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命运的尽头

彭小莲（1953.6.26～2019.6.19 ）

1996年2月，我从纽约回来，上海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小时候跟妈妈和爸爸走过的淮海路成了金灿灿的街道。夜晚那些灯箱广告，可以和耀眼的纽约街头作比较。密集的法国梧桐树消失了，出租车经过那光秃秃的街面时，开开停停，我们被堵在拥挤的人流和车流之中。喇叭声不断，我感到莫名其妙的心慌，在这灿烂的灯光下我害怕，怕什么？我并不清楚，到处弥漫着陌生的气息，我迷失在自己的城市里。缩进破夹克里，抬起我穿着美国大兵皮鞋的脚，慢慢在寻找楼梯的台阶。我的大头皮鞋没有给我任何自信，一次又一次让我在那里绊倒，我紧紧地拉住满是灰尘的自行车轮子，它依然像我七年前，离开家的时候那样，用链条锁锁着，绑在楼梯的半腰间。我深深地呼吸着，努力在走进家门之前把情绪稳定下来。小楼道，依然弥漫着浓浓的油膩气味，那油腻甚至就渗透在空气中，我可以从呼吸里体会到。

我轻轻地敲着家里的小门。老阿姨穿着洗得发黄的棉毛裤从被窝里爬起来给我开门。像以往一样，她说：“是小妹妹回来了。”她看着我没有一点惊讶，而我却惊讶地打量着她。在看惯了高大的美国人以后，我从来不知道她是这么瘦小，从来不知道她的脸色这么暗淡。她哆哆嗦嗦在我的身后锁上门，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

“阿姨，赶快回去睡呀，不要冻着了。屋子怎么那么冷。”

家，一到夜晚就安静得很，母亲睡得很早，和我走之前一个样子，甚至连鸡毛掸子都还挂在大橱的侧面。唯一的变化是桌上，箱子上，甚至旧冰箱上都盖满了旧报纸和老化的白色塑料纸。家，看上去像一个废品回收站。阿姨说：“上海的灰实在太大，没有工夫天天去擦，就用这些报纸来挡挡灰。”我该说什么，总以为这个家是很温馨的，总以为阔别七年之后，重逢会别有一番激动人心的瞬间。我在肯尼迪机场起飞的时候，都为自己的想象感动了。泪水在眼角转动，我甚至希望自己手上有一把家门的钥匙，轻轻地将它打开，让她们大吃一惊。

是的，我站在这里，站在屋子的小窗口下面，窗外的霓虹灯在不断地闪烁，我看见屋里的旧报纸，破塑料布也在变幻着颜色，像万花筒似的。家，在灯光下变得更加破败了。老阿姨穿上了棉袄，领我走到母亲睡觉的地方。她还是睡在阳台上搭出来的小房间里。白天的时候，那里可以更多地晒到太阳。老阿姨推了推母亲，她从棉被里伸出一只完全变形的手，那手像被人缠过的小脚，手指交织在一起，已经不能伸张和弯曲，骨架全部萎缩了。母亲用那样的一只手向阿姨摇了摇。

“是小妹妹回来了。”老阿姨大声地叫着。

母亲还是摇了摇手，“我不要水，不要了。”

我把手伸过去，握住了母亲的手。那手指像一根僵硬的铁钩子，挂在我的手上。她还在说：“我不要，我说了不要水吗。你们不要来烦我了。我的日子不好过，我疼啊，我的类风湿不会好了。我求求你们……”

“妈妈，是我……回来看你了。”

“走吧，不要来烦我了。这个生活没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几天能活了，让我太平一下啊。”

原来我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成功的形象。让她看看外婆故事里的“穷秀才，寒窗十年，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她很快会嫁给一个有钱人的……”我把博士文凭放在随身背的背包里，准备一进门就亮给她看……可是，她病得这么重，她没有给我这个表演的机会。

就是这样，我还是要说，跟过去比，我们家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年6月28日为父亲召开了平反追悼会。妈妈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说：“那完全是因为陈国栋书记啊，没有他，这个追悼会哪里会开得这么成功。”

“成功”，什么算是“成功”？用这样的措词来形容爸爸的事情准确吗？我害怕面对这样些词组，它与我的生活经验相去太远了。但是，妈妈把这一切都看得很重，虽然爸爸已经不会再知道这些事情了。活着的人所做的一切依然在为死人着想。当时，“胡风问题”已经明朗化，陈沂部长主持的上海宣传部在中央的批准下，同意给爸爸平反。但是，爸爸最后不是在上海去世的，也不是在上海宣传部任职，所以追悼会不适宜在上海进行。妈妈坚决不答应，她说：“郑州有谁认识你父亲，在那里开追悼会有什么影响？你父亲就是在上海被他们整的，凭什么把我们这群孤儿寡女塞到那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去。不行，一定要在上海给你父亲平反。”

她跑去找陈国栋书记。她重新开始为父亲的平反问题奔跑。在整理她的书稿时，我看见厚厚的一本笔记，封面上写着“平反难”。我已经完全丧失像母亲那般的坚强，在这本稿子面前，我犹豫了很久，竟然没有勇气把它打开。我掉过头去，是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也害怕自己的眼泪就那样无力地滚落下来。

我知道在40年代新四军时，爸爸就和陈国栋书记结识了，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再后来，陈书记自己也经历了极“左”路线的迫害，他对爸爸是理解的。妈妈说，是陈书记给我们家，给你父亲最后的支持。他在市委的常委会上就说：“让朱微明，孤儿寡女的跑到郑州去，确实不合适。彭柏山的问题是在上海出的，我们就应该在上海给人家解决。人家受苦受冤快整整30年了。”

1980年6月28日，由陈国栋书记主持的爸爸平反追悼会，在上海龙华火葬场隆重举行。爸爸的朋友，有幸在“文革”中活下来的朋友，王一平伯伯，元化叔叔，陈其五叔叔还有那些上海的胡风分子，都来了。但是，胡风伯伯没有来，当时他还在四川偏远的村子里“保外就医”，他还在判刑之中，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中央最后的认可。

妈妈收到了胡风伯伯的来信，他说，他在遥远的四川乡下也听说了爸爸的事情，因为是住在乡下，赶了很远的路，才能给妈妈发出这一封信，他希望能到上海参加爸爸的平反追悼会。信，写得很短，信封是那种画着很粗糙的图案的那种农民用的。但是，在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后面，凝固着多么沉重的感情啊。可是，妈妈却被这一张薄薄的信纸吓坏了。她完全是一只关在玻璃笼子里的苍蝇，可以看见外面的人在行动，但是她只能作微弱的挣扎，喘息。她已经被所有的“教导”把脑子洗得很干净了。她永远会听见那些低沉、繁复而沉闷的声音，让她作为一个党员，保持原则。她不敢向胡风伯伯发出邀请，她又感到一份歉疚。她，把胡风伯伯的信交到了上海宣传部，由组织作决定。

组织上，上海宣传部不同意胡风到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因为胡风的问题还没有最后定案，上海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的步调。

不知道梅志阿姨是否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她今天看见我写下妈妈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一定会给予谅解的。在那样的年代，人已经被训练成习惯挨打的畜生的时候，谁都不知道怎么做出选择。但是，后来，后来当妈妈病重在床，在最后的日子里，她还会想起这些往事。她非常痛心地跟我说：“我真不该把胡风的信交上去。我是被整怕了。”

将近20年过去了，我在梅志阿姨写的《胡风传》上，看见这样一段描述：

上海方面为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的柏山开追悼会，梅志特地请在上海的朋友们代胡风送一个花圈，以表哀思（后来知道，当时还不允许把他送的花圈放在灵堂里。不过，这消息可没敢告诉他）。

在1979年底的时候，聂绀弩伯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他在病床上听说了爸爸的事情，为此写了一首诗。

挽柏山

山外青山楼外楼，人生禁得几拳头！

《崖边》写了苏区事，莫非反苏错报仇。

冯堂易老老彭难，何不当初美孔颜。

八百岁时一回马，再活八百也等闲。

1980年的夏天，赖少其叔叔亲自用毛笔提写了挽诗，将它悬挂在灵堂里。

悼彭柏山同志

江淮河海曾饮马，扬鞭抽剑斩恶来。

忠良为国遭横祸，清酒一杯祭灵台。

文坛宿将留遗作，繁华织锦辛勤栽。

我向浩天三祝酒，春风吹到百花开。

读着这些诗的时候，说他们还是年轻的豪杰，也许一点都不过份。在字里行间依然洋溢着英武之气。浪漫的老一代，是从血液里面决定了他们的气质，和我们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情调，没有青春感的下一代人相比，我似乎是在自己身上，闻到那种难以描述的死寂的泥土和拜金主义混杂的气息。过去一些时间，过去那些往事，又过去一些年华，接着我们经不起新的诱惑，然后被滞留在岁月的后面。

多少年以后，皮定均伯伯的夫人张烽阿姨在给我们孩子的来信中，还会提到：读着你妈妈写的文章，眼前再次浮现出她凄苦的形象，我又一次情不止禁地老泪涌流，我的大孙子皮虎和外孙在旁边惊奇地看着我，却不敢问为什么。你妈妈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是她经过不懈的努力，才为你爸爸争得了公正的待遇。不是像这样的妻子，光靠你们几个儿女是不行的……在你们家长期遭遇不幸中，我们很歉疚地无能为力，由于距离较远，经济上也没有及时给予接济，这也是我流泪的内心原因。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在回信中也只当没有看见最后一段。实在是对皮伯伯和张烽阿姨的感激，落在纸面上都是难以表达的。但是，一切确实像她所说的，没有妈妈的努力，我们几个子女又怎么可能为爸爸找回一个公正的结局？

1980年以后，中国的政治气候在改变，一点一点让我们接近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时，爸爸从湘鄂西逃回上海的那一段历史，终于也给予了一份谅解。经组织部批准，同意在爸爸的骨灰盒上加盖党旗。当时我在外地拍戏，没有赶回上海。

1983年10月31日，由当时在任的上海宣传部长王元化、爸爸的好朋友，为父亲举行了加盖党旗的仪式。故事并不美好，但是有了一个还算说得出口的结局。更何况是元化叔叔为父亲的骨灰盒加盖了党旗，就有了一点戏剧性的色彩。

豪情都做断肠梦，岁月渐摧鬓发斑，

心事茫茫谁堪诉，问君更得几时还。

母亲的坐牢问题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也跟着定案了——维持原来结论，没有出卖同志，没有破坏组织，在敌人的监狱里表现坚强。恢复党籍，没有预备期。当这一份快乐到来的时候，真是精疲力竭。她办理了离休手续。妈妈微笑着，那笑容陷在她长满冻疮的脸上，显得很虚假。但她是真心实意地在笑，动作迟钝地在那里转悠着，在上影厂三号门的门房间里，把自己的小零碎收拾于净，转身向周围的老师傅和工人告别。日子过得真快，她在这里也呆了有两个多年头了，看门，看着上影厂的各种人物进进出出。她说了一句俄文：再见。开始大家还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明白以后，学着她的腔调，重复着，师傅缺了门牙的嘴怎么说，怎么漏风，发不出“斯”的声音，最后大伙儿都在那里哈哈大笑起来。

当时的宣传部长陈沂，安排妈妈在退休以后，负责主办上海的《文学报》，因为妈妈是老记者，有办报经验。

妈妈说：“我过去没有做官，也不管这个官有多少大小，现在就更不想做官了。让我解甲归田吧。”但是，陈沂部长又请人上门来说服妈妈。妈妈跑去看陈国栋书记，她说：“陈书记啊，让我保持个晚节，做个平民百姓吧。”

陈书记答应了妈妈的请求。

妈妈说，她全都打算好了，回家以后就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从现在开始，她可以正大光明地在那里翻译小说了。她把自己的书桌收拾好，再不用为父亲的问题奔波了。她在自己的1992年9月28日77岁的生日，为自己写道：

写照

我的人生是坎坷的，

风刀霜剑，蛇蝎挡路。

我的生活是：

焦首朝朝还暮暮，

煎心日日从年年。

但我：临危不惧，临辱不惊。

像烧尽的木炭，

耗尽热能是我的义务。

生命对于她始终像是一个不样的预言，当她开始充满希望的时候，一定是最坏的事情即将发生。当她还来不及翻译什么东西，当她还没有耗尽她的热能的时候，她的类风湿关节炎急性发作，从这以后就再也没有好过。她病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拿一块手绢的能力都丧失了。她全身的关节变形，叫喊着、疼痛难忍，她瘫痪了。

有一次她跟我说：“我备了很多安眠药，有一天，实在忍受不了这个疼痛的时候，我就把它吃了。我跟你说了，你会理解我的。不要阻拦我，活着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在这里等死。”她看着我，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我粗暴地叫了起来：“不许你胡思乱想。”看着母亲，紧锁的眉头把五官扭歪了，她让我头晕目眩。怎么会不知道她依然在服役呢？可是，我们还能怎么办？都要走到那条路上去的，但是就不能说出口。在我们前面，已经有许多人走去，我跟在后面看着，觉得自己像一条影子，歪歪扭扭，驮着背，看得昏昏沉沉。

1996年5月31日，天，突然暴热起来。早晨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是到了中午阳光灼灼逼人，一直照在我们家搭出来的小阳台上。我带着美国来的朋友玛格丽特走进那里，玛格丽特好远就展开双臂，做出跟母亲拥抱的姿势。妈妈躺在床上，一边笑着一边吃力地说道：“我土得很，不会你们这种美国式的东西。”我翻译给玛格丽特听，她哈哈大笑：“那告诉我，什么是中国式的？”我们都笑了。大家坐在一起照相，老保姆悄悄地问我：“我能和她单独照一张吗？好给我乡下的女儿寄去看看。”玛格丽特还没有回答，母亲已经在那里说了：“没有问题。照吧。”当我翻译了她们俩的对话以后，玛格丽特笑得更高兴了，她学着母亲的口气和中文，大声地说道：“照吧。”

可是，就在黄昏的时候，就在我和玛格丽特逛老城隍庙的时候，她坚持要给妈妈买个礼物，我说那得问问她喜欢什么啊。我试着打电话回去，只听见小梅大叫着：“妈妈不行了，你快回来。不行了！”追到医院里，妈妈抽搐着，高烧已经到40度3了。医生发出了病危通知——病毒性急性肺炎。我留在病房里，把冰袋压在她身上，她打着哆嗦，嘴唇干裂了，小便已经失禁，一阵一阵的尿臭从她下身冒出来。老阿姨试着给她擦身，刚换了裤子，又尿湿了。我打电话到南京叫小钧快回来。我害怕得厉害，天天在那里说什么死啊，生的。可是这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搅动起来了，无法抗拒地被瘟热、被浴室般的热气笼罩住。一切都是湿的，热的。在炎热之中，像喝醉了一样，像是被蛇缠住的蛤蟆，在那里扭动着，挣扎着。黎明到来之前，救护车的声音一分钟都没有停过，呼啸着，刺耳又尖利，像划过玻璃的钢刀，一下又一下地在心上刮过。似乎是挨不过黑夜了，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冲出了病房，站在马路上给玛格丽特打电话，我说你过来，帮我来看看吧。她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卫生部长，原来就是一个内科医生。半夜里，她也冲过来了。但是急救病房随便怎么，就是不放这个美国鬼子进去，她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不断地解释。没有人理睬她。我一把抱住她，大声地嚎哭起来。

妈妈被抢救回来了，她睁开眼睛看着我们四个孩子，（小兰在美国，没有赶来）疑惑了一会儿，吃力地一字一句地问我们：“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

整个夏天，我天天给她送饭，但是，她已经很虚弱，不想吃饭，因为大量服用治疗类风湿的止痛药，使她的胃大面积溃烂，不能进食。医生决定给妈妈注射血清，加强营养。可我还是不放心现在血浆的质量，万一她再得个肝炎或者其他什么通过输血感染的疾病，这不是更糟糕？骑上自行车，我急急忙忙地往医院赶，还想和医生商量一下，把这个治疗方案取消。一进病房只看见妈妈浑身发冷，全身在抽搐，我大叫着：“医生，医生不好了。”护士们听见喊声就冲了进来，一看不对，迅速地拉掉她手上输血的针头，可是妈妈已经不行了，整个脸呈青色，嘴唇渐渐地发黑。嘴角上流下了白沫。这时，走廊上“哐当哐当”响起来了，急救车在往妈妈的病房推来，后面跟着主任医生。

护士已经熟练地将橡皮管子扣在妈妈的手臂上，要给她注射静脉针，注射镇静剂。但是，她的血管已经硬化了，怎么也插不进针头，护士戳戳手臂，又改着戳戳手背，都进不去。只看见母亲的五官在紧紧地收拢，发出一声声尖叫。人，抽搐得越来越厉害，于是两个护士死死地将她按在床上，还在那里找穴位给她注射。

我恐惧极了，站在铁床的架子后面：“你们快一点，快一点，她受不了了。”

医生决定将她的大腿拉开，在腹股沟大动脉这里注射。但是，妈妈有类风湿关节炎，骨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她根本不可能将大腿伸直。医生将她的腿拉直，她再也忍受不了，她疼得再也忍受不了。她在那里恳求：“死，让……我死……求求……你们。”护士长让我帮助一起将她的大腿拉住，我掉过头去，虽然在那里用力拉着，但是我不敢看。我跟着一起叫起来了。“快一点啊。”护士长亲自用三寸长的大针头，猛地扎进妈妈的大动脉里。妈妈整个人像撕裂一样，本能地扭曲着。……我要有多少次生命，才能战胜这一份死亡？人的直觉就像一支黯淡、闪烁的小蜡烛，整个一生都在阴森可怕的世界里颤抖。护士长熟练的技术，终于将这一针打进去了。当针头拔出来的时候，那么长的大针头，竟然被拧歪了。妈妈完全精疲力竭，只看见她的脸还是那么痛苦地拧在一起，人在渐渐地安静下来，可是她的呼吸依然像在抽搐。

“我……死……”她说不下去了，药性发作的时候，她的高烧上来了。40度2。人不再抽搐，但是昏迷过去了。我跟医生说：“满足她的愿望，就让她安乐死吧。这样的治疗，谁都承受不了的。”

医生说：“中国没有安乐死的法律。这次的血清可能有问题，下次不用了。”

“可是，这样活着比死更痛苦。”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法律。”

是的，你们没有办法。可是面对自己的生死，我们居然无法选择。

世界又封闭起来，人生没有尽头。疼痛还没有结束，人们又要奏起乐来，去寻找更多的悲伤。全部的恐怖就是，还要活下去。我依然天天给妈妈去送饭，虽然她还是几乎什么都不吃。但是，她又一次被抢救回来了。她用轻微的声音说道：“小莲，我让你这么辛苦；还有小梅，那么热的天，在给我做饭。我心里难过得很，我老是打搅你们……”我看见她哽咽着，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眼泪在眼眶里转动着。

“你胡说什么啊。你什么时候打搅过我们？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还债来了。”

妈妈笑了，我努力跟着她一块儿笑。回家的路上，我的“老坦克”又出事了，不是漏气，就是链子又脱了。骑着骑着，就非走下来找地方修车、补胎。等在烈日底下，太阳暴晒着，一点遮挡都没有，我会感觉心里有了一份踏实。我想跻身于这热烘烘乱糟糟的人群里。哪怕是身边追来一群讨饭的，我像没有看见一样，既不赶走他们，也不会施舍一分钱。我糊里糊涂，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一回家，就是死死地捧着电脑，在英特耐特网上半天不肯下来。最后，还是给海诺德发邮件了，这时候我才明白，我害怕……几分钟以后，我看见他的邮件出现了。

他说：“每当听到你母亲的坏消息的时候，我觉得竟是那么沉重，虽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但每一次，我都会想起一个罗马古诗人说的话，‘当死神拽着我的耳朵的时候，他跟我说，顽强地活下去。’勇敢地面对死神，你才会更加珍惜今天的生命。你不该哭泣，你只有把时间当成一份礼物，在最后的日子里和你母亲一起享受这一份礼物，你才会觉得她有多么美好啊。”

10月的一天，她觉得自己好一点了，然后慢慢地跟我说：“一定把爸爸的全集出了。我死的时候，身边要留一个子女，把我的腿拉直了。把我的眼睛和嘴都闭上，丧事要从简，不要通知什么人来开追悼会。都老了，都要走的。记着，把我的骨灰撒到太湖里……”她很平静，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就像跟我安排家务似的。但是，在这最后的一刻，她首先想到的，还是爸爸。她都没有跟我提到她自己的书，自己的文章。我努力想象着，这是一份礼物，一份珍贵的馈赠，赠送给我们全家的厚礼，可是她烫得让我不敢接手。回家的路上我大哭起来，已经顾不上什么形象了，如果这是一份最难得的礼物，我怎么载着她驮回家去？元化叔叔来看望妈妈，她还在说：“谢谢你，元化同志，你为我们家，为柏山做的事情……”

“微明同志，我们之间还说什么谢谢呢？柏山的书，他的全集，我会努力为他找地方出的。你安心养病吧。”

到1996年12月12日的夜晚，我去医院看她，医生说她好多了，睡得很平实，家属可以放心回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手在那里发抖，心跳得很不规律。总是觉得有什么不安似的，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干脆在小过道里把四个方凳拼在一起，睡在这里看看吧。手还是在发抖，我甚至看见自己盖的被子都随着发抖的手，在上上下下地动着，忍不住一次一次爬起来，跑到妈妈的床边看看。心电图的指示很正常，点滴也没有问题。可我还是睡不着，凌晨2点11分的时候又跑去看了。只见她的眼睛微微张着，我说：“妈妈，你怎么还没有睡啊，你要什么？”她像没有听见，就那么翻了一下白眼，我一脚踩空，差点撞翻了身边的心电图机器，我光着脚丫往外跑，撕声裂肺地叫喊着：“医生……医生……”

抢救车的大轱辘“哐啦哐啦”又在大理石地上响起来了，医生、护士都赶来了。回头望去，心电图的指针从280、240、220、160、120，95，……“刷”地一下指向零。一根平平的直线停留在仪器上。“妈妈……”再也没有回答了……医生给她打了两针强心针，直线依然不动，医生准备注射第三针的时候，我说：“不要打了，让她睡吧……”我说不下去，真是一个字都说不出口，眼泪把力气全部消耗尽了，我整个人在那里发抖。当然，我最终还是把这几个字结结巴巴说完了。

1996年12月13日凌晨，停尸间的车推来的时候，小梅和晓岑已经赶到了。工人和晓岑把妈妈抬了上去。我弯下腰，用美国式的方式，紧紧地拥抱着妈妈。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还能感受到她身上的体温，可是霎那间，她竟成为一个回忆，成为一个梦，成为一个永远永远过去的故事……那个跟着大脚母亲上当铺的女孩子；那个充满了理想渴望上延安的女学生；还有大声叫喊着“我抗日无罪”的新四军战地记者；这些漂亮的形象还在眼前转动的时候，她却开始为爸爸、为我们五个孩子驮上了十字架；最后是那个被打得眼底出血的母亲，那个满脸红肿，生满冻疮的离休老干部在门房间里用俄文向大家说了一声“再见”……怎么就在那里说“再见”了呢？我还是能感觉到她身上的体温……停尸间到了。没有想到它离病房这么近，才一个转弯就到了。工人熟练地拉开了一格抽屉，让我们在后面抬起担架，“刷”地一下就把妈妈推了进去。工人关上了格子门，摘下牌子跟我说：“明天大早，拿着这个来办理死亡证书。”

爸爸、妈妈……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岁月，终于就这样结束了。

本文选自《他们的岁月》，彭小莲／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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