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尊重历史 | 访谈
中国经典作家访谈录
WANG HUO
王火 原名王洪溥，江苏如东人，1924 年7 月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3 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外国八路》《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浓雾中的火光》《雪祭》《流萤传奇》《女人夜沙龙》《霹雳三年》和“战争和人”三部曲：《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以及中短篇小说集《梦中人生》《流星》等。作品曾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全国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我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尊重历史
—— 王火访谈录
王火 / 张杰
为正义而呼的新闻名笔
张杰: 您气质明净淡泊，但名字却是火。这个“火”，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王火：我原名王洪博。王火是我给自己起的一个笔名。从大学时期发表文章开始，我用过很多笔名。新中国成立以后，要出书，我开始用“王火”这个笔名。因为高尔基讲过一句话，“用火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我觉得这个“火”字简单又是红颜色的，又可以烧毁旧世界。
张杰: 看履历得知，您的家世很不一般。
王火: 我的父亲王开疆（1890—1940）是江苏如东人， 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学习政法，毕业后赴北京考取法官。1916年回上海，任《民国日报》律师，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深造，1920 年毕业后回上海，开设律师事务所，并担任《民国日报》律师，又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开课讲授法律，与徐谦等人创办法政大学。我1924 年出生于上海。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上海小东门裕福里，邻居都是上海滩的名人，比如著名学者章太炎，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音乐家黎锦晖。黎锦晖还是我哥哥的干爹。1927 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于右任做法官惩戒委员会主任，请我父亲去做秘书长。我父亲就到南京工作了。起先我父亲当的是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几年后，可能因为他工作成绩比较好，就当了“国民政府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任委员。这个职位属于特任官，专门惩戒人的，算是位高权重了。国民党的官员当时工资很高，每月800块钱，那时候鸡蛋只要一分钱一个。我父亲为人很正直，工作非常尽职尽责，有爱国情怀。
张杰: 从您的气质也可以看出，应该是小时候受到非常好的家教熏陶。幼年的家庭教育是怎样的？
王火: 我父母在我六岁的时候离异了。父母离异后，我和我的哥哥被判给父亲，妹妹被判给母亲。但是我哥哥不愿意跟着父亲，于是他就留在上海跟着母亲。后来哥哥大了，他才到南京来，我们俩才重聚。我因为缺少母爱，童年生活会感觉到很寂寞。我每天有很多时间，是与父亲的秘书在一起。或者在院子里晃荡，思念妈妈。后来父亲再婚，继母吴德芳对我很不错，她是北师大教育系的毕业生。她常给我讲一些世界名著，比如《爱的教育》之类的，对我影响很大。父亲有父亲的书房，继母有继母的书房，我有我的书房。继母还在我的书房里专门摆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小学生文库”。好几百本，薄薄的小册子，天文、地理、小说、散文，什么都有。我哥哥则另外有一套“中学生文库”。我父亲也是个爱读书的人，他书房里一面墙是木箱装的二十四史，我没事时常跑到他的书房里去翻书。当时的我，还看不懂《三国演义》《西游记》，但书里的绣像画、插图，我很喜欢。总体来说，幼年时我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很好的。
张杰: 您父亲对您教育的风格是怎样的？
王火: 父亲教育方法很特别，不打不骂，但是要谈话，我最怕和他谈话。他不要我拿第一第二，只要我做个好学生，一个好人。万事都要讲一个“好”字，功课做得好一点，待人好一点，体育搞得好一点。虽然父亲在我十六岁时就去世了，就这点对我来讲，影响很深。父亲请了一个家庭教师辅导我的学习，他有两个秘书，待我也很好。这说起来有些假公济私，他们陪我骑自行车，陪我溜冰。有一位叫徐国平，是个大学生，会日语，那时候已经很仇恨日本人了，我说你是汉奸啊，怎么还会日文。他说自己就是想多学一门国外的文字，所以我还跟着他学了一点，现在还能说上一两句打招呼的话。
张杰: 您曾经写过文章回忆您少年时代在香港的往事，反响很好，大家说您写得非常真实，还原了当时香港的一些细节。那是怎样的情况？
王火: 1937年，战争爆发，我上初中一年级。我从南京到安徽芜湖，从芜湖到南陵，从南陵到安庆，从安庆到汉口，再从汉口到广州，从广州到香港，到香港我没有进学校，而是请了一个家庭教师教功课，在香港住了一年又回到了上海。再后来的1940年，我父亲为了逃离汪伪政府的绑架，我们又到了香港。我记得，每天一早，我就按照父亲的要求，到六国饭店门口和附近的报摊上去买《大公报》《南华日报》及其他一些报纸，看战况和国际新闻及评论。
张杰: 您父亲去世那一年您才16岁，这之后您的生活是怎样的？
王火: 我父亲去世后，我在香港待了没多久，就由香港回到上海了，在东吴附中读书。再后来我投奔了我母亲。1942年，我18岁，和一个叫作夏家连的人一起从上海前往陕西，我们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芜湖，从芜湖坐火车到合肥。爬山越岭绕道，拉纤乘船渡水，通车的地方就乘车，不通车的地方就走路，一听到枪声停下来，赶紧找个本地人带路，还在一个农民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最终突破日本人的封锁线，在河南洛阳附近的水寨我跟他分手。然后只身一人前往重庆江津。当时，我与家人失去联系，他们都不知道我是死是活。到重庆后，我先去找我哥哥，他当时在重庆兵工大学，然后又到江津找我一个堂兄王洪江，他是我父亲培养出来的，我就去投奔他。后来我就在国立九中继续读书，上高二和高三。
张杰: 你少年时代的理想是什么？
王火: 六七岁时，我经常看到很多兵穿着军装，拿着刀列队在上海街头走过，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非常威武，心里非常羡慕，很想长大后做个军人，勇敢地像个英雄般在沙场上打仗；后来由于看了《金银岛》《人猿泰山》《瑞士家庭鲁滨逊》等许多小说、故事和电影，就又想做一个航海家，日夜航行在惊涛骇浪的海上，想做一个探险家；我还想过学农业经济，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我觉得我学这个对国家有点好处。当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读书的时候，学校里发生了一起中毒案。很多同学吃早餐时中毒被送进医院，经化验是粥里放了砒霜。那天我睡懒觉没去吃早饭，于是参与了抢救同学的工作，目睹医生看到穷的学生不好好抢救的行为非常气愤，就写了一封批评稿投给《江津日报》，很快被刊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我于是觉得为人民做口舌还是好，可以为老百姓讲话。从那时起，我就埋下了学新闻当记者的心愿。
张杰: 高中毕业后，您进入复旦大学念书，在大学受到哪些老师的影响比较大？
王火: 当时有三所大学办新闻系：燕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思想最进步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我就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时有近600人参加考试，只录取30人。我的成绩排在第7名。复旦大学新闻馆的对联是于右任撰写的：“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主任陈望道，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引入中国的第一人，陈望道提倡学生们要学会一个本事，就是无论怎样嘈杂的环境都能照样写作。教授中还有储安平、赵敏恒、王研石、萧乾等。萧乾先生教了我两年，他讲授英文新闻写作。他曾作为随军战地记者，亲历过诺曼底登陆等重大国际事件，他是真正的大记者。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他说，新闻每每写作出来时有生命，时间长了，生命就消失了，因此，写新闻时要注意加点“防腐剂”，即文学价值、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优秀的记者要努力将原本只具有短期生命力的新闻，变成价值持久的历史记录。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储安平最特立独行，他教评论写作经常提醒大家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能平淡无奇。这些都让我受用终身。受萧乾先生影响，当时我还很想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张杰: 1949年，您获得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深造的全额奖学金，但你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你并没有去当一名战地记者。
王火: 当时我觉得，世界从此进入和平时期，不会出现大的战争，成为战地记者的可能性比较小。虽然没有成为战地记者，但我对新闻十分关注，我十分推崇二十世纪优秀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一句话：“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是你离战火不够近。”后来我也时常关注唐师曾、闾丘露薇等人的报道，我常常想，如果我在现场，我会如何最大程度地接近火线，做到最好。
张杰: 虽然没能成为战地记者，但您做新闻工作也非常出色。比如您当时率先采访并报道了因抗拒被侵犯而被日军刺了37刀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影响很大。
王火: 当我还在复旦大学念大三，就开始写新闻报道。当时有读者写信给我，称我为‘教授’。我曾获同时担任三家报纸的记者：上海《现实》杂志记者、重庆《时事新报》和台湾省报《新生报》的上海、南京特派员。《匮乏之城——上海近况巡礼》《苦难中的江南造船厂》《我所看到的陇海线——换车误点旅客饱受辛苦，沿路碉堡使人触目惊心》等通讯、特写也非常针砭时弊。1946年，我奉命前往南京采访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审判现场。那天，有不少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出庭作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满脸刀伤的少妇，用围巾半遮着自己的脸，在丈夫的陪同下走进法庭，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证，她就是李秀英。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站出来。李秀英能主动出庭作证，引起了我的注意。庭后，我主动约访李秀英。她是个了不起的女英雄，当时我是第一个采访她的报道她的。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就像《夜半歌声》里的那个脸。日本人要侮辱她，她同日本人搏斗，被刺了三十几刀，脸上拿刀削的，她还怀着七个月的孕。她的父亲会武术她也会武术，她还夺日本人的刀。这么一位女性宁可死也不被侮辱，你说南京人民不反抗，据我所采访的这些人，都说中国人绝对不是很孬种的。后来过了几十年，我在四川，听说李秀英仍健在，还委托我的侄儿，因为他在南京工作，去医院探望过她。在《月落乌啼霜满天》那本小说里，有一个叫作庄嫂的妇女，面对敌人宁死不屈，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
张杰: 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对您后来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王火: 新闻记者的职业当然给我带来了非常深厚的生活积淀和锻炼提高文笔的机会，也让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更加浓厚。1944年，我开始在报纸副刊上发表小说，比如像《天下樱花一样红》《墓前》这些，都是很多素材在我头脑里，想要喷薄而出地爆发一样。所以我下决心要写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才有了后来的《战争和人》。
王火
历尽艰辛完成史诗性作品
《战争与人》
张杰:新中国成立后，您先是进入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工作，后又调到北京的中国全总，为《中国工人》杂志工作，这段工作经历怎么样？
王火: 办这个刊物对我是很大的锻炼。杂志每一期发稿都是我，全都是我签字以后发出去的。做这个工作，要求头脑要时刻保持清醒，不能糊涂，一糊涂就要出差错。我做编辑的工作的要求很高，如果在交上来的稿件中看到错字，就要退稿，但我并不是说看不起或者对人家很凶，而是很耐心，所以即使我再严格，他们也接受。1961年，我们这个刊物突然被要求“撤庙搬神”，我被调到山东临沂，说是两年后还可以回北京。当时到北京已经快十年了。
张杰: 在山东临沂的工作生活怎么样？
王火: 刚到临沂，我发现那里不错。后来安排我到临沂的省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当校长。这所学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学校是按照苏联模式设计的、建造的，很漂亮。学生很多，当时学校正在进行改教，但是改教情况很糟糕。孩子们该学的都改了，学生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我到任之后，开始学习教育学，后来又看了一些苏联的教育课本，我是边学边干。工作很有效果。我觉得自己一辈子在那里搞教育，也挺不错的。我当时真的是愿意扎根在那里。当时是准备做一个教育家了，也参加了很多当地的教育活动。但“文革”爆发后，由于家庭以及写作的原因，我受到很大的冲击。让我非常心灰意冷。甚至想到自杀。爱人劝我要冷静地想一想，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我们走了，孩子怎么办？我想了很久，坐到凌晨，跟她说我不死了，再苦我也要支撑下去。
张杰: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你发表和出版的文学作品有三十余部、七百余万字，其代表作——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被誉为是反映抗战八年的雄伟史诗，先后获郭沫若文学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榜首，被选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及《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评论家对于这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战争和人》有助于青年一代和不熟悉当时“大后方”情景的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但听说这部小说历时数十载，历经千难万阻才终得以成书。背后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王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就构思着，要将自己此前所经历的、观察到的写成一部作品。当时名字是《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战争和人》的前身），用三句古诗作书名，即《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时间的跨度由西安事变写到抗日战争胜利内战爆发。从1950年到1953年，我在上海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进展较慢，但是雄心勃勃。1953年春天，我由上海总工会调至中华全国总工会，任《中国工人》杂志的主编助理兼编委。三年困难时期，经常饿着肚子奋笔疾书，总算突击完成了120万字的初稿。《中国工人》停刊后，我被派去山东沂蒙山区支农。“文革”时，这部书稿被说成“文艺黑线的产物”，稿子被拿去展览，我被批斗了无数次。我心灰意冷：都不要文化了，我还写什么呢！就在门口把这部凝聚了自己十几年心血的书稿烧掉了。
张杰: 后来是怎么又开始重写的？
王火: “文革”过去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于砚章来信，询问这部稿件的下落，得知已经原稿被烧掉后，就鼓励我重新写出来。我早就熟悉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的故事。谈迁花了二十多年完成的《国榷》被小偷窃去，在55岁时重写《国榷》。受谈迁精神启发，我决定重写我那部被烧掉的小说。由于写过一遍，材料和素材都在脑子里，所以进展比较快。我是1982—1983年把第一部写完的。1983年秋，复旦大学的一位同学邀请我去四川人民出版社任职。我带着已完成的第一部手稿前往成都。我正要投入写作时，我的左眼因为一次事故受伤失明了，但要把过去浪费了的光阴夺回来的心愿激励着我，我还是全力以赴，克服艰难，用一只右眼完成了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
张杰: 您左眼失明的事故是因为救一个掉在沟里的女孩，听说是头撞到钢管上，导致脑震荡、颅内出血。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王火: 1983年我到四川工作以后，担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有一天，经过工地下大雨，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掉到深沟里了。挖的地基不是很深，下了雨，里面还有水，当然淹不死孩子，孩子哭啊。当时下着雨，边上还有个年轻的工人，他不干，走了。我那年已经六十岁出头了，身体还很好，我当时两手撑着烂泥的两边就下去了，下去以后我就把她抱住，就把她托上去，我把她托上去以后她走了，我上不来了，为什么上不来了呢？下面有水不要紧，没有踩脚的地方我怎么上来呢？于是我就拿我的皮鞋踢这个泥啊，踢了半天，把它挖了个洞可以把脚垫进去，然后我就一跳，两手再一撑往上跳，可是我没想到上面有个钢管头啊，钢管的一个头上还有螺丝钉这种东西，我这个头就“砰”，因为我这一跳力量很大了，一下钢管头就打到这个地方了，这就开裂了嘛，这个地方不就打个洞嘛，满脸都是瘀血，整个脸都变成红脸了，淤了皮肤没有出来的血，这个地方都碎了，然后我人就跌下去了。这个工地这块是空旷的，没有人，我还得靠我自己。我自己还用这个方法，第二次用的力量就不像第一次那样了，我就连滚带爬撑上去了。我到办公室，他们一看，说你怎么这个样子了。当时视网膜还没有脱落，但是颅内出血了，颅内出血了变成什么状态了，第一就不会说话，后来就是这样，回到家就这样睡到床上，没有记忆了，什么事都忘掉了。后来动手术时，医生把我的视网膜弄坏了。我同妻子说，自己可能会是一个废人了。妻子还安慰我说，还有盲文。那是，我还真学习了一段时期的盲文，还用盲文创作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上海著名眼科医生“东方一直眼”带的两个女徒弟的故事。最后我的另一只眼还是保住了。
张杰: 左眼失明对您的生活和工作肯定造成很大的影响，能坚持写作，是很令人敬佩的。
王火: 因为左眼受伤失明，1987年我就离休了。困难是这样，最初期一只眼的时候，在楼梯上跌了三跤。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两个眼睛它有个焦点，一个眼睛的话它看东西不那么准确，倒开水嘛容易倒手上，现在不会了，当时一倒开水，开水浇了手，夹菜吧夹到碗外面去了，你不信的话可以一只眼试试就这种局面。那么写东西、看东西呢，容易累、容易疲劳，另外我年纪大了它就老花了，不但老花有点玻璃体浑浊，有点轻度的白内障，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只眼睛的情况就比较差了。我搞这部稿子后期啊，就戴上四百度的老花镜再用放大镜。这只手拿笔，戴着个老花镜，另外一只手拿着个放大镜，然后用手压住纸，所以比较困难。左眼失明后右眼视力也下降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使用电脑，因为我根本看不清光标在哪儿。
张杰: 《战争和人》这部小说大概的人物设定也和您的实际家庭状况很相像，带有一定程度的自传色彩。
王火: 我经历了八年抗战，过敌人封锁线，轰炸、炮火袭击、灾荒……都有经历，生活积累太丰富了，我所写到的地方，都是我去过的，我书中写到的人物凡用真名真姓的，都必定是我见过的或认识的。没见过的人我不写，没到过的地方我也不写。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尊重历史。我在沦陷区待过，在大后方待过，从1944年就同地下党有联系，对沦陷区、正面战场和解放区战场都比较了解，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接触过的。我写了一百多个人物，各有各的样子，是有生活的，不是胡编乱造。但小说毕竟不同于报告文学，艺术渲染和加工是必要的。不过，小说中确有很多我自己的影子。或者说，如果我没有那些真实的经历，是肯定写不出这部作品的。
张杰: 您自己怎么看待《战争和人》这部作品？觉得它能代表您的文学创作吗？
王火:《战争和人》里包含了我最关注的事物和价值，也体现我的文学风格，是我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一部，它再不能代表也就没有能的了。
张杰: 《战争和人》一共三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和《枫叶荻花秋瑟瑟》，一直从西安事变写到解放战争，有没有想过继续写第四部？
王火: 三部曲出版后，我觉得这部作品还是写长了，本来我的第四部已经构思好了，但当时不太想写了。最后我还是写了，名字最初叫《春风又绿江南岸》，后来改名叫了《霹雳三年》。作品中人物变了，写法也变了，但与三部曲中的人物，还会有一些关联。
张杰: 除了长篇小说，您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剧本，都是跟战争有关的，是因为战争时代的事情给您的印象最深吗？
王火: 对。战争时代的故事在我脑子里还有很多。不客气地说，我的短篇小说写得不错，但是短篇小说的影响不可能太大。有一年，华东戏剧汇演要我写一个剧本出来。我为此去一个村庄调研。那个村里家家都养狗，我不敢动，只好大叫。村里人闻声出来，把我带去找支部书记。支部书记就把我安排在一个招待所。他拉住我跟我讲：“待会儿要是有一个老太太过来问她儿子的事，你要说你儿子好好的。要是讲不好，她会伤心的。”原来这个老太太当年把儿子送去参军，儿子牺牲了，一去不复返，从那以后她就傻了，一天到晚坐在一棵树下纳鞋底，还想着要支援前线，纳好了就交到支部来。我就在招待所里待着，那位老太太真的来了，进来以后她先对我笑，之后又问：我家孩子还好吧？我说他好他好。她就很高兴，又问：他现在还在打啊？我说他有时打有时不打，我就说些谎骗她。一会儿支部书记来了，说不早了，便要扶这位老太太去睡觉。我就跟着他俩走，我就发现老太太住在支部书记这院子里，上头的一间房子就是她的。支部书记陪着上去后，把破旧蚊帐里的蚊子全部扇出去，就像亲儿子伺候妈妈那样。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深，我就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写了一个短篇小说。
张杰: 除了《战争与人》三部曲，您创作的反响较大的还有长篇小说《英雄为国》《霹雳三年》《外国八路》，回忆录《长相依》《过客蓦然回首》等，这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在巨大历史变动中作家的命运沉浮和心灵轨迹，留下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满腔热忱和对历史曲折的严峻审视。2017年8月，10卷12册680万字的《王火文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回顾过往，还有没有想写却没写出来的作品？
王火: 还是有。有一个历史人物，叫白朗。这个人贾平凹写过，我也想写。讲孙中山和白朗的故事。孙中山送给白朗一幅羊皮的中国地图，很有诚意。因为白朗不知道地理的重要性，在两省中间的地方，是十分重要的。我当时写了一篇未完稿“白朗”，但是由于外部原因而搁笔，后来能写的时候年纪又大了，我就不想写了。如果我要写，还得往白朗活动的地方走一趟，应该到甘肃这一带去，我写这些东西，可以加工，但是不要虚构，首先要做足调查。如果不做足够的调查，我是不会只凭资料写小说的。曾经有个读者读了《战争和人》，问我怎么把缙云山、嘉陵江写得那么真实。这不奇怪，因为我曾经在北碚读书。
人生亦可慰 爱情堪传奇
张杰: 您和妻子凌起凤的爱情也是一段值得称颂的传奇经历，两人一起历经风雨，才最终得以有情人终成眷属。您俩是如何认识的？中间发生过什么故事呢？
王火: 我十八岁遇到凌起凤，二十八岁结婚，她去世时八十八岁。她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大家闺秀，他父亲是辛亥革命元老、著名爱国人士凌铁庵。1942年，我们在抗战初期的大后方四川江津相识、相爱。解放前夕，凌起凤随家人去了台湾，我们分别4年，一直靠书信往来。1952年，凌起凤为了与我团聚，作别台湾的家人，先在香港制造了自杀假象，改名字后回到上海，与我结婚。那件事不光风险极大，而且她当时在台湾拥有很好的生活，她都毅然放弃。实际她离开以后，对她父亲很不利的。此后几十年，她都不能与家人联系。
张杰: 在您眼中，妻子是一个怎样的人？
王火: 她小时候生活是很富裕的，家庭地位是很高的。她有学问有教养，既可执教，也可为文，然而她为了全身心地协助我，放弃了很多，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是我的“大后方”。而且，我写一部作品，她是我的第一个读者，给我提了很好的建议。可以说，她为我付出很大。拥有完美的爱情和婚姻，是我今生最大的收获。如果没有这个保障，我这一生，估计都走不到现在。
张杰: 您和妻子既是爱人亦是知己，几十年恩爱如初，风雨同舟，令人羡慕。有没有什么夫妻相处之道的秘诀可以与现在的年轻人分享的？
王火: 我和她相伴多年，几乎没有吵过架，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两人很要好，我很爱她，她也很爱我，就这样，互相也可以谈心里话。也几乎没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没有夸张，我们还真的没有红过一次脸。也许是因为经过大风大浪，我们才走到一起，非常不容易。生活琐事带来的小争论，都完全不会放在心上。她住院，我也陪住，基本三年都在医院里生活，很少回家，所以书桌什么的，都几乎没怎么动过。而且，我闭门谢客，推掉了所有的邀请，没有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全身心地陪她走完最后一程。爱人去世已八年，我至今仍然非常思念她，我还想早点走，好与她相见。
张杰: 您在上海出生，又在南京、重庆、北京、山东临沂工作生活过。1983年来到四川，在四川待了35年。现在，在这些城市中，您觉得最有感情的、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座？
王火: 坦白说，印象最深的还是上海和南京，毕竟我在上海出生，在南京有珍贵的童年回忆。但四川成都是迄今为止，我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称得上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交了很多本地朋友，感情很好。四川人待人热情，性格活泼。这个地方很养人，藏龙卧虎。我爱人去世后，在上海的几个妹妹怕我孤单，多次邀请要我回上海居住，但是我都拒绝了。一方面，我在成都已经住了近三十年，感觉很舒服，这里有我的朋友们，比如像马老、李致。虽然我们并不常见面，但是在一个城市，总是感觉很心安。而且，因为她（指了指屋里摆放的爱人照片）还在这里，我要在这里陪陪她。
张杰: 您刚才说跟马识途和李致都是朋友，可以谈谈您们之间的感情吗？
王火: 我跟马识途，还有李致，我们感情都很好。有一些什么重大节日，我们经常都要聚一聚。我刚到成都的那一年认识的马老，我们谈人生、文学，非常投契，大有相见恨晚的知音之感。我比马老小十岁，我与他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有时半年都见不到一次，但是一见，谈起往事就非常亲。马老对我特别好。他可能觉得我这个人人品好，我确实对他也很真诚。他写过一首诗送给我：“淡水之交数十春，潭深千尺比汪伦。同舟共度风雷夜，相见无言胜无声。”我们并不经常见面，我也不怎么打电话给他，怕打扰到他。但是，虽然是“淡水之交”，马老却认为我们的友情深厚如李白和汪伦。
张杰: 在认识马老之前，您有读过马老的作品吗？
王火: 当然读过。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就在杂志上读到过马老的作品，《找红军》《老三姐》，我一看，这是一个老同志写的，搞地下革命工作。一看作者名字叫马识途。名字好记，就记住了。马老现在人届高龄，完全可以弃笔休养了，但马老还在奋笔疾书。据我自己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能在104岁这么大年纪还保持如此旺盛创作力的作家，马老是世界之最。我认为，这是他出乎对文学的一腔眷爱，别无所图；这是对于祖国、人民的两肩责任，不愿冷漠。我有个提议啊，我觉得应将马老的长篇代表作《清江壮歌》翻译成不同语种，推到世界上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优秀的作品。马识途和他的作品不仅是四川的、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宝贵财富。若不是我年纪大了，我就亲自来做翻译这个事情。
张杰: 你从事出版工作多年，对出书有感情。现在还关注新书吗？对现在市场上的出版物，您有怎样的印象、评价？
王火: 从前我也去淘一淘旧书，用很贵的价钱买过两本三希堂的法帖，可是生病之后，对身体情况小心翼翼，旧书上细菌太多，所以现在也不怎么去了。我还经常到高升桥的购书中心去看书。早上去，中午就在旁边的肯德基坐一坐。看书没有什么特定的种类，我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常常翻看新书，摆在最显眼位置的畅销书我也看，有时看到喜欢的就买回家。譬如美国作家之父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这本书我在初中的时候看过，但是忘掉了它具体讲的是什么，所以再次看到这本书我立马就买了，重看一遍。看了，我发现这书和我小时候看的不一样。这本书讲一个叫瑞凡•温克尔的男人为了躲避唠叨凶悍的妻子，独自到附近的山上打猎。他遇到当年发现这条河的船长及其伙伴，在喝了他们的酒后，就睡了一觉。醒后下山回家，才发现时间已过了整整二十年，人世沧桑，一切都十分陌生。有点兰柯一梦的意思，但也不尽相同。
张杰: 现在很多人习惯在电子屏幕上阅读、写作，您有怎样的感受？
王火: 我落后了，我早就承认我落后了。科技进步是挡不住的，所以我觉得马老比我强，他用电脑打字，马老师是中国作家里最早开始用电脑写作的一批，我不行。我这边的眼睛由于做手术的缘故，一点视力都没有，我写东西得戴老花镜、放大镜，写起来很吃力。
张杰:您最喜欢哪些小说和作家？对您影响比较大的文学作品是哪些？
王火: 我很喜欢长篇小说，雨果就是一位我喜欢的作家。他《悲惨世界》写得很特别，如果交给其他的编辑，这本书中间可能有六万字都不会被发表——滑铁卢之战。你看，这么长的篇幅，游离于主线故事之外，但写得那么好。这六万字是军事文学的标杆。我在写《战争和人》时，也学了他一下，但是学得不好。我用一整章来写南京大屠杀，但这按照当时的编辑意见，都是不应该写的。前苏联的文学我也很喜欢，像托尔斯泰、果戈理，还有《静静的顿河》我也很喜欢，我喜欢肖洛霍夫塑造的女主角阿克西妮娅。《静静的顿河》后来被拍成电影，我看了两遍。还记得当时选角时，肖洛霍夫到制片厂去说，想看一看演员。制片人就陪着他去看，先看阿克西妮娅，看到那位女演员之后，肖洛霍夫就觉得可以了，我写的阿克西妮娅就是她。
张杰:除了读书，您还有哪些兴趣爱好？
王火: 我很喜欢看电影。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待过三年，担任过审片的工作。我现在年纪大了，也看不了。我最喜欢文学片，文学名著改编的片子，滑稽片我也看，像查理•卓别林的片子。中国古典的文学我也很喜欢，我不像流沙河，钻研庄子和易经，我会背《古文观止》。总的来说，我的兴趣很广泛。
张杰: 您一生充满了动荡，经历了混乱的时代，也遭受了很多苦痛折磨。如今您是如何看待过去的这些经历？有没有什么人生的智慧可以与我们读者分享的？
王火: 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我的一生确实充满变动，尝遍各种滋味。时代潮流与个人际遇共同推动的丰富经历，是我一笔宝贵的财富，可以让我更加深刻感受社会、思考生活。岁月像流水，在流动的过程中，会遇到阻力，但是流水不会停止，它会另外找一条道路，继续前行。而且，遇到阻力的水流，往往更能迸溅出美丽的水花，具有平常所没有的动人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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