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90%成员被打成右派的职业

导语：近两年，律师已经在公共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公众对于律师的认知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但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上网络上排斥律师，甚至污名化律师制度的声音开始出现，令人深思。中国的律师制度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建立-废除-重建，不仅深刻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对整个国家的进步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前校长江平教授所说：律师兴则国家兴。

1949年后，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

其实在民国时期，中国律师制度已经经历了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有了相对比较健全的律师和司法制度。1941年1月11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律师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律师法。该法几经修订，在中国台湾地区一直沿用至今。

1949年之后，这一整套制度都被废除，中国开始着手建立人民律师制度。在新政权废除旧法庭后，律师成为司法人员中被弃用最彻底的一群。1952年司法改革，破除旧法思想，又专门出台了《取缔黑律师及讼棍条例》，律师名头上加了“黑”字，还不如前清的讼师地位。律师出身的司法部长史良曾两次建议恢复辩护人席位，却落得一纸禁令。

1954年9月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同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这都为律师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立法依据。马德昌律师回忆，当时业务量不小，除了法院指定，自己找来的人也很多，每月起码有十来件案子，大都是小偷小摸、赌博吸毒、打架斗殴的刑事案，民事方面房屋纠纷和离婚案件扎堆。他和后来成为大律师的张思之办理的多为这样的案件。

1956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司法部《关于建立律师工作的请示报告》，对律师的性质、任务、条件和组织机构等问题作了一系列规定。律师行业很快地发展起来，从最初的“三人行”，到1957年时已有800多个法律顾问处，律师2800多人，似有重现民国盛况的态势。

其时，政府也有将律师推向社会、收支自理的部署。1956年12月，财政部和司法部、国务院编制办下发“关于1957年律师和公证人员经费问题的通知”，规定律师不再列入法院等部门的编制，人员的工资、福利等以收费自给为原则。同时规定，各地法院指定律师为被告人辩护，由法院向法律顾问处支付律师报酬。

虽然律师从业仍旧受到各级政府严控，但历史已把律师推到市场化门槛边上。不料生机之中，接二连三的运动下，伴生累积的是风险。

1957年反右，90%的律师被划为右派，律师制度随之废除

1957年反右使1949年后的第一代中国律师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大多数律师仅仅因为曾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而以“丧失阶级立场”、“为坏人说话”为由而被错划为右派。其中，上海律师李国机的遭遇颇具代表性。他声名鹊起于当年轰动上海滩的“四明堂”一案。

四明堂是个药酒店。公私合营后的公方代表蒋某是私方陈某的徒弟，因而公、私之间一直有矛盾。在徒弟被任命为公方经理后，师徒矛盾放大，演变为殴打中徒弟拿刀划伤师傅手臂。正值私营业主对合营意见很大，政府要显示保护私方权益的姿态。担任徒弟辩护律师的李国机大量走访取证，说服师傅的儿媳作证是公公先动手，又经医生检验伤口为轻微划伤，作了防卫适当的无罪辩护。法院最后接受辩护，当庭释放徒弟，此事轰动上海，29岁的李国机由此家喻户晓。

时值“反右”，仅仅半月之后，复旦大学法律系出身的李国机，因在座谈会上支持老师杨兆龙“法律是有继承性的”观点，又在全市司法界鸣放大会上大批当时“法庭无法”的现状，加之违背上级的意愿作无罪辩护，首当其冲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养猪。至此，李国机成为中国律师界首位“大右派”。

几乎与此同时，张思之代理的外贸部部长助理罗抱一离婚案，时值社会上“打陈世美”，女方搬来全国妇联，试图“依法惩办”男方。张思之奔波数月，试图调解双方，还未有结果，自己先成了右派。

1957年反右对律师工作的批判主要有：1.批判“超阶级”思想，强调律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2.批判“闹独立”，强调党对律师工作绝对领导。3.批判“有利被告论”强调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被告利益。4.批判“律师应监督法院工作”和与检察院“对立”的主张，强调律师必须维护和配合法院和检察院工作。

在反右中，全国90%以上的律师都被打成了右派，有的还被判刑关进了监牢。“反右”之后，“为敌人说话”的律师再次被逐出法庭，法律顾问处撤销，人员四散，只剩下一块律协的牌子。1959年，司法部也被撤销。之后60年代虽曾一度重提法制，律师也无缘搭车。

消灭律师制度到砸烂公检法的时代悲剧

1949年后存在了短短数年的律师制度，正像一口打在岩石上的井，没有穿透政治的岩层，却索取着开掘者的身家性命。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只是长达20年的法治失衡的开始。到了“文革”，公检法一起被砸烂，在公判大会、专案组“牛棚”乃至“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上，更无从寻觅律师身影。1975年《宪法》中，被告人辩护权利的条款被删除。

1966年岁末，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张春桥以及公安部长谢富治等人炮制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内容分为六条，故简称《公安六条》，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正式公布，并在文件最后注明，要“在城乡广泛张贴”。

《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公安六条》没有通过规范的立法程序，仅仅用一个临时性规定就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在实际执行中把《公安六条》的这项规定扩大到一切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四人帮”不满的人身上。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从老干部到老百姓，凡是反对林彪、“四人帮”或持不同政见者均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或被戴上其他坏分子的帽子，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

最为人熟知的事实就是，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院内经受了又一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坐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奇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审判“四人帮”：中国律师重新崛起

从1959年到1979年，时隔20年，中国的律师制度又恢复重建。1979年，中国恢复司法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个重要法律问世，为中国律师制度的重建提供了法律根据。

律师制度恢复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80年底审判“四人帮”。在这场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审判中，中国律师的身影格外引人关注。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已经中断了20多年的律师制度，在这一年的6月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的出台得以重新建立。不少律师下放改造多年，早已脱离律师业务。而这次审判与复杂的政治因素之间有无法割舍的联系，海内外很多人始终怀疑律师就是个摆设。

而据为李作鹏辩护的张思之大律师回忆，最初司法部想找一些国际国内之名的法学家做辩护律师，但没人愿意干。之后，才找了上海和北京的专业律师以及一些高校里刑法专业的教师，也就是兼职律师。

张思之大律师回忆说：“当时司法部定的原则是‘事实不能动，罪名不能动’，但可以讲罪行，态度好可以要求从轻处理。作为律师来讲，辩护无非是这样两个方面，把这两方面都封死了，还要律师干什么？不过在这些问题上，就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因为这是业务问题。事实上我们的坚持也起到了作用。”

在为李作鹏辩护的过程中，张思之大律师为他抹去了两条很重要的罪名。在调查时发现，李作鹏根本就不知情，而且有证据证明他不知道，没有证据证明他知道。这两条罪状，起诉书里都有，但终审判决也没有再提。最后，法庭判处李作鹏有期徒刑十七年。

张思之大律师在后来评价审判四人帮案时说：“最后，10名主犯中，只有5人要了辩护律师。辩护律师触及了全部48条罪名中的13条，并成功抹去了7条。在为李作鹏辩护时，我特意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对李作鹏的审理，法庭在程序上是合法的’。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肯定了法院的做法，实际上是说我律师负有这个责任，来监督法院程序是否合法。所以这一句我就非加上不可，作为律师来讲，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前校长江平教授说“律师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而50年来律师职业遭到不同评价，不论律师历史如何不公正地对待律师，律师毕竟对共和国起到了它的作用。律师兴则国家兴——只有律师制度发达了，国家的民主、法制制度才能够更加完善，律师制度的成败关乎国家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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