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典作家访谈录
杨显惠 甘肃东乡人，1946 年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天津；1965 年由兰州二中上山下乡, 赴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小宛农场；1971年入甘肃师范大学（现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1975 年在甘肃省农垦局酒泉农垦中学做教师；1981 年调河北省大清河盐场工作；1988 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夹边沟记事》《告别夹边沟》《甘南纪事》等书 ；小说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中国小说学会奖、《上海文学》奖等。
杨显惠 / 河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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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住地窝子，
我也住地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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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
1965 年，你是怎么由兰州二中上山下乡赴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小宛农场的？
杨显惠：
高中毕业，那时候大家都是热血青年，大学都不考，就是要到农村去，我当时是偷着跑去的。
河西：
还做过服务社营业员？1971 年，还在“文革”中，是以工农兵的身份进入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的？
杨显惠：
到那里去以后，当了三年的农工，说是上山下乡，其实去的是兵团，当时新成立的叫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现在叫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在河西走廊最西面的安西县，100 多个学生，1965 年9 月当农工一直到1969 年初，然后调到民建师的服务社当营业员。当了不到一年，就让我当出纳，后来就上了工农兵大学。高中毕业不愿意上大学，要响应号召上山下乡，这时候愿意上大学了，干了几年之后，这时候想上大学了。当时分配给我们单位的专业是数学系，工农兵大学没有挑选的余地，能去就不错了，数学专业你去不去？不去人家有人去。
河西：
和你当时干出纳有关吗？在单位中的表现是很好的吧？
杨显惠：
和出纳没什么关系。我们那是一个小单位，服务社批发站，就几十个人，年轻人不多，大部分都是专业出身的。我们这种知青做出纳的不多，不多的里面大概就是我平时爱读点书吧。领导就说那你去吧，而且我岁数大嘛，我是1965 年高中毕业去的，在我们单位，高中生的数量少一些，初中生比较多。
那年我已经25 岁了，再不去下一年就不能去了，因为工农兵大学生年龄限制是25 岁，所以领导就说杨显惠年龄大就让他先去读吧，以后有机会再让大家去。
河西：
在甘肃生活的这段时间，你自己亲历的“文革”中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和夹边沟你所写的故事是否有类似，有没有看到人吃人的惨景？
杨显惠：
农场里面农工的生活，和劳教人的生活没什么区别，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是自由人，没判刑，编制也是部队的，只不过比较自由而已，不像夹边沟那些劳教的人，那是判了的，强制劳动，不去可不行，非要叫你去。
可是自然环境还是那样，河西走廊，人家说一年刮一场风，年初一刮到年三十，一年四季都是风。尤其是春天这个季节，十天八天就是一场沙尘暴，漫天黄风黄沙。
河西：
吃得够吗？
杨显惠：
粮食肯定不够，后来就开始自己种粮、开荒。那就是我在《夹边沟记事》中写的，开荒哪都一样，荒滩哪个地方高就把地平好，修渠，三年之后就好起来了。没种地的时候吃的可不多，还是小麦、青稞、玉米这类，这些都是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拉来的。
河西：
读了数学系，可是喜欢的还是文学？
杨显惠：
我还是喜欢文学，虽然念数学。那时候还没有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的都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猎人笔记》、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这些作家和作品，那时候咱们国家跟苏联有过一段时间关系很好嘛，翻译了大量苏联文学到中国来，那时候就读得比较多。
河西：
你上大学是1971 年，正值“文革”期间，这些书还读得到？
杨显惠：
我上学的时候是“文革”，这些书是读不到的，图书馆也借不到，那是我高中的时候读的。大学时候我基本就泡在图书馆里，上数学课那也都是幌子，但是这个准备工作要继续，读书、练习写作要坚持。当时读得很杂，说不上读了什么，只能是能借到什么读什么，很多书你借不到嘛。我是兰州人，又在兰州上学，同学们互相借来借去的，要想在图书馆借到好书是不可能的，只能借到《金光大道》这样的大路货，我们都是在外面到处借，私底下借，如饥似渴地读。
河西：
上完学又回了甘肃？
杨显惠：
兰州上完学后又回到甘肃生产建设兵团了，就在那个兵团的中学当老师，当了两年数学老师，然后又去教了语文。当时学校的领导说教语文的老师不够，要从外面聘，我说你们让我去教语文吧。当时为啥要去教语文呢？主要觉得以后要写作的话，有些基本功还得要锻炼锻炼，要懂，尤其是这中学的语文基础知识很重要，修辞语法、标点符号的准确运用，都要好好读两本书的。在农场的生活，抬土劳动啊、对自然风光的描写啊，在那个环境下生活了十多年，所以写《夹边沟记事》的时候，自然环境的描写一点问题都没有。再加上平常的练习，写点这种散文，记笔记的时候有意识地做文学性的笔记，所以我觉得我写河西的风光写得不错。不错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我在那个环境里面生活过，另外呢又读过几本书，俄罗斯文学里面描写自然风光的很多，比如说《猎人笔记》，还有《静静的顿河》，里面大段大段的草原描写就和河西走廊一样嘛。还有艾特玛托夫中短篇小说集《查密莉雅》里写的是天山那边的事，天山这边不就是中国新疆吗？新疆的自然环境和河西走廊所差无几，那么他们对自然风光的描写就可以借鉴。
夹边沟的右派，只要跟我讲一个故事、讲一个细节，你不用细说，我就能把它还原。你们住地窝子，我也住地窝子，在河西住了三年。在地上挖个坑，斜坡下去，横上木头大梁椽子，铺上草和草席，再铺上土，地窝子就完成了。
河西：
住在里面是什么感受？
杨显惠：
潮湿，要是在南方那没法住。整个西北还是比较干旱，刚挖下去是湿的，过几天就干了。但是地窝子里，被褥过几天还是要拿出去晒一晒、风吹一吹，夏季的风是热乎乎的，风很干燥。
河西：
1975 年到1981 年，你在甘肃省农垦局酒泉农垦中学做教师，怎么调往河北省大清河盐场担任宣传科干事的？
杨显惠：
这个调动是因为我在兵团的农场里成的家结的婚，对象是天津人，所以我们一块调过来。那个盐场归天津管，地点在河北省境内，可是业务上归天津盐务局管，所以就调过去了，后来又调到塘沽，那是我老婆家的地方，她的父母住在那个地方。
河西：
在河北是专业作家？
杨显惠：
一开始还不是专业作家，在党委办公室当了两年秘书，之后才是河北省作协的合同作家，在塘沽盐场工作了一年，然后去了天津的作协，从1988 年一直到现在。
《甘南纪事》
杨显惠
花城出版社
2011-9-1
页数: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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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主要靠整体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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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
一开始是怎么开始写小说的？
杨显惠：
最初写小说是1979 年，我写了第一篇。我写作很晚，那时已经33 岁了，开始比较顺利，因为准备时间比较长，从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我读大学的时候精力全部在文学方面。从1960 年代后期到我发表第一篇小说，也就是十年左右的时间，做了一些准备，读书啊、文字训练之类。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在农场，甘肃省酒泉当时要创办一个地区性的杂志，办了个创作学习班。这种学习班，“文革”当中有很多，虽然“文革”结束了，名字还是一样，也算是“文革”遗风吧。参加这个学习班呢，二十多天的时间我就写了一个短篇，写完交给领导看。他看了说：我们新办的刊物，你这样的小说我们不敢发，要犯错误。最后一个星期我又写了一篇，他们说这篇行，就发了。
河西：
那篇不能发的小说是不是就是发在《甘肃文艺》上的《要饭的故事》？
杨显惠：
对，《要饭的故事》发在了《甘肃文艺》上，这样我就走上了文学道路。以后退稿也不多，原因是我写的不多，一年写短篇就是两三篇、三四篇，最初几年就是这样写的，一下子写十篇八篇我写不了。我很用功，精雕细琢，只是这十几年反而没有那么精雕细刻了。
写到现在我觉得一篇成功的作品整个谋篇布局、立意，要很流畅地写下来不在一句话上的雕琢，而是整篇的流畅，不在于语句的美。一篇作品贯穿了作者的一口气，要很流畅，没必要在一句话两句话上语不惊人誓不休，诗歌可能需要这样，但小说主要是要靠一口气，就是整体的修养，语言上是长期的训练而表达出来的。
河西：
拿到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奖时你说很惊喜，那么《这一片大海滩》获1985 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时，有没有惊喜？
杨显惠：
我觉得不是惊喜，我已经写五六年小说了，应该拿一个奖了。当时确实也是很兴奋，可是也不是特别怎么样，那时候的目标就是拿一个奖。现在呢，二三十年了，无所谓拿不拿奖，结果他们给了我一个奖，很意外，他们打电话联系我的时候我还不明白，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奖，就通知我获奖了，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河西：
在1980 年代，全国短篇小说奖还是非常重要的奖项，生活有没有因此发生变化？
杨显惠：
那时候那个奖是全国最高的短篇小说奖。可是生活也没有太大变化，那几年都是盐场的小干部，当了秘书，然后到了另外一个盐场当了宣传部的小干事。就是这样，变化不大。
河西：
1980 年代，先锋派现代派的小说开始成为文坛新宠，对你的写作有没有产生影响？
杨显惠：
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了现代派的小说，好像从我们那一届之后全国短篇小说奖就停了。因为有了先锋小说，人们的审美观念开始不一致，评论家有的认为这个好，有的认为那个好，好像在第八届就停了，文学的分歧逐步产生，不再有一个统一的审美标准，之前的传统写法和新的先锋写作有了审美的差异。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出现可以视作官方竭力要选一些主流的文学作品，这时候就开始思考我要怎么办，思考来思考去，就觉得不管它评奖不评奖，也不管什么审美方式不审美方式，反正我要把几个重大问题——右派和大饥荒问题——写一下。因为先锋派的崛起，我停顿了有七八年，后来我下定决心，写！我觉得用我的那种方法写夹边沟觉得还行，就这么开始写《夹边沟记事》。
先锋派起来后，这种形式探索的现代派小说逐渐在文坛占主导地位，我的小说原先每篇出来都会有一两篇评论，我那样传统的写法逐渐被边缘化。同时，以市场为目的的商业化写作也开始出现。几个方面都逼得你要思考、你要想清楚，接下去该怎么写？我觉得，反右和大饥荒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我应该把它们写出来。
河西：
那么长时间不写，靠什么生活呢 ？
杨显惠：
就是靠工资养活，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写，一年写一两篇，可是不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事情，脑子里觉得什么成熟了就写一篇，也没想过要惊世骇俗。
河西：
什么时候开始致力于创作《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有意识要写《夹边沟记事》是在1997 年，1998 年、1999 年都在写，2000年开始发，连着发，一个月一篇，连着发不是说我连着写。我写了五六篇然后就不写了，接着就去调查，回来再写，反正赶上正常发稿就行了。
河西：
《告别夹边沟》虽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础，但是一部小说，在哪些方面是虚构的？两方面怎么平衡呢？
杨显惠：
应该说都是真实的，只是说不是简单的讲述者的记述。《告别夹边沟》的文学性差一点，《甘南纪事》文学性强了很多。超出文学以外的东西就少写一点，还是主要谈生活。
河西：
我读你的小说，不仅是故事本身震撼我，在写作上，也是非常精到，非常简洁，充满力量，结构上往往也出人意料，在小说叙事上是怎么考虑的？
杨显惠：
因为我从1970 年代末就开始写作，一直在写。我的写作以短篇为主，中篇都不多。我很喜欢短篇小说，读了不少，也喜欢研究，短篇小说的谋篇布局、人物塑造、细节描写对我来说都不是很难的事。所以当我听到那些故事时，我觉得哪个故事可以构成一个短篇，哪个够不成一个短篇但可以用到哪个短篇小说里，我一听就知道。
其实事情都是真事，我只是按照短篇小说的要求写出来。很多人都觉得我的作品完全是纪实作品，我觉得也可以这么理解，可是不见得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人的，可能是两个人的故事凑在一起。总之是要符合一个短篇小说的要求嘛，哪怕就是先锋派现代派写作，那也要一个主要情节，要有主要人物。
河西：
写作和发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阻碍？
杨显惠：
我去采访有些右派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说。有些人你找他，他拒绝见面，2000 年都不见面，心里面怕，不敢说。好在我运气好，《上海文学》我写了两篇稿投去，马上就说要发了。当时的负责人是副主编蔡翔。
河西：
之前和蔡翔认识吗？
杨显惠：
在1984 年还是1985 年，我获过“上海文学”的作品奖，那时就认识蔡翔了。我写的是《妈妈告诉我》，很短，4000 字吧。我到上海领奖见过他。不过2000 年的时候我把稿子寄给的是我的责任编辑姚育明，我在他那发过三个短篇，和他比较熟，发给他之后他就把稿给蔡翔看了。
河西：
发了之后，在你所在的单位碰到什么压力吗？
杨显惠：
没有，发了以后也没有给我什么采访压力。只是关于甘肃右派的劳改劳教问题，我想从当时的领导那儿了解一些大局方面的背景，我找了两三个领导，他们都不愿意见我，不接受采访。比如一个1960 年在河西走廊当地委书记的领导，他不见我。倒是我访问定西孤儿院的时候，当时的县委书记见我了，等我书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这个过程大概也就三四年，我调查、写作、出书，也就三四年，他就没了。
河西：
为什么没有其他人写夹边沟？
杨显惠：
我跟甘肃的一些老同志，比如说甘肃省作协《飞天》杂志的主编说起这事，他说他写夹边沟写不下去，因为没有那样的生活体验，他说我写夹边沟是应该的，甘肃其他的作家没有在那边生活过，写夹边沟写不像。
河西：
《夹边沟》已经由王兵拍成了电影，我看了觉得有点闷，反而不如小说来得震撼，你看了吗？
杨显惠：
拍得不错，是有一点闷，应该节奏有变化，不然会很沉闷，这是一个缺点，不过总体上还是把那种严酷性表达出来了。
河西：
《夹边沟记事》写的第一篇是《上海女人》？
杨显惠：
第一篇写的是《上海女人》，我觉得这篇要发出来的话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写在第一篇。开头写了两三篇寄给了《上海文学》，蔡翔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能写几篇？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你要能写多了就给你连载，我说就是写十篇都没问题，因为我已经准备了两三年。我说我怕他们接受不了，结果他们接受了，连发了12 篇。发表到第十篇的时候，蔡翔就被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叫去，找他谈话，说我们共产党在过去历史上是犯过一些错误，可是你这样连续不断发表杨显惠的作品是什么意思？回去就要他写检查。他写了检查，可是照样发我的小说，可能人家也不注意，写了检查就不管了。后面我又写了几篇给《小说界》，也发表了。
之后，天津古籍出版社选了我的七八篇小说，包括过去的中短篇也选了七八篇，出版了。其实在这之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就要了我的稿，可是他们没有出书，他们看到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年也没什么，就改了个名字叫《告别夹边沟》，在上海出版了全本。天津那本叫《杨显惠中短篇小说选》，副标题叫《夹边沟记事》，关键是他们往上报的是“杨显惠中短篇小说选”，上海文艺的是把副标题变成了主标题。
过了两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印的一万册卖完了。没有加印，停了三年以后花城出版社找我，问我和上海出版社的合同期到了吧？我说差不多到了，他说到了的话，我们想出。我说这书出不了，要能出上海早出了，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盗版书，盗版书我也拿不上稿费，出版社也不挣钱。他说我们不管那事，没下文件嘛，我们不知道，我们想出。我就给上海的责编打了个电话，说花城想出，可是合同期还差几个月，他说别管这出版期，有人给你出就出吧。然后我就把稿给花城，花城出了以后也没人说啥。
河西：
他们没有直接找你，或者找到天津作协吗？
杨显惠：
没有。咱们的政策是三审制嘛，出了问题先找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总编辑或主编，作品有什么问题是杂志社出版社把关的，有了问题，先找他们。
河西：
刚刚也提到了，你的书在海外影响也非常大，海外有没有人邀请你去演讲或者参加研讨会？
杨显惠：
美国邀请我去过，我没去，唯一去的一次是欧洲，最近七八年再也没有出过国。
《告别夹边沟》
杨显惠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08-01
页数: 549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花城出版社
2008-09
页数: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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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文学的追求谈不上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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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
写《定西孤儿院纪事》是因为1970 年代，还是知青的您在闲谈中零零星星听说那些孤儿的故事，甘肃十一师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那儿有一个从甘肃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那时候就记住了有这么一个孤儿院？《夹边沟记事》也是当时在农场就听到的故事吗？
杨显惠：
我那时候在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的时候就听说过孤儿院了，定西孤儿院有一帮孤儿到我们农场来劳动过，只是和我们不在一个农场。后来，我去河西饮马农场的时候，遇到一个当年的孤儿，实际这个孤儿我在1990 年代初就认识，到2002 年时我再碰到他，他说他愿意带着我去采访那些亲历者。
夹边沟的话，在农场劳动的时候我就遇到过好几个右派，当然也不是夹边沟的。他们一开始就住在我所在农场附近，后来我所在的甘肃生产建设兵团把它们给接收过来了，这些右派和我聊起夹边沟。
除此之外，农场有些领导，他们从解放初期就负责农业工作，是很了解这段历史的。我第一次听到夹边沟的事，说人死光了，农场解散了，这还就是我所在农场的场长告诉我的。
河西：
1990 年，你重返河西走廊，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挂职任副场长，那时候是不是已经冒出了想写孤儿院的想法？
杨显惠：
当时其实是想写一写知青的生活，因为我在当地当过知青，所以又去兼职了副场长，不到一年，实际上呆了半年吧。2002 年以后，我才开始写孤儿院的故事。
河西：
虽然你在当地也生活过，但是听到这些孤儿的故事时，还是感觉很震撼？
杨显惠：
震撼，震撼！那时候听到他们说的这些故事确实很震撼，比我听到右派的故事还要震撼。我访问他们的时候，这些孤儿已经55 岁左右了，最小的45 岁，55 岁可能是岁数最大的，他们的记忆力非常好，而且在这个年龄段上，他们讲起家里人一些往事还是很有感情。当然，他们有些话还是不愿意讲，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孤儿觉得只有他活下来了，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不愿意讲，好像这是他的隐私。还有一些右派有一种恐惧心理，害怕，觉得这个事情不敢讲，因为这是个政治问题。还有个别人就是纯粹不想谈往事，心理上有障碍，太痛苦了，不愿意讲。不过，总的来说，访问孤儿院比访问夹边沟容易些，因为这些人正当年。写之前我判断，夹边沟的右派没死的，大概还有500 人，散布到全国的大概有200 人，活到现在的我估计不超过50 个人。你看，我当年采访的几十个人现在只剩几个人了，我在兰州采访了十多个人，现在还活着的也就五六个了。
河西：
写这些题材，如果写了发不了怎么办，你没想过？
杨显惠：
我觉得，能发不能发是主编的决定，你认为能发就发。另外，有些故事在写作的时候只讲事实，不多议论，社会发展也到那一步了，我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发表不了就放弃了。一开始也没有投给别的杂志，就直接给了《上海文学》。
河西：
《黑石头》中有些细节是不是还是以想象为主？
杨显惠：
这是被采访者亲口告诉我的。人到了突破做人的底线的时候真是没有办法，比如说我前不久看中央台的纪录频道，讲南太平洋上的捕鲸船捕鱼，但是这艘船出事了，这帮水手上了救生艇，救生艇在海洋上漂流，没吃的，他们就抓阄，谁抓上了，大家就把他吃了，这就是生存问题，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吃完了这位如果还没有得救，就再抓阄，结果到最后，就只有两个人活下来，这是真实的事情。我的小说里面，都是他们的故事，只是有的用了他们完整讲述的故事，有的，我把不同人的细节放在一个故事里。
河西：
听说《甘南纪事》是你的封笔之作？不准备再写了？
杨显惠：
《甘南纪事》我原本计划像前面两本书那样写到30 万字，可是写到一半，我的心脏不好，住院停了下来。我想过两年再写，结果上海文艺出版社把我这一年发的、还有准备第二年要发的小说拿去准备出《上海文学》丛书，把这一年《上海文学》上连载的作品结集成书，其他还有刘心武等四五个作家，就我的没有出。后来花城出版社说，我们来出，就给了他们。
河西：
从2007 年到2011 年，每年都去甘南藏地两三次，每次少则一星期，多则半月二十天？
杨显惠：
五六年内，我每年都要去两三次，有时候去一个星期、十天，有时候呆上半个月，因为一直在那生活不方便。那里海拔高，我有心脏病，要注意。我在那呆上几天，然后去甘肃别的地方走一走，再回来呆个十天。
河西：
都是自己花的钱？
杨显惠：
这些都是自己花钱，这个也不能报，咱自己花钱去。
河西：
当时是什么时候发病的？
杨显惠：
第一次生病是在酒泉的时候，酒喝多了，晕倒了，一检查是心脏问题，那是2005 年的时候。不要去太高的地方就好了，去甘南也就3000 米不到，不是很高，甘南那边不上山就好，呼吸不会有困难。因为心脏不好，我出去都要包个车。在当地，采访的时候语言上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那里年轻人比较多，汉语都会讲，偶尔遇到一些年纪大的，他们说的我还是能听懂。
夹边沟和孤儿院可以算是采访，在甘南完全就是去那个地方吃着，随便聊天，像体验生活一样。夹边沟的人不好找，分布在全甘肃，我访问的时候最年轻的都快70 岁了，被定为右派的那些人到1998 年，已所剩无几。这些老人不愿意讲。定西孤儿院那些孤儿也不愿意讲，不过有一个孤儿带着我，他们是一块长大的小孩，他做工作还要好一点，孤儿对他们的家事往往不愿意多谈，觉得是隐私。有的家庭，父母都死了，有的家庭，父母只顾自己，孩子没吃上晚饭也不管，都是很痛苦的记忆。另外，他们在孤儿院长大觉得是很丢人的事情，是耻辱。有些人讲着讲着就哭起来了，我当时也不好受，有些人死的状态和过程，听的时候确实很震撼。人处在那种无助的状态下，明知要死，自己无力解救自己。不愿意谈的我就换个话题，不指望一个人能完整地说出一个故事来，比如说挖野菜，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这也是小说需要的。定西孤儿院也写了五年吧，2003 年开始访问，访问了一年多，就开始写，一边写还一边访问，连续发表两年半，到2006 年为止，2007 年出书。
河西：
写西藏的作家有很多，比如说马原、扎西达娃和阿来，对他们的作品你怎么评价？
杨显惠：
他们都写得不错，可是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加入魔幻了以后，让读者真真假假弄不清藏区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使得人们对藏族生活现状还是看不明白，所以我希望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
河西：
你为什么选择短篇小说的形式，而不直接写个长篇？
杨显惠：
短篇小说轻松，写起来容易，不用统筹思考，我脑子里的想法成熟了就先把它写出来。长篇要把整个工作都做完才能写，还要花很长时间消化，结构故事，结构人物。而且长篇难发嘛，尤其这种事情，那是一个炸药包，写个短篇无非就是一个手榴弹嘛，长篇太容易引人注目。后来影响大是一个逐渐发热的过程，杂志上还放不下一本书，拿到出版社又不敢出版。短篇嘛，杂志上每期发一万多字，等注意的时候十篇八篇就已经发完了。
河西：
本来说还想写50 年代的中国，后来不写了？
杨显惠：
太累了。
河西：
以后会不会写一些当下题材的小说？
杨显惠：
我以后可能就坐在家里写一写我的知青生活，写点随笔啊、散文什么的。不会再花个三五年时间写专题了，身体也不好嘛，每天都吃药，有降血压的、有溶栓的，以后也得注意了。
河西：
前面提到苏联文学，中国作家有没有对你影响大的？
杨显惠：
艾芜、萧红、孙犁他们的作品对我都有影响，柳青的《创业史》也对我有影响。《创业史》写得很扎实，尽管他写的合作化是虚假的，但是细节很扎实啊，《创业史》是我认为50 年代最好的作品，作者的修养、文学功底都很好。艾芜的《南行记》是浪漫主义，流浪生活写得很浪漫，我很喜欢。当代作家里面，张承志我读过几篇，一开始我还很喜欢，他的《黑骏马》就很不错，王安忆和莫言都好，王安忆早期的中短篇很精彩，写知青从农村回到城市然后如何进入社会的故事，她有生活底子，又兼文笔优美。我记得那时史铁生也写农村的青年怎么走向城市，他们两个都写得很好，陕西作家路遥、贾平凹都不错。
不过现在，上海的小说在全国来说落伍了，你看上海作家在《上海文学》《收获》上出现的也不是很多。上海就是王安忆保持着水准，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王安忆的长篇《长恨歌》写得很不错，我特别喜欢，跟她早期还不一样，文字确实很好。故事、作品的力度可能不是很高，但是文字很美。
河西：
你觉得你对文学的追求是一种神圣的追求吗？
杨显惠：
谈不上理想，就是兴趣吧，也没有别的本事，只能用此谋生，我对文学的追求谈不上神圣。
河西：
当今文坛，玄幻、盗墓、青春文学大行其道，这些小说你有过目吗？
杨显惠：
那些就是商业化写作，冲着钱去的，我们当时受的教育还是文以载道，表达对人生的态度，现在的有些作家完全商业化，只要有读者就写。读者喜欢的不就是风花雪月、猎奇、刺激，就是消遣而已嘛，他们不追求你的小说里有多深刻的思想。
河西：
这么些年，夫人对你的帮助大吗？
杨显惠：
一般吧，就是一般平民家庭嘛，贫贱夫妻百事哀，就这么个事呗。
刊于《青年作家》2019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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