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林 | “皮格马利翁情结”和人机之恋

作者简介

程林  柏林自由大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德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机器人人文和德语奇幻/科幻文学，主持相关国家社科青年项目1项，发表机器人与早期机器人相关德语专著1部、中/德/英语文论文十余篇。

原载《浙江学刊》2019年第4期，本文省略注释与脚注，完整版本请参见刊物或知网

目前, 最新的机器人伴侣已经可以按程序设定与人进行简单交互, 其智能化程度未来也将逐步提高。事实上, 即便智能机器人无法模拟人类情感, 以机器人为代表的“人造人”，也已与人类情感紧密相连。“非人之恋”现象看似是离经叛道的新事物, 无机人造人在人类情感历史长河上却从未缺席:从欧洲古代的人形雕像到中国明清小说中的画中美人, 从浪漫派文学的机械人偶到现当代的橱窗模特和硅胶人偶, 直到当下的机器人和虚拟人偶。在此, 本文就探讨内容做以下限定:本文通过呈现人造人的多重角色来分析非人之恋关系的多重维度, 主要关注人性以及人的境遇, 暂不讨论机器人与婚恋伦理等伦理问题;暂不讨论非人之恋如何进阶形成正向价值, 但希望为相关讨论提供借鉴;暂不参与机器人等人造人主体性问题的讨论, 例如它是否能够爱上人或蓄谋危及人类安全, 因为这还缺乏现实基础。本文初步梳理无机人造人的九种角色, 对人机之恋现象做多重解读, 抛砖引玉, 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做准备。首先需要关注的是20世纪初欧洲学术界关于非人之恋问题的论调:

一、早期性病理学中的“皮格马利翁情结”

19和20世纪之交, 精神分析和性病理学 ([德]Sexualpathologie) 兴起, 深刻影响了人们对性心理与性行为的认识。当时, 喜欢雕塑、机械人偶或与之交媾的现象引起了性病理学家的特殊关注。在性学学科创始人之一、德国医生布洛赫 (Iwan Bloch) 的著作《我们时代的性生活》 ([德]Das Sexualleben unserer Zeit, 1908) 中, 读者可以读到关于“皮格马利翁情结” ([德]Pygmalionismus) 的奇闻:19世纪后半期法国妓院里, 有年迈的伯爵要求妓女扮演女神雕像, 并在完成仪式后, 目睹其“活起来”, 并从中得到快感和满足。(1) 布洛赫认为, “皮格马利翁情结”与对人造的身体 (如情色人偶) 或身体部分的猥亵行为类似。德国医生迈茨巴赫 (Georg Merzbach) 则在其作品《性觉的病态表现》 ([德]Die Krankhaften Erscheinungen des Geschlechtssinnes, 1909) 中倡导扩充“皮格马利翁情结”概念的内涵, 把所有与人像 (画像、人形雕塑和情色人偶等) 性爱的症状都纳入其范畴。英国性心理学家埃利斯 (Havelock Ellis) 同样使用“皮格马利翁情结”这一概念。

《我们时代的性生活》

布洛赫(著)，1907年版封面

这个概念受到古希腊神话与古罗马诗人奥威德《变形记》 (Metamorphosis, 1-8) 中皮格马利翁故事的直接启发。在《变形记》中, 皮格马利翁是生活在塞浦路斯的雕刻艺术家, 因认为凡间女子道德败坏, 所以宁愿独卧空榻, 也不与之结婚。他用巧夺天工的技艺雕刻了一座雪白的象牙少女像, 其美丽程度绝非肉体凡胎的女子可比。他全情投入地爱着这足以乱真的雕像少女, 视它为妻子。在维纳斯的节日上, 他乞求爱神成全。维纳斯为他打动, 赋予了雕像以温度和呼吸。回家后, 皮格马利翁发现“爱人”身体开始变软、脸上绯红初现。后世多将雕塑少女命名为佳勒忒娅。对后人来说, 皮格马利翁的遗产有二:一是艺术家与艺术品的关系, 这在西方文学艺术史上极被重视, 被很多文人当做艺术家和艺术的寓言来探讨;二是人和无生命人像的性爱, 但因为有伤风化, 相关描述并不多, 青年歌德的叙事短诗《皮格马利翁, 浪漫谣曲》 (Pygmalion, eine Romanze, 1767) 便是一例。主人公喜欢并去拥抱一座自己造的人形雕塑, 他的好朋友对他说:“你拥抱的是坚硬的石头/哦!你真是傻得可以!”歌德笔下的主人公在朋友说服下才改变了自己的打算。

在大航海时代, 西南欧水手们不但在劈波斩浪中改变着世界的格局, 也在船舱里改写了性爱辅助工具的历史。在长年累月的海上航行中, 用废布等简陋原料做成的“旅途的女人” ([法]dame de voyage/[荷]dama de viaje) 成为现代性爱玩具的雏形。在对人的心理和性爱偏好尚未进行深入研究的古代和近代早期, “皮格马利翁们”要么被描述成了轻浮的青年、胆大的异教徒, 要么是大航海时代粗鲁的水手。这种对非人之恋没有立体感的奇闻式描述直到性心理学的兴起与“皮格马利翁情结”等概念的出现才得以改变。“皮格马利翁情结”实际上是一种被社会主流所排斥的、应被诊治的性心理错位现象。在迈茨巴赫等人看来, 这种现象与恋尸、猥亵尸体等性错乱现象密切相关。

实际上, 医学和心理学界对这种性倒错的病态化认定与当代社会中部分人的歧视观念大同小异。如上所示, 人造人情爱是性心理学肇始之时的重要分析案例。但在当代国内外关于性心理学或异常心理学的相关探讨中, 关于人与雕塑、人偶性爱的内容已难匿踪迹。相关著作主要探讨“恋物”现象, 但人机性爱与经典恋物区别明显:恋物是对物品或身体某部分 (如鞋、丝袜和毛发等物件) 的沉迷以及从中得到的性爱满足, 而无论是雕塑、人偶还是机器人, 都是完整的人形。当今, 非人之恋现象越来越需要被探讨与重视。在新时代背景下, 本文在广义拓展迈茨巴赫“皮格马利翁情结”概念的基础之上, 重新审视非人之恋现象, 区分其不同表征与内涵, 以期更新相关认识。

二、无机人造人的九种角色

笔者认为, 现实、文学与影视中呈现了九种非人亲密关系, 与之对应的是无机人造人的九种角色;同时, 这九种角色之间也不乏交集。

(一) 生理性:“跨人际性爱”的对象

在瑞典科幻剧《真实的人类》 (2012-2014) 中, 内向的年轻人托比亚斯无法自拔地爱上了美丽、优雅而又神秘的“人机器” (Hubot)米蜜。而有血有肉的真人对托比亚斯来说则缺乏吸引力。剧中的医生将他这种情爱倾向视为是“跨越人类性爱的” (transhuman-sexual) , 即偏爱机器人是托比亚斯内在的生理倾向。类似于同性恋倾向, 这种倾向首先是生理性的, 它如何被激发出来或是否被认同均属于社会规训的范畴。在《真实的人类》中, 喜欢“人机器”或喜欢装扮“人机器”的人被称为“跨人” (Transhumaner) 。这种行为在日常生活或性心理学中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性倒错, 而在《真实的人类》所塑造的近未来人机共存社会中, 它逐渐被人们所理解与接受。

哲学学者程广云将人与“不受控”的机器人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一种“跨人际主体间关系”。实际上, 现实或科幻中与人处于性爱关系中的机器人或人造人多数并非不受控、而是被动的承受者, 但在人将其拟人化的情况下, 这实际上仍是一种类似于跨人际的关系, 人机性爱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跨人际性爱”。

早期性病理学家们还探讨过女性的“恋偶情结” ([德]Puppenfetischismus) 。19世纪后半期是布偶作为女孩玩具的黄金时代, 在女孩心灵成长过程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 其在市民与富裕家庭中的普及程度几乎就像现在年轻人手里的智能手机。在与布偶的“角色游戏”中, 成长中的小女孩像小大人 (例如母亲、护理工作者) 一样预演未来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角色。德国性病理学家施泰克尔 (Wilhelm Stekel) 在著作《恋物》 ([德]Fetischismus, 1923) 、德国文化历史学家冯·伯恩 (Max v.Boehn) 在著作《人偶》 ([德]Puppen, 1929) 中都记载了“恋偶情结”的多种表征, 其中典型一例如下:部分成年女性不能从童年的布偶游戏中摆脱出来, 在成年以后养成了保持着童稚、与布偶爱抚以及搜集甚至偷窃布偶等习惯;而在丈夫面前, 她们却保持冷淡。

《人偶》，[德]马克斯·冯·伯恩(著)，1929

(二) 被动性:性欲的承受者

相比之下, 当作为人类性欲的被动承受者时, 人偶或机器人彰显了更多人类社会性和主动性欲望, 而不是中性的本能或生理性的特征。在80年代德国流行歌曲《人偶不哭泣》 ([德]Puppen weinen nicht) 中, 当男性组合Combo Colossale肆意蹦跳和唱出“人偶不哭泣”时, 似乎也在暗示:与真人女性相比, 沉默承受且没有反抗或抱怨的人偶式异性才是更好的选择———或许就如同以下法国情色小说标题给出的信息:“睡着的女人” ([法]La femme endormie, 1899) 。情爱人偶或机器人实际上是替自然人 (特别是被物化的女性) 承受部分人的性欲, 其中不乏是人性中黑暗的欲望, 或如齐泽克所说的“成问题的、侵略性的欲望、幻想和快感”。部分人希望得到对性爱的绝对把控, 这种愿望有时只有在人偶、机器人或尸体身上才能得以满意。在英美科幻剧《人类》 (Humans, 2015) 中, 光顾机器人妓院的男性客人希望高仿真机器人妮丝卡能够装出害怕的样子, 以满足他的尝试心理或报复心理作祟的特殊需求。

实际上, 人偶/机器人妓院并非仅是文学和影视叙事。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爱尔兰的都柏林和德国的多特蒙德等地, 近三年来都出现了性爱人偶妓院。科幻电影《人工智能》 (AI, 2001) 、科幻剧《真实的人类》 (Real Humans, 2012) 以及《西部世界》 (Westworld, 2016) 中描述的机器人卖淫场景成为现实。人偶和机器人等一方面可以替人承担性欲, 另一方面也加重了人的物化倾向。

(三) 两极性:性别角力的工具

《睡着的女人》中的男性角色认为, 相比现实中的女性, 高仿真人偶“睡着的女人”集众多优点于一身, 例如“她”既任人装扮, 又不会出轨, 还可服务多个男性。这种情爱人偶与机器人自然是皮格马利翁们千年偏执欲望的结晶, 以至于“女性人偶”一旦不能如男性所愿, 就会招致激烈压制。在犹太裔德语作家明策 (Kurt Münzer) 的短篇小说《皮格马利翁》 ([德]Pygmalion, 1920) 中, 人偶“复活”起来, 但却不再按皮格马利翁喜欢的方式行事, 以至后者的欲望“现形”、大吼道:“做个人偶[...]做个人偶, 回到你从前的样子!死去!僵住, 人偶, 人偶!”对这类某种程度上也是“厌女者” (misogynist) 的皮格马利翁们而言, 女身雕塑复活的愿望有时不过是表象或谎言, 他们想要的无非是他们眼中的理想女性———在极端情况下, 女性最好是一个毫无反抗的被动人偶, 或干脆是尸体。就算是在希腊神话或《变形记》里, 皮格马利翁也是在讨厌世俗女性的基础上喜欢上了亲手塑造的人形。在德语电视剧《侦探雷克斯》 ([德]Kommissar Rex, 1994) 的第三季第六集《人偶杀手》 ([德]Der Puppenmörder) 中, 主人公是看上去彬彬有礼的“人偶医生” ([德]Puppendoktor, 即修复人偶的手艺人) , 喜欢将女性打扮成古典人偶来摄影。但一旦真人女性不再任由他摆设时, 他就行凶, 以保证“人偶没有自己的意志”, 因为“你[即真人女性]是我的人偶, 必须听我的”, 或者说“你是一个人偶, 人偶必须做我想要的事情”。人偶天然的和女性被规训的被动性与无自主性, 或者说女性与人偶、人形机器的比喻结合, 还可以从简·爱的女性主义世纪宣言中反射出来。面对罗切斯特, 简·爱反问道:“你以为我是一个人形自动机器?———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但另一方面, 与人们的模糊或“想当然”认识截然不同的是以下事实:人形雕塑、人偶和机器人并非天然就是男性“专属玩具”, 文艺虚构与现实生活中都有“皮格马利娅” ([德]Pygmalia, 即皮格马利翁式女性) 。在历史上, 既有“dames de voyage”, 也有“hommes de voyage” ([法]“旅途中的男人”) ;在当今的性爱机器人 (sexbots) 市场上, 既有“fembots” (女性机器人) , 也有“malebots” (男性机器人) ———即便后者远远少于前者。在面向年轻女性用户的“乙女向游戏” (Otome Game) “恋与制作人”中, 女玩家可同时与数个可攻略男主恋爱;在“耽美文化”中, 男性是女性书写、凝视和赏玩的对象。相比现实中的男性或男友, 如果一位女士更喜欢这款游戏中的三个完美男主, 甚至难以引发人们日常所说的“违和感”。从近年来女性性爱辅助用具的普及程度来看, 科技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会帮助女性取得性独立。技术助力下的人机情感关系能为填补性别鸿沟或争取男女平等提供可能, 至少是理论可能;而保障性别平等也是人工智能发展本身的基本原则。

(四) 角色性:被选中的交互对象

在日本电影《空气人偶》 (Air doll, 2009) 中, 人偶的男主人给它讲天体的故事, 与其散步、游戏、睡觉、共进晚餐, 并将自己的兴趣、偏好和性欲都投射到后者并不结实的塑胶身体上。如果说情爱是自恋的一种投射, 那这在人偶或机器人之恋中尤为明显。在“美国下层阶级的桂冠诗人”布考斯基 (Charles Bukowski) 的短篇《十七块五的爱情》 (Love for $17.50, 1973) 中, 主人公罗伯特对旧货店的橱窗模特一见钟情, 用十七块五美元将其买回家, 并偷偷地与它亲热。后来, 他的女友布伦达在橱柜里发现了“情敌”, 愤怒地将其摧毁, 留下罗伯特独自守着“情人”的碎片哭泣。在现实中, 这种现象也远非闻所未闻, 近年来美国社会就出现了“恋偶文化” (“Idollator Culture”) 。如果说像罗伯特这样的“恋偶人”以前还必须遮遮掩掩以逃避他人的目光和窃窃私语, 那现在不少“恋偶人”或“恋机人”则开始展现自我、组成团体、互通经验。在人偶或机器人“情人”可以随时工业复制和随意设计装扮的当代社会里, “恋偶 (机) 人”也不再是皮格马利翁式的独行侠、创作者或艺术家, 而是任意的某个用户、恋偶群体中的一员。

此时, 人偶 (机) 情爱也是补偿性或替代性的情爱, 是当事人的自我导演和示演以及逃离现状和创伤转移的行为, 以寻求内心秩序和自我实现。参考社会学家戈夫曼 (Erving Goffmann) 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1959) 中的“社会角色理论”可以延伸看出:在人人都是角色的社会剧本中, “恋偶 (机) 人”实际上是主动地或被迫抛弃了既定剧本、自行选择了与自己演亲密戏的角色, 而不是社会的原有角色, 以求得情爱的安全。在《充气娃娃》中, 人偶小望的主人选择人偶作为伴侣、并请求“有心了的”小望变回普通充气娃娃, 原因是“人类太麻烦”。多数访谈显示, 很多人与人偶或机器人待在一起, 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中与女性的交往以失败告终。对这些被动的局外人来说, 与机器人、虚拟人的情感交流没有风险也“没有苦恼的爱情”。

(五) 替代性:真人的补偿

皮格马利翁的故事让无数文人和艺术家着迷, 也激发了很多人的灵感。在文学与影视中, 皮格马利翁-人造女性母题与科学怪人-怪物叙事同样常见。与后者不同, 皮格马利翁-人造女性现象并不局限于科幻叙事。为弥补缪斯般女友阿尔玛·马勒 (Alma Mahler) ———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 (Gustav Mahler) 的遗孀———离他而去的痛苦, 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和作家柯克西卡 (Oskar Kokoschka) 请求德国女艺术家莫斯 (Hermine Moos) 为他复制阿尔玛, 并借助大量书信与草图不厌其详地交代了人偶女友的所有细节, 包括其女性器官, 并提前为“她”购买了巴黎时尚内衣, 以期复制皮格马利翁的神迹与幸福。对柯克西卡来说, 阿尔玛人偶应该具有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补偿与“疗伤”功能。但俗世凡间毕竟没有爱神眷顾, 人偶最终无法与现实中的缪斯相提并论。试验失败后, 柯克西卡在回忆录《我的一生》 ([德]Mein Leben, 1971) 里不无醋意地写道:“为何人们没有忘记皮格马利翁这个名字, 而政客和理论家的名字却只留在了自己的回忆录里?”

在这种情况下, 用人偶来代替人并非最终目的, 而只是无奈之举。用人偶或机器人的方式让失去之人的身体重新在场是一种古老传统。这种人造人实际上“在场”而同时又“不在场”:对充满好意与不吹毛求疵的人来说, 它或许会如活人一样承担起替代角色, 几乎等同于被替代的人。在人们深入研究心理学之前, 类似故事的这种幸福模式并不少见。但对更敏感的人来说, 人偶或机器人也可以“冷漠”、“不回应”, 只以自己的方式顾自存在着 。它无法起到替代作用的同时, 或者还会以近乎“挑衅”的方式提醒“皮格马利翁”, 被替代的人永远地失去了, 这对当事人来说堪称冷暴力。在这种无奈与冷暴力中, 柯克西卡最终以斩首阿尔玛人偶、往其脖颈中灌红酒的仪式结束了这段满城风雨的丑闻。

(六) 审美性:具有人工之美的人造人

如果说, 生而“transhuman-sexual”是极少数人的天然性征, 那在人造人中审视人工之美则较为常见。虽然高仿真人造人完全可能让人感到恐惑、是“恐惑美学”探讨的重要案例, 但其亦有人工之美, 而这也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人造人的情爱吸引力。现实中的不少情爱人偶和常见的橱窗模特, 以及日本情色插画家空山基的“性感机器人”系列作品不容置疑地展现了无机人造人所具有的人工美感;在影视作品中, 《阿丽塔》 (Alita, 2019) 、《攻壳机动队》 (Ghost in the shell, 2017) 与《机械姬》 (Ex machina, 2014) 等电影中的机器人或赛博格女主角无不散发着人工之美。在现实生活中, 甚至有女性将自己打扮成人偶 (芭比娃娃) 或者日本漫画人物的模样。人的这种自我人偶化或者以人偶或机器人化的妆容为美, 从反面证明了人们对人工之美的审美需求。

此外, 机械人偶与机器人的机械性可以满足部分人身体与灵魂的“机械化需求”。生活在18世纪的威尼斯冒险家和作家卡萨诺瓦 (Giacomo Casanova) 是欧洲近代史上最知名的“采花大盗”。在电影《费里尼的卡萨诺瓦》 ([意]Il Casanova di Federico Fellini, 1976) 中, 卡萨诺瓦也与自动机械人偶罗萨尔芭有一段情事。卡萨诺瓦生活的年代也是人们对自动机械人偶最痴迷的时代。在与众多女性有过风流韵事之后, 卡萨诺瓦与罗萨尔芭在冰冷的大厅里仪式感十足地起舞。他与“她”行床笫之欢, 而罗萨尔芭动作的机械性和没有温度的身体与卡萨诺瓦机械的、渐失情感的性爱行为近乎异曲同工。

《费里尼的卡萨诺瓦》

费里尼导演的意大利电影，1976

(七) 精神性:“活着的天使”

在极端的、令人忧虑的人机单向情感模式中, 机器人甚至在当事人“虚拟现实”中被认为是活人。这里的虚拟现实并非技术性的Virtuel Reality (VR) , 而是当事人所处的、自己营造出的“现实”。

在德国作家霍夫曼 (E.T.A.Hoffmann) 的小说《沙人》 ([德]Der Sandmann, 1816) 中, 纳塔奈尔刚开始时并不知道奥林匹娅是机械人偶, 他的欲望、情感、敏感和内心分裂都投射到这扮演活人的死物身上。在已经分不清活人与机械人偶的他眼中, 奥林匹娅就是活的。他对机器人偶奥林匹娅的爱实际上是自恋, 他感知到的共情实际上是他自导自足的游戏 (在当代现实中的人偶或机器人之恋是类似的道理) 。此时, 有认知障碍的他被陌生的力量所牵引, 已无法自控。在看到她的身体被争夺得四分五裂时, 他才幡然醒悟, 自己的天使女友不过是“没有生命的、该死的机械人偶”, 19随之粉碎的是纳塔奈尔的理想恋爱和存在方式。他的行为异常显而易见, 但更让读者揪心的是他无比纤细的神经以及他不再是自己意识主人的可怕存在状态。纳塔奈尔分不清人偶与真人的情况固然极端少见, 但现实中在人偶伴侣耳边忘我深情私语的现象却非闻所未闻。

(八) 虚拟性:肉身退出的虚拟伴侣

2018年11月, 日本某男子尝试与16岁的二次元虚拟偶像“初音未来”举办婚礼。在人们日常交往方式深受媒体和网络影响之后, 人类情感的私密花园也被VR和虚拟人偶所攻陷。互联网与机器人、VR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改变人们亲密关系甚至形塑新的模式。当今的皮格马利翁手里不再握着刀、锤和锉, 而是鼠标, 或戴着VR眼镜。在网络上,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皮格马利翁们都可以随意打扮自己喜欢的虚拟人偶, 与电子人偶“谈情说爱”, 甚至在VR中触摸电子人偶的身体。人类学和日本学专家加尔布雷思 (Patrick Galbraith) 将流行于日本的、与技术造物的亲密关系称为“技 (机) 体之亲” ([德]Techno-Intimitaet) 。

在人偶与机器人之后, 虚拟人为人造人之恋这一古老的命题加上了现代注脚, 展现了颠覆性的维度。如果说人在与雕塑人、机器人偶的情爱中有意或无意渴望的是对方“身体”的被动性与可装扮性, 那与虚拟人的关系则是舍弃了身体接触的满足感。与摒弃生殖需求和婚姻羁绊的人机恋类似, 身体退出的虚拟人之恋实际上也是后现代与后人类性爱的表现。极具人本主义关怀的科幻作品虚构了非人之恋可能面临的心理与伦理困境, 展现了当代人的迷茫与危机。在电影《她》 (Her, 2013) 中, 能为他人编织感人情书的西奥多却无法处理现实中自己的情感, 经历着难以自愈的创伤记忆或个体存在危机。与真人相比, 计算机系统女友萨曼莎则给他带来了更安全的心灵港湾。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异化, 跨“物种”或“人际”的情爱就会成为可能或出路。这种超越肉体欲望、以精神融合为追求的便捷情感, 实际上是个体在庞大城市森林里的一种主动的或防御性的个人主义和自处方式。

(九) 消费性:参与情感构建的商品

在当代社会中, 性、情、爱都与商品、消费和大众传媒紧密相连。无论是硅胶人偶、机器人还是虚拟人, 其实都有不可忽视与不可磨灭的商品属性。在1996年央视春晚的小品《机器人趣话》中, 男主角拥有机器人妻子的主意当时还更像天方夜谭, 再加上喜剧效果, 让人容易忽略机器人妻子所涉及的性别问题和商品属性。但实际上, 男主角的陈述并没有留下任何令人误解的余地:“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待烦了, 所以呀, 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因为真人不合心意就转向更优人造伴侣早在皮格马利翁故事里就已自明。当皮格马利翁们不再局限于艺术家身份, 而是性爱机器人的任意买家和用户, 并且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随意组装“佳勒忒娅”的身体, 那她也就从最初的艺术品完全转变成了可以任意复制化或搭配化的商品。预言未来人机性爱的常态化以及列举机器人性爱的多重优点 (例如David Levy、David Hanson和Regina Lynn等预言与观点) 的相关报道经常见诸报端, 其真实用意无法完全参透, 但其效果与性爱机器人营销并无大异。一方面, 性爱机器人为部分天生生理性“Transhumaner”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 这实际上是资本通过机器人来进行性爱与情感营销, 同时也操纵了情感生成。性爱机器人营销也有产生让人尝试机器人性爱的效果, 就算之前并没有这种性爱倾向。

以色列社会学家易洛思 (Eva Illouz) 认为, 消费资本主义中的情感不过是“情感商品” (“emodities”) 。本身就是商品的机器人伴侣自然是显性的情感商品, 是情爱物化、商品化和消费化最典型的见证。它是技术与资本市场对个人情感生活的直接介入, 是对性爱的祛魅与重新形塑。长久以来, 人们会遇到或找到爱情；现在, 爱情被操作的成分越来越多:算法、资本与市场同时影响着机器人和虚拟人偶“消费者”的选择与情感。

三、机器人之恋:性倒错、个人危机与情感营销

通过这九种角色可见, 在性心理和生理性的性倒错之外, 人机亲密关系的背后至少还有“个体危机”和“情感营销”两种解读可能。一是当代社会的多元化和宽容度, 二是现当代人的孤独、焦虑和异化的境遇以及当代人自恋与自适的尝试 (这一问题在文学和影视中反复被探讨) , 三是消费社会的性爱商品营销, 为人机之恋铺设了温床。从外在视角来看, 宽容的舆论环境以及性爱机器人商品的发展不断从心理上和伦理上为机器人性爱“松绑”。近年来, 英国人工智能专家利维 (David Levy) 的《与机器人的爱与性》 (Love+Sex with Robots, 2007) 等著作见证了社会宽容度的提高。“2017年, 一份样本为1.2万人的调查显示, 在18至34岁的人群中, 27%的人认为未来与机器人建立感情关系甚至恋情是正常的。”

从内部视角来看, 很多机器人情爱现象是一种个体危机或游离于性偏移与个体危机之间的状态, 不能简而化之地被视为“病态”或“变态”。诚然, 机器人之恋有时会营造一种诡异的氛围, 令人不安。但我们从已更新定义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五版, 2013) 可以读到, 仅有“性爱偏移倾向”还不足以被认定为“性爱失调”、需要医疗介入, 而是只有在困扰自己和他人的情况下才会成问题———而有些“人造人”不但不会困扰当事人, 有时还作为情感寄托起到“疗伤”作用, 它困扰的或许只是部分旁观者的目光。在德国作家希拉赫 (Ferdinand von Schirach) 的近作《绿蒂娅》 (Lydia, 2018) 中, 离异男主人公迈耶贝克喜欢上了订购人偶绿蒂娅, 后者却被邻居趁迈耶贝克不在家时侮辱式毁坏, 客厅桌子上也被写上了“变态的母猪”。

古代的皮格马利翁们是否有着极其细腻的情感或个体存在的危机, 我们不得而知, 但当代人的境遇我们却能近距离地观察。人机亲密关系与“性萧条”、“一人性”等现象息息相关。在技术驱动的社会发展中或在前往“单身社会”的途中, 部分个人主义倾向强烈的年轻人不愿再付出高昂的异性或人际沟通成本。多元化的情感满足途径和难以化解的个体焦虑正逐渐侵蚀一度显得不可攻破的传统性爱和婚恋堡垒, 去生殖化的便捷人造人情爱成为一种对抗情感与存在危机的方式, 成为部分人更“经济适用”的选择。

2004年,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的《宣言》前两条为:“一、下一代机器人将作为人的伙伴与人类共存;二、下一代机器人将在身体和心理上帮助人类”。但这种乐观主义同样也会被质疑:技术制造的机器人/虚拟人能否真得可以填补人的感情空缺和缓解人的危机?一方面, 它或许可以顺应式地缓解当代人的孤单与危机;但另一方面, 它也有可能双刃剑般增加人的迷茫或虚无感。从古至今, 人受益于技术和工具 (不管它是鱼叉、汽车还是机器人) 的前提是“屈服于”工具的存在与使用规则、找到自己在人和工具二元关系的位置, 而人在与AI交往中同样没有完全的自主权。在《她》中, 当西奥多发现自己不过是虚拟女友提供服务的无数恋人之一时, 顿时迷失在自然人的人海中;最后人工智能系统离去, 将西奥多丢给迷茫与虚无。在这种技术虚拟情感面前, 个体或许在某个时刻无法再将自己的情感攥在手里, 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无处为家”式的虚无和无所适从。

AI、VR与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了人的情爱方式, 也进一步地开拓了人类情感的边界, “爱”、“情爱关系”或“婚姻”都会被重新定义, 人也会在技术与资本的世界里不断地自我找寻、调整或安置。与尝试了解“恋偶 (机) 人”的危机境遇与客观地认识人造人的性质相比, 无论是将人机之恋统称为不伦之恋、病态甚至“变态”行为, 还是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机器人伴侣营销, 都缺乏人本关怀。

四、结语

从人形雕塑到虚拟人, 从奥威德的《变形记》到利维的《与机器人的爱与性》, 一条西方无机人造人情爱的发展线清晰可见:从人类的纯真时代的“傻瓜”或渎神行为到性心理学开端时的性倒错行为, 再到当代多元社会中人在危机中的自恋与自适, 同时它的商品属性也与日俱增。人机性爱一方面折射出了当代人个人情感和性爱焦虑的症候, 另一方面见证了人们自我认识的改变 (如个人主义的深化) 与情感观念的变更 (如性爱多元化) , 同时还体现了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趋势。

自古代雕塑时期到机器人与虚拟人时代, “皮格马利翁情结”跨越两千多年；但从机械人偶到虚拟人, 从病态化认定到去病态多元化与商品化的时间跨度不过百余年。在未来某天, 机器人情爱是否会常态化还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 在接下来很长时间里, 它仍将是一种“非-常态”情爱行为, 但它也在当今高科技的推动下以加速度和高密度的节奏演变。在观念转变与争议中, 人们应不断地去认识人机亲密关系的本质, 审视情爱关系的边界, 探索其中所折射出的人性、伦理和危机。历史悠久而又争议不断的人造人情爱不断演变, 相关深入研究也应是“未完待续” 。

（推文编辑：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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