答客问———论政党及真理》，在文章的后面，编者介绍了加缪获当年 (1954) 诺贝尔文学奖的情形[2]。《文艺新潮》最后一期(二卷3期) ，刊登了马朗和余庆共同翻译的加缪的《异客》。《异客》计6万多字，占据了全刊大半的篇幅，在《文艺新潮》这一期“编辑后记”上，马朗说明，“因我们要偿还一个心愿，将卡缪的《异客》介绍给读者，结果这篇6万多字的翻译工作费了半年的时候”(1959a:7) 。为翻译介绍加缪，不惜拖延了这一期刊物的出版时间，可见其重要性。

在1949年前的中国，加缪虽有过介绍，但没有任何作品翻译。直至1961 年 12 月，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译所内部出版了孟安翻译的《局外人》。马朗苦心费力半年翻译的《异客》，是《局外人》的第一个汉译本。关于“局外人”这样一个译名，马朗有不同的看法。马朗译本根据的是 Stuart Gil-bert 英译本，他解释说:“查 L ＇Etranger 一字，口译本译为‘异乡人’，是较狭义的阐释，英译本有译为‘局外人’( The Outsider) ，则较意译；比较贴切的字似应是《异客》。因为卡缪认为现代人被他的本性及环境所判定而流入精神上的放逐，一直在寻觅一个可以令其再生的内在的王国；在未觅到这王车之前，现代人的处境就和‘异’乡作‘客’差不多，同时他的行径也不得不像局外人一样怪异冷漠”(1959b:80) 。显然，马朗将这部小说译为《异客》，而不是如英译本那样译为“局外人”，有自己的精心考虑，可惜大陆译本，似乎并没有看到马朗的译本，还是译为“局外人”。

《文艺新潮》还翻译介绍了萨特的亲密战友西蒙·波伏娃。《文艺新潮》一卷7期刊登了罗谬翻译的波伏娃的《士绅们———爱之插曲》。《士绅们》是波伏娃1954年获法国龚古奖的著名小说，《爱之插曲》是其中的一章。译者是将波伏娃作为存在主义作家来看待的，在《〈士绅们〉作者简介》中，第一句介绍就是“西蒙·地·波芙亚与保尔·萨泰同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建者”。对于这部小说，译者也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进行简要分析:“《士绅们》一书在对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复杂混乱生活的深入描写中，充分发挥了作者的存在主义思想，但也驳斥了存在主义主要是一种乐观主义哲学的谬说”(罗谬63) 。西蒙·波伏娃的作品进入中国大陆较晚。1986 年，她的《第二性》节译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后她以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影响中国。她的小说《士绅们》，直到1991年才由许钧翻译、漓江出版社出版，译名为《名士风流》，较《文艺新潮》的翻译晚了30年。

考虑到中国大陆直到1980年代才出现“萨特热”，因此可以说《文艺新潮》在50年代中后期对于萨特等存在主义的翻译介绍，是相当领先的。大陆兴起萨特热的契机，是1980年萨特的去世。萨特的《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流行，是因为契合了当时的人道主义思潮。萨特的主要理论著作《存在与虚无》这本哲学著作居然也一版再版，则说明经历过文革的中国读者开始领略到人生的荒谬。《文艺新潮》对于存在主义的兴趣，来自1949年后马朗等人对于国共两党政治的失望。那个时候，国人还沉浸在新政治的喜悦当中。

如果说，《文艺新潮》在小说上倾向于存在主义，那么在诗歌上则倾向于欧美现代诗。《文艺新潮》翻译介绍了大量的法英美等国的现代诗，堪称翻译史和文学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章。《文艺新潮》一卷4期是“法国文学专号”，共15部作品，其中刊载了9个法国现代诗人的诗作，占据专号的大部分，算得上是一个“法国现代诗专辑”。翻译的法国现代诗人包括瓦雷里、阿保里奈尔、保尔·福尔、古尔蒙、艾吕雅等。到此还没完，《文艺新潮》二卷2期，又有一个“法国诗一辑”，刊登了3个法国现代诗人的诗作:马朗译安得列·布勒东(2首) 、穆昂译罗贝·德思诺斯(2 首) 和无邪译艾玛纽艾尔(3 首) 。法国现代诗之外，还有英美现代诗，《文艺新潮》分别刊登了两个由马朗本人翻译的“英美现代诗特辑”。一卷7期的是“英美现代诗特辑(上)·美国部分”，包括:(一) 华雷士·史蒂文斯;( 二) 威廉·卡洛士·威廉斯;(三) 庞特;(四) 玛丽安妮·摩亚;(五) 艾略脱;( 六) 阿茨波·麦克列许;(七) E·E·康敏士;( 八) 哈特·克仑;( 九) 穆蕾儿·鲁吉沙; (十)卡尔哈汝洛。一卷 8 期是“英美现代诗特辑( 下) ·英国部分”，包括: (一)叶芝;(二)劳伦斯;( 三) 薛惠儿;( 四) 刘易士;( 五) 麦克尼司;( 六) 奥登;(七)史班德;(八)乔治·巴克;(九)戴兰·汤玛斯;(十)大卫·葛思康。

马朗对于欧美现代诗相当谙熟，经由作品翻译和介绍，他相当清晰地向读者展现了其风貌。在马朗看来，现代诗的首创在法国，因此刊物对于法国诗的介绍相当卖力。《文艺新潮》很自豪地说:“从二十世纪法国诗的最高峰梵乐希到新崛起的贾琪·普雷维尔和勒内·舍尔，我们都多多少少搜罗到一点了。”(马朗1956c:80) 马朗也不忽视英美，而且认为英美在推广和发展现代诗上功不可没。《文艺新潮》对于英美诗人诗作翻译上，既有代表性诗人，也有新近崛起的作家，对于每一个诗人及其诗作都有简要介绍分析。

中国诗坛对于西方现代诗的系统译介，主要开始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施蛰存、戴望舒等“现代派”文人。1928年，由刘呐鸥创办的《无轨列车》第1、2 期就连载了由 L．Galantiere 所著、徐霞村翻译的《瓦雷里( 徐霞村译为哇莱荔) 的诗》。1929年，由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编辑的《新文艺》第1期就发表了戴望舒翻译的《耶麦( Francis Jammes) 诗抄》，施蛰存还翻译了美国人所写的介绍法国现代诗派的著作《近代法兰西诗人》，分期发表。1932年，由施蛰存等人创办的《现代》，以专辑形式开始对于西方现代诗进行较大规模的翻译介绍，共刊载有《夏芝诗抄》《核佛尔第( Pierre Ｒeverdy) 诗抄》《美国三女流诗抄》《日本新诗人诗抄》果尔蒙 ( Remy de Gourmont) 的《西茉莉集》和《桑德堡诗抄》《邓南遮诗抄》《现代美国诗抄》等。可惜的是，随着左翼文学和抗战的兴起，欧美现代诗的引入逐渐衰减。1949 年以后，欧美现代诗的翻译引进更是基本终止。在中国诗坛对于欧美现代诗越来越陌生的情形下，《文艺新潮》在1950年代中期重新对于西方现代诗进行梳理，译介其最新状况，这无疑是重新接续了中国现代诗的传统，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同样需要提及的是，在这种译介影响下的台港现代诗创作，同样也接续了中国现代主义创作在五六十年代的空白。

存在主义小说和欧美现代诗以外，《文艺新潮》还译介了不少世界其他各地的文学。《文艺新潮》的目标本来就是全面介绍十年来“世界各国的现代文学，让大家看到现阶段国际水准上的新作品”。这里既包括二战后风靡世界的现代主义杰作，也包括其他非现代主义优秀作品。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也有曾被译介但1949年后中断译介的作家，也有从未被翻译过的作家。

海明威是中国读者喜爱的作家，然而在1949年后却逐渐受到批判，以至于 1961年海明威开枪自杀，举世震惊，中国却没有什么表示。《文艺新潮》在1958 年1月10日二卷2期上发表了杨际光翻译的海明威(时译为“汉明威”) 的 2 部最新创作的短篇小说，总题为“黑暗的故事”，包括《找条带路狗》和《通达的人》。海明威自1952年出版名著《老人与海》之后，多年未有新作发表，“黑暗的故事”2篇是他发表于1957年10月《大西洋》的最新作品，也是他30年代以来第一次写短篇。《文艺新潮》的译介之及时，足以令人称道。

海明威

横光利一的名字是为中国现代读者所熟悉的，正如《文艺新潮》的译者东方仪所介绍的，“他的短篇名作《拿破仑的轮癣》早经周作人等先后介绍过，我国刘呐鸥并曾翻译过以横光利一为首的新感觉小说集《色情文学》”。“中国的穆时英、刘呐鸥等的小说也是由此而来。”( 东方仪26) 不过，横光利一的长篇小说却未曾译介到中国。这次东方仪征求横光利一夫人之同意，将《寝园》翻译成汉语，刊载在《文艺新潮》一卷10期上，让汉语读者一睹这位“在日本文学史上至今仍然站在最高位置上”( 东方仪26) 的作家的长篇风采。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新时期中国是炙手可热的作家，多数中国当代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作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他的影响。有关于博尔赫斯在中国的翻译，学界一般认为:1979年《外国文艺》刊登了王央乐翻译的《交叉小径的花园》等4篇小说，是博尔赫斯小说在中国最早的汉译。事实上，在 1957年8月1日出版的《文艺新潮》一卷12期上，就刊登了思果翻译的博尔赫斯( 时译为“鲍盖士”) 的小说《剑痕》。译文前有对于博尔赫斯的简单介绍:“J·L·鲍盖士（Jorge Luis Borges) 是阿根廷人，通晓德、法、英、西语言，对古典文学也有研究，是一位著名的现代派诗人、批评家、小说家。十八岁即去西班牙留学三年，曾参加第一次大战后西班牙之文艺革新运动。一九二一年返阿根廷，成为该国现代文学的倡导者之一，现居阿京贝内艾理斯。”( 思果42)

出现在《文艺新潮》上的知名作家还有很多。墨西哥诗人Oetavio Paz，《文艺新潮》译为巴思，现译为帕斯，他“不但是墨西哥的首席诗人，同时也是西班牙语现代诗派巨子之一”( 孟白兰12) 。智利的 Gabriela Mis-tral，现译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945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拉丁美洲第一个获得该奖的诗人。瑞典作家、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列盖克维斯脱( Par Fabian Lagerkvist，1891－1974) ，Alberto Moravia，现译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意大利当代最有名的小说家之一，等等。

《文艺新潮》的翻译固然以存在主义、欧美现代诗为重点，但也有其他如现实主义甚至通俗类文学作品。这类作品风格不同，却大多具有共同的倾向，即排斥政治、表现人生孤独和悲哀，总的来说与《文艺新潮》的思想倾向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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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     

对于《文艺新潮》翻译的贡献和定位，我们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展开。

就历史线索而言，《文艺新潮》在1949年后衔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及纯文学传统。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在左翼文学、抗战文学乃至1949年后，中国的现代主义译介日益减弱以至最终消亡。1949年后由大陆南去香港的曹聚仁、叶灵凤、徐、刘以鬯、马朗这些大陆非主流文人，在思想上不愿意接受政治统率，而是寄托于文学之中，从而避免了由于政治变化所带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另类传统的消失。

曹聚仁1930年代就与鲁迅交往，但并非左翼文人。曹聚仁在《文艺新潮》一卷 1 期上发表了《虚无主义———灰色马》一文，将马朗所说的政治绝望追溯到了鲁迅等中国作家早已有之的虚无主义。曹聚仁谈到，他的朋友在香港之所以虚无，是因为他在北京期间就是虚无主义者。中国现代作家的虚无主义，可以追溯到鲁迅，“鲁迅的虚无主义色彩那么浓厚，正和乐观的社会革命是不相容的”( 曹聚仁10) 。他借路卜洵的《灰色马》指出，欧洲许给我们两个伟大字眼，一是自由，二是革命，我们为此流血，然而那真是我们的天国吗? 这正是鲁迅的思想，鲁迅是不相信未来的“黄金世界”的许诺的。曹聚仁在文章的最后，重点谈到鲁迅对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的清醒认识。在鲁迅看来:文学向来是政治的眼中钉，革命时很多俄国作家被发配到西伯利亚;革命成功后，作家仍不免牢骚，又不免吃苦。曹聚仁专门提出鲁迅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看法，显然是有感而发的。

马朗在《文艺新潮》一卷2期翻译介绍萨特的《伊乐斯特拉土士》这部小说的时候，认为:“这是一部世纪末文明下新的《狂人日记》，法兰西的《阿Q正传》”，然后又做了存在主义的上升，认为小说主人公虽然“迹近猥亵”，然而“存在主义的观点下就是这么可笑，疯狂”( 1956d:23)。将存在主义与鲁迅关联在一起，这种思路与曹聚仁接近，说明了1950年代《文艺新潮》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时的中国语境。

1938 年抗战后到港的叶灵凤，是当年创造社的“小伙计”，1920 年代末曾与鲁迅有过“过节”，被鲁迅称为“齿白唇红”的“革命文学家”。虽然受到鲁迅讽刺，叶灵凤在一卷4期“法国文学专号”发表的《法国文学的印象》一文中，仍然坦然谈到鲁迅。他提到，鲁迅在1928年《朝花周刊》上根据日译本介绍了高克多的警句集《雄鸡与杂馔》。当时鲁迅赏识其中的一句话“青年人莫买稳当的股票”。叶灵凤为这句话所动，加之了解到高克多是一个画家，此后就喜欢上了这位作家。叶灵凤的这篇由鲁迅开始的文章，谈论的是他对于法国文学的印象。我们发现，叶灵凤对于法国文坛的介绍，大体上还停留在1930年代中国文坛对于法国文学的接受上。叶灵凤在文中所涉及的法国作家有高克多、纪德、法朗士、普洛斯特、罗曼·罗兰、巴比基、保尔·穆杭和安德烈·马尔洛等。对比《文艺新潮》“法国文学专号”对于法国文学的译介，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叶灵凤的介绍与本期“法国文学专号”所介绍的作家并无对应关系，并且颇多出入。“专号”的重点法国现代诗部分，叶灵凤完全没提。叶灵凤提到的纪德、保尔·穆杭在“专号”中都有译介，但更后来的萨特等人，则是叶灵凤所没有提及的。由此可见，《文艺新潮》接续了193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对于法国现代主义的译介。

较能表明《文艺新潮》接续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事件，是《文艺新潮》一卷3期编辑的“三十年来中国最佳短篇小说选”。这一专辑重新刊登了沈从文的《萧萧》、端木蕼良的《遥远的风沙》、师陀的《期待》、郑定文的《大姊》及张天翼的《二十一个》5篇现代文学佳作。这5个作家，除张天翼外，都不是左翼作家，在大陆也都不再为人提起。从“编辑的话”中，我们能看到《文艺新潮》所感兴趣的是哪些作品:“中国新文学书籍湮没的程度实在超乎意外，令人吃惊。譬如，曾经哄动一时的新感觉派奇才穆时英的Cra-ven A，《一个本埠新闻栏废稿的故事》《白金的女体塑像》《公墓》等等之中，似乎可以选择一篇的，因为他首先迎接了时代尖端的潮流;还有直追梅里美擅写心理的施蛰存，他的《将军的头》和《梅雨之夕》两本书;以致伪满时代的‘中国纪德’爵青，他的《欧阳家的人们》;再有萧红的《手》和《牛车上》，罗烽描写沈阳事变的《第七个坑》、万迪鹤的《劈刺》、荒煤的《长江上》、战后的路翎和农村……前者已永远在中国书肆消失了，后者却在香港找不到”( 编者69) 。我们知道，如沈从文、师陀、穆时英、施蛰存、爵青、路翎等“异端”作家，在新时期之后才被重新发现，大行其道。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佩服《文艺新潮》的先觉先知了。中国大陆新时期对于异端作家的解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不过，夏氏小说史英文版出版于 1961 年，中译出版1979年，远远晚于1956年创刊的《文艺新潮》。

从1950年代文坛看，香港现代主义思潮的意义在于冲破了50年代初期以来绿背反共文学主导文坛的局面。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投入大量资金，试图将香港建成反共文化前沿。他们资助创立了大量的出版社和刊物，其中包括:友联出版社，出版有《中国学生周报》等;亚洲出版社，出版有《亚洲画报》等;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有《今日世界》等;人人出版社，出版有《人人文学》等。香港文坛沦入美新处的支配之下，反共的绿背文化成为文坛主流。这就是马朗的《文艺新潮》出现的背景。马朗是厌恶政治的，要办一个非左非右的刊物。《文艺新潮》没有政治背景，受到左右夹击。大陆自然不能进去，在东南亚也被禁止，台湾也被禁止发行。马朗试图通过创办纯文学刊物、倡导现代主义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对于反共文学，他是看不上的，“我和‘新潮社’的一班朋友，不喜欢看它们，是觉得他们的水平太差，不行。右派的文章都不行”( 杜家祁·马朗27) ;关于左派，马朗觉得稍好。他较为欣赏的是曹聚仁、叶灵凤等坚持文学不附属于党派的人[3]。

《文艺新潮》的主将之一昆南在回顾1950年代以来的香港文坛时指出:那时候香港文坛往往被外国基金机构所主导，文学沦为被美元和政治支配的产物，“因为香港的环境特殊，大部分人士为了切身生活，对国事发生‘冷感’。在他们的心目中，香港的政治刊物是与外国基金机构有关连的，有了津贴，其立场自然启人疑窦了”( 2016:514－515) 。在此背景下，《文艺新潮》的出现是前所未有的，“《文艺新潮》的出现，证实了文学艺术应定的道路( 请留意这是个绝好的转折点) 。该刊没有什么背景的经济援助，而且主编人具有远大的眼光，介绍世界的思潮，提拔一代的作家” (2016:514--515) 。看得出来，昆南强调《文艺新潮》摆脱了基金资助的政治背景，独立地开展艺术活动，从而扭转了文坛美元文化的潮流。

旧时期的香港

在美元文化主导下，香港文坛1950年代以来以宣扬美国文化为主。就翻译上看，仅今日世界出版社就出版了美国文学著作118本，其中文学史和文学评论类15本，小说70本，诗歌与散文15本。这些美国文学著作均由美国人出资安排，华人知识分子如林以亮、李如桐以至张爱玲等港台亲美知识者主事而成。目标很明确，即服从文化冷战的目的，宣扬美国文化价值(单德兴109－144) 。从《文艺新潮》开始，马朗等人转而翻译介绍以法国存在主义领衔的外国现代文学，打破了美国文学主导的格局。在翻译者的构成上，亲美的林以亮、李如桐、张爱玲等人，也变成了马朗、曹聚仁、叶灵凤等较为“中间”派的人物。《文艺新潮》甚至明确地说:“事实上，这几十年来，领导着世界文坛主流的不是英美，更不是苏联，而是法兰西。这才是我们应该依循的方向。”它甚至认为，美国文学“从海明威到爱伦坡都是在法兰西文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马朗1956c:80) 。

当然，昆南、马朗、刘以鬯等人反对绿背文学，只是反对政治对于文学的操纵，并非赞成左翼政治。如果一定要区别左右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是偏右的。事实上，无论在《文艺新潮》翻译或创作中，我们都能看到排斥左翼政治的文字，甚至反共小说( 如齐恒的《摆渡》，载《文艺新潮》第一卷第2 期) 也出现在该刊中。

这一现象不足为奇。事实上，冷战时期的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形式。19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一直被视为一种独立的美学形式，引领着文学形式现代发展的方向，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性却完全被过滤掉了。史书美在论述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的时候，曾经提到这一点，“萨义德已经成功地揭示了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旅行文学与英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地理扩张的联系，他的观点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了，即西方现实主义文学通过将东方他者化而合法化和巩固了帝国”。她接着遗憾地指出，有关西方现代主义与政治扩张的关系却并没有引起注意，原因主要是“西方现代主义已经被经典化成为一个自动的文本聚焦体”(Shih 5) [4]。 据我所知，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对此问题有过简略探讨，认为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与晚期帝国与殖民地密切相关(Said 229) 。正如史书美已经注意到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专门有《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一文，探讨现代主义其实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表现。事实上，除此之外，现代主义也是美新处文化冷战的新殖民主义工具，对此我们可以参看桑德丝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现代主义艺术的研究[5]。 据詹明信的看法，反政治、回归内心本身就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意识形态特征，由此看，香港现代主义也没那么无辜，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隐晦的文化政治。

这一点从香港现代主义文化认同上，看得尤其清楚。前面我们提到，香港现代主义承接着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主义及纯文学的另类传统，这些现代作家之所以被挑选出来，当然主要针对内地文学史的政治典律。正如后来夏志清小说史“新批评”美学方法的背后，其实是冷战政治一样。香港现代主义虽然褒扬部分另类作家，但褒扬的目的是为了贬低。事实上，他们对于五四以来的文学全体评价都不高。如昆南所说:“所谓‘五四以来的中国闪烁的文星’已受不起短短四十年的时代考验，与世界当代文星并列时，已显得黯然无光了。”(1964:12) 很明显，这里的参照对象都是“世界一流作品”和“世界文坛”。在这种参照之下，甚至于整个中国文化都被贬低了。王无邪在《新诗和遗产》一文中明确地表示，不必拘泥中国“残余东西”，“更不用替死尸披上美丽的寿衣”，而要选择“世界的遗产”:“当我们脱除国家的观念来想清楚，我们至少有权利去选择遗产的，难道我国的遗产就比世界的遗产来得丰美些?”“外国的诗剧的雄伟和长诗的壮丽，在中国又找到什么来?”(4)与此相反的是，外国现代主义作家的名字大量密集地出现，得到了神一样的供奉。其后刘以鬯的小说《酒徒》以及昆南的小说《地的门》全是如此。可以肯定地说，刘以鬯和昆南批评绿背文学、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技巧探索文学本体弥足珍贵，不过，如果走向极端，过分认同西方文化，却又不无“自我殖民化”的心态。

这种认同上的问题来自于香港的特定历史处境。在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格局中，香港处于反对红色中国的前沿。作为西方自由民主橱窗的香港与红色中国的对立，成为了香港文化的基本结构。对于中国的批评和对于西方的崇拜，都出自这一种逻辑。在这种逻辑之下，作为东方殖民地之香港与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对立，反倒隐而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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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用  作  品

【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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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ociation of New Trends． “The Engineers of the Soul of Mankind，Come to Join Us!”(ren lei ling hun de gong cheng shi，dao wo men qi xia lai) ． The New Trends of Literature and Art 1，1 (1956)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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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马朗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评论张爱玲小说的人。

[2].参见《文艺新潮》1958 年第二卷 2 期，第 61 页。

[3].曹聚仁来港的原因，和马朗差不多，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无非希望有一点个人自由。大陆解放伊始，艾思奇在北大演讲的时候告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块砖砌到墙里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那就被一脚踢开了!”曹聚仁恐惧自己被一脚踢开，决定南下香港。事实上，曹聚仁并不拥护国民党，也不仇恨共产党，他在香港的报刊上以第三者的眼光介绍新中国的情况。

[4].引文为笔者自译。

[5].参见 Saunders，Frances Stonor． 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Letters． New York: New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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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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