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失言，是谁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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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呈现的拟态环境中群体性失言现象的一些思考
作者简介：你好，我是陶子铖。以这三个字出现的代号，是一个追求有趣的人，这个人很傻很执拗，总是自作聪明，一厢情愿。兴趣很多，喜欢看书，品类纷杂的书都看一些。享受音乐，偶尔玩玩乐器。恣意评价电影，大胆发表言论，有个自己的公众号叫“最后遁词”。想让自己更充实，想让世界更有趣。
中国快速发展了几十年，恍然间，我们已来到2018。
经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许多问题逐渐凸显。
社会层面，许多群体渐渐沉默，甚至几乎失言。当公知已经成了贬义词，当专家已经成了砖家，当教授变成了叫兽，当公众事件上越来越缺乏知识分子充满专业和理性意见的发声。
我们的社会似乎少了些什么。
媒体层面，自媒体等新兴媒介形式大量出现，微博，公众号，贴吧······
网络时代，似乎人人都已经有了麦克风，但是社会并没有变得多元化，群体性失言现象大量出现，新媒体的出现反而加深了这个世界的偏见和狭隘。
理论再述
美国学者李普曼认为, 由于现代社会的巨大化和复杂化，我们囿于自身的能力，不可能与整个外界环境和众多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在我们无法亲身去涉足的领域，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
如此，人的行为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为了对新闻机构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拟态环境”是传媒在人与现实之间插入的信息环境 。它并非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再现 , 而是经过传播媒体重新结构化 (如摄像、采访、编辑)向人们提供的模拟环境。
人们往往忽略媒体的这种选择和重新加工 , 把这种 “拟态环境”当成真实的客观现实环境而接受, 并以此做出行为反应。
陈航在《新媒体与拟态环境》中指出，拟态环境理论的核心在于, 人们所接受的 “拟态环境 ” 虽然是模拟的 , 非绝对真实的 , 但他们所做出的行为反应却是现实的 , 绝对真实的。 “在社会生活的层面 , 所谓的“人对他的环境的调整”，不过是通过虚拟的媒介进行的”, “只要我们认定了图景是真实的 , 我们就会把它当成环境本身。”
因此,由媒体所加工的“拟态环境”对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有着重大影响。
具体分析
而当代中国，现代世界，我们在媒体所呈现的拟态环境中，所看到的是什么？
群体性的失言，不同意见的声音的沉默。
城市夹缝中的农民工，真正为他们说话的声音依然太少，四处奔波，保持缄默。
中国巨大的同性恋群体依然被视而不见，同性恋报道依然是一些媒体报道的禁区。
知识分子理性的意见，渐渐被反智主义的声音淹没，当个别的专家、教授的形象的坍塌，被媒体大肆报道，别有居心之人趁机以偏概全，大批知识分子终于沦为“砖家”和“叫兽”。在知识无用论、反智主义盛行下，知识分子也开始沉默。
在某些媒体遗忘社会责任，一味追求热点，忘记对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人文关怀之后；在键盘侠狂喷少数劣迹斑斑的专家教授之后，以偏概全，终于把公知变成贬义词之后。
边缘阶层、知识分子终于失言，这是谁的胜利？
拟态环境的引导应当求真，追求理性
事实上，许多反智主义的源头正来源于媒体所呈现的拟态环境，大众以媒介反应的信息为客观事实，形成自己反智主义的观点，使拟态环境变为真实环境。
美国有一部几乎在全世界都家喻户晓的热门美剧，《生活大爆炸》。
剧中主要讲述了一群科学家的相关故事，剧中的科学家都是高学历出身，霍华德毕业于麻省理工，谢尔顿和莱纳德以及拉杰什都毕业于加州理工。
物理博士莱纳德因为成绩太好，从小受到同学的欺凌，性格里充满自卑。长大后遇到一个十分漂亮的餐厅服务员，死缠烂打，终于把人追到手，身边的人都觉得，身材矮小的莱纳德怎么能配得上美女彭妮呢？彭妮有那么多英俊帅气的前男友，连他的爸爸也问他，“你到底是凭什么追到人家的？”
天才物理学家谢尔顿，则被表现为一个情商低智商高的偏执狂，对人刻薄，满脑奇思妙想。
而这样的一种人物设定，”学霸是个只知学习的呆子，没有交际能力“，在美国大众文化的设定中极为普遍，无论是《老友记》中的罗斯，还是《摩登家庭》中的学霸小女儿，无不是这种形象的体现。
而当美国影视媒介，大量在描绘这样一种“学霸没朋友，学渣受欢迎”的拟态环境的时候，美国大众以此为客观事实，拟态环境开始变为真实环境。
于是，用功学习的学生被认为是呆子，往往是班上同学疏远的对象（华裔学生尤为明显）。学习不好的学生才能交际能力强，受人欢迎。交际能力与学历高低、学习好坏产生了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实际上，美国原本对于知识分子、对于爱学习的人并不是这样的态度。
美国原本是一个相当重视知识分子，认可“学霸”的社会。恰恰由于美国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和保护，二战前后大量知识分子去往美国，这其中既包括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也包括冯卡门、爱因斯坦等一大批杰出知识分子。其中，冯卡门还向来以交际圈广，浪荡公子的名号流传在美国社交圈。
但是当媒体在营造“学霸没朋友，学渣受欢迎”的拟态环境的时候，大众开始以这种个别人身上存在的刻板印象概括整个科学家群体，拟态环境造成了现实世界的改变。
“学霸没朋友，学渣受欢迎”这种思想已然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大主流群体的普遍观点，实际上也是美国知识分子对于庸众一种集体性压力的沉默，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下层民众对于阶级固化、贫富差距不满情绪的释放。
而实际上，反观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的沉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一些媒体所营造的这种带有强烈主观性、片面性、扭曲性的拟态环境所带来的。
有社会责任感的好媒体，应当在信息选择加工中，注重求真，追求理性，力求受众对于新闻事实的真实把握。
但是，实际上很多媒体的报道，片面注重热点和新奇，忽视了受众是否会在脑海中形成一些畸形的拟态环境。
我国的蟾蜍一般在三四月份产卵，所以到了五月份前后，假如温度湿度适宜，成千上万只刚孵化的蟾蜍都会浩浩荡荡地从水田池塘往岸上树林迁徙，极为壮观。这种新奇现象，新闻媒体其实经常报道，记者却往往揣着明白装糊涂，在镜头面前装傻：“哇！好神秘好可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最后，再在请专家出来解释其实这是一种自然现象……
2008年5月8日，四川绵竹就有这样一篇蟾蜍迁徙的报道，当时一些村民认为会有不好的事情出现，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报道里，最后再次请专家出来说，不必担心，正常现象。
可那一年正是2008年，报道发出四天后512大地震发生了。
一下子就有许多人质问动物大量迁移这种异象，为何没有引起地震专家的重视，及时做出地震预报，是不是尸餐素位，玩忽职守？甚至嘲笑说“养专家不如养蛤蟆”。
其实，20世纪70年代，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曾经发起过关于动物异常反应与地震的研究，结果是“没有找到二者间可信的联系”。事实上，很多动物在地震来临时的异常表现，不过是一种对震动的惊惧反应。很多大地震来临之前，会有多次规模很小的前震，这些频繁发生的前震可能惊扰了那些对震动敏感的动物。
但是，动物行为异常是地震发生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动物行为可能跟地震有相关性，但未必具备因果性。而我们需要承认这些现象跟地震的关联，但是更要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协助地震预报。更何况，轻易公布地震预测，容易引起不必要恐慌和不可估量的损失。
而且实际上，世界上截至目前唯一一次没有争议、具有科学意义和社会效益的成功预报只有辽宁海城里氏7.3级地震。这次成功的预报，是建立在对频繁发生的前震的监测上，而不是后来流传甚广的动物异常行为报告。
类似这样的事件还有很多，某些媒体片面注重新奇和热点，而忽略对新闻事实的全面的、理性的报道。
部分真实是真实吗？只说贼被打，打得多痛多惨，却不说他是因为当贼被打，这是真实吗？
对于关键真实的选择性忽略，只会导致误解和分歧，促使拟态环境的畸形和变异。
部分的真实，不是真正的真实。
新闻追求真实和理性，不应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当是以受众（人民）为中心，多想想我的表达能不能让大家完整准确理解这个事实。
力求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全面的，有逻辑的呈现新闻事实，不要以一个粗暴的结论就结束报道。为什么新闻报道在“不必担心，正常现象”的一句话里就结束呢，其中的因果关系为什么不向大家完整阐述出来呢？
真正要去追求真实，恐怕还应当去继续进行这个问题的完整逻辑推导，向公众指出，动物行为异常是地震发生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我们应当合理相信专家的意见。力求全面的、理性的展现事实，积极肩负媒体的社会责任。
正如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所言，“新闻记者应该是耐心无畏的科学人士，努力探求世界的真相；好的报道需要实践最高的科学品质”。在李普曼看来，治疗新闻业的药方是科学，新闻业要向专业化发展就必须重视新闻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其实也就是求真和追求理性。
媒体假如一味宣传刻板印象，追求新奇和刺激，而忽视追求真实和理性，只给你一时的刺激，给你虚浮的想象和情绪的发泄，让你在你头脑中虚幻畸形的拟态环境里自生自灭，永世不得超生。那和致人迷幻的毒品又有什么区别？
促进和谐社会发展，媒体拟态环境的引导，应当求真，追求理性。
拟态环境引导应当注重多元化，为人民发声
李普曼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一直在探讨新闻与真理的关系，他提出“现代人与客观信息隔绝”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拟态环境或者说信息环境，是传播媒介选择加工、重新结构化向大众展现的，它并不是一个镜子般的再现。
而当这个信息选择加工的过程中，过度重视意见的统一，而忽略不同群体，尤其是边缘群体的声音，那这就是社会的悲哀和时代的不幸。
我们的新闻应该报道什么，我们的镜头应该展现什么？
毛主席说得很透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意见，引导群众自求解放”，更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群体性失言，正是因为媒体引导的拟态环境里，信息选择的不全面，忽略边缘群体的声音，忽略不同的意见和观点。
正如前文所举出的汶川地震预测的例子，媒体对于大量蟾蜍迁移的报道，并没有完整阐述其中的逻辑因果关系，以一句粗暴的结论，“不必担心，正常现象”结尾，根本不关心受众头脑中是否产生了正确的拟态环境，这更是对广大人民的忽略。
这也就导致了事后，民众对于专家的无理指责和攻击，专家迫于群体性压力，陷入失言状态。
新闻传播本就是一门选择信息的艺术，媒体要在拟态环境的引导中注重多元化，牢记自己作为人民喉舌的使命，为人民发声，关注边缘群体，多听一听不一样的声音。
然而我们的某些媒体和官员，关心的不是为人民发声，而是如何治理人民。
2010年，中国两会期间，继一位政协委员提案关闭所有社会网吧后，又有一位人大代表建议给电脑、手机都装上监控软件，其理由是互联网、手机短信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网民滥用舆论监督宣泄个人情感，误导社会，网络文化病态化、庸俗化发展扰乱社会秩序。这种建议违背了公民的言论与通信自由，且与今天社会的发展悖逆。
互联网监督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对监督与批评政府，保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进步，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事实也证明，网上揭发出的那些贪腐滥权官员，最后都是事出有因，查有实据。即使那些看来是低俗的言论，只要在法律的范围内，就只是个人道德问题。如果承认基本的个人权利，包括每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就得承认社会是多元的，不可能要求所有人的道德都是一样。相较于批评的自由，这是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是免于权力干涉的自由。
不可否认，网上有些言论越过了法律的界限，侵犯了他人的自由，这完全可以诉诸法律，但却不能因为要防止不良言论，就将一切人都监控起来。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仅是人人不敢说话，甚至连个人隐私也会荡然无存。一个连个人隐私都无法保障、透明得像玻璃缸的社会，可能是整齐划一的生活模式，但绝对不会是幸福的生活模式。
颇有意味的是，许多政府官员是欢迎网络监督的，也反对关闭社会网吧，如北京市副市长就反对此建议。这与其说表现出开明的态度，不如说表现出对现代法治的理解，反而是个别来自企事业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仿佛没弄清自己的职分是什么，不是为民说话，而是关心如何治民。（根据网络新闻整理）
福柯指出，话语即权力。
而媒体作为人民的喉舌，就有这个责任去维护人民的权利。
同时，人民本就是由不同的群体构成的。
我们应该去关心不同群体的话语权和利益，力求全面的选择信息，为社会不同群体提供话语权，不给任何群体以特权，使人们确立“差异意识”，引导一种多元化的拟态环境，真正建立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
拟态环境的出现，就是因为媒体对于信息的组织和选择，以及个体的差异。
那么我们就应该正视这一事实，承认现实世界的参差多态。
正如罗素所说，需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多元化的社会才是一个幸福和谐的社会，“各美其美，天下大同”。拟态环境的引导，需要我们去承认差异性，给不同群体一个“各美其美”、表达意见的机会。
我们要去承认社会的差异性，而希望思想言论，甚至互联网都统一一致，变成一个“美好无瑕”的社会，这是我们曾经历过的，那是一场思想和社会的浩劫。群体性的失言，是社会的不幸。
某种程度上，那种思想来自一种意图伦理的冲动，无法接受社会的参差多态。而马克思·韦伯认为，参政必须根据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意图伦理则是指从政者只按照自己的信念、意图行事，不考虑其言论行为的后果）。
拟态环境的引导应该以一种责任伦理去呈现多元化，关注不同群体的话语权，为人民发声。
我们应当怎么看待拟态环境
媒介不仅通过内容影响人的认识和行为，更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的个性。
林雄二郎提出了“电视人”的概念，（电视人指的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与在印刷媒介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的父辈重理性、重视逻辑思维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由于收看电视是在背靠沙发、面向荧屏的狭小空间中进行的，这种封闭、缺乏现实社会互动的环境，使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弱。 ）中野收则在后来提出了“容器人”的概念（容器人注重自我意志的自由，对任何外部强制和权威都不采取认同的态度，但却很容易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也像不断切换镜头的电视画面一样，力图摆脱日常繁琐性的束缚，追求心理空间的移位、物理空间的跳跃。）。
而电视人和容器人的出现，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所呈现的拟态环境。
媒介所呈现的拟态环境是以现实为基础，重新结构化的模拟环境，而受众以为其为客观事实，从而渐渐把拟态环境变为真实环境。
例如彭宇案，本来其实只是个案，但是当媒体大肆报道之后，受众以为其为广泛存在的现实，渐渐的，“见老人摔倒怕被讹”反而成为了社会广泛存在的现象。
我们应当怎么去看待拟态环境？尤其是当有些时候，群体性失言，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在我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不盲目迷信权威，批判理性思考拟态环境。
首先，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表述失实”的时代，（我在我的其他文章也有提及），耶鲁大学校长沙洛维在2016年新生入学演讲提及了美国著名的Kitty被害案，演讲题目是《破除失实表述，学做思想的批判者》。
我在另一篇文章写道，“舆论是反映在民意表层的东西，大家心里真正怎么想的，这个世界真正在发生什么，舆论很多时候反应不出来。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扭曲的，以前的人们了解世界通过舆论，而现在对于我们，舆论是最应该警惕的东西。”而舆论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本文所在探讨的拟态环境，由大家头脑中对于一些事物产生的意见看法而构成的模拟环境。而当下，西方国家从未停止过“和平演变”的步伐，小布尔乔亚们的盲目追捧西方文化，也是因为缺乏对于拟态环境的批判思考。欲求进步，就应直面现实，理性思考拟态环境。
其次，我们不能迷信权威。真正的追求理性，既不是迷信权威，更不是相信什么科学理论。真正的科学，不是什么真理，而是系统的实用理论和方法，是理论的不断怀疑、证伪、修正、升级。
其实，我认为当下知识分子的失言，正是因为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过于热捧，甚至给之特权。
而正如福柯的“权力和话语”理论，知识即话语，话语即权力，只有反对“话语暴政”，呼唤“受压制的知识暴动”，号召边缘性的话语造反，反抗中心话语的压迫结果，才能实现真的民主和平。不迷信知识分子，不崇拜个人或集体权威，并不是反智主义，而恰恰是对他们最大的尊敬，更是一种对于最高等智慧的探求。
老子不尚贤，他说：“不尚贤， 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其实老子在这里就是一种对于最高等智慧的探求，怀疑理性本身的局限性，而西方现代哲学，尼采、柏格森、海德格尔……….无一不在反思对理智的迷信。
另外，根据我自己有限的阅读，无论古今中外，真正的愚民、反智者，从来不会说反智愚民，他们都是一味宣传“仁义礼智”的。比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统一思想，实质上就是不让别人思想。
汉娜·阿伦特曾经对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理论进行了分析，她指出，种族主义建立在一整套理性和逻辑上，“这套逻辑将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解释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并且它有一个自己要去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任意的改造。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封闭逻辑体系，在很多人眼里，往往就是完美的学说、理论、计划。宣传部门拟态环境的引导就会将其称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文革、大跃进，不正是打着理性、科学的幌子的胡来？以上的自以为真理在手的运动，不正是真正反智的吗？
怎么破除群体性失言
最后，再来谈一下怎么破除群体性失言，也是对于全文的一个总结。
首先，媒介拟态环境的引导要求实，追求理性。部分真实不是真实，对于关键真实的选择性忽略，只会导致误解和分歧，促使拟态环境的畸形和变异。
其次，媒介拟态环境的引导要多元化，真正为人民发声。我们要关注不同群体，反对特权群体，关注边缘群体的话语权和利益。以责任伦理去接受这社会的参差不齐，理解群体的差异。
再次，受众要批判的、理性的思考拟态环境，不盲目迷信权威。
最后，媒介应该与政府等其他力量一起力图搭建一个公众领域，与民众进行积极的对话，如哈贝马斯所言，“在这里，人们可以自由地参与、讨论、塑造公共和社会事务”。
后记
此文为我的传播学课堂论文作业，最后在这里谈一下感想吧。
这篇文章，其实对于我有点艰难。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时间，从开始准备到最后写完，大约花了将近一个月，这个时间在我的写稿经历上真的算是很少见的了，因为我一般不太喜欢亏欠这种感觉，所以一般不太会拖稿。
但是这篇文章我一开始准备就有了好几个选题，后来才决定写这个群体性失言。写的时候，也是因为各种事情，写写停停。
写这个话题，是因为有次和一师兄聊天，渐渐聊到了某些领域，知识分子失言的现象，比如韩寒在2011年的一次采访中说，不觉得杂文是作品，不想再对公众事件发表意见（大意如此，原话忘了），北大才子余杰也渐渐淡出了中国社会，锵锵三人行禁播，余世存，梁文道甚至是方舟子，都几乎很少再能在媒体上看见他们，看见他们的言论。
媒体上，所看到的都是对于知识分子的负面报道，公知人人喊打，教授总是与残害学生相联系。但是那些知识分子毕竟只是少数，渐渐的，公众对于知识分子有了偏见，知识分子失言。然后，是一些边缘群体的失言，其实同性恋问题一直都是官方有点逃避的问题，王小波和李银河八十年代做这方面调查研究的时候，同性恋被视作精神病，官方也不支持，后来湖南台马东的《有话好说》也因为同性恋问题被禁播。平心而论，中国的同性恋问题这几年得以了很大的关注和改善，但是依然还属于边缘群体。
第二是纠结，要纠结的东西有很多。首先，最大的纠结就是毕竟这是一篇传播学论文，而且老师已经明确告诉我，用一个事例仔细明白阐述清楚一个传播原理，但是我写一写就总想以阐述群体性失言这一现象为中心，出现的原因，怎么解决。
行文之中，细心的读者也许可以发现其中的纠结错乱。一会是论文式的理论分析阐述，一会又是杂文式的抒情议论，确实有些支离破碎，而且严重偏离了论文的体裁，给各位阅读造成了困扰，向老师和读者抱歉。
其次，纠结在于，其实我对之间的知识分子失言是最感兴趣的，写这篇文章也是源于此。但是我后来想写大一点，力求把不局限于某一个别群体，我自己都说要多元，那肯定文章写作也要关注一下不同的群体。但是，实际上我对其他边缘群体的了解并不算多，所以文中的农名工、同性恋，只是一笔带过。这也导致了本文某种程度上，有点散乱，很多地方挖的不够深，因为确实我给自己树立了太多“敌人”，哈哈。深度就缺乏一些，有点泛泛而谈。
然后，我才要说，真正想说，但是在论文里不能说，纯粹是表达个人观点的话，就是对于知识分子失言的讨论，和一些个人的看法。
我永远“无知”，所以我永远“无畏”。
窦文涛说过这么一段话，不少人只了解电视上的我，其实生活里的我大家并不知道，生活中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平常自己是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看新闻，只是为了工作才会看一看，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比较自闭的人。在节目中观众可能觉得我胆子大，敢说话，是因为我这个人政治觉悟很低，也不懂得什么分寸，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很窄，只跟几个比较好的朋友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因为无知者无畏，所以观众觉得这人胆子大。因为政治上幼稚，我曾犯过严重的错误。我告诉你，我还是一个性情反复无常的小人，我今天说的话明天有可能就改变了想法，所以我只能说前面到现在的想法，明天说不定就变了。当然我还是一个中国人，准确地说是一个大陆人。
我觉得很多知识分子的失言，在于他们自己的问题。有些学者总是会说，读书越多越害怕越心虚，越不敢说话，又说“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问题在于，太多学者坐冷板凳上瘾了，还不允许其他学者脱离坐冷板凳的群体，嗤笑“易中天，于丹”之流盲目迎合市场和大众，然后自己继续待在象牙塔，写文章只是为了工作，为了职称。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责任感，当言则言，要有勇气，杨继盛死谏严嵩的那种魄力。害怕出错，害怕出洋相，恐怕只是抱残守缺。一个人不向未知疆域去探索，永远畏手畏脚，害怕出错，恐怕走不出多大的世界。
一个人，只有敢于出错，敢于及时改错，才能进步的最快。但是，同时，社会以及公民也应该做到我上文提到的，不迷信权威，不尚贤，大家互相平等，大家出错都很正常，不要求知识分子每一篇言论都刺得准，那是技术问题，练多了自然技术会变好。
之前看蹡蹡三人行，看到张召忠讲的一个例子。说是印尼海啸的一个例子，英国小女孩成功根据课堂上学到的地理知识预测海啸，救了几百人。但是那其实也是英国科学家积极向民众普及灾难知识的结果。一方面，专家有问题。在中国，院士其实在规定里也有向民众普及知识的职责，但是没几个人去执行。
另一方面，民众也有问题。当前，其实反智主义还是很兴盛，各种读书无用论，专家无用论，充斥着社会各处。
加缪说：“我们很少信任比我们好的人，这可太真实了。我们宁肯避免与他们往来。相反，最为经常的是我们对和我们相似，和我们有着共同弱点的人袒露心迹。其实，我们并不希望改掉我们的弱点，也不希望变得更好，只是希望受到怜悯和鼓励罢了。”
某种程度上，这种反智主义，源于一些群体渴望被理解而不能被理解的无奈。
所以说到底，还是因为群体之间的不能被理解的痛苦，假如我们放下偏见，可以坐下来，看看彼此存在的差异，互相欣赏该有多好。
突然间明白了列侬的imagine为何如此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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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 ✎蒋浩天
本期编辑 ✎ 孙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