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Shaw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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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 | 煤城往事：戏里戏外
《煤城往事》与美国早期工运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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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先了解美国的农民变成工人，和整个城镇化的过程。城镇化，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工业化。土地层面上，是把农地变成工厂和配套的城镇设施；人力劳动层面上，从农民（更多是自耕农）变成工人。即资本家“收购”农民土地建厂，然后农民进厂打工。有些不愿意被工厂束缚的失地农民，就流浪在山野之间，成为了流民/山民，这就是电影中在罢工营地赶走侦探社的人。农民们因为被糊弄而失去土地，变成了工资奴隶，所以他们也自嘲地说，他们自个儿是“白皮的印第安人”。那么资本家如何夺得农民土地？首先，这些农民算是小农经济，经营小范围种植，以及打猎砍柴来获得肉类和燃料，一般是自给自足，不够的话还得去一些商店赊账来买粮、种子和肉。而一般资本家看中那块地方，就派人去那个地方低价收购。好听点叫收买土地，难听点（实际上）就是欺诈。因为他们原先承诺，他们买了土地，然后会再租给原住户，不会赶走它们，但是最后却提高租金或者动用武力赶走。最后一些人流落他乡，或者进厂打工，变成山民/流民；一些流民一边流浪，一边会给农场打零工，《愤怒的葡萄》就是讲述流民工人的故事。因为消息封闭的缘故，农民们不知道资本家的诡计，所以很容易中招。片中的治安官是同情并帮助工人的，因为他类似于工人亲戚或者是同一个镇的熟人，所以愿意帮助矿工，这就有点像同乡工友的带头人，不过他是官方人员，比起工人的带头人要更有力量。2.
首先，我们在片头就能看到，公司的工厂和城镇是“独立王国”，这里距离大城市很远，工人难以接触外界，所以他们衣食住行全都依靠公司提供，他们不能用政府发行的货币，因为只有公司发的券才能买东西，他们的所有谋生工具也是向公司租借或者购买的。换句话说，他们赚的工资等于全部还给公司，这就更接近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对资本主义的称呼：工资奴隶制度。其次，除了明面的资本家和代理人，即资方/管理层，我们还可以看到资方的打手。片中所谓的侦探所就是反工会打手，是资产阶级聘用来阻拦工人建会的走狗，最出名的反工会打手机构当属平克顿侦探社。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只是因为他们不可能直接说自己是暴力流氓。后来罗斯福新政，法律允许工人建会，这些侦探社渐渐退出反工会活动。最后，也是公司的杀手锏：以土地属于公司为由，赶走工人。因为工人“租”了他们的房屋，他们违反了公司不准建会的要求，所以公司有权要他们离开，赶走工人的任务当然是由侦探社承担，这种桥段在美国工运里面屡见不鲜。3.
作为工人组织者，乔刚来到煤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工人们克服分歧，不要再搞地域和种族的内斗，必须所有工人一起，不分种族，即“一个大工会”（one big union）。我们可以看到，白人是本地人，他们在建会的罢工上最积极；而以缺衣汉为首的黑人原来是被运来顶替罢工者的，也就是充当工贼，最后在缺衣汉带领下加入了建会斗争；而非本土的意大利人（美国的二等公民，移民），一听到工会（syndicato）就非常犹豫，因为他们在意大利也见过类似的工团主义，他们作为移民，更希望的是在美国这个“机会天堂”赚钱，平静过日子。所以原本是不想加入斗争，可是在经历一系列的资方盘剥和工人的团结之后，他们也加入了罢工阵营。我们可以看到组织者用的方式，先是参加本地工人的会议，但是本地工人都是白人，外来的黑人和意大利人难以接触，所以他直接找到各个群体的带头人。在公司赶走工人之后，他们在山上扎营，也成为了在镇子外的流民。工人们互助生活也是一个亮点，小牧师和他的母亲的小旅馆，就是一个帮助工人的节点。除此之外，在山上扎营坚持斗争，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他们的苦中作乐——在空地打棒球，一起驱赶荷枪实弹的侦探社员，美国本地人和意大利人的分歧也渐渐消弭。除了内部的互助，同样的，他们也得到了其他工会或者周边地区群众的资助。4.
不像一些非常主张力比多消耗的无产阶级文艺，这部电影克制了情绪和暴力发泄，它除了展示工人生活与斗争，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南方矿战的结局。- 工贼和奸细。黑人被当做工贼运来煤城，但是他们不愿意出卖罢工者，所以加入了罢工行列。餐馆老板假意帮助工人，但是从一开始就拒绝外地人入会，并且利用寡妇布莱迪传播谣言，分化工人和工会组织者。
- 在工厂之外的斗争。不同岗位、不同种族的女性在家务和生活习惯中争吵，最后逐渐体谅对方。小牧师在传道时传播工人同工同酬的思想，借圣经故事来暗中透露乔被餐馆老板陷害的真相，挽救了乔和整个罢工斗争。他逐渐从牧师成长为工人组织者，拥有出色的演讲说服能力，最后的葬礼更是导向了实际的无神论（要在现世斗争），这和《愤怒的葡萄》里面的牧师异曲同工。
- 组织者的坚持和无奈。乔希望和平解决，不要开枪，不要给资方动用武力的借口。但是工人们已经等不及了，和平反抗无法避免地演变为血腥的枪战，最后牺牲的除了工人，还有乔。
除了说明组织者的无奈，以及工人们忍无可忍的暴躁。更重要的是，罢工不只是罢工，经济斗争的最终解决只能是诉诸政治和武力。虽然矿工们开枪过于急躁，但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决战不可避免。乔只是一个工会组织者，煤城也是弹丸之地，这里难以承担更大的斗争任务。在1919年的西雅图和1970年代的明尼苏达，那里的工人把工会斗争扩展到整个城市，完全掌握了经济命脉，实际上悬置了老板和国家，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独立王国”（如俄国的苏维埃）。如果不能演变并保持独立的苏维埃，乃至联合运作的跨地域的公社，那么无产阶级的斗争仍会以悲剧收场。另一种改良主义的政治方式，则是二战期间的罗斯福新政，国家劳动关系法案出台，国家允许工人建立工会。可是我们都知道，法条的东西从来是不能当真的，由于战争和各种原因，资方依旧阻挠或者收编工会。二战后，反工会法案（Taft Hartley Act）卷土重来。法案要求工会服从公司，变相限制工会运作，并且禁止野猫罢工（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要求工会成员声明自己是非共产党人，国家有了中止“危害社会”的罢工的法定权利，工会不只是被绑住手脚，甚至和资方狼狈为奸，这就是《社会中坚》所讲述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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