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无可选：台湾内部的身份撕裂是如何造成的

原文作者：郑鸿生  | 自由作家

原载于《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已经揭晓。但事实上，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胜出，不可否认的是，省籍问题仍然像幽灵一样影响着政局的发展。省籍问题为何在台湾构成问题？台湾内部为何会出现如此深的身份撕裂？本文对台湾与香港被殖民经验入手，从英日两国作为宗主国不同的现代化路径提供的殖民方式、不同的殖民教育政策带来的汉语传承问题、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梳理与比较，指出，台湾的身份撕裂是被殖民的历史产物，日据经验使本省人形成了极强的悲情感觉结构，战后由于未能解决后殖民问题，战后新生代心中一直埋着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文化优越感与自卑感的心理裂痕。文章原载《人间思想第六辑：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人间出版社），感谢作者授权。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关于东亚被殖民经验的一些思考

──香港与台湾被殖民经验的异同

香港与台湾这两地区都是中国在近代殖民帝国强大的武力侵略下，以中国的一小部分被长期割让的，香港被割让一百五十多年，台湾被割让五十年。两个地区都在割让期间被殖民帝国现代化了，又在新中国复兴过程中的不同时间点回归母国，然而两者的经历却又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在人口与土地方面，台湾够大到成为日本经济榨取的殖民地，由米糖输日可见；而香港够小，只能是大英帝国经营东亚的贸易站与前进基地。此外还有下列重要方面：

▍英日两殖民宗主国的不同现代化路径

香港与台湾被不同地位、阶段与性质的帝国所殖民，一个是西方甚至全球现代化先驱的大英帝国，一个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化的日本帝国。因此两地人民经由英日两国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学习到了不同的“帝国之眼”（陈光兴语），用不同的现代视角来看世界。

日本在台湾实行现代化是由上而下强力推行的，不仅上层精英必须屈从，下层庶民也不放过，企图在整个社会进行现代化。英国在香港则重在培养帮它治理的中上层管理精英，庶民只要顺从，大半放任其自求多福。

日本帝国的这种强势作为有个特殊的心理因素，就是它作为后起的现代帝国，学习西方先进帝国，它不甘认输，要做“帝国主义世界的模范生”。相较于英国这个老大帝国又是现代化的祖师爷，日本却是一开始也曾经被强迫开放口岸，并签下不平等条约。而它经由明治维新进行自身体制的变革，跟上了西方现代化的脚步，并以西方帝国主义为学习标竿，终至将自己打造成另一个殖民帝国。

由此来看，日本在其现代化过程中确实有其自主性，然而从它后来的帝国作为却也可看出，它在这过程中也在进行某种心理与精神上的“自我殖民”，由此而产生了对自己过去“落后”状态的羞耻感与自卑感，与追求模范生心态互为表里。这种羞耻感与自卑感在它要对其邻近的亚洲地区进行侵略与殖民时，特别不能忍受这些殖民地社会的“落后”状态，而要对其实施全面的现代化改造。相较而言，老大帝国的英国没有这种心理纠结，它在香港只是在统治一群“落后”子民，一切以维持其统治与帝国全球策略为考虑。

比如1895年乙未之变后没多久，日本人就广设“公学校”（台湾人就读的现代小学），全面实行日语教育，1920年代开始设立台湾人就读的中学校，造就从小开始接受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第一代台湾知识精英。英国人就像在其他殖民地那样，在香港除了培养上层管理精英外，并没如此强势地在中下阶层施行殖民现代化教育。

▍汉语的传承问题

台湾与香港都是汉语的方言地区，在汉语的发展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英两帝国不同的殖民教育政策。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时，台湾的居民主要由闽南和客家这两个汉语族群，加上少数但多样的南岛语族构成；当日本在1945年退出台湾时，还是由这两个语族构成主要部分。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时，香港岛与新界人口稀少，而且还是以讲客家话、围头话等为主的方言语族，后来因历史与地理上的因缘聚会，香港吸收了中国大陆各地移民，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粤语族群，才构成今天的人口状态。

甲午战争之前，台湾的闽南和客家语族各以其方言作为日常生活、读书识字、引经据典及高谈阔论的语言，就是说闽南语和客家话不仅各自作为日常生活语言，还是各自的知识精英用来论述的语言，当然他们与其他汉人社会一样，都使用共同的书写语文──文言文。换言之，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前，闽南语和客家话是各自成套的完整汉语系统。然而日本占领台湾不久就开始以日语实施现代化教育，接受这套教育的新生代台湾人也开始丧失闽南（或客家）母语的论述与书写能力。这一代人不再接受传统汉文学堂教育──这种学堂也因公学校的设立而消失殆尽，转而在新式学校里全面用日语来上课，因此不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能够以母语来读传统经典，日语成了他们主要的现代化论述与书写语言。

台湾由于母语在日据时期的断裂，其论述与书写部分没能跟上现代化的步调，以致在光复之后，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所形成的现代白话中文作为“国语”或“普通话”，就比较容易施行于台湾。以战后新生代为例，我们从小在学习母语的阶段从长辈学到只有日常生活的闽南语，学不到论述书写的文雅闽南语。这是因为接受日本现代化教育的长辈早已失去文雅闽南语的论述书写能力，而只能用日语，李登辉闽南语能力的欠缺就是个鲜明的例证。于是战后六十年下来，国语就成了台湾年轻一代的一种“母语”了，而且其发音还带着南京国民政府江浙口音的深刻影响。然而光复后强制实行的以现代白话中文取代日语的措施，却让当时台湾的知识精英产生了强烈的失语感。当时日语作为敌国的语言，国府会迫不及待地在报刊上禁用，是可理解的。但是当时作为台湾人主要母语的闽南语和客家话如果都保持完整而且与时俱进的话，光复后知识精英在论述语言上的剥夺感或许不至于那般强烈，而遗恨至今。

相对而言，母语的现代化断裂并未发生在香港，英国并未在香港强制推行英语教育，因此各种汉语都有各自的发展空间。原属客家话地区的香港，割让之后成为各方移民的目的地，由于外来人口多方汇聚，原本没有任何一种汉语占据支配地位。根据近年来相关统计，香港居民的原籍母语分布依次为潮州话（闽南语一支）、广府话（粤语一支）、四邑话（粤语一支）、客家话、上海话等等，其中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粤语加起来是最大的方言族群。在与中国内地政治发展脱钩的历史情境下，粤语的一支──广府话，最后取得优势成为香港人的普通话，并且与时俱进成为生活与论述兼备的完整语言，能在现代化的学校课堂上使用裕如。

如前所述，因为英国的殖民教育政策并没有将汉语传承断绝，所以广府话作为通用语言也就能自行转化并跟上现代化的步调，保持着知识精英论述书写语言的地位，虽说英语还是最上层的语言。由于有这个广府话作为上下一体通用语言的条件，香港在九七回归之后，就不会发生台湾光复后整代知识精英的失语问题。由此可见，英日两国不同的殖民政策对港台在母语发展上的差异，对后来的政治发展应该有很大的影响。

从这个比较可以知道，台湾母语传承问题开始于日据时期，而且与日本殖民现代化教育密切相关。台湾在方言母语上有着如此断裂的遭遇，光复后几代人下来现代白话中文的国语就成了新生代的新“母语”了，这是今天的现实状况，因此，在台北太阳花运动的现场，演讲台上与网络上的论述语言都是国语。反观香港，以广府话为基础的香港通用语言一直与时俱进，是占中现场的唯一语言。

▍同化政策、人才培育、新精英阶层与帝国遗产

日本帝国在台湾的基础教育改造是其对台湾施行“去中国化的同化政策”的一环，但台湾各族人口毕竟都还是日本的“次等国民”，各方面都受到不平等的对待。日本直到发起东亚侵略战争才开始在台湾实施皇民化政策，企图改造台湾人能像日本人那样效忠帝国为其死命。相较而言，英国基本上是让香港的中国人基层社会自生自灭，不去强行改造，并无同化政策这样的强势政治作为，也应该没发生要香港中国人效忠大英帝国为其死命之事。然而它却也透过各种类似手段“皇民化”了不少香港高阶精英。即使如此，两地人民作为日本皇民还是大英皇民，世界观是有些不同的。

日本人在台湾虽然由上而下强势地推行基础教育改造，但对于最高层的精英教育却有其特别考虑。日本虽然在台湾设立了台北帝国大学（1928年）──日据时期台湾唯一的大学，但这大学并非为台湾人设的，而是帝国大学系统的一环，面向全日本招生。帝国大学是为培养日本的统治精英而设立的，台北帝大为了配合帝国的南进政策，更是被赋予南洋研究的重责大任，如今台大校园里的椰林大道就是历史的见证，为了将台湾最高学府经营出南洋风味，他们移植了原产古巴的大王椰。

日据时期，除了医科与少数文理科生外，很少台湾人就读台北帝大。在日本殖民教育政策下，提供台湾人中学毕业后继续求学的，就主要是专业技术学校，用来培养殖民统治的技术辅助人员，何况这些专业技术学校还是以招收日本学生为主。在中学校与专业技术学校的衔接上几经变动，最后形成四个专校：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台北商业专门学校、台南工业专门学校与台中农业专门学校；后来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并入台北帝大成为其医学部。此外台北帝大没有法律学部，台湾也没有其他法律专门学校，台湾人想当律师就得去日本就读。从这整个教育体制可以看出，日本帝国并不想培养台湾人的政治管理人才，以及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在全岛整个行政体制里，台湾人只居于中下层单位里的少数。

这个自我管理人才的缺漏在光复时日本行政人员几乎全部撤离之后就引发问题了，“二二八事变”的发生而终至不可收拾，难说与此无关。而我们知道，大英帝国在香港是培养了一批管理精英，港英治理的中、下层公务员就是由这批人担任，九七回归后也是由这批人继续维持香港自我治理的稳定。然而就如近年来香港问题所显示的，这批英国所培养的在地管理精英似乎只能在政治安定的情况下维持治理的稳定，却还是缺乏在乱局中所需的政治领导能力。

乙未之变后，台湾人经由读书科考争取功名之路断绝，然而却出现一条新的现代功名之路。前面提到日本殖民政府由上而下强势进行现代化改造，很多传统的事物一一遭到摧残，其中除了汉文学堂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是中医传统。传统中医的没落与现代医学校的设立是一体两面的事，日本殖民政府亟需培养一批台湾医疗人员来维持社会的健康状态，以遂行其殖民地发展计划。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在1899年即已成立，起先招收台湾人与日本人各半，由于学制衔接问题，开始的几年只能招收公学校毕业生，而且愿意就读的台湾子弟不多，因为当时会接受西医治疗的还是以日本移民为多，并且日本人还不信任台湾人医生。很多新一代抗日志士出自这个时期，像蒋渭水、翁俊明、杜聪明等人。

但随着中医的没落以及台湾人开始接受西医的治疗，这个医学校遂变得热门起来，经过几次重整、扩大与改名之后，在1936年并入台北帝大成为其医学部。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从总督府医学校到台北帝大医学部这一延续的台湾西医培养学校，遂成了台湾人子弟的新功名标竿，直到今天未能稍歇。日据时期很多政治与社会活跃分子都是医生，光复之后当医生继续是台湾子弟的奋斗目标，各个医学院网罗了大半的台湾优秀人才，他们后来也都成为社会贤达，拥有较大的发言权，进而从政。这种畸形的人才分布难免影响到光复后台湾的社会发展，也造成中国传统医药在台湾社会的衰退，这是日本殖民台湾的深远影响。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下则有另一番景象，医生没那么风光，而律师的光圈比台湾亮很多，法治这东西一直被认为是英国留下来的好的殖民遗产。传统中国医药在一般香港人的心目中也比台湾高出许多，四季如何进补都可说得头头是道。

相较于台湾人大半还以传统的“情、理、法”次序为行为准则，香港人因为受到英国法治观念的训练而极为遵守规则，有时甚至会到不知变通的地步。相对而言，日本殖民台湾留下来最沉重的却是那个“帝国荣耀”及其核心武士道精神的允诺与召唤。然而作为次等国民的殖民地人民，尤其是男性，那又是一场虚幻的、自我膨胀的梦幻。当帝国毁灭时，日本男人可以自安于其日本身份，重新来过；可是受到这场梦幻所召唤过的台湾男人却在内心留下了巨大的创伤，这个创伤所衍生的各种心理与精神症候还代代相传，直到今天仍旧阴魂不散。相较于台湾战后的这种扭曲的心理情境，英国人在香港所栽种遗留下来的应该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吧？

▍反抗运动的不同历史与性质

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前，台湾就已经有将近三百年汉人社会的坚实历史，因此从乙未之变的第一天起，台湾就开始了激烈的抗日活动。汉人的武装抗日一直延续到1915年的台南噍吧哖事件（或说西来庵事件），足足有二十年；原住民的武装抗日事件甚至延续到1930年赛德克族的雾社事件。台湾人在武装抗日失败后，新一代知识分子改采现代政治社会运动，例如文化协会、民众党以及各种工人与农民组合，最后是共产党组织的出现。然而这一波现代政治与社会运动也一直遭到日本殖民政府的严厉镇压，尤其在1930年代开始的皇民化时期，所有反抗运动都被压制，最激进的共产党人不是逃到大陆就是悉数入狱。直到日本战败台湾光复，这些人才复出活动，而在“二二八事变”中起了重要作用。换言之，台湾从割让的第一天起就开启了这个抗日的传承，同时也在这抗日运动中塑造了台湾人的身份，在这之前的清代，台湾居民是以各自的族裔来认同的，像泉州人、漳州人、福佬人、客家人、泰雅族、排湾族等等身份。

香港在割让的时候并没有太多人居住，也没听说有任何反抗。现在的香港人是在历史变动中分批移入的，从某方面来说是自愿加入作为英国殖民地居民的，原因有多重，最主要的是为了求得美好生活的单纯经济因素，以及为了躲避大陆上的各种动乱，如太平天国、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共内战、三年饥荒以及文革等。在这历史过程中，相较于台湾居民从抗日运动中产生台湾人的身份认同，香港居民并没有从抗英运动中产生香港人的身份意识。然而香港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大陆移民，它也成为大陆各种政治运动的中继站与庇护所。它首先是兴中会的重要据点与辛亥革命的重要发动地；抗战时期香港尚未沦陷时，它是许多抗日志士的庇护所与转进地；中共建政后，它又成为冷战时期各方势力竞逐与勾心斗角之国际港埠。也就是说，香港社会在一百五十多年来的英国殖民地历史中，与中国大陆的变化息息相关，它的人口组成也一直在变化，直到1970年代以后才在以广府话作为香港普通话的背景下，形成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台湾被日本统治五十年，抗日的最大力量最后集结在左翼的旗下，然而这股力量却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被扑灭殆尽，最有能力承担反思后殖民问题任务的一批人就此消失，直到保钓运动前后才又复苏。而香港曾经作为中国大陆现代化变革的中继站与庇护所，虽然一直有左翼人士存在，但左翼运动主要是在配合或呼应大陆的运动，例如1925年五卅惨案时的省港大罢工，以及呼应文革的1967年香港左派工会斗争。以此观之，香港类似以前上海的租界区，直到1970年代初，才有战后新生代自发的中文法定语文运动与保钓运动。可以说，“台湾人”这个身份在日本殖民初期渐次形成，而“香港人”的身份则主要在1970年代当移民潮渐次稳定之后才最后成形。

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虽然施行特务统治，以白色恐怖手段残害了大半的进步分子，但也带来了不少各方人才，促进了台湾的经济与文化建设，如资委会人员启动的经济发展，中国自由主义者带来的政治启蒙，还有其他文化界人士带来的现代白话中文的文艺成果。他们是台湾战后新生代能够顺利接上现代中国的重要媒介，然而他们在文化上的优越性，在台湾未能解决后殖民问题的情境下，也在战后新生代心中埋下了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文化优越感与自卑感的心理裂痕，加强了日据时期以来本省人的悲情感觉结构；加上在亲美的国民政府的教育体制下，英文取代了日文成为新的上国语言，国语取代日语成为新的论述语言，这种几代相承的文化失语感使这种悲情感觉结构更加坚不可摧，影响到后来台湾人的公众与政治行为。

香港在其发展过程中则不断有大陆人才来来去去，1949年时也如台湾一样收容了不少大陆精英，这批人对战后香港在各方面的繁荣与文化的提升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或许在港英统治下，由于他们不涉及政治力量的分配，并没有像在台湾那样造成裂痕，因而在九七回归前似乎就已相互交融成为香港人了。

▍不同“现代身份”的难题

总的说，传统中国在受到西方现代帝国侵略，被迫进行西方式现代化改造，以其规模之庞大、际遇之多样，就有了多重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台湾被日本帝国从上而下强势施以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改造，香港被大英帝国有选择地、较不强势地施以英国殖民式现代化改造，两地在回归之后确实有着不一样的后殖民情境与任务。而中国大陆若是先不管其局部分殊，整体而言则是自我摸索着一条较为自主的道路，最后由中共的路线取得主导。

不管是哪条路径，这个现代化的过程都造就出一批新的知识与政治精英，接受不同的西方（或西化的日本）理念的灌输与栽培，各自在其社会取得论述主导者的地位。例如接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的台湾的李登辉及其同辈，又如接受港英教育栽培的香港知识与管理精英。这批新型知识与政治精英构成现代化后的新得利者，然而也构成回归后解决后殖民问题的巨大障碍。由于有着不同的现代化路径而产生不同的“现代身份”，当这几个不同身份互相碰撞时就产生了一时难以消解的现代问题。以台湾为例，这些人一方面构成反国民政府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构成台湾分离运动的基础。“二二八事变”除了有国共内战及光复后复出的左翼分子的因素外，也有大陆与台湾不同现代化过程所产生的不同现代身份冲突的因素。这个面向在九七回归后的香港应该也构成了重要的背景。

不同的现代化造就了不同的现代身份，不同的现代“中国身份”“台湾身份”与“香港身份”。光复后来台接收的国府官员与军队是历经辛亥、北伐、抗战的国民党这一系人员，他们的“中国”观念是带着这段历史的现代观，与当时没历经这段过程的台湾知识精英的现代观是有差异的。我们试着想象，如果没有西方与现代化的因素，台湾在1945年的光复或许就像北宋假设真的收复了燕云十六州，或如隋朝统一了长江以南诸国，只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分合，应该不至于会有“二二八事变”那样的惨烈冲突──当然小冲突难免。可以说不同的现代化路径所产生的歧异是“二二八事变”的底层因素，当时双方都没有机会与条件进行心灵与意识的祛殖民工作。九七之后的香港所面临的也有同样的情境，构成今日占中冲突的底层因素。

所以说，作为现代化得利者的知识精英这一阶层是特别麻烦的，他们在被各种现代化方案养成之后，往往以各自的“帝国之眼”──西方帝国的文明世界观，来看待自己社会的传承、下层劳动者、各种“落后”的现象，以及母国整体。例如在台湾“水龙头的故事”自光复之后就一直被分离运动者用来贬抑大陆来台人士；或者以西方社会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民主”来看待自身社会的政治安排；或者对自身社会或第三世界国家都抱着深怕被西方“耻笑”的焦虑不安。这些帝国之眼引起的焦虑不安，在台湾甚为寻常，在香港今天的冲突中也一一具现。

▍小结：终归是中国问题

本文指出台湾作为母国中国的一个边缘地区，被现代帝国殖民之后产生了较为特殊的复杂性，看似台湾的特殊问题。然而在比较香港与台湾被殖民经验的异同，以及台湾光复与香港回归后的种种问题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特殊性也不能过度强调，不能视之为只是台湾的个别问题，或是香港的个别问题，而是中国被割让的边缘地区的共同问题。当然“台湾问题”或“香港问题”基于其不同殖民宗主国与历史过程等因素，有其相对特殊性，但毕竟都是由传统中国社会被殖民与现代化之后产生的问题，所以还是传统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一环，就是说最终还是属于中国的问题，一个在台湾或香港的具体历史情境下呈现出来的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问题。

中国的主体大陆地区虽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其相对自主性，而且为了取得这个自主性曾经历经血迹斑斑的奋斗，牺牲远远超乎台湾，但是就如日本在其现代化中所显现的“自主”与“自我殖民”的双重性格，中国的现代化也不免带着“自我殖民”创伤。这种创伤的一个具体例证就表现在它曾经比日本更强烈地厌恶自己的过去，露出更昭彰的羞耻感与自卑感。

因此台湾、香港与大陆这三地如今所显现的各种问题，就不应只被看作不同历史经验的个别问题，而应是传统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问题，如此就还是要回到中国现代化的整体问题上，更具体的说就是一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如何真正寻回自我的后殖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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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 ✎ 泽宇

本期编辑 ✎ 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