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陈美霞：跨界对话：白先勇研究的新进展

跨界对话：白先勇研究的新进展

陈美霞

陈美霞：《跨界对话：白先勇研究的新进展》，《学术评论》，2012 年第 6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白先勇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暨两岸艺文合作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1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建平研究员主持了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开幕式，陆建德、张炯、廖奔、何西来、周云帆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先生给大会发来了贺信。叶朗、杨天石、汪朝光、齐锡生、翟志成、华玮、李瑞腾、刘登翰、苏伟贞、李奭学、曹惠民、朱双一、杨维真、黎湘萍、刘俊、朱立立等来自两岸三地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与了会议。与会专家围绕“白先勇的写作与台湾文学”、“昆曲与文艺复兴运动：青春版《牡丹亭》现象”、“白先勇《父亲与民国》与民国史的重建”等专题各抒己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从汉语文学表现力的高度评价白先勇，认为其作品是值得细读的经典。陆建德指出白先勇善用方言，而汉字是超越方言的。白先勇的创作对汉字表现能力、汉字的细腻性做了最详细的阐释。品尝白先勇的写作，你会觉得里面的对话如此精彩，对社会、对人生的了解都体现在对话里；而对话是中国当代大陆作家还需要花大力气的。白先勇的文学、戏曲都让人体会到“空谷之声、奇音不绝”。

      研讨会最突出的特点是跨界对话，即以白先勇为轴心，辐射出文学、民国史、影视、昆曲等议题，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互相对话切磋。

跨界对话之一是文学与史学的碰撞

 白先勇文学作品的历史感深受与会者肯定，文学界与史学界从不同角度展开阐释、互相启发。台湾文学馆馆长李瑞腾在台湾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中考察白先勇及《现代文学》杂志。香港学者林幸谦指出白先勇把史实跟虚构结为一体，把文学想象和历史的内容结为一体，体现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历史在白先勇笔下被转化为史诗，他是富有诗人精神的历史学家。来自台湾的郝誉翔以《台北人》例，指出白先勇作品中潜藏的时间意识，往往是透过空间来曲折投射，她延续这一“时间/历史”的议题，但却要转而从“空间/地理”的角度去探勘作品中的台北地景及其历史文化内涵。辅仁大学历史教授林桶法通过《台北人》与《父亲与民国》论述白先勇作为文学家的历史与亲情情怀。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维真从《台北人》到《父亲与民国》论述白先勇的历史书写与民国史的重构。

 《父亲与民国》引发了民国史重建以及历史写作方式的讨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汪朝光指出文学和历史两者之间的界限未必像想象得那么分明。他认为白先勇的民国史写作有文学家与白崇禧将军的后代的双重身份，这使他笔端常带感情，自然的有节制的感情。汪朝光认为历史书写都是个人式的，有个人特定的立场和认知。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但历史评价做不到客观，历史书写与作者的思想感情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

 就历史的主观因素而言，香港学者翟志成与汪朝光有相似看法。翟志成指出早在二十多年前，白先勇便决心要撰写乃父白崇禧将军的传记，并挥笔撰成了四篇与白将军毕生功业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和文章，但没有获得民国史学者的足够重视和承认。《父亲与民国》则在两岸三地掀起了一阵研究民国史的热潮。前者所遭际的冷遇，主要是缘于白先勇当时尚未能挣脱“客观主义”的陷阱，企图以历史家的身份和纯客观的立场撰文，却又完全无法让读者淡忘自己与传主的血缘关系；而后者之所以受到热烈欢迎，是因为白氏已不再为“客观主义”所囿，开始从儿子的观照如实地刻画和描述自己的父亲，为文真挚感人，并使自己的所品有了“家史”而“国史”的性质。

  来自台湾的齐锡生也以《万历十五年》及其英文原名A YearofNoSignificance为例，指出决定时代重要或者不重要，历史学家实在是最重要的推手之一。与大多数学者强调《父亲与民国》 论的主观情感性不同。南京大学申晓云认为白点先勇“以图证史”之作的最大价值在于“还历史一个真实的白崇禧”，从而让以往历史书写学中因种种原因而“失语”、“失声”，进而被忽略和遗忘的某些重要史实得到了客观的呈现。

跨界对话之二是文学与影视的交流

     刘登翰教授以“从文化失落到政治失落” 相关的角度看待《谪仙记》及其改编电影《最后的贵族》。庄宜文从1949年的离散经验谈论白先勇小说的电影改编。曾秀萍把《孽子》与《东宫深西宫》进行对照式分析。许佩馨论述了白先勇观的剧本改编及道具美学。

       除了文学研究界人士对白先勇的影视作品改编进行阐释外，台湾著名导演张毅、曹瑞原的发言使对话更为多元与开放。张毅从电影科班及拍摄实践分析电影与文学的矛盾，他认为“电影是一个挫折的艺术”。张毅从《玉卿嫂》最初的穿过四个门厅表现家庭繁华的慢镜头谈起，他说这一慢镜头是向大师致敬、临摹大师。他的讨论涉及电影产业的整体运作，资金限制、胶卷运用、演员选择以及内搭棚景等实际问题。

      张毅强调文学写作是个人式的，而电影拍摄除了团队协作外，还受制于资金、演员等因素。曹瑞原导演谈论自己与白先勇的结缘以及《孽子》、《孤恋花》的曲折经历。他认为《孽子》超越了所谓的同志文学，书写了那个非常独特而且不可能再复制的台湾年代。曹导认为白先勇的文学作品影像感强烈，《孽子》中“那个白花花的午后，父亲把儿子赶离家门”令人感受到白先勇对影像的情感。电视剧《孽子》播出后在台湾引起极大的文化激荡，改变了台湾社会对同志族群的一些看法。曹导坦言听了三天的研讨会，令他对白先勇先生有了新认识，他不再只是一个文学作家，而是整个文化复兴的引领者。高度的美学涵养与鉴赏力让白先勇悠游于美学、音乐、喜剧、文学诸领域。

跨界对话之三在于美学与“文化创意”的交锋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青年学者李娜以“还索俗记”另辟蹊径谈论白先勇的文学与青春版 《牡丹亭》的剧本改编。与文学研究界的纯美学视野不同，戏剧界、出版界的言论较多注意到“文化创意”视野。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提出：像《牡丹亭》一样优秀的作品很多，为什么只有青春版《牡丹亭》这么成功？白先勇先生回应说现代的制作团队是青春版《牡丹亭》与众不同之处，整个制作团体的宣传、演出……每一环节都不松懈。毋庸置疑，白先勇极具文化创意眼光，他认为第一张海报决定了整个定调，第一个剧评人的意见同样重要。他举好莱坞电影为例，比如一千万的费用，五百万用于拍摄，五百万用于宣传、推广。白先生尤其提到摄影师小兵立大功，传媒感兴趣即是源于照片的优美、形象塑造的生动。白先勇一方面以昆曲推动文艺复兴，另一方面在“文化创意”理念指导下进行传统戏曲的改编与制作，除了舞台演出之外，还发行相关衍生品，出版了图文并茂的书本，DVD也有两套。应该是，青春版《牡丹亭》整个操作流程与传统戏曲不同，而是现代文化创意理念指导下的运作。

   陈均在总结白先勇的成功经验时也注意到了其文化创意理念。他认为青春版《牡丹亭》可为大陆戏曲界所借鉴：其一、现代的制作团队；其二、白先生在大学里推广昆曲，从演出的方式逐渐转换到教学的方式；其三、提出昆曲新美学。作家的贡献并非只在文学创作，介入社会是作家文化实践的重要方式。传统的研讨会较少关注作家“文化实践”部分，而这正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昆曲与民国史都非白先勇先生的本行，他坦言自己一直在等待别人出来推动昆曲及白崇禧传记的书写，多年未果，深具使命感的他只好身体力行。与会者关于“青春版《牡丹亭》为代表的文艺复兴运动”、“以《父亲与民国》推动白崇禧及民国史研究”的文化实践的回顾与总结令人耳目一新。

    青春版《牡丹亭》是两岸艺文合作的成功典范，其制作团队主要来自有着留学经验、了解西方理解传统的台港海外人士，而演员则主要来自大陆的苏州昆剧院。青春版《牡丹亭》及其制作团队的分享，因发言者是制作团队的成员，深具文化实践的经验，他们图文并茂的讲解极为引人入胜。白先勇强调演员的出色演出与来自境外的现代制作团队对青春版《牡丹亭》同样重要。白先生坦言自己动员所有资源，在国外演出时，除了新闻发布会外，还发表无数场的演讲来造势。每次演出几乎都是一场战争。白先勇要求演出时最好是一个空位都没有，至少也要八九成，这并非容易做到。他说青春版《牡丹亭》的巡演并非为了经济效益，而是为了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美学顾问辛意云指出，以“情”为中心，将这出戏的所有表现，从演员、身段、舞蹈、水袖、舞美布景等等都朝向这天地间无限的“大情”走去。“合情合理”、同时合乎现代人的心理性、逻辑性，是重要考虑因素，也是重要的审美元素。“一动一静”也是剧本整编工作重要的省视因素。

    我们希望在折与折的演出间，都有动静、轻重、缓急的适当搭配。这样才有艺术整体的和谐与变化。“悲剧”是符合西方审美心理，“大团圆”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也是人类在宇宙生命中的普世渴望。“雅”是传统中国美学上的重要元素，因为“雅”、因为深情，青春版《牡丹亭》服装设计从料子、色彩、纹饰刺绣、衣服样式，都经过精心构思，并且深刻地展现出青春特有的风貌。香港学者华玮认为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还在于昆曲与文学无与伦比的结合。舞台设计吴素君用“倾听祖先的脚步”作为发言题目，她说在舞蹈编作的风格上除了“美”、“雅”还力求与传统美学对接；同时也应考虑到现代剧场、科技、灯光对舞美的影响。摄影师许培鸿谈到海报、宣传、出版、展览等不同的影像要求，这关系到青春版《牡丹亭》的宣传及衍生品生产等诸多环节。

出版界的林馨琴、刘瑞琳从传播角度谈论白先勇在《父亲与民国》等作品的推广上不遗余力。白先勇不仅仅配合出版社多次演讲、接受访谈，据介绍他连书本的封面设计、纸张类型与颜色都事无巨细地参与。时报出版公司总编辑林馨琴多次陪同白先勇参加各种演讲及访问，她认为《父亲与民国》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儿子的孝行，一本书的出版，更是一个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具体行动，白先勇希望透过图片以及文字说明还原历史现场。汪朝光、申晓云也认为《父亲与民国》提供了珍贵的图片材料，这是以往学界重视不够的。

     白先勇文学作品的解读与阐释在此次会议中也有新的突破。朱双一从“人性”角度阐释白先勇的“悲悯情怀”，全面描写人生和深入挖掘人性，是白先勇文学观的核心。白先勇等拥抱现代主义是时代环境和个人经历因缘际会的自然结果，并非后来有人所谓崇洋媚外或者迷惑于西方颓废价值观念等等所能轻易论断。“创伤”与“身体”是当前文学研究领域颇为新颖的课题。苏伟贞以“悼亡”为主题，做了富有深意的发言，她认为白先勇将日常生活中的那种痛楚退化成为悼亡的美学。朱立立认为白先勇的文革叙事是一种“旁观者”对灾难亲历者创伤记忆的聆听与建构。深陷国内革命风暴中心的亲历者受创后的寒心逃离，与海外“旁观者”的深重“愧欠”，形成了一个奇异苍凉的怪圈，折射出抗战、内战乃至冷战时期中国历史的浓重阴影。

       李孟舜以详尽的文本分析指出白先勇不仅将笔触指向忧郁、疯癫等人类情感的伤口，更表达特殊时代下离散者身份认同的困惑与迷惘。她指出白先勇的创伤书写提供历史见证的可能，并揭示了历史暴力如何将个人的创伤经验转换为集体的创伤记忆，反思隐然于创伤经验背后的超越种族、性向、甚至生死的救赎之路。来自台湾的青年学者李时雍质疑“灵与肉”及其被赋予的现代性意义在白先勇小说中何以成为一个特别的问题，在白先勇以书写的笔触反复捕捉欲望投注的对象的同时，是否呈现除视觉之外的身体感官经验。更重要是响应现代性的问题何以回到身体，或回到身体何以在此时此刻？而对于现代主义文学而言，在语言和文体的形式实验和开展中，提供了一个有别以往的感官感觉。

     此次学术盛会以“白先勇的文学与文化实践”为主题探讨两岸艺文合作的成功经验，内容涵盖文学、史学、影视、戏曲、舞台美学等诸多领域，搭建了一个跨越两岸三地的交流平台。老中青不同世代的学者齐聚一堂以白先勇为中心共同研讨文学与历史、传统与现代、美学与文化产业。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潘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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