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曹惠民：当代日本华人写作窥略
当代日本华人写作窥略
曹惠民
一
中日文字之交，始自公元2世纪,可谓源远流长，史不绝书。
徐福
秦皇时，徐福带领三千男女渡海以寻“不死之药”的传说，日本遣隋使、遣唐使西来与中国高僧鉴真东渡，为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的拓荒性贡献，在中日民间已广泛流传。
到了近代，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又刺激了中国人向东邻学习的热潮，日本成了近代史上不少中国留学生的首选之地。从梁启超、陈独秀到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穆木天、胡风……留日学生几乎占了新文学的“半壁江山”。这一时期，留日学生作家不仅创作了以日本为背景的一系列作品，也向中国读者翻译、介绍了一些日本的作家作品（如武者小路实笃、厨川白村、田山花袋、岛崎藤村、二叶亭四迷、佐藤春夫、横光利一等），日本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卓有建树的互动期。
而在日据时期，曾留学日本并留下作品或在日本得过文学奖的中国台湾地区作家，则有叶荣钟、杨逵、杨云萍、吴新荣、杨炽昌、翁闹、王昶雄等人。
二
19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一度“闭关锁国”，加之“二战”期间中日战争的阴影，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也较少出现旅居日本的华人作家, 倒是有一些由中国台湾地区旅日的华人作家，在日本成就了一番文学事业。陶晶孙、司马桑敦、陈舜臣、邱永汉等人为其代表。
作家陈舜臣
陈舜臣（1924—2015），祖籍台湾台北县新庄，父母均为台湾人。自小在父祖辈的督导下学习《三字经》等中文启蒙书，家中订有《申报》（上海）等中文报刊，为陈舜臣打下了最初的汉文基础。后考入大阪外国语大学印度语系，兼修波斯文、英文等。1961年，他发表第一部小说《枯草之根》，一举夺得第七届“江户川乱步赏”。
《枯草之根》是一部侦探小说。它的主人公是在日中国人，情节穿插着友情与谋杀。它的出现，颠覆了西方所谓“推理小说中不能有中国人”的无理戒规。之后，陈舜臣又连续发表了《三色之家》、《割破》、《愤怒的菩萨》等多部推理小说，1969年发表的《青玉狮子香炉》，获得“第六十届直木赏”这一日本大众文学的最高奖赏。
陈舜臣著 左《枯草之根》右《鸦片战争》
除了推理小说，自1967年试作《鸦片战争》起，陈舜臣又将创作的重点移向历史小说写作。他的历史小说基本上都从中国历史取材，著有《太平天国》、《诸葛孔明》、《耶律楚材》、《成吉思汗一族》、《曹操、曹魏一族》、《孔雀之道》、《秦始皇》、《郑成功》及《中国五千年》等160多种，其中尤以《小说十八史略》（六卷，后改为十二卷）最为畅销，自1977年出版以来已发行100多万册。日本讲谈社刊行有《陈舜臣全集》（27卷）。
在日本文坛，陈舜臣被公认为一代推理小说与历史小说巨匠。2009年1月，曹志伟（现任教于日本爱知淑德大学）以《陈舜臣的文学世界：独步日本文坛的华裔作家》为书名出版了他在天津师大攻读博士学位的论文，填补了华人学界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人在日本，以观察思考中国历史为创作范本，是陈舜臣创作的灵魂所在。由于历史上中日两国交往甚密，同属汉文化圈，正如他推理小说笔下的人物往往在寻找自己的身世一样，由历史命运转换所引起的漂泊感，成为他基本的创作主题。他甚至认为，历史小说，广义地说也是一种推理小说。在这种小说观的指导下，他的历史小说重视情节铺陈与场景转移，真实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虚构的人物相绾结，虚实相生，相激相荡，由此营造出小说的悬疑张力。
陈舜臣《青玉狮子香炉》
陈舜臣的代表作《青玉狮子香炉》，是一部10多万字的推理小说。它以北平故宫博物院珍宝辗转南迁为情节背景，以琉璃厂古物商店“润古堂”的玉雕师李同源与他亲手制作的青玉狮子香炉的命运为主线，交织着李同源与素英、庄念伟的感情纠葛。当初“润古堂”老板王福生答应为清废帝的宦官制作赝品，后因病交由徒弟李同源雕制。真品原件已被宦官盗卖至美国华盛顿。而李同源所制之赝品，后却被作为真品列入故宫珍宝，在中日战争前即随大批文物，从北平到南京、上海、徐州、宝鸡、重庆、成都、安顺等地，最后在1949年又渡海运送到台湾岛，历尽艰难。但在抵台湾后的清点中，青玉狮子香炉却杳无影踪，只有一件制作粗劣的赝品。而此时距李同源上一次在上海仓库见到香炉，已时隔17年之久。青玉狮子香炉，究竟在何年何月何日的哪一个环节被盗，已成悬疑。
作为一部推理小说，《青玉狮子香炉》也许可以作多种推理与解读、释疑，从1920年“润古堂”开张的北平，到1950年代初迎来众多珍宝的台湾，其所显示的背景，正与现代中国最动荡的一段历史相始终。而贯穿小说的文物——青玉狮子香炉，其实具有更深的寄托。李同源几十年心之所系就在这只香炉，这是他情系中华文化传统的真实写照。而以赝品呈现的李氏香炉俨然成为“真品”被盗，假作真时真亦假，真假莫辨的文物，真假莫辨的历史，真假莫辩的感情，纠集在一处，令人感叹和欷歔。什么是历史的真相？谁能决定历史的真相？重重悬疑给读者提出了启人深思的问题。
青玉狮子香炉从问世到失踪，李同源与素英都是亲眼目击、亲身经历的。小说展开的同源与素英、念伟之间的感情纠葛，虽未放开笔墨淋漓挥写，却也构成了小说中另一条潜在的线索——曾经用体温（甚至让同源触摸乳房）以激起同源创作激情的素英，其实与青玉狮子香炉二位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李同源的感觉里，青玉狮子香炉不仅是他的一个雕刻作品，也是他所爱慕的女性——素英的化身；在另一层面上，也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物。香炉的失踪，影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式微命运，而香炉的身世（“真”抑或是“假”），折射了历史存在物的身份、身世和命运，在历史大潮的淘洗下，真假之间似乎并无鸿沟。这或许是小说想要给予读者的最重要的启悟。
小说明似写物（香炉），实为写人（同源、素英），更是写历史，这也正是陈舜臣的推理小说之所以蕴涵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并呈现出独特魅力的所在。不仅《青玉狮子香炉》是这样，他的一系列推理小说、历史小说，也都贯穿着这一个基本主题，追寻人物的身世之谜，并以此追寻历史之谜。
与陈舜臣的成功之道有某些相似之处，与他同庚且有一半日本血统的邱永汉（1924—），从中国台湾到日本留学并移居以后，也先是以日文文学创作引人瞩目。早在1954年，刚刚“而立”的他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写成长篇小说《香港》（日文书写），次年即荣获日本夙负盛名的最高文学奖“直木赏”，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外国人。
邱永汉
40年后，1996年，台湾资深的日文翻译家朱佩兰（1935-，台湾嘉义人，译有《冰点》、《绵羊山》等多部三浦凌子的著作，邱永汉的《香港》、《浊水溪》等）将此著译成中文，由允晨出版。但这部具有多元文化空间元素的长篇佳作至今在两岸三地文学界并无得到认真的评论，实在令人叹惋。
他还有和陈舜臣异曲同工的地方：陈舜臣在1984年写过《日本人与中国人》，邱永汉也对“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比较观察”情有独钟，其作品《中国人与日本人》（1993）甫一出版，即登上台湾畅销书排行榜。此外,他以作家兼经济评论家身份所撰著的一系列财经理财书籍（如《生意入门》、《股票入门》、《邱永汉赚钱秘诀》、《日本飞跃成长的奥秘》等），更是很多企望致富的台湾人争购的读物，他甚至被称为“理财之神”。
另一位在日本住过10年之久的中国台湾《中央日报》记者潘焕昆，曾任职于日本的公司，在70年代初出过一本《日本与日本人》，用“比较观察”的视野，剖析日本人之长短，亦颇具识见。
另一位资深作家司马桑敦（1918-1981，本名王光逖（tì），辽宁金县人，抗日期间在东北参加过游击队，坐过伪满的监牢。赴台之后，当过海军官校政治教官，1955年起担任台湾《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并在东京大学取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1977年移居美国，致力於创办中文报刊。他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对日本社会了解深刻，对时事分析透彻，文笔流畅，见解精辟。著作有《野马传》、《高丽狼》等小说及《中日关系二十五年》、《张学良评传》。近年也引起学者的关注，吉林大学周励教授与日本学者藤田莉娜合著的《回望故土：寻找与解读司马桑敦》（传记文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对他作了相当全面的研究。有过日本经验的当代台湾文人，还有王育德、戴国辉、施翠峰、庄伯和、林水福、王孝廉、张良泽、黄英哲等。其中有两位女性的文字，极富个性而又互不相似，一位是林文月，一位是刘黎儿。
林文月
学者林文月20世纪70年代曾游学日本，著有《京都一年》一书，详叙在京都观赏舞伎、都舞、祈园祭，游览庭园、书铺、市集、汤屋等各类见闻，记奈良正仓院、京都茶会、神户东方学会、桂离宫、唐招提寺、谈空海、鉴真乃至“我所认识的京都的三位女性”等，颇见文化气息与学院氛围，笔致优雅。
刘黎儿
刘黎儿是《中国时报》驻日特派员，居日有20多年之久，90年代末以《东京风情男女》、《东京爱情物语》、《黎儿流》等书，在台湾地区新生代的“哈日”潮流中风靡一时。刘黎儿观念前卫，文笔灵动，被视为“日本文化与情爱观察女作家”，开辟了观察日本的一个新角度。
温又柔
近年引起注意的还有一位越境作家温又柔（1980-，女，出生于台北，3岁随父母移居日本，后获日本某大学硕士学位），温又柔所言“非日本出生，也非日本人，却使用日语活着”可以视为她的写作原则。2009年发表的成名作《好去好来歌》荣获第33届昴文学赏佳作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作家。2011年出版其第一本小说《来福之家》。她与杨逸、田原被日本文坛主流谋体列为 “越境文学”(移入类)的代表人物之一。
三
日华写作形成一种规模，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早在1982年，有30多位日本华文作家组织成立了“留日华文作家联谊会”，也创办过《东京》月刊（综合性的文化刊物），但文学创作乏善可陈。10年以后，由孙立川、王中忱、李长声等一批新一代中国留学生主事，出版了文学刊物《荒岛》，发表了旅日作家的不少优秀之作，以后又有秦岚、刘燕子、丁厥等编辑出版了《蓝》这样的汉、日双语刊物，推波助澜，一时间颇有一番气象。
与此同时，《留学生新闻》、《中文导报》等陆续创办，成为在日本影响很大的中文报章。而与《北京人在纽约》堪称姐妹篇的《上海人在东京》（樊祥达，作家出版社，1992）的出版，一批以旅日、留日华人生活为背景的作品的问世，如《日本留学一千天》（小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中国留学生心态录》（吴民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东京的诱惑》（葛笑政，军事谊文出版社，1992）、《上海新贵族》（樊祥达，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日本啊，日本》（曾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月是故乡明——北京姑娘在东京》（李蕙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等，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一衣带水”的邻邦，日华文学真正开始进入大陆读者的视野。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日华文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涌现了蒋濮、莫邦富、李长声、华纯、郑芸、龙升、姜建强、黑孩、田原、林祁、李兆忠、董炳月、李晓牧、王敏、阿洋、杨文凯、张石、刘燕子、秦岚、旻子、晓凡、李佩、张超英、龚志明、中发、班忠义、晓峰、李占刚、杜海玲等比较活跃的新移民作家，也还有像毛丹青、叶青、唐亚明等用日汉双语写作的华人作家，他们都来自中国大陆。蒋濮的《东京没有爱情》、林惠子的《东京: 一个荒诞的梦》、业枫的《天涯风尘记》、金烨的《烟雨东京》、张石的《东京伤逝》、田原的《红薯窖》等则是小说创作中较具代表性的成果。
蒋濮（1952—），上海人，父母均为大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在安徽大学攻读生物学硕士，未去日本之前，在国内文坛已初试啼声。80年代中期赴日后，异国的所历所感，强烈地冲击着她的内心，她接连写出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东京没有爱情》、《东京恋》、《异缘》、《绿太阳》等中短篇小说。她的作品多以异国情恋为题材，凝聚着她对旅日、留日华人当下生活的反思。
莫邦富
莫邦富（1953—），上海人，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1985年起留学京都大学、东京法政大学，后当过记者，办过事务所。1992年发表处女作《独生子女》，写过大量文章，散见于日本的华文、日文报刊，出版《新华侨》等书。2002年出版自传体作品《这就是我爱的日本吗？——新华侨30年的履历书》，引起了广泛关注。他所提出的“新华侨”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莫邦富亦被认为是“新华侨”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毛丹青
毛丹青毕业于北京大学，赴日后，以对日本的深度观察和独到见解写成的《日本虫眼纪行》，一举获得1999年日本第二十八届“蓝海文学奖”。毛丹青有他自己独特的立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借你的剑攻你的心”，其犀利与特异，在旅日作家中并不多见。有人称赞他是“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发现了真正的日本”，文笔是“日本人的情调，中国人的逻辑”。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藤井省三称他是“最富感性与悟性的知日派作家”。
张石的《东京伤逝》通过几对华人夫妇来日后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的描写， 揭示了由文化冲突带来的人格扭曲与裂变, 以“伤逝”二字道尽了边缘状态的新移民的痛苦。
华纯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沙漠风云》是一部环保题材的作品，小说中人物有日本、俄国、非洲等多种背景，视野开阔，有凝重的思考，表现出女性写作少有的阳刚之气。其短篇小说Good-bye曾获“盘房杯世界华文小说优秀奖” 。
唐亚明的《翡翠路》则获得了日本第八届“开高健文学鼓励奖”。龙升的小说《博士硕士不是》，以调侃中见严峻的笔调，把一些拥有高等学位、内心却并不美好的留学生价值观的紊乱、人生观的沉沦，揭示得针针见血，酣畅淋漓，有相当的可读性。
郑芸的《往事》，展开的是叙事者“我”在日本打工时与周围日本人相处的“往事”，有切实的感受与生活繁琐细部的描写，各种各样的日本人在她笔下被刻画得栩栩如生，能在不动声色处让读者自会动心。文萍写有似幻似真的《黄金感觉》，详述女主人公“爬洞”的过程，“洞”似乎是一个隐喻，依稀折射出在日华人的日常处境，东瀛就在脚下，一切都必须面对。
而田原的小说《红薯窖》，则是人在东瀛、心念中原的记忆华夏之作，以童稚的目光，忆往的视角，把一个储藏红薯的地窖写得有如童年的“天堂”，也未尝不是一种国族的隐喻。
近年引人瞩目的陈永和，50年代出生于福州，原系历史专业出身。她发表于《收获》的长篇小说《1979年纪事》写出了一代人的文革创伤与生存状态、性格状态，也有对世界的理解状态，既有明显的历史文本的痕迹，也具有鲜明的福建地方特色，无疑有很独特的切入视角。2016年11月，此作与知日派随笔大家李长声的《长声闲话》同时荣获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是近年来引发国内关注的旅日华人创作的一个突破。
在散文、杂文、小品、随笔、游记等领域，日华作者也有不俗的表现。孙立川在日本的足迹遍及京都、神户、东京、名古屋、北海道、仙台、冲绳，他的《伊豆之旅》、《北海道文学纪行》、《松尾芭蕉故乡行》诸篇，表现了对日本文化与中日文学交流的深切关注，学、识、才、情俱现于笔端。
著有《东瀛过客》、《暧昧的日本人》的李兆忠，长于捕捉生活中的细节，善加铺陈，对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观察甚深，颇有独到的心得。董炳月数度游走于中国和日本的学府与研究机构之间，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透彻地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日本。他们后来虽已离开日本回国，但都在脑海中留下了不灭的东瀛记忆。
中日两国、和汉两族的比较并不是个新颖的选题领域，但书写者每能翻出点新意。来自中国东北的李长声，在日本的实地观察，能见人之常见而又能言人之未言，被誉为“知日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日本闲话三题》中谈“天狗”，广引《山海经》、《日本书记》、《日本灵异记》、陈寅恪批注《旧唐书》、《和汉三才图会》、柳田国男语等所记述，可见作者的腹笥之富，允为日本之通人，2014年8月，北京三联书店推出5卷本的“长声闲话”（包括《美在青苔》《吃鱼歌》《系紧兜裆布》《阿Q的长凳》《太宰治的脸》）。堪称其20多年日本书写的精选之作，2016年荣获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
如果说李长声似乎有考据癖的话，那么杨文凯则更多地关注现实的日本和身边的日本人。他的《见证城市细节》、《善解人意》，都是撷取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细节（街边车站的伞架，空姐送咖啡杯的动作之类），比较中日的不同，肯定生活中一种善解人意的因素，为营造更美、更友好的人际关系而努力，“勿以善小而不为”，才能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增添更多生活的情趣和人性的亮点。
四
新世纪以来,日华文学仍有新的进展。2000年8月在日本创刊的《蓝·BLUE》，是一本特立独行的文学刊物。深蓝纯一色的封面，让人想起日本海的波涛和晴空。它以前后各半的篇幅刊登华文、日文双语作品为版式，作者遍及全球各地，在中日文学交流的道途上，可谓另辟蹊径。创作、翻译、评论、文讯多管齐下，显示了同仁们的独特理念与追求。秦岚和燕子（刘燕子）以及丁厥（晓峰）、李占刚等这些《蓝·BLUE》的同仁，在编辑的同时，也多有创作。秦岚文风峭拔，思路别致，常能在平常话题上推陈出新，《死就在隔壁》、《过年》就是如此。燕子的文笔更多感性色彩，体验细腻，书写自然，也有她的一番面貌。
此外,专门介绍日本文化的杂志《知日》（主编毛丹青）在2011年1月的创刊;日本华文文学笔会在2011年12月的成立,也都为日华文学的发展兴盛注入了新的活力。日本华文文学笔会现任会长为作家姜建强，重要成员还有法政大学教授王敏、作家华纯、国士馆大学教授藤田梨那、三重大学教授荒井茂夫、随笔作家李长声、小说家陈永和 王智新、华侨大学教授林祁、和田弥生、诗人田原、后起之秀筑波大学博士王海蓝等。
值得一提的是杨逸创作近年引起的关注。杨逸(1964--), 女, 原名刘巧, 哈尔滨人, 1987年赴日, 毕业于御茶水女子大学, 做过记者, 教过书, 业余写作。2008年, 她的日文中篇小说《时光氤氲的早晨》继其处女作《小王》于2007年获得“文学界新人”奖后, 又获得了第139 届芥川奖, 杨逸是日本这个顶级的文学奖设立73年以来首位外国人得主。
《时光氤氲的早晨》杨逸
《时光氤氲的早晨》(又名《时光渗透的早晨》)描写两个中国北方的男孩---梁浩远和谢志强(其中一个去了日本, 一个还在中国)的命运和心路历程,尤其是前者对生活的热爱与人性的顽强, 是一部尽显人生苦恼与悲喜的青春小说。它的特色在于既是中国题材, 又颇具日本风味。
就总体来说，旅日作家创作的中轴有二：一是关于他们当下所处的地域——东瀛扶桑，可名之为“想象扶桑”；一是关于他们所来自的故国——华夏九州，可名之为“记忆华夏”。“想象扶桑”与 “记忆华夏”构成了他们取用不竭的写作资源，诉说着数千年的传统与现实、恩怨与情仇、向往与厌恶、拼搏与挫折、融合与排拒……在这里留下了无数“东渡人”的足迹与心影，不仅丰富了留学生文学，也充实了跨国界的华文写作，还成为世人观察中日两国历史与现实的一个借镜。
中日两国曾经有过漫长的友好交往的历史，但近一个多世纪来，中国却屡受日本的侵略欺凌，因此华人对这位海东的邻居，不免有既近又远、欲迎还拒的心理，这在留日、旅日、居日的华人内心表现得更为直接。
正因为如此，在华人文学作品中，大和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有不同的面目，“上海人在东京”也就有异于“北京人在纽约”，一个与母族文明如此相近的异民族，那种“熟识的陌生人”既切近又怨恨的感觉竟如此强烈。
尽管日本曾有过“和魂汉才”之识，却又有“和魂洋才”、“脱亚入欧”之念，其与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文同种等理念其实相距甚远。从这样的角度去观察，东北亚（日、韩、朝）华文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欧美华文文学、大洋洲华文文学，就有着明显的区别，同中之异的文化冲突与碰撞，其实是更为深沉而微妙的。其实，在一个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当今之世，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日本，都不需要“哈日” “仇日”，而更需要的是 “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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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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