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两场高层经济会议，缓解经济民生困境需从四方面同时发力

4月7日和11日，五天时间内，高层召开两场经济形势座谈会，李克强强调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抓住关键，有力有效应对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关键环节、重点企业，要采取“点对点”帮扶措施，做好受疫情影响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就医需求，对遇困群体予以救助，兜牢民生底线。

为缓解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冲击，这几年我们采取了在供给端减免税费等纾困措施，这些措施不能说没有任何作用，有部分市场主体确实从中有一定受益，但总体来说，从实践与时间效果看，作用非常有限，而且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正呈现出边际递减趋势。

尤其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疫情防控又叠加了一些政策因素，明显超出了市场承受能力，导致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市场活力越来越低迷，关门倒闭的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越来越多，一些在几年前还蓬勃发展的大型企业也不断压减运营成本，传出裁员传闻，传递到每个家庭和个人，折射在宏观经济层面，都让人很难乐观。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因此而对总体经济形势做出了“需求萎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的判断，随后在上个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委”会议与4月7日总理主持召开的专家与企业家座谈会也聚焦讨论了当下的经济民生热点问题。这些会议都非常重要，非常及时，所聚焦讨论的问题非常有针对性，会出台那些相关救助措施也非常令市场期待。

那么，怎么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因疫情及相关防控措施所带来的经济与民生困境呢？在新形势，我认为至少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同时发力。

第一是要根据变种病毒Omicron的特性与国际疫情变化及时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在坚持“动态清零”的同时尽最大可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活动。新冠疫情爆发后，我们采取了严防死守的防疫方式，受益于中国体制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和中国民众的集体主义与牺牲精神，这一防疫模式取得了极大成功，在全球多数国家深陷疫情泥潭的情况下，中国“这边风景独好”，成为全球最大的安全岛。卓著的防疫成绩不仅使中国在疫情初发的当年取得了亮眼经济成绩，还极大增强了中国人的制度与文化自信，中国政府也不失时机地将此作为中国的体制优势宣传，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也获得了极大成功。

但是，进入2021年下半年，随着疫情防控长期化，因为各地方频繁轮流上演封城措施，特别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层层加码滥用一刀切防疫措施，经济与基本民生受到巨大冲击，再加上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放开管制，是否应继续采原来的防疫模式引发了激烈讨论，基本上形成了“放开派”和“清零派”两大阵营。考虑疫情防控可能产生的医疗资源挤兑情况会造成大量死亡并可能影响政治稳定，决策层坚持采取“动态清零派”模式，这一模式有其现实与国情基础，但在实践上，如何在坚持“清零”的同时兼顾经济活力与民生是一项艰巨挑战。

多数人现在已经认识到，中国不能在西式“躺平”和各地轮流封城上选择一极，但是如何找到一个新的更好的防控模式，既能防止疫情在短期内大面积爆发失控，同时又能在最大程度恢复生产生活还没有答案。在经历了2020年的恐慌和2021年的未知之后，人们对2022年及之后的疫情防控和经济民生救助措施需要有一个清晰的预期。尤其这次上海疫情爆发所引发的社会乱象与对整体经济与全球产业链的冲击，非常值得政府决策关注。

第二是要下决定尽快从市场需求端实施刺激。疫情爆发后，不同于其它多数国家从市场需求端实施刺激的方式，中国主要采取了在供给端为受影响的企业减免税费的纾困措施。这有中国社会的文化因素在里面，因为我们一直是一个更注重生产积累的国家，在这方面有着深厚的文化传承。但是从供给端纾困存两个非常大的短板，一个是刺激产生效果的周期很长，而多数企业尤其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企业需要的立竿见影的救助措施，一个是在经济民生受到疫情与各种政策因素冲击后，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下降，整体消费在不断萎缩，这就导致供给端的刺激措施无法在市场运转中形成闭环，产品卖不出去，政府虽然为企业减免了大量税费（累计官方数据已经超过五万多亿），但是企业仍然在不断大面积关门倒闭。与此相反，那些采取了在市场消费端刺激的国家，虽然产生了一定的通胀效应，但是却基本已经走出了萎缩周期，以美国为例，除通胀之外的各种经济数据从去年开始就不断向好变化。

所以，除了继续着眼长远在供给端针对企业纾困，各市场主体现在更迫切需要的办法是在市场端采取刺激措施，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且可以从根本上缓解在供给端刺激正产生的边际递减效应。一个最简单有效也是其他国家或地区普遍采用的办法，就是在一到两年的时间内，对全民发放一定金额的限期使用的购物券，比如每人每月100元或更多一些，中央财政完全可以为此设立赤字账户，进行专项管理，在避免通胀的同时，同时兼顾到消费刺激与社会救助目的。

第三是要尽快出台针对市场主体与受冲击民众的财政救助措施。这几年，一则因为受持续爆发的疫情影响，二则因为各种内外因素冲击，三则因为很多地方部门动辄搞“一刀切”式过激防疫，再加上各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折腾，多数中国企业与居民家庭过得很不容易，很多家庭个人与中小企业和个体商户苦不堪言，不少家庭或个人的积蓄已经被掏空，这是现在中国经济遇到的挑战，也是在政治与社会稳定层面要密切注意的问题。不过坦率说，至少迄今为止，在针对受疫情影响的民众生活救助上，国家财政做得的还非常有限，这是比较令人费解的地方。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反复说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除了在危机时的社会动员能力，还在于能摆脱资本利益支配，在价值情怀上能站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立场决策行事，在公共政策上能体现对普罗大众的关爱，按说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中国疫情防控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到第一位，已经体现了制度优势与价值意识，在对经济民生的救助上，也可以更充分体现出来，那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到的民生救助措施，中国完全可以做得更有力度。

第四是继续在供给端出台措施，而且要力度更大。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

除了上述四个具体领域，在整体经济与疫情应对思路上，也要继续坚持与时俱进与实事求是精神，尊重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能够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需求愿望的制度初衷与价值精神，要让普通民众与市场主体感受到来自体制的关怀与帮助。最近有很多迹象显示，如果经济民生问题不能得到有效重视，因疫情防控产生的次生灾害不能被有效控制下去，原本我们因防疫成功积累的自信与支持“动态清零”的群众基础就会被逐渐动摇乃至消失，这一点体制一定要有深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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