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赵稀方：施叔青的香港叙述

施叔青的香港叙述

赵稀方

摘要：上海和香港的变迁形成了 20 世纪中国现代大都市的风景线，香港文学的特质，正是这种都市性带来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香港文学，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都市风采，为 20 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文学，也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都市文学所远远不及。本文关注施叔青文学书写中的香港叙述，实现对其有深度的独特的香港想象的观照。

关键词：施叔青  香港想象 《香港三部曲》

赵稀方，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20世纪海内外中文文学”重点学科负责人，兼任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著有《小说香港》、《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翻译现代性》、《后殖民理论》、《理论与历史》等著作。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访问学人，台湾成功大学、东华大学、波兰罗兹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曾应邀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波兰等地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学术演讲。

一

如果说，20 世纪上半叶上海在远东的地位显赫一时，那么到了下半叶，香港则取代了上海的地位。由于联合国对新中国实行禁运等种种措施，上海的对外贸易几乎中止，而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却经由贸易的发展而实现了经济腾飞，从 1947 年至 1986 年，香港的对外贸易增长了 198 倍。1993 年香港的对外贸易总值高达 21188.48 亿元，超过整个中国内地的贸易额，而此时上海口岸的出口额在全国的比重尚不足 10%。大上海走向了没落，香港取代了上海而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上海盛极一时的时代是 20 世纪上半叶，香港的辉煌恰恰在承续其后的 20 世纪下半叶，这两个城市的变迁形成了 20 世纪中国现代大都市的风景线。香港文学的特质，正是这种都市性带来的。20 世纪下半叶香港文学对于都市性的表现和开掘，为 20 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文学，也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都市文学所远远不及。

“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坛反映城市生活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类主要反映城市知识者的生活，如鲁迅、巴金的小说，另一类主要反映中下层市民的生活，如张恨水、老舍的小说。这一切离现代都市文明，似乎都遥不可及。左翼作家虽然生活在都市，但似乎对农村更有激情，当面对都市时，他们将棚户区的贫民引为同道，而对轿车洋房里的都市有产阶级不屑一顾。值得一提的是茅盾的《子夜》。像其他左翼作家一样，茅盾对工商社会也不了解，为写作《子夜》，他曾专门花几个月时间跑交易所去体验生活。如此，《子夜》对于上海上流社会的表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概念化的痕迹。穆时英、刘呐鸥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对于旧上海的五光十色的表现，在文学史上确实别开生面，但不能不指出的是，新感觉派小说对于都市的着意渲染，其实正表明了作家对于这种都市生活的新奇和陌生。他们还仅仅停留在对这个大都市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场面和节奏的描述上，尚未能透过表面而深入都市生活及人物心态的深处。主要原因仍是因为他们本身只是中下层知识者，对上层工商社会不太熟悉。 

20 世纪 40 年代的张爱玲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城市感性的作家，在别人向往乡村自然而厌恶都市的喧嚣时，她却非得听到电车的声音才能入睡。陈思和曾在比较中称赞张爱玲的城市文学创作：“比起那种专写亭子间姑嫂、白相人阿哥、拆白党、姨太太等城市丑恶大展览的石库门风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磅礴大气；比起那些专写咖啡馆、跳舞场，以及霓虹灯下头晕目眩的新感觉小说，显得充满历史感的深沉；比起老舍、张恨水笔下的相对静止的旧式市民社会写真，又拥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代都市特征。”然而读过张爱玲小说的人都知道，她的小说背景主要在传统大家族与现代社会之间，她表现的是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人面对现代都市的不安心理。就此而言，张爱玲的小说也非真正的现代都市小说。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香港文学，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都市风采。施叔青 1978 年从台湾到香港，一呆就是十几年。她在香港一直生活于上流社会，采访施叔青的舒非断言：“从香港的故事中，可见您对吃喝玩乐的那一圈十分熟悉，您若不浸淫其中当写不出这种生活。”的确，从笔致的熟稔从容看，施叔青对于香港中上层生活的经验绝非刻意“体验生活”而能得。施叔青虽非资本家，但确属于有产者，被戏称为“富婆”。她“长期泡在上流社会，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她有自己的优势，能穿梭于海峡两岸，远游欧美东南亚，有钱有闲能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奇珍异宝稀世名画古玩，与高官名流交往”。“香港的故事”所写的生活确实是施叔青所熟悉的。她说：“住到香港来，确是过过五光十色的日子，有自愿的，也有推不掉的应酬。自愿是基于好奇好玩、探世界的心理作祟，好听的说法是为了体验人生。身不由己的是陪着先生出现在宴会、鸡尾酒会交际。每到一种场合，我尽量使自己投入，听那班太太们抱怨司机、女佣和香港的天气，从来不想也没有必要摆出自以为清高的架势。”施叔青是反对专门去“体验生活”的，“记忆中从来不曾为了写小说而着意地身入其间，像丁玲说的，为了创作找题材，下乡体验生活，那样做太假了”。说的是丁玲，恐怕同样也可以移之于茅盾。施叔青的这种实际生活经验，使她在描写有产阶级生活场面时有“带入感”“真实感”，这正是内地作家所缺乏的。香港还有很多富翁作家，如金庸、犁青等，个个都有不菲的资产，这是香港有别于内地的一个独特文化现象，他们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原汁原味的中上层生活画面。

因文化的差异，上流社会的面目也各个不同，施叔青笔下的上流社会自有其香港特色。香港没有西方社会那种世胄大户，也没有那种因袭的文化传统，香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才开始腾飞，今天的老板多是过去从一无所有拼搏起家的，艰苦的过去铸就了他们的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从内地各地落荒而来，现虽已发家，但家乡的情结仍拂之不去，这些经历对他们的心态都发生了重要影响。《情探》中的庄水臣不屑于像其他老板一样，在基业有成而时不假我时，整天沉迷于酒色打发日子。50 年代从上海落魄来港，靠几元钱人民币起家的艰苦历史，使他不愿意虚掷钱财、花天酒地，他栽种花草，过着怡情养性的日子。不料，长发披肩身穿黑色旗袍的殷玫，唤起了庄水臣对于过去上海的回忆，对于旧日那种风韵的温情依恋。他试图将自己埋藏久远的梦，寄托到殷玫的身上。但香港毕竟是香港，它容不下庄水臣的诗意幻想。殷玫出卖肉体的真相，无情地粉碎了他一厢情愿的梦，使他无望地踉跄于风雨之中。庄水臣的作为，缘于特定的历史和地域，这只能是一个香港资本家的故事。施叔青笔下的“上海人”，让我们想起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前者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流落香港的上海商人，后者是同一时期流落台湾的上海政要，其间的心态既相同又有差异，很值得研究。

常常来往于中西人士之间的施叔青在表现英国殖民者的时候，已不需要再以想象代替经验了。《一夜游》中的主角之一伊恩即是一位英国殖民者，他位居香港文化部门高职，出入各种正式场合。他在英国原只是一个酗酒无端的浪子，为了逃避自己的过去，也为了逃避他的妻子，他来到了这个离英伦三岛遥远的殖民地。对于雷贝嘉的巴结，他并不拒绝，在她青春的身上，他寻找着自己的过去。但目下他的热情早已消逝，对她唯恐躲之不及。伊恩对于高雅的古典音乐毫无兴趣，每当官方宴会室内乐团演奏海顿的乐曲时，他都借口抽烟溜出去，他宁愿将时间消磨在烟雾腾腾的酒吧间听爵士乐。伊恩的唱片几乎全是清一色的铜管乐，夜晚当他在雷贝嘉身上发泄完激情后，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黑暗中“紧闭着眼，沉浸在强尼·荷济士的萨克斯风，让黑人独有的哀怨无奈层层包裹着他，动也不动”。或许只有在这深夜，这空冷拨尖的铜管声才能传达出了他内心不为人知的悲怆。小说写伊恩的笔墨并不多，基本上没有正面写，而是侧面通过雷贝嘉的眼看他。雷贝嘉与伊恩一中一外，一下一上，经历地位都很悬殊，她对他的世界很陌生却又极羡慕，故她的感受尤为敏锐。作者只写她的所见和所感，而不做正面揭示，这一空白反倒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造就了深刻的印象。这与小说中流行的漫画化的殖民者形象相比，显然高出不止一筹。

在真实地描摹人性这一方面，施叔青颇受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对新旧交替时代城市人情世态的悉心洞察与逼真表现，很为施叔青所钦佩。施叔青曾对张爱玲做过分析：“张爱玲冷眼看世界，她对人性摸得太透彻，太深了。人性的基本被她抓住，难怪她的作品永远不会过时，张爱玲是不朽的。她对人不抱希望，人就是人，有他的贪婪、自私，却偶尔也闪烁着温暖爱心的。”施叔青对张爱玲的分析大体是准确的，张爱玲写人一般不采取善恶对立分明的古典式写法，而是参差地写出人性的层次，小善小恶，善恶一体，这似乎才是人的本来面目。施叔青写人时对戏剧二分法的拒斥，与此有相类之处。施叔青在描写香港资本家和香港殖民者的时候，都没有简单地去摆布他们，而是写出了他们庸常、功利、卑微的心理，及其缘于特定历史背景的心理想象。施叔青对于女性心理入木三分的刻画，尤具张爱玲遗风。《愫细怨》中愫细对洪俊兴既藐视又难以割舍的心理，《一夜游》中雷贝嘉在屈辱中追逐虚荣的心理，表现都堪称出色。施叔青曾承认：“在技巧表现上，我受她（张爱玲）的影响很深。”张爱玲主要表现旧家庭的子女在现代都市的际遇，而施叔青则将这种表现延伸到纯粹现代都市的上流社会中去了。张爱玲为上海人写了一部香港传奇，那是旧日的香港，施叔青则写出了现代香港的故事。

施叔青在给我们带来都市有产者生活画面的同时，又给我们带来了对待这种都市生活的新的态度。较之前者，后者也许更为值得注意。在中国都市文学中，我们所感到的常常是对于都市的不满。且不说鲁迅开创的“暴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
会的不幸”的新文学模式，也不说以“乡下人”自居的京派文学家对于都市的厌恶，居然连表现都市最为生色的新感觉派也未能脱此窠臼。可能是传统思想的无意识影响，新感觉派小说在炫耀了都市的五光十色后，在沉迷于都市的声色犬马后，表达的竟是“上海，造在天堂上的地狱”这一观念，尽管要薄弱、隐蔽得多，但它与左翼文学的道德批判事实上无异。对于都市的批判，源自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和道德传统，同时中国现代作家们基本上处于低层，与现代都市的有产阶级对立，故而特别容易看到都市的罪恶一面。其实，上流社会的人也是普通人，有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只有在作家本人“脱贫”之后，摆脱本能对抗心理，摆脱阶级对立的意识形态，才能较为平和地写出上流社会的丰富性，而不至于凭想象去给我们提供漫画。

曾扶持过施叔青的台湾著名小说家陈映真对她的“香港的故事”系列小说提出了批评，他在《自立晚报》上发表的《试论施叔青〈香港的故事〉系列》一文中指出：“作为（香港）这腐喑的世界的观察者和批判者，施叔青的态度是微妙而不明朗的。……有些时候，施叔青甚至不免耽溺在她所模写的狂欢、幽暗、霉腐而甜蜜的世界里。这或许和施叔青之作为由台侨港，并且在香港社会的阶级序位中特定的定位不无关系。”但施叔青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她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我信服莎士比
亚的一句话：‘你活着，也要让别人活着。’我们没有权强迫其他人跟我们的生活方式一致──虽然我可以凭着一支笔，把创写的人物搬来搬去，这是写作最过瘾的一环──我觉得人不管生活在哪个阶层都有可悲与不满足之处。”不是对上流社会生活有着切身了解的人，恐怕说不出这种话来。她相信每个阶层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不必待我们去指手画脚。对上流社会不太了解的作家，可能比较容易凭自己的想象去创造，而像施叔青这样处于其中、感同身受的人，让她去以某种特定观念去演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肯定是困难的，她只能遵从自己的好恶体验。由中国台湾去美国、由美国及香港，一直优游地生活于上层的施叔青，其创作观念与注重社会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确大异其趣。她没有处于下层受压迫的经历，对下层生活也不了解，故也没有抨击社会、改造社会的宏愿。她的姐姐、文评家施淑用“叹世界”一词概括她的创作，施叔青也承认：“我基本上是很爱玩的，置身华洋杂处的社会，叹世界的本性出现了，我在这儿住得很开心，写些洋人圈子的情事，香港人能了解，台湾的读者也觉得新鲜。”她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叹世界，没有你们的使命感！可怕可怕，这样太辛苦了！”陈映真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施叔青的确与我们处于不同的社会层次，故而写作观念也大不相同，但似乎不必因为与我们不同就去剿灭它。

二

施叔青虽然来自台湾，却与香港十分投合，这可能与其国际化的背景有关，她来港前居住在美国，丈夫是美国人。她说：“我觉得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地方像香港这样有利于我的写作。我是从台湾来的，台湾的社会比较封闭，没有香港的‘国际性’，我也住过纽约，但在那里寄人篱下，很寂寞。”对于香港的认同，使她自居于香港意识之中，而自外而内的位置，又利于她敏感地呈现。正因为这种对于香港的认同，使她对即将到来的世纪变动深有感触，从而产生了透过小说“参照历史上重要的事件，运用想象力重新搭建心目中的百年前的香港”的冲动。

《香港三部曲》的经营规模相当惊人，它征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包括正史、野史、方志、民间传说等。大到1892年香港大瘟疫、英军攻占新界、二七大罢工、六七暴动、中英谈判等历史事件，小到不同时代的街景、建筑、室内布置、人物衣饰以至花鸟草虫，在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施叔青自述：“我是用心良苦地还原那个时代的风情背景。”仅这种重新叙述历史的艰苦努力本身，就是香港意识自觉的重要标志。

在《香港三部曲》中，施叔青与中英香港叙事既有重叠，更多差异，借此有更深入的反省。小说的女主人公黄得云原是广东东莞的小女孩，被绑架到香港做了妓女，成了殖民地洋人的口中之食。在殖民者的眼中，殖民地历来就是欲望和征服的对象，小说中史密斯对于黄得云的征服、玩弄，本身是殖民地关系的一个象征。无怪乎国内在“九七”前热心于出版前两集，借此将殖民地香港命名为被出卖的妓女形象，以此说明收回香港的意义。但施叔青的香港故事其实并不这么简单，黄得云虽然是身处被玩弄、被凌辱的位置，但她却不像阮朗笔下的女性一样以受骗上当开始，以愤怒反抗结束。她是心甘情愿的，她与殖民者之间事实上是一种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换。他们之间的关系，或可用霍米巴巴所说的“协商”（negotiation）的概念来表述。黄得云换了一个又一个男人，她的财富也同时急速增加。到小说的后来，我们看到，黄得云已经从一无所有的妓女成了香港地产界的大亨。这就是他们之间“协商”的结果。

《香港三部曲》中黄得云与殖民男性关系的另一不同，是她与英国贵族西恩·修洛的爱情弄假成真。西恩·修洛和黄得云原来也是按照“各取所需”的原则相识的，西恩·修洛是为了让黄得云替他抵御殖民地小姐的进攻，而“黄家的一块块土产物业，就是在西恩上门啜饮由黄得云亲自奉上的一杯杯白兰地拼凑起来的”。但这位香港最有价值的单身汉，却逐渐为黄得云的魅力所倾倒。对于西恩·修洛来说，在西方本土遭受压抑后寻找东方主义的幻象，这是并不奇怪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事件的发生，他们彼此间的感情却在真实地靠近。而在日本占领香港，西恩·修洛被囚禁之后，他们才互相发现自己爱上了对方。就像《倾城之恋》，为了一场爱情，整个香港覆灭了。黄得云与西恩·修洛的爱情故事，拆除了男性 / 女性、征服 / 被征服的殖民关系模式，寄托了作者新的想象。

《香港三部曲》中虽然写到了省港大罢工、保钓运动、六七暴动等在中国国族大叙事中大写特写的政治运动，但这些历史事件在小说中却并没有成为国族历史神话的构成部分，相反，作者在小说中有意以个性化的经验嘲弄冠冕堂皇的历史叙事。像黄得云这种社会底层受压迫的人，本应是这些“民族反抗”运动的承担者，但在小说中黄得云对这些运动并无兴趣，反倒借动乱得以发家。如在省港大罢工期间，香港方面宣称英国将以武力干涉中国，导致香港富商争相避难，黄得云却从西恩·修洛那里得知这一请求已被英相拒绝，于是她贷款买进房产，大大赚了一笔。小说甚至以浪女的性爱故事来讽喻历史的宏大叙事，小说借黄蝶娘之口叙述香港的保钓运动：“我也跑去喊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尼克森政府，后来还跟那两个反战的英雄到他们住的小酒店胡混了几天。”政治口号的庄严，被性爱的玩世不恭消解得无影无踪。在《香港三部曲》中，施叔青刻意采取了女性的、边缘的叙述立场，以此嘲弄“中心化”的香港历史叙事，显示差异的历史观。

值得一说的是，施叔青在小说中对于殖民者及其与殖民地的关系有较多的探索。看起来在香港高高在上的英国殖民者，其实本身也是殖民制度的牺牲品。在 20 世纪交通不发达的时候，英国与香港真正相距遥远，来回一趟需要数月的时间。殖民者割断母土社会，来到这个异文化的小岛，无异于自我封闭，结果造成了自己从生活到精神的自闭。在《寂寞云团》中，西恩·修洛新来香港，立即“嗅出香港的英国人，不论礼仪举止、生活方式仍然停留在维多利亚时代”，他感慨：“也真难为这些英国殖民者，他们把自己关在南海一隅的孤岛上，无视时代在往前，从每个星期圣约翰教学的礼拜的座位，到每年总督府庆祝英王的寿辰宴会席次，依旧是一丝不苟，按照阶级官位俨然划分。”昔日张爱玲也曾在小说中揭示过这一问题，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罗杰来香港后十五年没有换过讲义，也从来不看新出的书籍和杂志，在习惯香港后回英国探亲时反倒不适应了。在出了愫细这件事后，他苦于无法向香港封闭的英国社会说清楚，“香港中等以上的英国社会，对于那些人，他有什么话可说呢？那些人，男的像一只一只白铁小闹钟，按着时候吃饭，喝茶，坐马桶，坐公事房，脑筋里除了钟摆的滴嗒之外什么都没有；也许因为东方炎热的影响，钟不大准了，可是一架钟还是一架钟。女的，成天地结绒线……他能够对这些人解释愫细家庭教育的缺陷么？罗杰自己喜欢做一个普通的人。现在，环境逼迫他，把他推到大众的圈子外面去了，他才感觉到圈子里面的愚蠢”。正是这种可怕的封闭，造成了罗杰的悲剧。

在我们看来，是殖民者造就了殖民地，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香港三部曲》却向我们表明，殖民地同时也造就了殖民者。英国人之所以变成真正的殖民者，与殖民地的环境及被殖民者都大有关系。《遍山洋紫荆》中专门考察了怀特上校是“怎样变成一个真正的殖民者”的过程。怀特本来的志愿是继承父志，担任造船厂的工程师，结果捧着英国殖民部海外服务的聘书来到了马来亚丛林。在殖民地，他的身份就是从事镇压的统治者，他的举止不由自主地受到这一身份的驱使，以期符合当地被殖民者的期待。他本来并不想射杀水牛，但当地围观者的几百双眼睛期待着他，“举枪射死这头惹事的水牛吧，殖民老爷。千百人聚集起来的意志传达过来，电流一样使他感应到那种力量”，“在这种情势下，他只能扮演马来人要他扮演的英雄统治者的角色。戴上他们为他量身制作的面具”。而在他射死这头无辜的牛之后，他的眼睛变得冰冷。到香港之后，屋里的白蚁之灾惊吓了他的妻子夏洛蒂，导致了她的流产。“这穷山恶水、虫豸满布的殖民地毁了夏洛蒂，怀特上校握紧双拳，冰冷的蓝眼睛转为冷酷。接管新界的行动，无论有多血腥他亦在所不惜。”正是殖民地的环境，使怀特先是眼睛变冷，继之心肠变硬，然后才有了他在新界的血腥镇压。

黄得云的第一个英国情人亚当·史密斯，也感觉到了与怀特上校一样的压力。在他带领手下人出去的时候，“白人亚当·斯密斯更强烈地又意识到他高高在上、绝对的优越地位。在这个被大英帝国用枪炮征服的东方小岛上，他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具有无上权威，背后这群黄皮肤的手下完全听命于他，任由他发号施令”。本来，他想帮助那女人捉住那头猪，但“一个奇异的现象击向他”，手下们催促着他这个白人统治者惩治这个当地女人和猪，“在这一刹那，亚当·史密斯感到白人在东方的虚幻。他们是统治者，可是受被统治者的意志所左右”。与怀特不一样，亚当·史密斯终于没能表现出他的残酷，这使他受到了惩罚，被剥夺了他未曾向敌人射出一粒子弹的手枪和皇家警察制服。既然他不能做出征服的姿态，他自然被羞辱地排除出了统治者的行列。《香港三部曲》对于殖民者与殖民地互动关系的描写，无疑揭示了殖民统治现象的复杂性，它挑战了那种简单的殖民 / 被殖民的善恶二无对立的固定模式。

无疑，突破中英香港叙事知识的限制，显示有深度的独特的香港想象，这是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的成就。但我在读这三本书的时候，却有一个疑惑，那就是作者对于殖民历史的演绎在很多地方与西方后殖民理论，特别是霍米巴巴的理论（“协商”“模拟”“含混”）有类同之处。后来发现王德威等其他的批评家也有同感，以为《香港三部曲》是对于后殖民理论的极佳注脚。后殖民理论虽然对于殖民性有较为深刻的揭示，但究其实，它仍然是另一种西方叙事的形式，我不希望施叔青在摆脱了中英历史叙事后，又堕入了另一种殖民性之中。

图片源自网络

责任编辑：丁一

往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