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傅燕婷：寻找氤氲的台北记忆——论《古都》的空间呈现和认同

寻找氤氲的台北记忆

——论《古都》的空间呈现和认同

傅燕婷，《寻找氤氲的台北记忆——论〈古都〉的空间呈现和认同》，《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摘要：朱天心中篇小说《古都》在空间叙事方面尝试了多种方式，朱天心在古都创造了多重的空间，既有故事发生地台北和京都两地游历所构成的地理空间，又有作者考古般挖掘的历史空间，更有各种文本互文而延生的文本空间，这些空间在文中互相交融，共同推动了作品主题的发展。

关键词：多重空间；城市文化；城市认同

“世界上叙事作品之多，不计其数;对人类来说，似乎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或活动的画面”。[1]小说叙事中既有时间维度，又有空间维度。德国哲学家莱辛把叙事文学归属于时间艺术，而认为绘画、雕塑等是空间艺术。随着叙事学研究的不断深人，发现小说也呈现出某种空间形式。“小说既是空间结构也是时间结构。说它是空间结构是因为在它展开的书页中出现了在我们的目光下静止不动的形式的组织和体系；说它是时间结构是因为不存在瞬间阅读，因为一生的经历总是在时间中展开的”。[2]

朱天心中篇小说《古都》在空间叙事方面尝试了多种方式，创造了多重空间，既有故事发生地台北和京都两地游历所构成的地理空间，又有作者考古般挖掘的历史空间，更有各种文本互文而延生的文本空间，这些空间在文中互相交融，共同推动了作品主题的发展。

一、地理空间的构思

如同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漫游者，朱天心是台北都市的漫游者。朱天心是爱走路的，在《古都》中，作者带着读者穿越西门叮、迪化街、淡水河……朱天心“以一个人类学家的姿态重新探险台北城市”。[3]（P224）《古都》讲述了一个中年女性，远赴京都与老同学A相会，两人曾亲如姐妹，但A终未出现，而作者在漫步京都时却勾起了层层往事，作者比预定日期早回台北，阴错阳差被当成日本观光客，她将错就错，拿着日文台北导游手册，重新逛起她熟悉的城市。在《古都》中通过作者的构建出现了两个地理空间，台北和京都。作者通过自己的京都游历将京都的地理空间架构起来，作者由鸭川江畔走到抵园，穿过石板路走到住的酒店，前往清本叮的翼桥，看了洛匠庭园的鲤鱼，拾级而上八坂神社，从西行庵、菊溪亭的巷子左转东大谷祖庙前拦腰进了圆山公园……读者跟随作者把京都的景物都浏览了一遍，这里有未抽芽的大垂樱，又有猫咪最多的进圆山公园的小道，还有卖旅凉糕的小贩……

圆山公园

台北和京都这两个城市又是以对比对照的形式出现，过去的台北诗意梦幻而现在的台北却丑乱脏。而不管时间如何改变京都都是静美的。作者以细腻的笔法写出京都的古典美，展现着对永恒不变的京都的依恋，文中用“永远会在那里”一连串的排比表现了日本的不变。

而台北，以前的台北“那时候的天空蓝多了，夏天的积云堡乱砌成般的显得格外白”，剑谭有个嘉年华广场，有着各式各样的香味和叫卖，现在的剑谭，山上清除神社遗迹，建起了中国宫殿饭店。作者在构建台北空间上采用了并置的叙事形式。所谓并置性“是指画格空间不是单一形象的线性呈示，而是同时性的具象展示，诸多形象的并列呈现和多种空间关系的并置排列”。[4]形象的并列呈现和空间的并置排列直接造成空间的膨胀，在小说叙事中，通过在同一文本中，并置不同的人物意象和场景，使得小说的空间膨胀。作者在文中并置了大量的地理名词，为我们拼凑了一幅台北市地图。以前的台北是:中山北路一段八三巷三十弄五条通华懋饭店的对门，占住者是香樟怪、九重葛精、芒果婆婆……[5]（P157）通过这种地理名词的并置，作者试图去构建记忆中的台北之城，试图去召唤过去她成长过程的眷村记忆及美丽台北，构建作者理想化的都市乡愁。同时作者也以并置的方式重现了后现代的台北，作者把殖民地图与现在的台北街道重叠，台湾神社变成了圆山饭店，台湾总督官邸建成了总统府，还有小丑样的福景门、脏兮兮的西门叮……现在的台北是“丑到这样也不容易”，树木变少，楼层不断加高，历史建筑物荒废消失改建，通过与以前诗意台北的对比，与京都永恒静美的对比，凸显现代台北的丑和政治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作者对当前文化的不认同。

台湾街道

二、历史空间化的努力

王德威曾高度评价朱天心历史空间化的努力“历史不再是线性发展—无论是可逆还是不可逆，循环或者交杂，而是呈断层、块状的存在。历史成为一种地理，回忆正如考古”。[6]（P251）王德威借用福柯的知识考古理论，将朱天心看作是一个考古者。在《古都》中，作者打破线性的时间思维，将历史空间化，把历史空间化的努力是朱天心探索台湾历史和文化认同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在打破历史事件线性方面呈现出一种断裂的状态。“在有限的都会空间内，她幽灵般穿刺于断层之间，看出罐痕裂缝，看出断井颓垣”。[6]253叙述者在台北这个都市空间的每一次漫游，便如对都市文本一次又一次不同的解读，叙述者在重新书写台北。在重新书写台北的过程中，台北这个都市文本后面隐含着强烈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都市的各种建筑景观乃至植物都与不同的历史阶段相联系。带有时间印痕的建筑和植物成为一段历史记忆的表征。通过对各种建筑和植物景观的回忆，重新架起了一个立于文本之上的历史空间。

台北

“他们在战争期间发起的种植一万棵樱花树运动，在草山、雾社、南方澳大量种植吉野樱、大岛樱、八重樱、绯寒樱。这车站照例便有一排绯寒樱”。这里由各种樱花架构起的是台湾日据时代的历史空间，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试图将台湾文化纳人日本文化之内，在台湾岛内大量推行日本文化，包括日语教育以及日本国花樱花的大量种植，其中吉野樱就是在这一时期引人台湾本岛的。朱笔下的植物被赋予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两蒋初来台时，为巩固统治采取亲民政策，也在植物方面大做文章。草木的更迭也体现了政权的更替，这里作者建构了两蒋统治时代的历史空间。这里植物成为作者展开历史回忆和表现台湾文化认同的表征。这也暗合了爱德华索雅对于空间概念的理解，他认为空间不仅是地理上的意义，更具有象征性，空间往往包涵政治、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内容。作者把多重的历史和记忆交织在一起，通过一个事物的变化更替来表征当时的历史空间。

吉野樱

三、文本空间的创造

朱天心分别从空间和时间上创造了地理空间和历史空间，而其文本内容的驳杂和与各文本之间的互文，更是构建了叙事上的建筑空间。多重文本的互文延伸了小说的文本空间，使得文本的意义在时间上被断裂，而在平面的文本互文之中延展。“散见于《古都》里的互不连贯的引文，其实是对这部小说本身结构的进一步注释”。[3]（P228）除了伴随作者游历京都的川端康成的《古都》，在文中反复引申的《桃花源记》，小说中还庞杂的引用了包括历代文献、殖民记载、地方县志，以及劳伦斯、卢梭、莱特、佛罗斯特等作家笔下的文字。“这一系列引文无意识用来刻意标识出《古都》后面庞大复杂的文本潜意识”。[3]（P228）

作者引用川端的《古都》，并非照搬原文意义指向，而是用自己的方式重新阅读了这部小说，并改写了原文的意思，通过对旧文本的瓦解，指向新的阅读的可能。川端《古都》讲述了孪生姐妹千重子和苗子因为家境从小分离，聚散离合的故事。然而小说在叙述中对京都景物的描摹远胜于对故事情节的叙述。小说以四季时序为线索描写了京都春夏秋冬的四季景色，充满着日本优美恬静物哀的美感。通过北山上的杉树、种着千年垂樱的圆山公园，和服街两岸的垂柳和木格子门、和服腰带、稻荷祭、千灯供养、时代祭、袛园会等日本传统的景物和民俗，川端构建了一个静美古典的京都世界。朱天心以《古都》命名，似乎要追寻川端遗风，寻找台北的静美，可惜作者看到的却是脏乱丑的台北，和一草一木都被赋予政治含义的台北。日本民众参与各种传统民俗，而现在的台湾“朋友家(玩电脑)、同学家(玩电脑)、堂哥家(玩电脑)……[5]（P174）台湾人的娱乐生活贫乏到对着电脑，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交流，人性冷漠而被异化。“司机猛超车狂按喇叭，你且见他一直吃票，他果然把铜板投人票箱内掷地铿锵有声，纸钞却给卷到手心里……”在后工业社会，人人追求物质利益，而在精神上日渐堕落。

朱天心将京都视为理想台北的投射，日据时代日本人将台湾神社建在台北，视基隆河为鸭川，剑潭山为东山。当作者在京都龋龋独行，走到圣护院总铺吃拉面便联想起英专路口的石花冰绿豆汤；独坐清凉寺总让她想起在传教士宿舍洋楼的午后静坐;走过渡月桥勾起她五岁时与外祖父母行经大甲溪上新建大桥的记忆。然而台北京都这两座城市仿佛是川端笔下的苗子和千重子虽然样貌相似得让人难以分辨，这两座城市的关系就如遭遇迥异的孪生姐妹在巧合下相逢，在短暂交会之后，必然分离，走向不同的路。日本人视台北为京都的复制，就如同朱天心《古都》就是川端《古都》的复制和挪用，然而旧的文本经过改写之后，在形式上承接延续了前者，内容上却产生了断裂。同时，孪生姐妹千重子和苗子也隐喻了“我”和A。我和A如同“同志”般的亲密友谊，就如孪生姐妹般的亲密。“我”因为接到A的传真而前往京都赴约，而A最终没有出现。而“我”与A的友谊也因A的留洋去美而渐行渐远，就如同千重子和苗子最后的分离一样，在这种隐喻中包含了作者对青春消逝友谊不再的哀愁。

在对《桃花源记》的借用上，作者则是颠覆了桃花源的原意而改写成了一部反乌托邦的寓言。在《古都》中作者自晋太元中武陵人，拿着口式台北地图，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迷失在台北这座桃花源里。“我”像一个武陵渔人进人本省籍居住的中街、六馆街，“我”成为进人台北这座桃花源的外来者。只是桃花源已经不是陶渊明笔下美好的世外仙境，而是政治混乱，互相攻伐，城市丑陋的丑怪。江畔并无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却有可能会有浮尸。虽然殖民地图落在了车上，“我”仍是深深惊恐于口持不同语言会被认出，害怕村人会“便要还家，设酒杀人作食”，把一个闯人者联手宰杀解闷，武陵渔人是找不到返回之路，而我则是置身台湾这座“桃花源”中，还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你放声大哭”。

小说首先是一种时间艺术，因为需要时间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小说同时也是一种空间艺术，空间提供了情节发展的背景。朱天心试图以台北和京都地理空间的呈现和对日据殖民时代，两蒋统治时代历史空间的架构以及文本建筑空间的探索来寻找氤氲的台北记忆。

参考文献:

[1]张寅德.编选.叙事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

[2]让一伊夫·塔迪埃.普鲁斯特和小说[M].桂裕若，王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224.

[3]唐小兵.《古都》·废墟·桃花源外[M]刀古都.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120.

[5]朱天心.古都[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6]王德威.老灵魂的前世今生[M]//古都.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图片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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