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徐诗颖：繁华落尽见真淳——品读宗璞《红豆》
繁华落尽见真淳---
品读宗璞《红豆》
徐诗颖
摘 要：宗璞的《红豆》自刊载以来就经历着从论争到被重新发现的岁月考验。之所以能够重新散发魅力与光泽，原因之一在于宗璞试图在男性叙述作为权威的情况下，用隐蔽自我的女性叙述细腻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要面对的人生抉择和内心矛盾。女性写作所具有的个人性、情感性和隐秘性在此得到了很好的阐释。《红豆》不愧是20世纪50年代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
关键词：《红豆》 论争 爱情小说 真情实感
繁华人生，世事纷纭，岁月抹去了许多不必记取的东西，也留下了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宗璞的《红豆》，就是一篇读后会让人心里不自觉涌上一股暖流，值得慢慢回味及思索的佳作。
一部“男性”权威下的
女性叙述小说
01
宗璞的《红豆》创作于1956年12月，并于1957年刊载在《人民文学》第7期“革新特大号”上。发表以后，小说当即引起读者的注意，也引起了文学界的争论。在“反右”斗争开始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月报》等先后登载了批判《红豆》的文章，这种争论和批评一直延续到1958年7月。在一片批判声中，《红豆》便销声匿迹了。直到1979年，《红豆》才作为“重放的鲜花”之一重新出版，赢得了众多新老读者的喜爱和好评。
翻看了关于《红豆》的论争档案①，一时也不能判定谁是谁非，因为一切都是由那个时代环境决定的。20世纪50年代的批评派对《红豆》的看法不外乎从阶级论的角度评价江玫与齐虹的爱情，纷纷把目光定格在小说人物的思想倾向上，指责江玫留恋过去，留恋反叛祖国的齐虹，淡化了对革命的热情。小说没有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分析知识分子的心理，而是完全为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狭窄和诉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所支配，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情味”和爱情观。
宗璞
二十多年后，受开放思潮的影响，人们才开始从多个角度来解读《红豆》。小说就像书中女主人公江玫手中握着的红豆一样，依然那么鲜亮，散发着不可磨灭的艺术感染力。不少新的评论能看出小说所展现出来的人性及人情最真实的一面。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洪子诚为代表的学者更看出了文本所存在的“叙事缝隙”，属于个人情感的话语以隐性的形式战胜了革命，生命本能的男女之爱超越了社会规范。学者孙先科把目光投向了文本的话语分析上，认为小说以一种更加温和的形式对革命进行了新的认知与理解，以美学的层面阐释了悲剧的色彩。
事实上，20世纪中期的“十七年”小说作家基本无法跳出“爱情+革命”的创作枷梢。学者陈顺馨在对“十七年”小说的话语特质进行梳理与总结时将性别因素纳入叙事的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十七年’的总趋向是男性叙述比女性叙述具有权威性。权威表现在叙述主体对叙述空间的占有上，男性叙述倾向采取在位置上保持与故事的距离，而在感知程度上尽量暴露自己的存在或‘声音’的策略……即达到在受述者/读者心目中树立更高的、犹如代表真理的权威目的。女性叙述则较倾向采取投入故事和隐蔽自己的‘声音’的叙述策略，以拉近与受述者/读者和人物的距离，呈现的更多是感情而不是权威。”
因此，在以男性叙述（按：主要指革命话语体系）作为权威和衡量一切标准的前提下，女性的叙述更多表现出个人性、情感性与隐秘性的特点。《红豆》亦如此，虽然无法摆脱“革命+恋爱”模式的影响，但宗璞还是试图建造属于女性写作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以女性细腻敏感的思考隐晦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要面对的人生抉择和内心矛盾。”当革命与爱情发生冲突时，当社会理想的实现必须以牺牲个人幸福为前提时，江玫的内心便会充满矛盾和痛苦。正因为恰好地传达出隐藏在女性心灵深处反抗权威的声音，小说才经得住时代的淘洗，才能让不同时代的人产生共鸣。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
02
《红豆》是宗璞在大学时代发表的具有素雅和优美意境的短篇小说。小说运用倒叙的方式，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20世纪全国解放前夕女大学生江玫与银行家少爷齐虹之间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故事。正因为有了这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以及八年后江玫对此的痛心回忆，读者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来自宗璞内心丰富的声音。自然地，谈到这部小说，不少读者也会联想起同时期杨沫发表的《青春之歌》。为了更好地诠释对《红豆》的感受，本文拟将两者做简单的对比。
两部小说既反映革命战争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从成长到最后蜕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一共同的主题，也涉及到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传性质。如果要选出哪部小说较为侧重“恋爱”，《红豆》或许更胜一筹。相比而言，《青春之歌》更侧重“革命”。读完《青春之歌》后，读者或多或少都会为林道静身上的女性意识能舍弃得如此彻底而疑惑，总觉得这个过程未免失真，只因女性普遍念旧，不会轻易而迅速地忘掉以前所经历过的一切。余永泽真的没在林道静身上留下任何回忆吗？作品中的爱情失去了个人行为，女性细腻善感的思维变得索然无味，整个选择的过程只是毫无苦痛的无条件遵从。读者难以从中体察到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内心所拥有的美丽纯真的情感世界，人性的真与美在红色经典中对革命的宏大叙事做出了让步。
女性的叙述空间在男性叙述话语权威的占领下变得越来越小，甚至没有。事实上，杨沫到北平求学，遇到学习和生活上的知音张中行。只因后来在时代的召唤下，凭着自己对情感的独立思考和与生俱来的自由个性，她才选择离开，重新追寻，并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期的决绝是另外一回事，但杨沫的一生都没有忘记张中行。
大概是因不太喜欢轰轰烈烈的革命爱情，而愿意选择一种娓娓道来、心灵默默相许感应的爱，历史证明了《红豆》更能给不少读者心灵上的柔软撞击。不可否认，爱情多数要被打上时代的烙印。无论是在《红豆》前出现的赵树理《登记》、孙犁《正月》，还是同期出现的陆文夫《小巷深处》、丰村《美丽》等，这些作品都涉及了男女青年的爱情，但它们或是借此宣传新的婚姻法，或借此表达一种道德观念，都是一种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红豆》里的爱情表面看起来也是如此，可如果慢慢咀嚼作品，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内在的女性叙述声音、无意识流露的情感以及强烈的个体意识均在文本的字里行间闪耀着异于当时主流文学创作的要求，即对革命话语体系权威的反叛。文本泄露出作者对主流话语的消解和反抗，在集体化的语境中，流露出个人话语和主体意识倾向。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里也对《红豆》的这种反叛意识做出了解释： “投身革命与个人情感生活，在小说中没有被处理成完全一致。”人的感情是微妙而复杂的，充满着似乎不可思议而又有根有据的矛盾。若要宗璞按照时代的需求对江玫与齐虹的感情硬加剪裁、切割，那必将给人一种虚假、矫饰之感。
此外，“红豆”历来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里爱情的象征。王维《相思》里写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宗璞将这样一颗具有诗情画意、浪漫气息的象征物“红豆”作为小说的题目，实际就暗示了作品的内容。可以说，《红豆》不愧是一部真正从感受女性内在体验出发的爱情小说。
一首充满真情实感的歌曲
03
每一次的细细品读，都能让读者更深一层地感受到《红豆》所散发出来的女性光芒；一次次微妙的心灵撞击，让读者与宗璞有了更进一步的灵魂对话。
小说展示了主人公江玫与齐虹从相识、相恋到最后决裂分手的情感历程。江玫与齐虹第一次相遇是在一个有“两排粉妆玉琢的颊松墙之间”②的小路上，两人虽匆匆而过但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齐虹道，“江玫拿起书来，但她觉得那清秀象牙色的脸，不时在她眼前晃动”， “谁能不看见你！你像太阳一样发着光，谁能不看见你”，可见他们是一见钟情的。接下来他们开始第一次散步，就这样“他们散步、散步——他们曾迷失在荷花清远的微香里，也曾迷失在桂花浓醉的甜香里”。他们谈着贝多芬和肖邦，谈着苏东坡和李商隐，谈着济慈和勃朗宁——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走得越来越近。像所有热恋中的少男少女一样，他们能感到彼此传递给对方的幸福，“我是你的，江玫觉得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她靠在齐虹胸前，觉得这样感人的幸福渗透了他们，在灵魂深处汹涌起伏着潮水似的柔情，把她和齐虹一起融化”。
可是，和所有恋爱中的男女一样，他们也有矛盾和争吵的时候。其中，有的是生活琐事，而有的却涉及各自的人生态度和政治立场。在江玫和齐虹所处的年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他们最大的分歧和冲突就在于对社会看法的不同。齐虹是旧社会一个银行家的大少爷，本身就印有本阶级的烙印。一方面，他从内心本能地反革命；另一方面，热恋中的他又希望经常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所以粗暴地干涉并反对江玫参加一切革命活动，阻止她和萧素接触，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江玫从他一系列的行为中看到了他性格上暴躁和冷酷的弱点以及他们思想上的分歧，即对革命不同的态度和立场。
当齐虹提出希望江玫跟他去美国过另外一种生活时，江玫坚决不同意。可由于江玫还爱着齐虹，所以后来他们不停地为此争吵、哭泣、和好、再争吵，并把争吵哭泣变成了两人爱情的一部分。“这种爱情就像碎玻璃一样割着人”，不仅江玫为了这种折磨而“一天天地消瘦”，连齐虹“脸上那种漠不关心的神气”也消失了，换上了提心吊胆的急躁和忧虑。为了劝江玫去美国，齐虹费尽心思地来挽留这段感情，可江玫还是选择留在北平——有情人未成眷属。
宗璞非常真实地将这对恋人在恋爱中的欢乐、痛苦、缠绵描写得如此细致入微、感人肺腑，特别是将女主人公江玫内心深处的理智与感情、现实与幻想、依恋与决绝的尖锐矛盾充分而有力地展示出来，准确地捕捉到一个知识女性特有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感情和恋爱中的心理变化。此外，齐虹不愿将自己的爱情生活添上革命的色彩，实际上也是传达着宗璞内心反抗革命话语体系权威的声音。他所代表的爱情之剑的刺入，给二人的人性世界与灵魂挣扎带来了冲击。这也是《红豆》愈发闪光的原因所在。江玫与齐虹的爱情始终是在时局的变化中发展的，始终是在江玫对社会形势越来越关心的背景下变化的，他们如痴如醉、如癫如狂的爱情，也因此而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虽然这种对爱情如泣如诉的抒写在当今已经得到许多读者和评论家的理解和称赞，可在那个以颂歌为主的“文学独白”年代出现，便不可避免地受到批判。批评者认为江玫与齐虹的恋情是江玫人生道路上的重大错误，是应该否定的。如果说八年前的江玫是因为幼稚单纯而与齐虹谈恋爱的话，那为什么八年后的她已经成为了党的工作者，当看到与齐虹相爱的信物“红豆”还完好无损时，竟是那么激动， “好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拳头，重重地打了江玫一下”“江玫觉得一阵头晕”“江玫怔怔地”“脸色刷地一下变得惨白”“发颤的手”“泪水遮住了眼睛”。其实这正是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恋爱的女孩子睹物思情后真情实感的流露。在此，江玫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才是女革命者。虽然“与恋人齐虹分手”已成为事实，但正因为分手，正因为那一段痛彻心扉的爱情，眼前的红豆勾起了她的回忆才是正常的。这，是人的正常情感的宣泄；这，才是大家真正熟悉鲜活的人——江玫。
由此可知，时代给宗璞带来了莫大的烦恼和莫名的惆怅。即便如此，读者还是不难感受到她在隐蔽自我的女性叙述上所做出的努力。对生活的细细品察、对人性的慢慢研味，让她的作品散发出知识分子细腻而又注重个人内心精神世界的人文芳香。诗意化的意境和散文化的笔法形成了其作品独有的艺术风格，而温馨浪漫的情调和浓郁含蓄的人情味则形成了其作品独特的文人韵味。宗璞从历史发展的流程中映照出江玫的心灵发展轨迹，让人窥视到她置身其中的时代风云，也让人体察到她心灵的震颤，从而使作品产生出回味无穷的艺术魅力。可见，在现实面前，宗璞是懂得反思和内省的。因此，追求创作自主、精神自由的文学理念贯穿着宗璞的一生。
《红豆》着力于以真诚表达美善，直面苦难但不夸张，情感的节制也使其作品“韵味”十足。这种雅、情、善、净、 “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品质，正是继承了中国古典主义的文学传统。宗璞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宏大的文学理想：尽管那不是由坚硬的混凝土来搭建，不是由冰冷的大理石来砌成，可那用鲜花枝蔓围绕、用柔和色彩涂抹的女性文学“小”国，却同样高尚；尽管选择了看似不厚重的文学书写方式，但她拒绝了世俗的庸流和浮华；尽管文学之梦的从众者或同行者甚少，或许还没有多少人认识她，但她依然决绝前行，始终用一颗恒定的“文心”来驾驭自己文学的“方舟”。她坚信，面对权威性的革命话语体系，真正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时代担当使命的女性知识分子是不应退却的，应以自律真诚的人格和对真理的追求为己任，用良知和智慧为自我的信仰坚守导航。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格力量的体现和理想精神的高度升华。
结语
04
从历史发展的大潮来看，宗璞只是“十七年”文学“百花”之一葩，而“十七年”的主流一体化文学背后所掩盖的女性文学的丰富性、女性文学的叙事空间及女性创作群体的精神自主追求还有待更为充分的挖掘。五十多年过去后的今天，再次品读《红豆》，依然能让人感受到那来自女性独特体验里所流贯着的朴实隽永的生活气息、潇洒飘逸的神韵和深切幽远的艺术魅力。当年的繁华，如梦消逝。可这一小颗红豆，如同一个并不消逝的青年时代的纯真的梦，常留在人们美好的记忆里。宗璞的存在，为20世纪50年代单调的中国文坛留下了一抹彩色的记忆。
注
释
① 毕光明：《难以突破的禁区——〈红豆〉的爱情书写及其阐释的再考察》，《名作欣赏（下旬）》2010年第4期，第14—15页。
② 谢冕、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1949—1999）精选》（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以下引文均出自该书，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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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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