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他和她

吴冠中和夫人朱碧琴

1987年夏天，他访印度后返国，经曼谷转机，停留两天。画家，他爱走遍天涯，到处寻找形象特色。第一次到曼谷，当然要抓紧时间看风光。但这回异乎寻常，他住下后第一件事便是跟同机到曼谷的驻外使馆的夫人们去金首饰店买了一个金镯子。他根本不懂首饰的质量和行情，只听这些夫人说曼谷的金首饰成色最好，又便宜，她们都不会放弃这个好机会，于是他跟去买了这只手镯，式样是老式的，而别人都买新潮型的项链。夫人们向他问为什么买这老式手镯，他感谢她们旅途互相照顾，又带他这个大外行来买金首饰，便吐露了自己的故事和心愿。1946年他考取公费留学要到法国去，没有手表，很不方便，但没有余钱买表。他新婚的妻子有一只金手镯，是她母亲送她的，他转念想将手镯卖了买手表，她犹豫了，说那是假的，不值钱。她在母亲的纪念与夫妻的情意间彷徨了。几天后，她对他说那是真金的，让他去卖了买手表。风风雨雨四十年过去了，她老了，他今天终于买到了接近原样的金手镯，奉还她。

她如今不爱金镯子，年轻时也并不爱金镯子。他出国留学时，她初怀孕，其后分娩、喂奶，便无法再在南京教小学，于是住到了他的老家，江南一个小农村里，自然更不需要金镯子了。三年的农村生活很清苦，但他的父母很疼爱这位湖南媳妇，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爱她胜过爱亲生的女儿。家务都不让她做，她专心抚育新生的孩子。孩子的没有见过面的爸爸还在巴黎，小孙孙更是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乡村生活平淡而单调，她给他的信总是日记式地平铺直叙。有一次她跟婆婆坐着小木船到10里外小镇上去给孩子买花布做衣裳，她描写途中的风光和见闻，便是书信中最有文采的情节了。从农村寄一封信到巴黎，邮资是不小的负担，她不敢勤寄，总等积了半月以上的日记才寄一次。信到巴黎，他哆嗉着拆开，像读圣经似的逐句逐字推敲，揣摩。有一回他一个半月没收到她的信，非常焦虑，何以他父亲也不代复一信呢？原来她难产，几乎送命，最后被送到县里医院全身麻醉动了大手术，母子侥幸脱险，她婆婆为此到庙里烧了香，磕了头。

他的公费不宽裕，省吃俭用，很想汇点钱给她，但外币的黑市与官价差距太大，无法汇。有一次他用一张10美元的票子夹进名画明信片，再装入信封挂号寄回国，冒险试试，幸而收到了，她的喜悦自然远远超过了那点美元的价值。有一年秋天丰收，村里几家合雇一条大木船到无锡去粜稻，公公和婆婆要让她搭船到无锡去玩，散散心，城里姑娘在这偏僻农村一住几年，他们感到太委屈她了，很内疚。但她看到家里经济太困难，玩总要花点钱，不肯去，说等他回来再说吧。她的哥哥在南京工作，有一回特地赶到乡下来看她，她教孩子叫舅舅。那真是一次贵客临门的大喜事，引得邻居们都来看热闹：来了一个湖南舅舅。农村里婚嫁都局限在本村本乡，谁也没见过湖南亲家。

他和她萍水相逢于重庆，日本人打进了国土，江南农村的他和湖南山村的她都被赶到了重庆。他于艺术院校毕业后在沙坪坝一所大学任助教，她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也到那所大学附小任教。由于他的同学当过她的美术老师，他们相识了，同在沙坪坝住了四年，四年的友谊与恋爱，结成了终生伴侣。他眼里的她年轻，美貌，纯洁，善良。他事业心极强，刻苦努力，一味向往艺术的成就。但她并不太理解或重视他的这些品质，只感于他的热情与真诚。她的父亲曾提醒过她，学艺术的将来都很穷。她倒并不太在乎穷不穷，她父亲是一个普通公务员，家里也很拮据，她习惯于俭朴，无奢望，她只嫌他脾气太急躁，有时近乎暴躁，在爱情中甚至有点暴君味道。她几次要离开他，但终于又被他火一样的心攫住了，她不忍心伤他，她处事待人总不过分，肯随和。但后来她亦常有怨言：除了我，谁也不会同你共同生活。1946年暑天，他考全国范围的公费留学，虽只有两个绘画名额，他下决心要考中，她不信，后来真考中了，她虽高兴，也并非狂喜。此后，她成了妻子，生育、抚育孩子，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忍受别离，寂寞地，默默地，无怨言。

他唯一的一件毛衣，红色的，是她临别时为他赶织的，他很珍惜这件毛衣。有一年春天，他同一位法国同学利用假期带着宿营的帐篷，驾仅容两人的轻便小舟顺塞纳河而下，一路写生。但第一天便遇风暴，覆舟于江心，他不会游泳，几乎淹死，他身上正穿着那件红毛衣，戴着那只金镯子换来的手表，怀里有她的相片。幸而他最后还是获救了。直到他回国后她才知道，她仿佛曾陪他一同淹入过美丽的塞纳河。有一回他托人带回国很漂亮的毛线，想让她自己织件红毛衣，那是1949年巴黎最流行的一种玫瑰红，可她用来织了两件小孩的毛衣，第一件先给他老家的侄儿，第二件才给自己的孩子，她长得美，自己不稀罕打扮吧！

野心勃勃的他一心想在巴黎飞黄腾达，然后接她到法国永远定居。有人劝他不要进学校以免落个学生身份，这对成名成家不利。但他还是认为应进学校认真学习，摸透人家的家底，同时他是公费生，按规定也必须进正式学院。无疑，他学习是拼命的，对爱情和艺术他永远是那么任性，自信。三年下来，他感到已了解西方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的精髓，但更明悟到艺术的实质问题。艺术只能在纯真无私的心灵中诞生，只能在自己的土壤里发芽。他最爱凡·高，感其虔诚。他吃了三年西方的奶，自己挤不出奶来，他只是头山羊吧，必须回到自己的山里去吃草，才能有奶。祖国解放的洪流激起了海外游子的心花，他想立足于巴黎的“意志”开始动摇。他给她的信中谈这个最最要紧的问题时，她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答复。她确乎不很理解艺术，更不理解艺术家创作的道路，但她愿他的事业能如愿，大主意只能由他拿，而她自己并不想一辈子住到外国去。她经常做梦了，梦里永远为他不再来信而焦急，一直到今天，头发斑白了的她，还偶然在梦中因等不到他在国外的来信而忧虑。他比她自私，他太重视自己的艺术生命，在回国与否决定性问题中她不过是天平上的小小的砝码，但在关键时刻，小小的砝码却左右了大局。

1950年秋，他终于回到了北京。他接她和三岁的孩子到北京定居，开始过团聚的小家庭生活。他在美术学院任教，他的学术观点总遭到压制、批判，他被迫搞年画、宣传画，心情很不舒畅。她又开始小学教师的工作，整天在学校里忙，晚上还带回许多要批改的作业。她疲于对付工作和生活，爱情吗，似乎将忘怀了。她又怀了第二个孩子，将分娩，在家休息，阵痛难受，而他正专注于一幅关于劳模题材的创作，对她体贴很不够，她感到伤心，作画的事有那么要紧吗！而他既没有画好这幅画，又未能索性停笔坐在床前守着痛楚中的她，也为此永远感到内疚，深深谴责自己的自私，这样的灵魂深处能诞生艺术之苗吗！

他后来终于被排挤出美术学院，调至大学建筑系任教，教绘画技巧，倒也避开了“左”的文艺思潮的压力。她也一同调到大学的附小任教。他们居住的条件改善了，他的母亲从农村来到北京，照管小孙孙们。他的野心，或者说他对艺术的抱负并不因被批判而收敛，他不服气，更加发愤作画，奋力画无从发表或展出的自已想画的画。经常因作画耽误吃饭的时间，又将有限的工资花在作画的材料上，寒暑假还自费去井冈山等远地写生。她开始不满，甚至有些气愤，认为没有必要这样自讨苦吃，凭已有的能力教课不是绰绰有余了吗。她回忆在沙坪坝时他专心攻读法文，那是为了想到法国去，既然已留学回来，何苦还这样苦干，总是生活得那样紧张。她从心底不高兴，她不止一次地发誓：不管你有多大本领，下辈子再也不嫁你了。他听了何尝不感到深深的委屈和苦恼。他与她的恋爱起步于年轻和热情，如今却逐渐暴露彼此的巨大差异，他们不是同路人，他们间的距离在一天天扩大。他们已有了三个孩子，她担负着整个家庭的安排，照料他的生活，他很少管家务，一味钻硏自己的艺术，能说不是自私吗？他也感到痛苦的内心谴责，但不能自拔。

一次工作的调动逐步消除了他与她之间在不断扩大的隔阂。自从提出了“二百”方针，文艺界松了一口气，他被调到新成立的艺术学院，回归美术教学的本职。接着，她也被调到这学院搞美术资料工作。她教孩子们时一向认真负责，并感到是生活中的安慰，如今面对这外行工作，接触的又都是大学生了，很心虚。她本来只关心他的饮食起居，不过问他的艺术，她嫁他并非由于重视他的艺术，当他留学归来在高等学府任教，她感到就可以了，她看到他带回的大批高级画册，许多都是裸体画，她不欣赏，尤其还有近代的马蒂斯、马迪里安尼等等，很反感。至于他自己的作品，她也无从辨其优劣，她根本不评论，那与她有什么相干呢。而现在，她整天要同美术画册、画片、史论著作打交道，不得不开始向身边的他请教了。古今中外，她淹没在美术的海洋中，他教她游泳，他收了一个新学生，他们像是被介绍而初相识的朋友。不过她并不肯完全听他的话，她认为他太主观。他每次陪她一同看画展，在每一件作品前讲解给她听，教她，她有时肯听，有时不接受，他往往为她不接受自己的意见而生气，他教的学生远比她听话，他对她盛气凌人：“教了你还不服受教。”但同事和学生们都对她的印象很好，说她耐心、认真、谦虚，对业务也开始熟悉了。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她一眼就能认出范宽、沈周、弘仁、波底浅利、郁得利罗、蒙德里安，而且从马约和雷诺亚的胖裸体中能区别出壮实与宽松的不同美感来。

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他毎年几次背着油画箱到深山、老林、穷乡、僻壤、边疆写生，探索油画民族化的新路。三十余年苦行僧的生涯，一箱一箱的油画堆满了小小的住室，她容忍了，同情了，并开始品评作品的得失。有一回他从海南岛写生回来，因将油画占着自己的座位，人一直从广州站到北京，腿肿了，她很难过。其实他写生中的苦难远远不止于此，他不敢全对她讲，怕她下次不放心他远走。他后来写过一些风景写生回忆录，有一则记叙了她第一次见他在野外写生并协助他作画的事。那是1972年年底，各艺术院校师生正在各部队农场劳动。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总算获准短短的假期，到贵阳去探望她老母的病。路经桂林下车几天，到阳朔只能停留一天一夜。多年来他似乎生活在禁闭中，早被剥夺了拥抱祖国山河的权利。即使只有一天，他也渴望能在阳朔作一幅画。要作画，必须先江左江右、坡上坡下四处观察构思，第二天才好动手。但住定旅店，已近黄昏，因此他只好不吃晚饭，放下背包便加快步子走马选景。其时社会秩序混乱，小偷流氓猖獗，她不放心在这人地生疏暮色苍茫的情况下让他一人出去乱跑，但她知道是无法阻止他这种强烈欲望的，而他又不肯让她陪同去急步选景，以免影响他的工作，她只好在不安中等待，也吃不下晚饭。当夜已笼罩了阳朔，只在稀疏的路灯下还能辨认道路，别处都已落在乌黑之中时，他一脚高一脚低，沿漓江捉摸着方向和岔道回旅店去，心里很有些着急了。快到旅店大门口，一个黑黑的人影早在等着，那是她，她一见他，急得哭起来了。他彻夜难眠，构思第二天一早便要动手的画面。翌晨，却下起细雨来。他让她去观光，自己冒雨在江畔作画，祈求上帝开恩，雨也许会停吧！然而雨并不停，而且越下越大了。她也无意观光，用小小的雨伞遮住了他的画面，两人都听凭雨淋。他淋雨作画是常事，但不愿她也来吃这苦头。她确乎不乐于淋雨，但数十年的相伴，她深深了解劝阻是徒然的，也感到不应该劝阻，只好助他作画。画到一个阶段，他需搬动画架，变动写生地点，迁到了山上。雨倒停下来了，但刮起大风来，画架支不住，他几乎要哭了。她用双手扶住画面，用身体替代了画架。冬日的阳朔虽不如北方凛冽，但大风降温，四只手都冻得僵硬了。他和她已是鬓色斑斑的老伴，当时他们的三个孩子，老大在内蒙边境游牧，老二在山西农村插队，老三在不断流动的建筑工地，他俩也不在同一农场，不易见面，家里的房子空锁着已三四年，这回同去探望她弥留中的老母，心情是并不愉快的。但她体谅到他那种久不能作画的内心痛苦，在陪他淋雨、挨冻中没肯吐露心底的语言：“还画什么画！”

这之前，还在“文革”前一年，因院系调整，他调到另一所美术学院，她调到美术研究机构。后来“文革”中便随着各自的单位到不同地区的农村由部队领导着劳动，改造思想。因几次更换地区，有一段时间，他和她单位的劳动地点相距只十余华里，有幸时星期日能被允许相互探亲，探望后的当天下午，他送她或她送他返驻地，总送到半途，分手处是几家农户，有一架葡萄半遮掩着土墙和拱门，这是他们的十里长亭。当下放生活将结束返京时，他特意去画了这小小的农院，画面并飞进了两只燕子，是小资产阶级的情意了，不宜泄露天机。

回顾“文革”初期，他得了严重的肝炎，总治不好，同时痔疮又恶化，因之经常通宵失眠。她看他失眠得如此痛苦，临睡时用手摸他的头，说她这一摸就一定能睡着了。她很少幻想，从不撒谎，竟撒起这样可笑的谎来，而他不再嘲笑她幼稚，只感到无边的悲凉和无限的安慰。恶劣的病情拖了几年，体质已非常坏，她和他都感到他是活不太久了，但彼此都不敢明说，怕伤了对方。后来，他索性重又任性作画，自制一条月经带式的背带托住严重的脱肛，坚持工作，他决心以作画自杀。他听说他留在巴黎的老同学已成了名画家，回国观光时作为上宾被周总理接见过，他能服气吗！世间确有不少奇迹，他的健康居然在忘我作画中一天天恢复，医生治不好的肝炎被疯狂的艺术劳动赶跑了。肝炎好转后，又由一位高明的卢大夫动大手术治愈了严重的痔疮脱肛，他终生感激卢大夫还给了他艺术生命。面对着病与贫，她熬过了多少岁月。她一向反对他走极端，她劝他休息、养病，但她说不服他。而今他的极端的行动真的奏了效，她虽感到意外欣喜，但仍不愿他继续走极端，她要人，不要艺术，而他要艺术，不顾人。

为了躲避破“四旧”，他的大量作品曾分藏到亲友家，他深信等他火葬后这些画会成为出土文物，让后人在中西结合中参考他探索的脚印。三中全会的春风使他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他受过的压抑、他的不服气、近乎野心的抱负都汇成了他忘我的创作的巨大动力。他在三十余年漫长岁月中摸索着没有同路人的艺术之路，寂寞之路，是独木桥？是阳关道？是特殊的历史时代与他自己的特殊条件赋予了他这探索的使命感。他早先也曾在朦胧中憧憬过这方向，并也犹豫过。终于真的起步了，不可否认，她确是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偶然因素。在苦难的岁月中，他说他的命运是被她决定的；当他感到幸而走上了真正的艺术之路，他说他的成就归属于她的赋予。是怨是颂，她都并不为之生气或得意，她平静、客观。他的小小画室里每年、每月、每周诞生出新作品来，如果一个月中不产生更新颖的作品，他便苦恼。她劝他：哪能毎月创新，这样的创新也就不珍贵了。这劝慰对他毫不起作用，她为之生气，她尤其生气吃饭时刻他不肯放下工作，孩子们都独立生活了，只剩老两口一起吃饭，还一前一后，她做好了饭往往一个人自己吃。他事后道歉，但下次又犯，恶习难改。

她退休了。一辈子守着工作和家庭，除了下放农村那年月，她几十年来没离开北京去外地旅游。如今，她每次跟他一同到外地去写生，崂山、镜泊湖、小三峡、黄河壶口、天台山村、高原窑洞……不过他已有名气，毎到一地总有人接待，邀请，条件很好，她吃不到苦了。她本想多了解和体会些他一辈子风雨中写生的艰辛，但太晚了，等待他的已是舒适和欢笑。她紧跟着他在山间写生，帮他背画夹，找石头当坐凳，默默看他作画，用傻瓜相机照他作画中的状貌，也帮他选景。她选的景有时真被他采纳了，而且画成了上等作品，她感到从未享受过的愉快。她眼中平常的景物，经他采撷组织，构成了全新的画面，表达了独特的意境，她很受启发，她虽看过无数名作，但从未观察过作品诞生的全过程。她陪他一同出来写生，一方面因已晚年了，愿到处走走散散心，也为了一路照顾他的生活，近乎作伴旅游。但意外，她窥见了人生的另一面，那是他生活的整个宇宙，她以前确乎不很理解这宇宙里的苦乐。她与他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却并未真正生活在同一个宇宙里。她以帮他发现新题材为最大的快乐，他也确乎开始依靠她了，自己的着眼点总易局限在自己固有的审美范畴内，她的无框框的或天真的爱好给予他极大的启迪。每次外出写生回家后，他依据素材创作一批作品，她逐步了解他工作的分量及每件作品的成败得失，她毫不含糊地提意见，她，旁观者清。她比他更能代表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欣赏水平和审美情趣。他总考虑到他的作品前应有两个观众，一个是西方的大师吧，另一个是普通中国人，那么她就是这个中国人，或者说她是他最理想最方便的通向群众的桥梁。她不仅是他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并逐渐成为他作品的权威评论者，哪件作品能放在画室，哪件该毁掉，他衷心尊重她的意见。因为有无数次，刚作完画时，他不同意她对新作的评价，但过了几天，还是信服她的看法，承认自己当时太主观。在那幽静的山林或乡村，他一写生就是大半天，她看得不耐烦时，自己到附近走走。有一回住在巫峡附近的小山村青石洞，到沿江一条羊肠小道上写生，俯视峭壁千仞，十分惊险。她缓步走远了，他发现她许久未回，高呼不应，认真着急起来，丢开画具一路呼唤，杳无回音，急哭了。在今天的天平上，她已远远重于艺术，他立即回忆到未体贴她分娩阵痛的内疚，他只要她，宁肯放弃艺术了。终于在二华里外找到了她，她正同一位村里的老婆婆在谈家常，重温她的四川话。她自己也备个速写本，有时坐在他身旁也描画起来，反正谁也看不见，不怕人笑话。他却从她幼稚的笔底发现真趣，他有些作品脱胎于她的初稿。她一辈子中不知借给了他多少时间，节约了他对生活的支付，如今她又开始提供艺术的心灵了，他欠她太多，永远无法偿还。

他在家作大幅画时，紧张中不断脱衣服，最后几乎是赤裸的，还出汗。她随时为他洗刷墨盆色碟，频频换水，并抽空用傻瓜相机照下他那工作中的丑态，她不认为是丑态。这种情况下他不吃饭，她是理解的，同情的，但当并不作这么大画时他仍不能按时吃饭，她仍为之生气。她总劝他，要服老，将近70岁了，工作不能过分。他不止一次向她吐露心曲：留在巴黎的同学借法国的土壤开花，我不信种在自己的土地里长不成树，我的艺术是真情的结晶，真情将跨越地区和时代，永远扣人心弦。我深信自己的作品将会在世界各地唤起共鸣，有生之年我要唱出心底的最强音，我不服气！他一再唠叨这些老话，像祥林嫂不断重复阿毛被狼吃掉的经过，她实在听腻了：不爱听，不爱听！她认为他实在太过分，全不听她的劝告，真生气了。而他被她泼了满头冷水，也真伤心了，各自含着苦水彼此沉默了许多天，往往要等到小孙孙们来家时才解开爷爷奶奶间难以告人的疙瘩。

她退休后在家更忙，为他登记往来的画稿、稿费，到邮局退寄不该接受的汇款和包裹，代复无理的来信……她深入了他的社交关系，了解哪些是真诚的朋友，哪些是假意的客人，什么样的电话才叫他亲自接，她轻易不惊动作画中的他。他的画室不让小孙孙们走去捣乱，她什么都迁就小孙孙，但禁止小孙孙进画室去，孩子哭闹着要进去时，她抱着他们进去一转就出来，在孩子们的眼中，爷爷的画室最神秘。

她并不喜欢来访的外国人，外国客人走后接着来朋友或昔日的学生时，她感到分外愉快自如。1987年她随他到香港参加他回顾展的开幕，她第一次离开大陆，飞在高空时心情很不平静，倒并非急于想看看未曾见过的花花世界，只为他的作品将在海外受到考验而心潮起伏；而他却是那样自信，自己知道自己的分量，市秤或公斤并不能改变物体本身的重量。国外的邀请展多起来，她随他飞新加坡，飞日本，也将飞美国与欧洲去吧。她比较感兴趣的是巴黎，想看看他年轻时留学的环境，想看看他几乎淹死在其间的塞纳河。不过她并不喜欢这样在国际间飞来飞去忙于展出，劝他偃旗息鼓，要他休息，每年一同到国内幽静的乡间寻找新素材，画出新颖的作品来就是最幸福的晚年了。他虽也深深同情这样的心态，向往田园生活，在宁静中相互搀扶着走向夕阳，但不时又感到尚未吐出胸中块垒。

他和她总不能同一天离开人间，他们终有一天要分手，永远分手。

本文选自《永无坦途：吴冠中自述》，吴冠中／著，吴可雨、柳刚永／编，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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