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台湾海峡，有茶树
跨过台湾海峡，有茶树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龙应台
”这次来台，家人给了我一个重要的任务：试着找找在台湾的爷爷。
他是我爷爷的哥哥，当年被国民党抓做壮丁去了台湾，在90年代曾经回乡探过亲，但之后就断了联系，音讯全无，至今不知是死是活。
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经济条件去台湾，只能拼命地讨生活；现在我能去台湾，我的父辈们就想着去找找那个断绝三十年联系的台湾爷爷。
但我本身一开始是不愿意的，因为困难很大，失去联系将近三十年，要去哪里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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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4日，从阿里山坐车直接到嘉义市，到达当地的公安局。
“您好，我是从大陆来，找一个叫做‘江长生’的人，他是我的爷爷，当年被抓来台湾后就住在这里，我们已经三十年没有联系了，您能帮我找找他吗？”
警员听我说完后，连证件都没有查看，就开始打电话帮我查找。
几分钟之后，他面有难色地告诉我说：“信上的地址当年是有的，可这些年由于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这些地方已经不在了。”
“那可以根据新地址找到原来的老地方吗？”
随后警员打电话给一个老局长，凭借他的记忆，我去到已经改了名字的信封上的地址。
先去找地方的主管人吧。
台湾还保留着“乡长”“里长”的称呼，里长大概相当于大陆这边的村长、组长或队长。
里长看起来五六十，家里挂满了各种乡亲送来的牌匾，颇像影视剧中德高望重的长老。
“您好，我是从大陆来，找一个叫做‘江长生’的人，他是我的爷爷，当年被抓来台湾后就住在这里，我们已经三十年没有联系了，您能帮我找找他吗？”
我又把相同的话说了一遍。
于是又是打电话各种联系。
无果。
他让一个年轻人带我走访住附近的老人，看认不认识“江长生”这个名字，转了一圈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个地方一样。
似乎这里没有关于他的记忆，除了信封上的这个地址。
当时下着雨，我背着登山包鞋子早已湿透，又没吃饭，心中一股怨气。
但后来想一想，这是父辈们大概一辈子才会有一次的执念——再见到一次当年和蔼的大伯和年轻的堂弟，几十年之后，在他们已从满头黑发的小伙子到历经生活磨练的中年人。
听从一位大爷的建议，我当晚在那住下。第二天来到嘉义的区公所，区公所相当于大陆这边的政府办事处，户籍管理是在这里的。
“您好，我是从大陆来，找一个叫做‘江长生’的人，他是我的爷爷，当年被抓来台湾后就住在这里，我们已经三十年没有联系了，您能帮我找找他吗？”
这是我说的第三遍同样的话。
办事员是个年轻的女孩子，微笑着对我说：“请问这位叫‘江长生’的先生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还有两个儿子......当年是...”
我把父辈们告诉我的关于“江长生”家里的事情，告诉了这位办事员。
她面带笑容，听完我的叙述后随即开始了查找。
我看着一桌之隔的这些比我大不了几岁姐姐们，在想当她们听到我讲的故事后，会是怎样的感觉？
吃惊？不敢相信？哀叹？或是无动于衷没有任何感觉。
这一代生于台湾，长于台湾的年轻人，他们能够理解祖辈们所经历的炮火、血污、离别、痛苦与哀伤吗？
他们会以怎样的态度看待这段不堪的历史？
正在思索中，她告诉我说：“找到了叫做‘江志龙’的人，他现在不在嘉义，在台北。”
喜出望外，忙说：“可以把他的电话给我吗？”
“这个我们需要打电话征求他的同意。”
我理解，台湾毕竟极为重视保护个人隐私。
一分钟后，办事员把号码抄在一张纸上，递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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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释重负，等到环岛完成后，就可以在台北见面了。
随后搭车去台南，特意坐了很久的公车去到海边。
其实这片海跟其他的海没有任何区别，那天的天气也不好。
它叫：台湾海峡。
在中国人的记忆里，它承载了太多太多。
在一九四九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人“国家”与“时代”的机器里被裹挟着前进，作为齿轮，作为钢刀，作为子弹，作为炮灰，他们失去了自己，失去了一生。
无数个家庭被拆散，无数年轻的妻子亲眼见到丈夫被压上军车，然后一走就是四十年，回来已经两鬓皆白，在苦苦等待之后，猛然发现身边竟然还带着一位富态的中年女人和一个像极了丈夫的年轻人，泪水早已在漫长的等待中流干，她只能强笑着把丈夫和他的妻子、儿子当做客人，以礼相待。
无数位母亲一夜之间忽然不见了儿子的踪影，她们万分焦急四处奔走才得知：自己的儿子被抓去充作壮丁打仗去了。然后每天向上天祈祷着儿子能够平安归来，尊坐在家门口望着村口的方向，日日夜夜，月月年年，直到把眼睛哭瞎，把凳子坐穿，儿子再也没有出现在那条熟悉的路上，直到在无尽的思念中死去，她到死也没想到，那不经意的一面竟是最后一面。
等到儿子终于回来，年轻人成了像母亲一样的老人，离开家乡四十年之后，他跪在母亲的坟前放声大哭，那无法再弥补的思念，早已在岁月无情的撕裂下，永远不会再愈合了。
无数个孩子在某一天就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妈妈，爸爸去哪儿了？”母亲不想让儿子知道真相，只能骗他说：“爸爸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了，很久很久以后才会回来。”孩子信了母亲的话，果然等了很久很久，等到他长成了像父亲一样的大人，等到母亲变成了奶奶一样的老人，有一天一个身材佝偻的老年人出现在他的面前，紧紧抱着他哭道：“儿啊，我是你的爸爸啊！”
那个记忆中英俊挺拔的父亲，变成了这副模样，那消失的四十年像断裂的记忆，一时让他无言。
还有更多的人没有机会重回故土，在几十年这个名叫“台湾”的岛上风雨飘零，四处漂泊，只有在梦中才能与家人团聚，醒来后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只能朝着家的方向，痛哭失声。
时间跨回到几十年前的一九四九，我那位从未谋面的爷爷——长生，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突然被告知两兄弟必须要走一个的时候，他是怎样的感觉？
弟弟——长命，不知他当年面对这个抉择，会是怎样的心情？
最后，还是决定，让长生去当兵，长命留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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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啊长生，不忍心让年幼的弟弟去当兵打仗，你有想过下次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故人凋零沧海桑田吗？
你会想到，这一走，此生就再也没见过你的父亲和母亲吗？
你会想到，你将要去到一个小岛上成家立业，直到耄耋之年才能回乡看上一眼吗？
你会想到，当你得了老年痴呆症之后，每日碎碎念的不是你的儿子，而是那个当年留在家乡始终放心不下的弟弟长命吗？
你会想到，当你临死之时，记得的只有你和弟弟幼时在一起欢快玩耍的画面吗？
你能够想到的，大概只有永远改不掉的乡音和永远忘不掉的父母、弟弟。
长生——长命，生命，父母把对子女最朴实无华的愿望寄托在两个儿子的名字之中——希望你们能在这个不安的年代，安稳地过好这一生。
不知是不是家人的念想，保佑长生躲过子弹、避开炮火，在尸横遍野的年代跨过那一段海峡，来到对岸。
我不知长生到了台湾后，是怎样讨生活的，大概跟那些与他有相同遭遇的人一样，继续当兵、退伍、娶妻、生子，最后拿着十几万台币的“荣民费”“衣锦还乡”。
仅仅这十几万，让他们付出了整个人生。
四十年后，也就是1990年，长生和儿子从台湾转机香港，进入内地，回到家乡。
我不能想象，当长生和长命两兄弟时隔四十年再次见面后，会是怎样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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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的生活，即使过了几十年，长生还是习惯的；但小儿子志龙——也就是现在唯一安在的叔叔，他不喜欢这里，从嘉义的繁华来到大山的深处，没有地方玩，没有电视看，什么都没有。
几个星期后，长生和志龙返回台湾。
台湾——已经成了他们的故乡，不仅是志龙的，也是长生的。
然后，长生和长命就再也没有见面，直到双方都相继去世。
长命是1995年走的，就在我出生的几个月之后，他被埋在家乡的泥土里，那个栽满茶树的山上。每到清明，茶树每一根枝苗都会长出嫩绿的茶叶，芬芳而又清新。
长生在2000年以后走的，后来得了老年痴呆，只记得他的弟弟，连他最思念的家乡地址都忘了，去世后被埋在嘉义，一个佛塔下。
中国人常说，落叶归根，长生最终没有回去，和他父母、弟弟葬在一起。
不知那头，是否有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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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离开家乡后又过了三十年，我从成都飞到台北。
整整七十年，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大陆，再从大陆到台湾。
几近曲折，见到了他的儿子志龙，我叫“叔叔”。
他就是照片里那个高高胖胖的小伙子，头发稀疏了，挺着大肚子，满脸写的都是岁月带给他的沧桑。
“您喝茶吗？这是我从家里带过来的茶叶，黄山最好的就是茶叶。”
志龙叔叔笑着接过去。
但我父亲之前告诉过我说，他不喝茶，当年来了我家之后只喝健力宝汽水。
志龙应该不懂得茶的美妙滋味，他哪里受得了茶的那种苦？
这种苦，长生是懂的，品尝无数的苦之后，他大概最想念的还是家乡茶叶的那种苦。
台湾海峡最窄处仅130公里，最长不过410公里，就这短短几百公里的距离，让两岸分隔六十年，让无数人的血泪流进这湾浅浅的海峡，无数的相思化为尘土被风吹散。
无数的无数，我即使用最深情的文字也写不出它的百万分之一。
这种彻骨的苦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真正懂得。
志龙叔叔对我说：“他(长生爷爷)曾经想要回去找那个当年抓他去台湾的人，但是没有找到。”
我不知那个抓长生去台湾的人是先于他去世还是怎样，我知道的是，即使找到那个人，又能怎样？
他留在大陆，以他的身份，会受到多次政治运动的折磨九死一生；他去了台湾，他会和长生一样，孤苦伶仃无依无靠。
他也是被时代的洪流无可奈何地卷进巨大的漩涡，在那个年代，谁都无法逃脱被支配的命运。
对此，我们该责怪谁？
谁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能回答，在接下来的2019年，我们要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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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又是举国欢庆。
大概又是一片歌舞升平，歌颂赞美。
我只希望，在狂欢过后，还能有人记起这些被历史遗忘的孤儿，因为“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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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以寞，追寻自由，无问西东。
走不出的“语境”，读苏力老师《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本文责编：蒋浩天
本期编辑：杨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