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气”与抗争政治》——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之演变逻辑

读《“气”与抗争政治》[1]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之演变逻辑

在中国似已陷入“尺蠖效应”[2]泥潭的当下，乡村问题是社会结构断裂的最重要的映射之一。面对这样的困境，拥有一个基于本土情势的观察视角至关重要。而该书跳出了以往抗争政治研究的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义对立的西方传统分析模式，从而给了读者较为浓厚的中国文化体味。

如同初高中时做平面几何的奥赛题往往需要先证明引理一样，我们需要对中国“气”先做一个简要的了解，随后再分析问题的论证逻辑与思考。

独特的中国“气”

（一）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气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志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勿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诸子经典中关于“气”的论述体现了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气”被认为是人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尊严的表征，并且具有某种准伦理性。

（二）日常生活中的气

孔子曾有一段著名的话：“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荀子也说：“凡用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荀子·修身篇》）。儒家文化大量的对“气”的相关论述，给传统中国社会定下了一个“养气”与“治血气”的基调。

所谓的“养”与“治”，在儒家文化的暗示下往往和“忍”联系在了一起。民谚中“争气不如忍气”就是很好的反映。加之乡土社会的封闭性与不流动性导致的社会关系的长期性，使传统社会的人际交往更加强调“忍”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了乡土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面——“以忍御气”。

但在泛道德化的传统中国，对“忍”的强调会直接引出这样一个推论，即归属于自己的正当利益会变的不稳定与模糊，这就使外界对个人的“气”存在一个加压的空间。当加压至一定限度，即所谓“给脸不要脸”的时候，当自己的尊严不被承认的时候，这种气就要迸发。这就形成了乡土传统中的另外一面——“以气立人”。

以上也反映了中国人行事的特有逻辑，即：以退为进、底线抗争、绝地反击。

（三）抗争政治中的气

抗争政治中的气由于加入了地理环境、关系交互的因素，从而使这一层面的“气”具有了地方性、进攻性甚至伦理性。[3]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民谚就是这种变化的写照。

（四）气在现代中国的变化

在封建帝制的等级制度以及文化上礼治秩序的抑制下，农民实际上是承认某种社会等级的。共产党革命胜利后颠覆了乡村内部以宗法为主的等级社会结构，这就使农民作为人的种属尊严中的均平思想得到大幅的上升，从而使“气”的内涵有了一些变化。

与此同时，革命胜利后导致士绅阶层逐渐土崩瓦解，社会结构从三层变成为两层，使民众直接面对国家。更为有趣的是，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种以革命伦理为核心的新德治。“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精神成为了新德治的基本特点。以上两个因素就让民众与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气”更容易被加压。

（五）小结

虽然现代社会使“气”的发生机制产生了一些变化，但其本质仍旧是中国人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一种原动力。

[1] 抗争政治分为三种类型：依法抗争、群体性事件、反叛。而反叛在中国几乎不可能出现，所以该书并未涉及。

[2]“尺蠖效应”是指中国社会这种无论政策如何调整，人民的福利与自由皆不可得的怪状。

[3] 关于伦理性产生的演变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乡村社会问题产生及稳定问题的演变逻辑

（一）乡村社会问题的产生

一九七九年的春天在中国产生了不少圈圈，但圈圈实际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奇妙功效。这一点被《喜羊羊与灰太狼》里的先知所发现，所以他经常喜欢“画个圈圈诅咒你”。中国社会的不少现状需要我们拉开视野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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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中国科层体制

 为了能够把握改革开放的重大时机，推行渐进的市场转型，国家必须拥有很强的市场建设能力。这就要求能够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市场动员体制，在这种市场动员体制的催化下，国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科层制。

韦伯有过关于科层制的经典理解，根据他的理解，科层制主要有三方面的特征：科层内严格按照规则办事；科层内的官员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科层等级建立在法理权威的基础上。而中国的科层制在体制构建的大局的影响下只满足了后两个特征。加之改革开放后在政治集权的同时实施的经济分权[4]，以及人情与关系在中国社会运转中的作用，中国特色的科层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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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避免的效率倾向的逻辑链条

虽然中国改革之初确定的基本发展方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既然效率优先，经济指标将必然的成为官员考核的重要参数，一旦经济指标成为官员考核的重要参数，许多官员将只会聚焦于效率而忽视了公平。一旦公平被忽视，政府官员将基于效率与某些市场经营主体结成经济同盟，从而使政府职能发生错位。国家职能一旦发生错位，将会促进权钱结合，导致寻租现象的泛滥。而一旦权钱结合、寻租泛滥成为常态的模式，将会导致特殊利益集团的产生。而特殊利益集团一旦产生，就会导致社会阶层的失衡并在其重复的作用下逐渐定型。而社会阶层的失衡定型化后，社会认同会逐渐迷失，以至于形成“我们”与“他们”的观念。在社会认同迷失的背景下，利益表达将会扭曲。这体现在制度化的利益表达组织、合法化的利益表达渠道甚至理性化的利益妥协方式的缺乏上。[5]一旦利益表达的机制扭曲，人们，尤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下的农民，就会产生自己没有被承认的感觉，加之现实的利益需求，社会矛盾与问题便被突出。

这样的逻辑看起来一气呵成，让人酣畅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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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改革后的新危机  

分税制改革虽然深刻改变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收入再分配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对经济增长的硬性指标做出一些改变，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必须采取其他方式介入市场，从而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市场主体地位。

分税制改革后的地方政府创收的重要手段就是土地征收后的高价买卖。土地问题是涉及农民生存权的根本问题，但在“公共利益”泛化的风潮下，再根据上述的逻辑链条的演变，分税制改革后的危机看起来比以往会更加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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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团结的政治学

中国作为一个地大物博，多民族杂居的国家，如何稳定团结必然是一个置于重要地位的课题。在社会转型阶段，其重要性尤为彰显。根据科层体制的惯性，安定团结的首要任务与压力就落在了基层政府身上。但实际上，如前所述，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是由上至下的，基层政府并没有能力与资源去根本解决一些问题。但是科层制的惯常运作模式就是施以严格的稳定考核指标，这就会让基层政府的手段变异且单一，并且心态越来越不从容。这无异于是对抗争政治的“气”的加压。

[4] 钱颖一等认为中国的计划体制内一直存在多层次和多地区的管理，中国1979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形成的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

[5] 个人认为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制度这么简单，换句话说我们要思考为什么制度没有建设起来。我们看资本主义最昌盛的欧洲，即便他们极尽剥削之道，但那些资本家也是会理性妥协的——至少，在欧洲，劳工三权不是残缺的。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我们很少看见中国资本家理性的妥协，而一旦权钱结合成为权贵资本主义后，理性的妥协将变的更为困难。

（二）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的演变逻辑

当一些影响到农民生存利益的情势发生后，农民不得不面对生存环境的压力，便由此产生利益的需求，这就产生了“气”的凝聚——为了生存与尊严去进行社会行动。但是，在社会运动刚开始时，参与行动的农民通过各种渠道发现了让其感觉不公平或者不被承认的事件，便产生了“道德震撼”[6]，以促使“气”由凝聚转变为释放。但此时的“气”还是比较松散的，往往是以个人为单位，真正具有一定规模的抗争行动往往需要草根领袖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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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抗争中草根领袖的产生与其作用机制的逻辑

乡村社会的人员组成并不仅仅是普通的农民，在乡村中往往存在着一些对政治具有较大兴趣或者曾经和政治有过纠缠的人，这类人和乡村知识分子一起组成了第一类草根领袖。而乡村中个别能力较强，条件较好的人在抗争政治中往往会“脱颖而出”，成为第二类草根领袖。第二类草根领袖与第一类相比，因为个人经历的不同，在政治担当的伸缩性上有一定的差别。但这两类草根领袖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抗争行动的中流砥柱。

在乡村的生存遭遇中，草根领袖在自己利益的私心和为公众谋福利的公心的混合作用下，通过一定的动员手段和集资的方式[7]来领导抗争行动并在国家信访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制度激励下开始了抗争历程。随着抗争的深入，草根领袖在群众中形成了广泛的声誉。这种声誉会带来两种效果，其一，是使草根领袖产生了自我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会一定程度上坚定其抗争的决心；其二，形成了一种非制度约束。如果这时候草根领袖因为各种原因退出抗争行动，在流动性不强的乡村社会往往会背上一种骂名。

随着抗争行动规模的扩大，便形成了草根行动共同体。草根行动共同体在内部一定的组织架构下，形成了共同体内部的认同。于是乎，就产生了“取信结构”[8]来对抗争行动的动力进行再生产。

因为有草根领袖的领导，共同体成员的风险就会降低。而政府基于“众怒”，不会轻易的对草根领袖进行过分的打压，所以共同体本身对草根领袖又是某种意义上的保护。就这样抗争行动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中被推动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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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的策略

社会结构二分使民众直接面对国家，这就导致了许多问题都会被附上政治敏感性。那么草根领袖在领导抗争行动时，就必须特别注意“踩线不越线”的操作。只有踩线，才能最大程度的将自己的问题“问题化”，促使政府以解决。而只有不越线，才能使自己尽可能的免受无端的刑事追诉。

无论采取何种救济方式或者抗争模式，都必须构建一个合法性话语。这个话语就是“清官—贪官”对位法和中央与地方的二分法，即中央政府的决策是正确并且有利于民众的，而腐败的地方政府官员扭曲政策，侵害百姓。无论这种话语是政治信念还是政治策略，在抗争行动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合法性话语构建完成后，就要考虑救济的路径。但究竟是采取司法救济还是非司法救济，非常重要的取舍标准是实用性[9]。信访救济最大的好处是更有利于突破关系网的束缚，增强裁定的相对独立性。并且在救济范围、救济力度、执行程度和调解合法性[10]上都胜于诉讼。而且我国司法并没有充分的自由，“诉讼的政治学”[11]大行其道，诉讼对于农民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具体的路径选择，往往是根据成本的计算以及时势的情况去选择。

当然，抗争行动也会采取“示之以众”、“示之以弱”、“示之以异”的情感动员法来完成情理法的交织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依法抗争模式。

[6] “道德震撼”由美国学者Jasper提出。它指的是社会运动刚开始时，未曾料想的事件发生或未曾料想的信息被公布，引起了人们的道德愤怒，从而使其倾向于参加集体行动，无论是否有人对他们进行动员。

[7] 中国农民的抗争行动往往会得到群众的高度认同感，即便有些人不敢参加行动，但是拿出些许资金来支持还是不难做到的。

[8] “取信结构”指一些与主流社会相抗的观念或者信仰持有者为了坚守自己的观念或者信仰，会与那些具有相同或者相似观念或者信仰的人结成共同体，相互鼓励，以抵抗主流社会的压力。

[9] 不少人认为农民选择信访救济是其法制意识淡薄的表现，这显然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

[10]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信访制度会在某种程度上干扰法制的建设。

[11] 地方关系网神通广大，无所不在。立案、诉讼、执行，“规范性救济”机制必经的三个阶段都被政治化、社会化和情境化了。不仅如此，其还抹去了“外部性救济”和“内部性救济”的界限。

群体性事件的产生

（一）“气场”的概念

“气”是中国人追求承认和尊严、抗拒蔑视和侮辱的情感驱动。在草根领袖能够引导、调控、升华的情况下，“气”不会盲目的扩散。但当缺乏主导行动者时，未组织化的群众为了发泄不满，相互激荡而形成的一种的情感氛围。这种氛围就被称为“气场”。

（二）“气场”的激发逻辑

缺少利益诉求机制的中国社会在社会大转型中的结构性利益失衡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官民对立情绪。这时候，如果再出现了“道德震撼”的事件去GANK一波群众的心态，将会加速“气”的激荡。随着事件信息的传播，群众的“气”便被加压。如果这时候政府处置失当，群众之前还算理性的对利益的诉求会因不被承认感而转化成单纯的泄愤。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情境动员”，在内部继续催生“气”的激荡。这时候政府只要再造成一点零星的火花，必将会产生大规模的骚乱。

政府侧的反思

(一）矛盾的信访体制

虽然信访体制的初衷是能够下情上达，让上级政府能够了解民间的问题。但同时具有“一票否决”官员政绩的稳定指标成为了信访体制最为矛盾的地方。地方官员创造的各种“截访”与“劫访”，使群众在寻求救济的过程中，“气”还在不断的被加压，最后很容易导致“人活一口气”的决绝。

事实上，这种运动式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能根本改变现状，没有制度化的利益诉求机制，具体的实践中总是会衍生出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

（二）不稳定的幻象

政府方面总是认为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不稳定因子，固执的强调静态的稳定。可事实上，社会的稳定往往是动态的。当今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不稳定，而是在加速走向溃败[12]。让人担忧的是，不稳定的幻象往往会遮蔽我们发现溃败的双眼，长此以往，将会积重难返。

[12] 详情可参考孙立平教授的《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后记

治国理政向来是极其复杂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去思考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哪些是生理性问题，哪些是病理性问题。如果一昧的乱下药，无异于饮鸩止渴。行至此处，突然回想起一位老师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世界人权宣言》是中华民族的清醒剂和解毒剂。

在向来缺乏制度想象力的中国，我们真的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

作者简介

王郁茗，西南政法大学2015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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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吴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