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与秩序——《奥瑞斯提亚》的人神关系及秩序变动机制

《奥瑞斯提亚》不是一个被封存的纪念碑，而是持续深入地参与时代的话语场所。

——Simon·Goldhill

古希腊瓶画上的“奥瑞斯提亚”

图片/百度图片

  导言  

《奥瑞斯提亚》[1]中人-神关系处于变动之中，其反映出新秩序的建立与人在秩序体系中位置的不断变化。本文分析《奥》剧本原文，推导人神秩序体系后的恐惧-秩序机制，即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作为动因，促使人寻求力量建立稳定的秩序，以达到消除不确定性与混乱的目的；并因畏惧对不义的惩罚与再度到来的混乱，而维护已有的秩序或构建新秩序。在此机制下，可以合理的以人与神能力的相对性变化为入手点，对人神关系的转变作出解释。

[1] 后文简称《奥》

《奥》中涉及人神交流的话语多样而富有深意，其中蕴藏对于人神关系的暗示。文章关注人神间的交流形式，借助例证论证以上观点。并解读三部曲中两个关乎秩序的重要情节，探求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反叛人神秩序失败的缘由、秩序主导因素由神的权威转向法庭力量的内在逻辑。

  一、人神间的交流形式  

在古希腊神话中，人与神之间交流形式多样多变，是人神复杂联系的外在表现。在《奥》中，人神关系的建立依赖于人神间的相互需要与由此而来的接触交流。各类交流形式对应着不同人神关系模式、人和神在秩序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人、神对各交流形式的态度则暗示人神关系可能出现的变动；而交流的频繁程度反映了人神关系的密切与否，此三者均影射神话中处在变动之中的秩序体系。

人神交流形式在《奥》中可分为单向、双向两类。在单向交流中，又有自神至人与自人至神两种形式。自神至人的交流形式以神谕、预言为代表出现。人被动地接受来自神的神谕，而无法选择神谕显现形式、降临时间、涉及内容、清晰程度等。在神降下神谕的过程中，向人昭示特殊的征兆，使人依据梦境、奇特意象等按照其的指令做出预言，以此传达自身的意志，预告未来、对人的行为做出干扰。自人至神的交流形式以祭祀、祷告等为主，人向拥有强力的神发出呼唤与请求，虽作为行为的主体，却无法预知请求的结果，即神掌握是否回应诉求的决定权。在以上的单向交流中，人处于被动之中。若该形式为人神交流的主要部分，实质上反映出人对于神的能力的敬畏与要求，人神间交流不对等的，且人在人神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依赖者地位。

但在单向的交流中，人并非完全处在弱势地位、在人神秩序中对神全无影响。在古希腊神话中，神有着从人类处获取牺牲、祭品的天性。因此，神会希望人向其祈愿，并努力回应人相应的要求，并尽力避免乞援人因愿望未能达成而产生愤怒。人类的尊敬、丰盛的献祭在奥瑞斯忒斯向宙斯寻求复仇力量、雅典娜安抚复仇女神进入城邦秩序时分别成为了劝说的理由；相对的，有所得之后，宙斯为奥瑞斯忒斯的复仇行为提供帮助、庇护，埃里倪斯成为城邦的保护神。神的这一天性成为了人在秩序中制衡神的强力、影响神的行动的一种手段，人借此拥有改变人神关系的可能。

奥运圣火在古代奥林匹克遗址点燃，模仿古希腊时的祭祀

图/搜狐

双向的交流在本文中被解读为人与神直面彼此，为了各自的利益辩论、交锋。[2]在《奥》中，明显典型的例子有奥瑞斯忒斯在圣山法庭上与埃里倪斯的唇枪舌战，双方的意志都得到了充分表述并被对方聆听。相较于单向的交流形式，此模式下人神间平等性增强，神面对人时具备的强力与绝对性被大幅削弱。

[2]根据上段内容，神的利益被阐释为人类的尊敬与献上的祭品等。

人神交流除了形式是研究人神关系的切入点，人神双方对交流的态度也会影响交流的施行，由此反映出人神关系的密切程度与人神秩序的稳固性。当交流主体表现出对交流的拒绝态度时，人神间的关系不再密切、相互需求会被弱化，人神秩序也会被动摇。

  二、神介入人间秩序的机制  

在分析人神间各类交流形式的基础上，笔者将进一步阐释人神间恐惧-秩序机制的运作，并说明主导秩序的因素由神的强力转移的可能性。

《奥》诞生于古希腊文明之上，自然而然的保留了古文明中人类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关注与敬畏，埃斯库罗斯在细节处更有意强调了这种不确定性。在西蒙·戈德希尔的解读中，埃斯库罗斯行文中有意把原本清晰的因果关系晦涩化，将事件间的联系理解得复杂而且困难，在人类控制未来之事的企图与难以掌控未来的现实间制造张力，从而凸显了神灵权威与控制面前，人类对未来的无知与不确定性。《奥》中众多的预言场景都可以成为这一观点的例证。其中，《阿伽门农》开场部分中先知预言的“特洛伊将在战争第一年陷落”与进场歌歌队唱诵的军队已出征十载间有着明显的矛盾。先知预言可以被解读为古希腊时代人们将未来可知化的尝试；且联系悲剧之外的现实，预言行为在希腊城邦公共生活、个人生活中均频繁发挥着效力，可以认为，悲剧剧本中某些个体的行为影射的是人类整体对于掌控未来的尝试。但同时，卡尔卡斯的预言呈现出的谬误却在剧本中紧凑的呈现出来，人类预言未来的失败产生了一种戏剧性效果，其对于未来的无力跃然纸上。

神正是在人类面对未来无力地战栗时获得了进入秩序体系的合理性。人类对于未来控制力的匮乏带来了对于不可知的恐惧与伴随而生的对于自身能力的不信任。意图化解恐惧，必要铲除恐惧的来源——他人不义给自身的厄运与自身不义遭受的恶果。而秩序体系的存在则能使人托庇于稳定且自恰合理的规则下，免除恶行、恶果的突兀降临。于是，恐惧的焦灼心态促动人类寻求超越人类个体的强力，完成建立秩序、框定未来的任务。在悲剧诞生的古希腊时代，神携带着各自超自然的力量，恰具备了化解人类恐惧、弥补人类能力不足的条件，譬如奥林匹斯众神之首的宙斯，掌握强权与力量，“没有什么能和他相比拟”。人类对于稳定、可知未来的要求由此为神介入秩序体系提供了合理性。

在以神为主导建立的秩序体系中，恐惧意象继续发挥着作用，不过恐惧的对象不再是无秩序（或无强力的秩序）状态下的不可知物，而变为了违背规则后遭受的惩罚与破坏规则后再度回归的混乱与不可知。神借助了以上两种恐惧维护自身的权威。一方面，在人行不义之举后，神给予人苦难作为惩罚警示之。宙斯规定，芸芸众生“应该从苦难中寻求智慧”，而“神明就这样将来恩惠”。在语辞中，作为苦难不幸出现的惩罚是神规范人的行为的正当手段。恰如《奥》原文中为我们提供的例证的逻辑：人类“狂傲骄纵”、“过分的幸福”等僭越行为破坏了人对神存在需求的情况下人神不对等的关系，将引起神的不满，降下“严厉的惩罚”，人因畏惧惩罚于是守矩。另一方面，人们不愿遭受秩序破坏后，不可知的厄运再度降临。歌队在叙述城邦秩序运作机制时如是道，“有时畏惧是好事，……不幸能教导人们，使人头脑变聪明。如果人们的心中不再有畏惧之感，哪里还会有城邦，或人民知道虔敬正义”。在语境中，“不幸”特指不义后果。上述情况中，人或因恐惧惩罚，或为惧怕恶果，而增长智慧、自律慎行、遵从秩序；神借此维护自身的权威与（自己所管辖的）城邦的正义秩序。正如雅典娜在描述城邦正义的愿景时，希求公民“保持虔诚和敬畏正义的情感”，因为“不要让城邦彻底抛弃畏惧感。有谁心无畏惧却能行正义？”可以理解，在人神秩序中，神要求也需要人对于其所构建的秩序的敬畏，公民适当的敬畏是城邦秩序的必要条件。

当“恐惧”情绪在人类城邦中运作时，人神间的交流将频繁的出现，神以施助者的形象进入并存在于秩序体系，这对应着神通过神谕、预言等与人沟通的交流形式；而相对的，人为神提供其所需要的献祭、信仰，让神掌握一定的人间的权力，以此作为收获帮助的代价。双向的需求关系加深了神介入人间秩序体系的程度。同时，相互需求也防止神肆无忌惮的运用自身的能力，使人类屈从于自己的利益，从而创造了人与神间双向交流达到动态制衡关系的可能，也留存了人与神和平脱离人神关系的可能。

以上的可能性不仅建立在神的需求之上，也与人本身能力的变动相关。“聪明”、“智慧”等语辞所标志着的行使正义、达成秩序种种行为暗含的是理性意象。只不过，在以神为主导的人神秩序中，理性被神监督操纵并加诸于人。在人神间秩序的建立过程中，神强力构筑的强权影响了人的认知，使得敬畏神与神的规定成为“智慧”的标志。但这一话语体系中潜藏着一种可能性，即当人自身具备了独立使用理性的能力时，人可以消除自身的恐惧、建立秩序、保证正义、削弱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对神能力的需求，限制神的权威，摆脱神对于人间秩序的介入。

  三、对人类反叛人神秩序失败缘由的释读  

《奥》中充斥包含僭越意味的复仇行为；但僭越行为虽违背旧有秩序，却往往能在行动主体所秉持的另一秩序观念中得到合理解释，即行为背后隐藏着新旧秩序观念冲突碰撞。因此，笔者寄希望于关注《奥》中针对人神关系的僭越行为，以探求三联剧中的人神秩序。克吕泰墨涅斯特拉[3]作为剧中最重要的人神秩序僭越者出场，却最终死于非命、只得请求神灵代己复仇。她自反叛者至回归者的身份转变，与她秉持的人神秩序观念变化有关。笔者将运用恐惧-秩序机制解释其中人神秩序的合理成因，说明克吕恐惧心理在其秩序观念与命运中的作用。

[3]后文简称克吕。

三联剧初登场，克吕即巧妙运用语言成为了众多场景的主导者，并通过修辞的力量为实现复仇目的铺垫，此时，这一角色形象身上包裹的是高涨的对于自身能力的信任。“烽火对话场景”里她假托神明的名义，用华丽迷人的语词伪造了特洛伊陷落的细节，操纵歌队对于烽火信号的理解；“地毯场景”她循循善诱，“惧怕神明”反成为其激将阿伽门农的道具，最终运用语言的力量让丈夫踏上地毯。第二个场景直接彰显了克吕对于人神秩序的践踏。第一个场景则显露出，神的形象实为克吕“适应形势”的权宜之计，也就是克吕的语词工具，而并非人神单向、双向交流的任意一种；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阿伽门农》中克吕为城邦与军队做出的多次假意祷告中。在这一系列事件可以归结为，在和人之间的交流中，克吕运用自己的力量，在人人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封闭了与神做真实交流的通路，呈现出拒绝神介入相关事件的姿态而游离在人神秩序之外。[4]

[4]克吕摆脱人神秩序的行为背后是人间伦理秩序冲破神的权威的尝试。《奥》呈现的内容中，克吕僭越人神秩序的诱因实来自于狩猎女神迫使其女儿献祭的命令。她杀死阿伽门农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不认为其杀死女儿具有正当性，即不将神谕视为至高无上的行动准则。从悲剧伊始，克吕即游离在人神秩序之外，她凭依着自身的能力要实现僭越的复仇行为。

但当角色操纵事件中无力感上升时，其对于自身能力的信任弱化，事件不确定性带来的潜在危机感、恐惧感将使其不由得寻求秩序体系外第三方的介入。在王宫门外劝说卡珊德拉入内的过程中，克吕的语词首次失去了效力。卡珊德拉拒绝交流的沉默姿态让其无计可施，只得“不再多说话，免得有失尊严”。两个人物形象的冲突间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意蕴，即人的语辞力量在与神赋予的预言能力交锋时落入了下风，克吕先前可以夺取交流的主导地位仅因其操纵的对象是人。与克吕能力弱化在剧本中相邻出现的是她向宙斯寻求援助的呼告，“宙斯啊，全能的宙斯，请实现我的心愿，愿你关心促成你希望实现的祈求”。两个紧凑的情节将克吕逃离人神关系的形象瞬间扭转，她拜倒在神的强力之下，通过祷告与神单向交流，在向神寻求力量的同时不由自主的恢复了围绕自己的人神不平等关系。更明显的转变发生在《阿伽门农》临近结尾处，完成了复仇的克吕先是洋洋得意，“我这只右手杀了他（阿伽门农），公正技师的作品”；但面对歌队的唾骂诅咒，克吕误导性的修辞不再能助其逃脱问责，她只能将弑夫行为的责任抛给“那个古老凶恶的报仇神”。畏惧恶行的惩罚，克吕与神分享自己成功“作品”的“荣光”，进一步让神介入事件，甚至“成为了”事件的主导者，构造出神在执行神塑造的秩序的表象。

奥瑞斯提亚演出摄影作品

图/百度图片

进入《奠酒人》中，伴随人神交流生出的恐惧情感将克吕与诸神更紧密的捆绑在一处，建立起标准的人神交流，不可避免的弥合人神关系。克吕梦见自己被毒蛇咬伤吮血，“找来可靠的圆梦人，以神明为誓无诳语，声称那怨恨来自下界冥魂”，惊恐之下令人进行了祭祀活动，希望消除罪孽、摆脱厄运。联系古希腊文明语境，梦境被视为神谕的重要来源。克吕因梦境预告的不确定性惊恐不已，转而在神的话语体系中寻求答案，又通过宗教意味浓厚的祭祀行为悼念亡灵，实质上是承认神谕的真实性与神掌控其命运的力量，自认自身能力在惩罚面前已无法自救，故而向神所代表的超自然力量的屈服。单向的人神交流形式现出踪影，人神间不对等的需求关系再度建立。她践踏神崇高地位时，仿若“男子”、掌握权威的形象荡然无存，仅剩下了一个祈求神灵庇佑的可怜的人神关系回归者。

然而神对于人间秩序的渗透并没有止步于此，人在秩序体系下依赖神而行动着。克吕的鬼魂无力向杀死自己的奥瑞斯忒斯复仇时，她只能向肩负惩罚杀戮责任的埃里倪斯求助，以过往奉献的祭品要求得偿愿望。而在埃里倪斯承接下了复仇使命离开阿波罗神庙后，克吕的形象也完全退出了舞台，不再出现。其仅存的复仇执念完全被神接替，悲剧的冲突焦点也由她与奥瑞斯忒斯间的复仇关系转向新旧神祇秩序观念间的矛盾。复仇身份的丧失使得克吕最终彻底融入了此后统领剧本的以神为主导者的秩序体系。悲剧-秩序机制的运作下，克吕面对神时薄弱的相对力量最终使其为恐惧操纵，成为了人神秩序的附庸。

  四、诸神权威下城邦秩序的建立  

在三联剧结尾圣山法庭的出现让人神共聚一堂对俗事进行裁决，神在人间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因人理性思考能力的显现而被动摇，以人类城邦为主导的秩序借此兴起。

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并非在圣山法庭上突兀出现，仅因神的权威掌控了先前多数场景，而克吕等反叛者的能力多使用在不义与僭越之途，以致掩盖了人智慧的辉光。在《奠酒人》中，奥瑞斯忒斯就曾因克吕对其有养育之恩而不忍痛下杀手。其弑母前的犹豫为人间伦理话语运作提供了空间，也呈现出人通过自身意志决断的可能性，从而为人类摆脱神操纵埋下伏笔。可见，当神谕所传达的内容与人的伦理观念发生冲突时，人并非盲目的听从神的指令，而是会在自身理性的推动下思考与质疑。奥瑞斯忒斯最终放弃独立决断、选择弑母，实则是遭到神的强权胁迫——其友以“宁可与所有人，也不要与神明为敌”警告了踟蹰的他。

当新旧神祇爆发冲突时，神权威被从内部削弱，就免除了人类如奥瑞斯忒斯遭强权挟制之祸，进一步为人类拥有独立意志创造可能。显然，在奥瑞斯忒斯奉阿波罗命令躲避埃里倪斯的追捕时，神与神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优势，因此埃里倪斯宣称，“无论是阿波罗或是雅典娜的威力，都救不了你（奥瑞斯忒斯）”。而雅典娜承认，奥瑞斯忒斯杀母“事件太严重，……我也无权宣判”更显露了神的权威的尽头与限度。此时，阿波罗无法为自己的乞援人提供庇护，奥瑞斯忒斯只得在恐惧中四处奔逃。恐惧-秩序机制下，人恐惧的呼告无法唤得来自神强力的支持，人必将减少对于神的信任、对神能力的需求，人神间的交流将自人一侧被削弱。

奥地利维亚纳的雅典娜塑像

图/视觉中国

当神不接受哀求祷告、只秉持正义时，神也在拒绝着和人之间的交流。代表着埃里倪斯的歌队重新定义了人神应保持的关系，自认神明应当“高傲地不接受哀求”，并如是歌唱，“我们的责任在于免除神明听取凡人种种怨诉的忧烦，费心与这些琐事与神明不相宜”。埃里倪斯的话语暗示着神将拉开与人类生活的距离，淡出人间秩序。这进一步为人类接管秩序提供余地。

正是在一系列铺垫之后，城邦与公民意象出现在法庭提供的舞台上。法庭的特殊性使得人神间力量的不对等因为特殊的一人一票的投票制被削减。而陈情、辩论场景中，人神直面彼此、双向交流、同台发声。促成决策时，人类彰显出的理性判断能力也促使事件中人神关系的不平等渐渐消隐。

此外，细细解析埃斯库罗斯构筑的法庭意象，可以发现雅典娜组成圣山法庭时使用的语词富有深意，丰富了这个新生机制代表的内涵。法庭组成者来自于“邦民”，而组成法庭的邦民被要求是邦民中的“最优秀者”。联系前文雅典娜对于自己“无权宣判”的论断，这无疑映射着城邦中拥有凌驾于智慧女神雅典娜之上的“智慧”。在邦民最优秀者进入法庭之后，即成为了象征城邦理性的代表，彰显着人类智慧凝聚起的力量，法庭成为了城邦智慧与神的强力抗衡之所。而法庭将会是“永久的”，暗示着法庭与法庭确立起的人之理性为核心的城邦秩序会是稳定可靠的，其守护的未来也会是安定的。

在这个新成立的法庭上，人不再以单薄的个体与神对立，人类结成城邦、凝聚智慧，与拥有强力的神一同寻求恐惧与不幸的永久远离、正义秩序的彻底实现。

当结尾处埃里倪斯加入城邦，标志着人与神的利益得到了统一，人、神在人间施行的力量也呈现融合的趋势。以埃里倪斯为例，她们将不得肆意向城邦“发泄任何怨愤，给人民加害”，但“所有家庭离开你（埃里倪斯）便不能繁昌”，可见神的权威在城邦秩序被部分消解与补充。由此，神与人利益、力量统一，建立了利于神与城邦的新人神秩序：神的职责是保护城邦的繁盛与荣光，人给予神尊敬与献祭。而在新秩序中，人类觅得的稳定律法体系与人神关系，保证了未来会在可掌控的范围良好的发展，正如欢送曲中游行的队伍歌颂的人神共荣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1】埃斯库罗斯. 埃斯库罗斯悲剧[M]. 王焕生,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7.

【2】王云.神谕与语言在古希腊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J]. 广西社会科学，2007(12)：99-103

【3】西蒙·戈德希尔. 奥瑞斯提亚[M]. 颜荻,译.北京：三联书店，2018.

作者简介：

孙兆晗，清华大学新雅书院7字班学生。

本文责编：Ben

本期编辑：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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